佛教對中華文化的影響
源自於印度的佛教在漢魏晉時期傳入中國之後,歷經各朝代的論難、衝突、創新、調和之後,到了明清時代,佛教與儒家、道家終於融通而共成為中華文化的主要內涵。
儒家雖仍是中華文化的主流,但每當提及中華文化時,常是儒釋道三家並舉,由此可知佛教對中華文化的重大影響。這點同時意味著原本是外來文化的佛教已經去「印度化」,而成功地轉型為「中國化」;而去「印度化」正是指去除或弱化印度與中華文化之間的重大歧異----異質性,而中國化就是匯通或調和印度與中華文化的相通之處----同質性。
佛教以新的面貌及內容適應、調和、同化於中華文化的自然人文環境中,並對中華文化的內容發生實質的影響。 中國佛教、日本佛教、印度佛教、西藏佛教,是當今世界佛教的四大主要佛教系統,這意指印度的佛教向外傳播到各國以後,由於佛教本身或印度思想文化的特性的緣故,在各國成功地融入各國固有的文化中,而使得佛教不僅國際化與地方化,並且在相當程度上仍保有印度佛教的特有的人文精神。
從印度文化史的發展來看,大體說來,古代印度文化扮演著文化輸出者的角色,對中亞、西亞、東南亞、東北亞具有深遠的影響,但反過來,這些地區的文化卻對印度文化影響很少,甚至幾乎毫無任何影響,如中華文化受到印度文化的佛教很大影響,但印度文化並不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至於印度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互相影響方面,中世紀時,伊斯蘭教約直到十世紀以後,而近代歐洲文化,尤其是英國,則晚到約十八世紀才開始。
古代印度文化以佛教為主(在東南亞以印度教為主)輸出各國而成功地影響各國文化,它是以和平仁愛的方法,而且只限定在宗教、哲學的精神文明領域中從事文化交流,因此,少有政治或軍事上的衝突發生。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幾次「法難」並非佛教本身的緣故,而是由於中國帝王基於維護其政治利益或信仰或中華文化而迫害佛教,即使如此,也未因此而造成佛教徒群起武裝衝突。
反過來看,中世紀以及近代的印度文化主流印度教與西亞、歐洲則是互相影響,但由於各自堅持絕對信仰各自的上帝,而造成衝突、戰爭、妥協、不協調,不只發生在宗教、哲學上,且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方面,直到如今仍不能真正解決彼此文化上的衝突。 佛教對中華文化的各個層面具有廣泛而普遍的影響,這裡主要針對佛教在哲學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重大影響加以說明。
佛教在哲學上的影響,可舉東晉格義佛教與宋明理學兩個例子作為說明。格義佛教是指佛教借用東晉時風行於知識份子之間的清談玄學學風,將大乘佛教般若性空的概念加以定義而使它玄學化,以道家老莊思想來解釋佛學,以便於會通道家與佛教思想,而當時的格義佛教形成三家六宗。
例如:心無宗認為「無心於萬物」就是佛教所說的性空,而不能正確理解性空就是緣起的道理。這種做法雖然不能正確明白闡揚性空的意義,但卻能被中國知識份子所理解並因此接受佛教,佛教界再進而以佛教的概念來說明它的真義(後來因鳩摩羅什才使佛教般若性空思想回歸它的原意),到了隋唐時代佛教思想的地位終於確立,並進而影響宋明理學。
宋儒雖然基於儒家為中華文化的道統而強烈排斥佛教,但卻從佛學獲得很大啟發,尤其以佛教的禪宗及華嚴宗對理學影響最大,例如:禪宗講明心見性,宋儒受到禪宗的影響而提出重新詮解四書的新觀點,而有朱熹主張「格物窮理」、陸九淵指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學因此興起,又稱心學。朱熹主張「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這種對太極的解釋相同於華嚴宗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概念來說明現象(事物)與本體(理)互相無礙而存在的觀點。
此外,禪宗的坐禪、禪宗語錄體裁、禪宗的頓悟(朱熹以豁然貫通說明格物致知)也都被理學思想家所借用。 佛教在宗教上的影響,可說是由於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中國才有正式的宗教。在此之前中國雖已祭祀天地、祖先及山川諸神,但並沒有正式的宗教組織制度,至於所謂傳統宗教的道教的形成一般認為是在佛教傳入之後。
佛教的出家僧侶、在家信徒的齋戒、業報輪迴影響了道教,而齋戒及業報輪迴的觀念更是普遍深植於民間信仰中。佛教出世捨家修道的做法全然不同於中華文化所重視的入世孝養的價值觀,雖然曾被斥為不孝(僧侶禁慾而無後嗣)、破壞家庭的倫常(捨家、剃髮、不祭祀祖先),但僧侶的出世價值觀認為出家修道而修持戒(道德)定(靜慮心思)慧(體悟佛法),不僅為去除個人煩惱以求解脫,並且以慈悲及利濟眾生為本懷,超越狹隘的家國觀念,具有真正無上的功德。佛教的齋戒是指五戒以及為貫徹其中不殺生戒所實踐的素食主義(每月於六齋日素食,特別是初一及十五),而五戒是指不殺生、不邪淫、不偷盜、不妄語、不飲酒的道德行為規範,特別是前四者對於中國宗教及社會教育具有重要的意義及影響。
佛教業報輪迴主張人死後身體雖腐壞但心識在過去未來及現在三世仍不滅,且相信將依照生前的三種或善或惡的行為(身體、語言、思維)所餘留的力量(業)而決定來世受到或善或惡的果報而一再地流轉(輪迴)於六道(天、人、阿修羅、畜生、地獄、惡鬼等六種由高至低的生命形態)之中,除非專一於且完成佛教戒定慧的修道工夫。這種三世因果業報的觀念也對中國宗教及社會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
與此相關的,則是民間大眾普遍在手中佩帶佛珠且唸誦佛號(阿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名稱),祈求平安吉祥,希望能於死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淨土)。 佛教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極大,由於大量的梵文佛經在歷代翻譯成為中文而形成翻譯文學,因此,而造成中國文學在表現形式及內容上的變革。
佛經的翻譯文體使用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詩偈與散文同時並用,促成中國山水田園詩派的發達,如陶淵明、謝靈運、王梵志、寒山、拾得、王維、孟浩然等人,進而影響中國的詩學理論,如宋代嚴羽主張詩道在於妙悟有如禪悟,而清代王漁洋繼而主張作詩在於神韻。其次,佛經往往帶有小說或戲曲的形式,如《本生經》、《譬喻經》、《佛本行經》、《佛所行讚》、《普曜經》等,都具有長篇故事並且表現出極大的想像力,這促成中國小說及神話故事的發達,這方面的小說如《搜神記》、《冥祥記》、《續齊諧記》、《聊齋誌異》、《西遊記》。
佛經的長篇故事中長可見到採取大故事中套上小故事的一連串故事的表現形式,這種特色也被使用在《續齊諧記》中的許彥鵝龍這個書生故事中;而《西遊記》中的神猴孫悟空,被認為是取自印度非佛經文學的印度教史詩文學《羅摩耶那》之中的神猴哈努曼(Hanuman)一角。
此外,佛教僧侶為向大眾傳教而在中國產生新的文體,如俗文、變文(如維摩變文)、俗歌(如淨土讚)。另外,誦讀佛經的聲調也影響了中國聲韻學的產生。古代印度的聲明論(婆羅門書以十四字統一切音的方法)隨著佛教傳入中國,魏代孫炎基於印度的音韻而創立反切法,到了梁朝沈約再創立平上去入的四聲的區別,唐代守溫再作成三十六個字母,如今的國語注音符號就是由增減這三十六個字母所形成。
佛教對中國藝術上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佛寺建築、佛像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面。據悉「寺」原本是漢代的官方機構,因帝王為安置僧侶並為翻譯佛經的需要而賜予佛教僧侶,寺廟的宗教意義從佛教開始,普遍影響及於中國宗教寺、廟、庵、堂、觀、壇的建立與發展。寺廟建築藝術始於佛教,廣佈於中國內陸及沿海各地,如中國五大名山的天台山、九華山、峨嵋山、嵩山(少林寺)、普陀山,與此相關的石窟藝術也是始於佛教,如著名的敦煌千佛洞石窟、雲崗石窟。
敦煌的壁畫不只是繪畫藝術,也與文學及音樂密切相關,它就是變文,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不只以彩繪畫在石壁上,在講述這變文的故事時,先用散文講述,再用韻文(多是七言為主)歌唱一次。而變文就是由唱導(宣唱佛法的道理)演變而來,唱導又由轉讀(讀誦佛經需有一定的音調節奏)而來,而轉讀是由梵唄(印度的歌詠歌讚)分化出來。此外,中國山水畫的意境及畫風也受到禪宗的啟發及影響。
佛教傳入中國後,不論對知識份子或社會大眾,幾乎對任何層面或領域,都具有廣泛及深遠的影響。俗諺「家家觀音,戶戶彌陀」、每月初一及十五素食齋戒普遍實行、接受三世善惡因果報應、拜佛念佛消災祈福、佩帶佛珠及佛像、家中設立佛堂、建寺造佛像、佛俱店林立、供養僧侶、布施的慈濟行為並相信福報功德;另外,人死後,家屬請僧侶做佛事念佛誦經超度亡靈,將死者安置在佛寺靈骨塔中或設立往生牌位,這些都是佛教普遍深入庶民生活的例證。
為何古代印度文化的佛教在傳入中國後,終究能融入中華文化中並影響中華文化?主要可能是因為中華文化重視入世及經世致用的世俗學問而少關注出世或宗教的層面,而印度佛教恰好補足了中華文化的這項不足之處,同時,佛教的人文精神、情操與作風又可相通於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
因此,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雖然最初流行於知識份子(士大夫)之間,後來得力於帝王的支持、商人的貢獻,最後才成為社會大眾(庶民)的信仰,但佛教自始都刻意侷限在精神文明的領域中,力求避免政治的介入,因此,我們大致上可以說,正是由於佛教的本質以及超然的風範及作風,而贏得上層的支持,而將佛教的影響力由哲學、宗教的精神領域,自然而然地、漸進地、和平地、沉潛地、普遍地、全面地延伸且影響到文學、語言、教育、藝術、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等各層面。
歸結來說,印度文化的佛教之所以能融入中華文化的可能的原因如下:
(1)古代印度文化與中華文化都是農耕文化型態,而且都源於各自的兩河文明。
(2)雙方的文化都具有仁愛和平、民胞物與、相通於天人合一的精神。
(3)中華文化的世俗的經世致用之學(儒家)以及其他不足之處,恰好由印度佛教的宗教出世之學及相關內容予以彌補。
(4)佛教僧侶到印度或由中亞取得大量佛經並將它翻譯並加以系統化地闡揚。
(5)歷代帝王、知識份子以及商旅普遍支持。
(6)普遍推動及彌補了一般庶民在社會教育及宗教教育上的不足之處。
(7)印度佛教會通中國的儒家、道家以及社會型態及生活方式,將佛教的內容及形式變革轉型成為中國化的佛教。這才是關鍵所在。
(原載於 91 年4 月4 日《中央日報》中央副刊II第19版)
儒家雖仍是中華文化的主流,但每當提及中華文化時,常是儒釋道三家並舉,由此可知佛教對中華文化的重大影響。這點同時意味著原本是外來文化的佛教已經去「印度化」,而成功地轉型為「中國化」;而去「印度化」正是指去除或弱化印度與中華文化之間的重大歧異----異質性,而中國化就是匯通或調和印度與中華文化的相通之處----同質性。
佛教以新的面貌及內容適應、調和、同化於中華文化的自然人文環境中,並對中華文化的內容發生實質的影響。 中國佛教、日本佛教、印度佛教、西藏佛教,是當今世界佛教的四大主要佛教系統,這意指印度的佛教向外傳播到各國以後,由於佛教本身或印度思想文化的特性的緣故,在各國成功地融入各國固有的文化中,而使得佛教不僅國際化與地方化,並且在相當程度上仍保有印度佛教的特有的人文精神。
從印度文化史的發展來看,大體說來,古代印度文化扮演著文化輸出者的角色,對中亞、西亞、東南亞、東北亞具有深遠的影響,但反過來,這些地區的文化卻對印度文化影響很少,甚至幾乎毫無任何影響,如中華文化受到印度文化的佛教很大影響,但印度文化並不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至於印度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互相影響方面,中世紀時,伊斯蘭教約直到十世紀以後,而近代歐洲文化,尤其是英國,則晚到約十八世紀才開始。
古代印度文化以佛教為主(在東南亞以印度教為主)輸出各國而成功地影響各國文化,它是以和平仁愛的方法,而且只限定在宗教、哲學的精神文明領域中從事文化交流,因此,少有政治或軍事上的衝突發生。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幾次「法難」並非佛教本身的緣故,而是由於中國帝王基於維護其政治利益或信仰或中華文化而迫害佛教,即使如此,也未因此而造成佛教徒群起武裝衝突。
反過來看,中世紀以及近代的印度文化主流印度教與西亞、歐洲則是互相影響,但由於各自堅持絕對信仰各自的上帝,而造成衝突、戰爭、妥協、不協調,不只發生在宗教、哲學上,且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方面,直到如今仍不能真正解決彼此文化上的衝突。 佛教對中華文化的各個層面具有廣泛而普遍的影響,這裡主要針對佛教在哲學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重大影響加以說明。
佛教在哲學上的影響,可舉東晉格義佛教與宋明理學兩個例子作為說明。格義佛教是指佛教借用東晉時風行於知識份子之間的清談玄學學風,將大乘佛教般若性空的概念加以定義而使它玄學化,以道家老莊思想來解釋佛學,以便於會通道家與佛教思想,而當時的格義佛教形成三家六宗。
例如:心無宗認為「無心於萬物」就是佛教所說的性空,而不能正確理解性空就是緣起的道理。這種做法雖然不能正確明白闡揚性空的意義,但卻能被中國知識份子所理解並因此接受佛教,佛教界再進而以佛教的概念來說明它的真義(後來因鳩摩羅什才使佛教般若性空思想回歸它的原意),到了隋唐時代佛教思想的地位終於確立,並進而影響宋明理學。
宋儒雖然基於儒家為中華文化的道統而強烈排斥佛教,但卻從佛學獲得很大啟發,尤其以佛教的禪宗及華嚴宗對理學影響最大,例如:禪宗講明心見性,宋儒受到禪宗的影響而提出重新詮解四書的新觀點,而有朱熹主張「格物窮理」、陸九淵指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學因此興起,又稱心學。朱熹主張「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這種對太極的解釋相同於華嚴宗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概念來說明現象(事物)與本體(理)互相無礙而存在的觀點。
此外,禪宗的坐禪、禪宗語錄體裁、禪宗的頓悟(朱熹以豁然貫通說明格物致知)也都被理學思想家所借用。 佛教在宗教上的影響,可說是由於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中國才有正式的宗教。在此之前中國雖已祭祀天地、祖先及山川諸神,但並沒有正式的宗教組織制度,至於所謂傳統宗教的道教的形成一般認為是在佛教傳入之後。
佛教的出家僧侶、在家信徒的齋戒、業報輪迴影響了道教,而齋戒及業報輪迴的觀念更是普遍深植於民間信仰中。佛教出世捨家修道的做法全然不同於中華文化所重視的入世孝養的價值觀,雖然曾被斥為不孝(僧侶禁慾而無後嗣)、破壞家庭的倫常(捨家、剃髮、不祭祀祖先),但僧侶的出世價值觀認為出家修道而修持戒(道德)定(靜慮心思)慧(體悟佛法),不僅為去除個人煩惱以求解脫,並且以慈悲及利濟眾生為本懷,超越狹隘的家國觀念,具有真正無上的功德。佛教的齋戒是指五戒以及為貫徹其中不殺生戒所實踐的素食主義(每月於六齋日素食,特別是初一及十五),而五戒是指不殺生、不邪淫、不偷盜、不妄語、不飲酒的道德行為規範,特別是前四者對於中國宗教及社會教育具有重要的意義及影響。
佛教業報輪迴主張人死後身體雖腐壞但心識在過去未來及現在三世仍不滅,且相信將依照生前的三種或善或惡的行為(身體、語言、思維)所餘留的力量(業)而決定來世受到或善或惡的果報而一再地流轉(輪迴)於六道(天、人、阿修羅、畜生、地獄、惡鬼等六種由高至低的生命形態)之中,除非專一於且完成佛教戒定慧的修道工夫。這種三世因果業報的觀念也對中國宗教及社會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
與此相關的,則是民間大眾普遍在手中佩帶佛珠且唸誦佛號(阿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名稱),祈求平安吉祥,希望能於死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淨土)。 佛教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極大,由於大量的梵文佛經在歷代翻譯成為中文而形成翻譯文學,因此,而造成中國文學在表現形式及內容上的變革。
佛經的翻譯文體使用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詩偈與散文同時並用,促成中國山水田園詩派的發達,如陶淵明、謝靈運、王梵志、寒山、拾得、王維、孟浩然等人,進而影響中國的詩學理論,如宋代嚴羽主張詩道在於妙悟有如禪悟,而清代王漁洋繼而主張作詩在於神韻。其次,佛經往往帶有小說或戲曲的形式,如《本生經》、《譬喻經》、《佛本行經》、《佛所行讚》、《普曜經》等,都具有長篇故事並且表現出極大的想像力,這促成中國小說及神話故事的發達,這方面的小說如《搜神記》、《冥祥記》、《續齊諧記》、《聊齋誌異》、《西遊記》。
佛經的長篇故事中長可見到採取大故事中套上小故事的一連串故事的表現形式,這種特色也被使用在《續齊諧記》中的許彥鵝龍這個書生故事中;而《西遊記》中的神猴孫悟空,被認為是取自印度非佛經文學的印度教史詩文學《羅摩耶那》之中的神猴哈努曼(Hanuman)一角。
此外,佛教僧侶為向大眾傳教而在中國產生新的文體,如俗文、變文(如維摩變文)、俗歌(如淨土讚)。另外,誦讀佛經的聲調也影響了中國聲韻學的產生。古代印度的聲明論(婆羅門書以十四字統一切音的方法)隨著佛教傳入中國,魏代孫炎基於印度的音韻而創立反切法,到了梁朝沈約再創立平上去入的四聲的區別,唐代守溫再作成三十六個字母,如今的國語注音符號就是由增減這三十六個字母所形成。
佛教對中國藝術上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佛寺建築、佛像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面。據悉「寺」原本是漢代的官方機構,因帝王為安置僧侶並為翻譯佛經的需要而賜予佛教僧侶,寺廟的宗教意義從佛教開始,普遍影響及於中國宗教寺、廟、庵、堂、觀、壇的建立與發展。寺廟建築藝術始於佛教,廣佈於中國內陸及沿海各地,如中國五大名山的天台山、九華山、峨嵋山、嵩山(少林寺)、普陀山,與此相關的石窟藝術也是始於佛教,如著名的敦煌千佛洞石窟、雲崗石窟。
敦煌的壁畫不只是繪畫藝術,也與文學及音樂密切相關,它就是變文,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不只以彩繪畫在石壁上,在講述這變文的故事時,先用散文講述,再用韻文(多是七言為主)歌唱一次。而變文就是由唱導(宣唱佛法的道理)演變而來,唱導又由轉讀(讀誦佛經需有一定的音調節奏)而來,而轉讀是由梵唄(印度的歌詠歌讚)分化出來。此外,中國山水畫的意境及畫風也受到禪宗的啟發及影響。
佛教傳入中國後,不論對知識份子或社會大眾,幾乎對任何層面或領域,都具有廣泛及深遠的影響。俗諺「家家觀音,戶戶彌陀」、每月初一及十五素食齋戒普遍實行、接受三世善惡因果報應、拜佛念佛消災祈福、佩帶佛珠及佛像、家中設立佛堂、建寺造佛像、佛俱店林立、供養僧侶、布施的慈濟行為並相信福報功德;另外,人死後,家屬請僧侶做佛事念佛誦經超度亡靈,將死者安置在佛寺靈骨塔中或設立往生牌位,這些都是佛教普遍深入庶民生活的例證。
為何古代印度文化的佛教在傳入中國後,終究能融入中華文化中並影響中華文化?主要可能是因為中華文化重視入世及經世致用的世俗學問而少關注出世或宗教的層面,而印度佛教恰好補足了中華文化的這項不足之處,同時,佛教的人文精神、情操與作風又可相通於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
因此,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雖然最初流行於知識份子(士大夫)之間,後來得力於帝王的支持、商人的貢獻,最後才成為社會大眾(庶民)的信仰,但佛教自始都刻意侷限在精神文明的領域中,力求避免政治的介入,因此,我們大致上可以說,正是由於佛教的本質以及超然的風範及作風,而贏得上層的支持,而將佛教的影響力由哲學、宗教的精神領域,自然而然地、漸進地、和平地、沉潛地、普遍地、全面地延伸且影響到文學、語言、教育、藝術、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等各層面。
歸結來說,印度文化的佛教之所以能融入中華文化的可能的原因如下:
(1)古代印度文化與中華文化都是農耕文化型態,而且都源於各自的兩河文明。
(2)雙方的文化都具有仁愛和平、民胞物與、相通於天人合一的精神。
(3)中華文化的世俗的經世致用之學(儒家)以及其他不足之處,恰好由印度佛教的宗教出世之學及相關內容予以彌補。
(4)佛教僧侶到印度或由中亞取得大量佛經並將它翻譯並加以系統化地闡揚。
(5)歷代帝王、知識份子以及商旅普遍支持。
(6)普遍推動及彌補了一般庶民在社會教育及宗教教育上的不足之處。
(7)印度佛教會通中國的儒家、道家以及社會型態及生活方式,將佛教的內容及形式變革轉型成為中國化的佛教。這才是關鍵所在。
(原載於 91 年4 月4 日《中央日報》中央副刊II第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