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彷彿看見天上的蔣公,正在默默地注視著他的大陸和台灣,他的後人和他的黨,還有他飄零海外的終生日記,雙眼含淚,
一臉憂傷……
一臉憂傷……
我之所以要寫這本小冊子,是因為不能反思和釐清蔣介石的功與「罪」,就無法說清中華民族於辛亥之後的這一百年該是何等地艱難和痛苦。何況,1949 年的勝利者及其御用的學者們,直至今天還在「想方設法、變著花樣」地在繼續侮辱著他,藉以反撲與分化中國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運動,用以削弱它的輝煌成果。
辛灝年
目錄
前言 :頁七
第一篇:中共學者要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頁十一
參考文章1:怎樣評價蔣介石?—未了的一點論述:頁七四
第二篇:中共學者指斥蔣介石「他還是不抵抗!」:頁八三
第三篇:中共學者鄙視蔣介石「沒有政治智慧、早年好色孤僻:頁一三七
參考文章3:「五胎」說李敖:頁一九二
參考文章4:評「李敖現象」——寫在痛說蔣介石專題的前面:頁二零二
後記:頁二二一
第一篇:中共學者要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頁十一
參考文章1:怎樣評價蔣介石?—未了的一點論述:頁七四
第二篇:中共學者指斥蔣介石「他還是不抵抗!」:頁八三
第三篇:中共學者鄙視蔣介石「沒有政治智慧、早年好色孤僻:頁一三七
參考文章3:「五胎」說李敖:頁一九二
參考文章4:評「李敖現象」——寫在痛說蔣介石專題的前面:頁二零二
後記:頁二二一
前言
在海內外已經造成很大影響的「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已有三年,這實在不能算是太短的時間。
三年來,我們雖然至今看不到「蔣介石日記」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外的原本出版物,但是,我們看到的和聽到的,絕大部分都是被派赴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們的閱讀「成果」,並且炒作得十分地熱鬧。
當然,這些中共學者,不論是在六十餘年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中國大陸,還是在海外,他們都一律地被稱為「中國著名、權威的歷史學者」,尤其是中共、大陸媒體的廣泛介紹和蓄意推崇,已經開放了三年的蔣介石日記的「解釋權和話語權」,幾乎又一次被「中共著名、權威的學者」所一統。
如此,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普通學者和黎民百姓,也就只能聽到、讀到被這些中共學者或「風捲殘雲」,或「細嚼慢嚥」而反芻出來的閱讀成果。至於想方設法地去閱讀「日記」和決意傳播「日記」的非中共學者,和部分有良知的「中共學者」,另當別論。
於是,蔣氏門人開放蔣介石日記閱讀的初衷,被機巧靈活地「扭曲」了;蔣介石日記的本相和相關歷史真相,被別出心裁地「走形」了;一大批被迅速炮製出來的御用學術著作,和上百部被搶拍出來的電視連續劇,竟配合著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成果,掀起了一股要「公正地否定蔣介石」和要「藝術地污衊蔣介石」的惡潮,從而使蔣介石日記的開放閱讀,幾乎滑向了「應該讓人民藉此瞭解歷史真相」的反面。
原因,就是對大陸民間二十餘年如火如荼之歷史反思,特別是對蔣介石在「反思」中聲望愈來愈高而深感坐臥不安的中共,終於藉開放閱讀蔣介石日記,不僅找到了一個「必須重新統一對蔣介石認識」的時機,而且找到了加以利用的方法和手段。
中共利用開放蔣介石日記閱讀,再次對他的統戰對象們採用了「統戰法寶和挖心戰術」,其在行為上所表現出來的「身段之柔軟,手法之靈活」,在程度上所達到的「滲透之深,撼動之巨」,在目的上所想得到的「統一思想和欺騙輿論」,頗有斬獲。
以至於海峽兩岸甚至包括美國等國家在內,都有所謂學者正在利用1949年失敗者蔣介石在日記中的自我批評,和他對中國國民黨的嚴肅批評,而肯定內戰的勝利者共產黨是多麼地正確,而國民黨的失敗則是徹底地咎由自取。
從而在近年來大陸民間湧現的一片「頌蔣」聲中,把蔣介石的所謂「歷史罪行」,巧妙地、甚至是「公正」地再一次釘到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不僅維繫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共產黨對蔣介石的基本歷史否定和重大歷史栽贓,對蔣介石製造了新的侮辱;尤對大陸人民二十餘年的艱難歷史反思及其痛苦成就,施行了全面的反撲;為正處在迅速覺醒階段的許多中國人,製造了新的思想混亂。其所行所為,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當然,這一切都是中共通過其御用學者們的閱讀、「研究」和宣傳,才達到了目的。在人民沒有任何發言權的中國大陸,還有哪一家「黨的媒體」敢於公開唱反調呢?
在中共的專制思想統治還在殘酷地苟延殘喘的今天,普通的學者和百姓又有什麼能力在哪一家報刊雜誌甚至是在互聯網上,去和中共的學者們「抗衡叫陣」呢?
中國大陸二十餘年的民間歷史反思,居然因為蔣介石日記的開放閱讀,而遭遇了一股「似是而非、為非稱是」的逆流。雖然,對歷史而言,也只能與中共近九十年的欺騙和謊言一樣,最終仍然也只會落得個「流水落花春去也」罷了。
蔣介石日記是中國現代歷史真相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是,由中共和中共御用學者來「促成開放,引導方向」(中共學者言),惡意傳播蔣介石日記,甚至為一心符合「胡錦濤同志對相關歷史問題研究的指示」
(中共學者言),而利用、閹割、歪曲蔣介石日記,直至大造符合中共迫切需要的輿論,所謂「因勢利導」,尤其是要為「製造專制和諧社會」而賣力,這大約也是海內外一些正直學者不屑與之「同流合污」的原因。
為澄清「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已經造成的不幸誤區,為讓自己的人民知道中共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究竟是要幹什麼,幹了什麼,為和大家一起來認識中共學者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所造成的弊害,為使中共對蔣介石之「最後的侮辱」
不能得逞,我們不得不在蔣介石日記開放三年之後,在國內媒體上選擇了幾篇最重要、最有影響、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閱讀「成果」(包括報導和採訪錄),採用全篇照錄,分段引用,再加以評點的方法,來和讀者一起分析和探討,以為有朝一日《蔣介石日記》能夠向中國大陸人民真正開放和全面開放而聊盡其責。
我們呼籲儘快出版原本和全本《蔣介石日記》,讓中國大陸人民知道蔣介石的本來面目和真實形象。要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最害怕《蔣介石日記》全部公開出版的,當然是中國的共產黨。
第一篇(一)
中共學者要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評點《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一書自序
(本文選自× × × 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出版)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一書自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歷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況很複雜。一種是因『捧』。將某一個人捧為天縱之聖,絕對正確,永遠英明,彷彿斯人不出,世界就永遠處於黑暗中一樣。一種是因『罵』。將某一個人罵成十惡不赦,壞事做絕,禍國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殺的天字第一號大壞蛋,彷彿一切罪惡,一切黑暗,均源於斯人。」
評點:
道理似乎說得全對,言詞似乎十分公正……。但是,歷史的本相從來不會迷失。因為,本相只有一個,過去它在事實上已經存在過,今天,它在歷史上依然存在著。迷失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尋找者或研究者,褒獎者或鞭韃者,矇蔽者或欺騙者,還有就是「別有企圖」或「心懷別緒」者。
關鍵,是我們如何去接近本相,如何才能去接近真相。找出更多和更加接近本相的歷史真實來。倘能如此,那我們的研究方向,就是正確的;我們所發掘的事實,就有可能更加接近歷史事實本身。
所謂非好人即壞人,非神即鬼,不是天縱英明就是天生罪人,或非善即惡、非功即罪者,也正是共產黨所獨有的「兩分法」。因為共產黨對歷史人物「不是捧紅捧紫,就是批倒批臭」,其慣用的手段,則是「昨日還在號召萬方歌頌之,今天已經號令人人打倒之;還要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共產黨的此類「史蹟」,實在是多得不勝枚舉。至於共產黨的「欺騙史學」、「頌歌史學」,「陰謀史學」、「影射史學」和必須為其「革命」、「極權」、「暴政」服務的形形色色史學,除卻前蘇聯為首的「馬列黨族國家」――就是那個已經崩潰的「社會主義陣營」,不論中外,便確然是史無前例。
因為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自古就有「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等許多的錚言,就有許多為記錄史實而不惜掉頭的史家,更留下了千千萬萬種敢於,或無須「敢於」,就能夠據實而論,好壞兼述,美惡俱呈的史書和史籍。
所以,「非神即鬼」的史學,惟有馬列中國之一代「史學」所獨有,如果它還能夠被稱為史學的話。然而,中共學者在此卻以莫須有的方式,明知只有共產黨擁有此「獨家史學和不倫史學」,卻將之說成是彷彿與共產黨無關的一般歷史研究現象,作者是否有為中共「隱惡」的意圖,便有些嫌疑在身。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因為無論做什麼,只有「思無邪」,才能「行端正」。無邪則正,邪則不正,更不是自命「公正」便能夠「公正」得了的。雖然,凡是有黨派的,自覺或不自覺都要為其黨派服務的學者,則是無論如何都是很難做到公正的。
自序:
「蔣介石一生經歷了近、現代中國的許多大事。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孫中山逝世後,領導北伐、清黨、剿共、抗日、內戰,很長時期內擔任中國黨、政、軍三方的最高領導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國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又兩次分裂。1949後退到台灣,既堅持反共復國,又堅持一個中國,在活過八十八年以後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被神化、美化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勳盛德』,『光華流澤』,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則被鬼化、醜化為人民公敵、元凶首惡、民族敗類、千古罪人。兩種情況,簡單的捧和罵,都背離蔣介石的實際,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尋找。」
評點:
作者在「比興」之後,終於開宗明義地說到了他的閱讀研究對象――歷史人物蔣介石。其所述蔣介石的重大歷史經歷,基本是正確的。其所提及的某些歷史事實和說法,有的令人費解,有的需要加以說明,有的尚需要幫助作者來「說穿」。
第一,歷史上有過兩次「國共合作」嗎?
在大陸民間歷史反思早已否定共產黨的這一「歷史性欺騙」之後,作者還要根據當今共產黨之迫切需要,在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成果中,大談「國共合作」,依舊「黨云亦云」,令人匪夷所思。
歷史的事實是:
在蔣介石的辭典裡,一是1923年從蘇俄歸來後,就曾堅決地反對所謂的「國共合作」,反對所謂的「聯俄容共」,明確指斥當時的蘇俄與老沙皇及世界上的帝國主義「沒有二樣」,對中國的疆土,特別是我們的新疆和滿蒙,甚至是本土,都充滿著野心(註1)。後來的歷史也早已證明他完全正確。
二是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在共產黨數度向他提出「四項保證」(註2)之前提下,蔣介石才表示接受共產黨「輸誠」,說得不好聽,就是接受共產黨「投降」。
自此,中共逃亡的「落腳」地陝北,便成了中華民國政府允許建制的陝甘寧邊區;中共的兩萬逃亡軍隊,遂成了吃國民政府給養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所屬第十八集團軍,就是「八路軍」。他們不打日寇,專打國軍,希望「日本人對中國的土地佔得越多越好」(註3)。
那麼,「國共合作」一語從何而來?就像所謂的「新三民主義」,純粹是在孫中山死後兩年,由前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幫助中共捏造出來的那樣,「國共合作」一語,是列寧在1921年對俄共(布)、俄屬第三共產國際對「第三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
即中國共產黨的指示,是因前蘇聯共產黨在聯合中國的「南北兩軍閥」失敗失算之後(註4),因發現在中國真正有影響、有力量的還是孫中山和他的中國國民黨,列寧才指示他的「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要和中國國民黨實行「合作」。
說穿了,就是其時人數尚只有百二十人的中國共產黨,不過是在秉承境外主子的指令,要借「國民黨之懷,育共產黨之胎」;就是當時戴季陶所說的,共產黨是在「利用國民黨的軀殼,發展他們的組織」;或當時的汪精衛所說的,共產黨就像「豬精鑽進了鐵扇公主的肚子裡」那樣,要打入中國國民革命陣營,以誘變國民黨,誘發中國的共產革命罷了。
所謂「國共合作」一語,純粹為列寧所創造,所指示,所命令。而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不過是前蘇聯的陰謀伎倆和中共的聽命從事(註5)。
中國大陸學者、前廣州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所長陳錫其教授,早在1986年就已經指出,在中國國民黨(不包括當下的台灣「中國」國民黨)的全部文獻上,非但沒有出現過「國共合作」的文獻,就連「聯俄容共」的文字都沒有出現過,它們最早都是出現在蘇俄和中共的文獻上(註6)。
至於今日國民黨不肖子孫們還在糊塗地囈語著什麼「國共合作」,我們就不去說他了,說也無聊。
所以,所謂國共合作,正如《誰是新中國》一書所言:前者不過是中共受命蘇俄,藉參加國民黨為手段,對國民黨施行「挖心戰術」;後者則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時,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表面投誠和虛假歸順(註7)。
第二、中共學者,也算「學者」。是學者,在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實上,就不能含糊其辭,更不應該裝糊塗。孔子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在中國的現代史上,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把蔣介石美化成了千古聖人?又是哪一部分人把蔣介石醜化成了萬古罪人?
特別是後者,這是中國大陸的幾代黎民百姓都耳熟能詳的事情――是共產黨,才把一個曾領導了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成功,更領導了中華民族偉大抗日「衛國戰爭」勝利的大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醜化、惡化、妖魔化、流氓化了。
也正因為如此,才會在「辨識新中國」之同時,還必須「還原蔣介石」(註8),便成為中國大陸民間二十餘年歷史反思懷有深悲巨痛的歷史主題曲之一。
然而,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的「研究和成果」,非但絕口不提大陸民間二十餘年的歷史反思成就,絕然不提及人民痛苦,「還原蔣介石」的功績更是絕不提及:正是共產黨才竭盡所能、不擇手段地誣衊了蔣介石,是共產黨才極端地甚至是無恥地要將蔣介石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還要踏上無數隻腳,妄圖叫蔣介石世世代代不得翻身。
因為,正是共產黨,才聯合了一切外敵和內敵——中華民族的世仇大敵前蘇聯,「專打蔣、不打共」的日本侵略者,和大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革命的所有逆子貳臣,以及滿清的殘餘專制復辟勢力,才終於在1949年打倒了蔣介石,篡立了中國的馬列政權。
避開了中共「誣蔣、打蔣」這個歷史真實和現實真實。撇開了中國大陸民間二十餘年還原蔣介石的艱難痛苦成就,只含糊其詞地「這一部分人」,「那一部分人」;「這一極端」,「那一極端」,其與共產黨不言而喻的曖昧關係,其對人民反思潮流暗相牴觸的對立立場,豈非耐人尋味?
如此中共學者,還要一開場就要一再地標榜公正,又如何標榜得起公正?又怎麼能夠公正得起來? 第三、至於把蔣介石當作神明者,有沒有,有。他的一些曾與他生死與共的將帥部下,其中殘留人間者,至今提到他都會老淚盈眶,甚至作文頌蔣以至於極。這只是表達了他們對蔣的感情,卻不是在「作史」。
他們當中大多數不是什麼歷史學家,就算有專門肯定蔣介石一切正確的國民黨御用學者,他們也從沒有用過共產黨對毛澤東那種令人肉麻甚至是令人恐怖的瘋狂諛詞,什麼「紅太陽」、「四個偉大」之類,如郭沫若「兩個太陽」的頌歌等等。而且,他們從來不曾在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上,形成過一種流派;更未在中國現代歷史研究上佔有過任何地位。
相反卻遭遇過種種非難,有些對他們的批評也並非不對,那是因為他們以感情傾訴代替了客觀陳述。 反之,就歷史事實而言,當蔣介石為民族國家建功立業之初,不僅橫罵他的多,而且惡打他的更多。蔣不僅在擁有著相當言論自由的大中華民國報刊雜誌上天天遭人橫加指罵,而且在蔣介石為了統一民國的艱難奮鬥中,歲歲年年地遭遇著誣衊、反撲、顛覆,甚至是勾結外族外敵對他進行殊死地進攻――中共首當其衝。
那些不是拿槍、而是拿筆的共產派文人,不就公然地在「解放前」的報刊上責罵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嗎?甚至年復一年地破口大罵蔣介石是個「地痞流氓」嗎?誰把他蔣介石當作神明了?誰把他蔣介石當作聖人了?連當時的國民黨也沒有。國民黨內公然反蔣,甚至幾度逼蔣介石下野的事實,可謂人盡皆知。
就不說誰又曾把蔣介石當成「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而天天都要向他作「早請示、晚匯報,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了――有嗎?直到今天,又有誰人敢於稍稍罵兩句毛澤東的「第四代接班人」呢?就連罪惡滔天的毛澤東,雖然已經死掉三十餘年,可在今日中國大陸的無數報刊上,又有誰敢於對他「不恭和不敬」呢?
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代表,被中共媒體和海外糊塗人捧為著名的和權威的「大家」,不是還要在他的「成果」裡,對胡錦濤「有關歷史研究問題」的指示,十分用心地表示著他的「第一種忠誠」嗎?還要利用閱讀蔣的日記,來為胡某人提出的要與共產黨極權專制「和諧」的理論盡心盡力嗎? 我們如若也要一言以蔽之,就是:修史者一定要做明白人。說真話、做明事,不要也搞什麼「革命的兩手」,陰一套、陽一套。
倘若人人都明白的事情,你都不明白,說不明白,還要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甚至讓別人對你人鬼難辨,那你還有什麼資格來「述史」,你的「公正」又從何而來?
第四、在中國大陸人民自己通過對歷史的反思,讓真實的蔣介石回到人民的眼前之際,之所以中共學者時時刻刻都要將「公正」兩個字掛在嘴邊,更要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這一機會,由他們這些曾跟著共產黨、曾幫助共產黨罵夠了蔣介石的人,來重新「尋找」真實的蔣介石,來否定人民已經和正在還原的蔣介石,其目的,雖然在共產黨是「一以貫之」,但是其手段和說法,卻有了不小的變化。
說白了,就是由於時移代遷,共產黨變「聰明」了,共產黨的學者們也跟著他們的黨變「聰明」了。這是中共專制統制「被迫弱化」的結果,因為聰明了並不等於進步了。因為還要像過去那樣,只簡單地、公然地、重複地再把蔣介石橫豎臭罵,批倒批臭,已經行不通了。因為,八十餘年來,特別是共產黨在中國建立馬列政權以來,被共產黨批倒批臭的許多人,不論文武,不論死活,其中許多人,今日早已香遍中國。
不說蔣介石、胡適之這些曾被共產黨批得體無完膚的人物,就是早年的許多軍閥政客,後來的許多墨客文人,直至共產黨的自己人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之流,凡是被共產黨批過的,罵過的,鬥過的,逼死的,害得家破人亡的,今日也都已經在中國大陸甚至世界各地「鹹魚翻身」、「譽滿中外」。
特別是「北伐是蔣介石領導打贏的,抗日更是蔣介石領導戰勝的」,已經在中國大陸民間成為人民的「共識」之時,瞭解情勢的中共學者,還要在絕不提及中共曾經對蔣介石的極端批判辱罵之前提下,來學著「公正」的模樣,「重新出發」,既不得不承認人民對蔣介石已有的某些「還原」,又要重新否定已經為人民「還原」的蔣介石本相;要在儘可能的情形下,推翻人民反思蔣介石的巨大成就,保住中共對蔣介石的基本否定和根本否定。
其必須固守的原則就是:在「蔣、共關係」上,只能是共產黨對,蔣介石錯。共產黨對國家人民有功,蔣介石對國家人民有罪。這便是他們要「公正地否定蔣介石」的真謀略和真目的。所以,中共學者們才要在表面上提出批判「兩個極端」,但絕不說共產黨一貫極端;一心要否定人民痛苦反思的成就,但又只好含糊其辭地將之指責成另一種極端;更要在新形勢下,在行為上裝作「公正」,標榜自己非但與黨、與民皆不相同,而且惟有他們才超越了「兩極」。
如此才能達到既能夠維護共產黨的歷史正確性――因為它們自己就是共產黨;又對人民反思包藏禍心―因為它們就是要為了共產黨的「政權穩定和專制和諧」,而一定要推翻和取代人民反思的「危險成就」。這當然又是中共學者的惑人招數。謂予不信,請見中共學者的後文,和我們將針對歷史事實所作出的評點。
自序:
「廓清迷霧,尋找真實的蔣介石,正確評價其功過是非,揭示其本相,對於正確認識歷史上的國共關係,正確認識和書寫中國近代與現代的歷史,有其必要;對於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實現中華民族的和解與和諧也有其必要。 」
評點:
誰都知道中共前黨魁胡錦濤近些年來發明了一種叫做「和諧社會」的理論,稍有知識的人也都知道,這個「和諧」理論,說到底,也就是人民必須與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和諧」;並且,人民只要稍稍敢於不「和諧」,惡黨的裝甲車、機關槍、武裝警察,再加上為惡黨所操控的黑社會流氓勢力,就會一起向著我們可憐的人民撲殺過去。
以至今日的中國大陸,「血案頻生,大俠輩出,烈女揚威」(註9)。整個社會不但全然「和諧」不起來,而且一場大的社會變革眼看就要來臨。當然,正因為如此,中共學者才必須憂黨之所憂,急黨之所急,為胡某人的「專制和諧理論」服務,為苟延中共的專制統治服務。所以,他們即便是在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時,也要為本黨總書記的「專制和諧理論」筆下生花,竭盡阿諛之能。
如此,你又如何標榜得起「公正」?又怎麼能夠尋找得出真實的蔣介石來?至於在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時候,高談「民族和解和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此不過也是要利用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來執行其本黨對台灣的統戰謀略罷了。這個謀略,就是前評已經點到的,為中共儘可能地實現「和平解放台灣、實現專制一統」而賣力。如是,讀者總該明白了「什麼叫做中共學者,和誰才能被叫做中共的御用學者?」要知道,中共學者的狐狸尾巴就是這樣露出來的……。
自序:
「時至今日,距離蔣氏去世已經三十多年,距離當年國共大戰、生死搏鬥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塵埃早已落定,各種恩怨都已化為歷史陳跡。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
評點:
第一、何謂國共大戰? 在中國人民獲得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之前,它是中共在中國人民的「世仇大敵」(蔣介石語)前蘇聯指揮下,背叛中華民族,顛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的武裝叛變。共產黨稱之為共產革命戰爭,是列寧發動「世界革命以保衛蘇俄」的一個部分;中華民國政府則稱之為平定共黨叛亂即「剿匪戡亂」。
在中國人民獲得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之後,於共產黨,則是一場立即乘機發動的瘋狂內戰和血腥內戰。至今,共產黨都一直稱之為「人民解放戰爭」;在中華民國政府,則稱之為「反共戡亂、捍衛憲政和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
戰爭的結果,是共黨勝而民國敗,民主憲政被中共傾覆,中國國土被中共分裂,一個中國變成了「兩個中國」。 此後,中華民國在兩蔣時代苦守台灣以待變,並逐步走上經濟繁榮和還政於民,民生和民權的發展相得益彰。
中國大陸則變成了「馬列黨族」的國家,而非中華民族的中國,人民陷入和平條件下共產黨的血腥統治,於毫無外患內憂的國際國內環境下被共產黨殺死、逼死、害死、餓死八千多萬人,是日本十四年侵華戰爭殺死殺傷我同胞的「四倍」,無數知識分子被經年累月地浸泡在「鹽水、滷水和血水」之中……(註10)。
這確實是一場「生死搏鬥」,是一場「中華民族要生存」與「馬列子孫要屠族」的生死搏鬥,是一場民主追求和專制復辟的生死搏鬥,是自辛亥革命始,要「走向共和」的中國人民,與中共「馬列殘暴統治」的生死搏鬥……。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委實是在有意地將這一「生死搏鬥」抽象化、虛無化、無罪化和「無是非化」了……。這就叫做「公正」嗎?
第二、反觀一部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人民的反思者看到的是:歷史塵埃遠未落定,人民反思正在發展,中共欺騙正在變招,民族出路正在尋找……。因為,只要歷史的大是大非沒有弄清楚,現實之路的方向就還在混沌不明之中,人民就仍然在和仍可能在歷史造成的苦難之河裡沉浮――中國的現實正是如此。今日,欠下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無數血債的中國共產黨,閉口不談歷史和現實的大是大非,開口就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等等。
其原因,無非是一談是非,他就非但理屈詞窮,而且必然要被歷史和人民所否定、所拋棄,甚至是被推翻和被埋葬。而不談是非,只談消除恩怨,就能在無形中消泯了大是大非,就能在謀略中「化非為是」或「化是為非」,就能永遠地維繫共產黨在刺刀森嚴的一言堂上「只准言其是、不准指其非」的專制淫威。
如是,歷史的沉冤非但得不到洗雪,現實的痛苦也同樣得不到解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也就只能繼續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吹噓和「專制和諧」的慾望之下,在中國馬列子孫集團的持續黑暗統治下,永無出頭求新之日。 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對彼黨的心思,捉摸、把握得何其之深,何其之準,且是何等地賣力。
第三、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的所有文史研究學者們,已經真正地能夠獲得全面查閱各種資料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已經真正地獲得了思想和出版的自由;那麼,對任何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研究和評價,就會真正地走向客觀、真實和全面了。
但是,現實的悲劇卻是,中共專制統治下的人民,非但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甚至連查閱歷史資料的自由,仍然在被層層地限制著和剝奪著。太多的資料仍然被中共封鎖著,甚至在銷毀著和竄改著。
只能在美國開放閱讀的蔣介石日記,非但絕不容許在中國大陸按照其本來面貌出版,讓人民一睹真相,卻正在加速地被中共學者們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利用著,扭曲著、侮辱著……。
自蔣介石日記為中共學者「推動」開放,並首先向他們開放以來,短短的三年間,中共的出版界已經出版了數十部煌煌大著,猶如全面反攻似地大肆誣衊和辱罵蔣介石。
中共層層文藝界更像是「大躍進」似地,受命拍攝了上百部歷史連續劇,「全面侮辱蔣介石,放聲歌頌共產黨」,並美其名為「我們要用藝術的方式來闡述歷史」,再加上他們在電視劇中著意配合的「誣衊性旁白」,便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達到了他們要對人民,特別是新一代,進行虛假歷史之「再教育」的罪惡目的。
面對著二十餘年來中國大陸民間對蔣介石進行勇敢反思和艱難反思的鉅大成就,中共學者們受命要「公正地否定蔣介石」,中共文人們受命要「藝術地竄改現代史」,著實「成果輝煌」。雖然「人民反思在前,中共反撲在後」,其最後迎來的,無疑將是人民更加廣闊的反思和更高層次的覺醒。
這些都是中國大陸學者們所共知的現實,是許多有知識有見地的讀者和觀眾們聲稱「根本不看這些學術著作和電視連續劇」的原因,也是海內外所有關心中國進步者都知道的實情。因此,中共學者在此侈談「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
如若不是痴人說夢,便是欺世大言。 歷史和現狀都在告訴我們:只有在中國人民推翻專制制度,實行民主自由之後,才有可能真實地、客觀地評價蔣介石和中國現代史上所有的歷史人物,包括中共自己的洋祖宗――馬恩列斯及其中國的歷代馬列子孫統治集團。
第四、人所共知的是,一位曾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統一過進步中國,特別是在那一場長期的和血腥的反侵略戰爭中,保護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大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先生,至今還沒有入土為安,還不能歸葬自己的故土,還在遭遇著分裂者的侮辱和背叛者的糟踏。
遭遇了六十年共產極權荼毒的中國大陸普通人民,至今還陷身在茫茫的專制苦海之中,還遠不能走向真正共和的彼岸,還在為爭取起碼的「民權」,而與殘暴的「專權」苦苦地抗爭著。台灣至今還陷在「分裂」和「投共」這兩個極端的政治漩渦中震盪,台灣的民主正在遭遇日見其多的中共專制飛彈的威脅,而今日的國民黨上層投共勢力卻走在北京的「紅地毯」上,大享中共的胯下之「榮」……。
此時此刻,中共學者們卻要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迫不及待地要給蔣介石「蓋棺論定」,試問,蓋棺何處?論由誰定?如此急切的中共學者,無非是急著要利用蔣介石,以便迅速統戰台灣,以求儘可能快地「和平解放台灣」,以在「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根本謀略之下,為竊取中共權利的歷史合法性,苟延其專制統治的性命,盡心賣力罷了……。
自序:
「我從上一世紀七十年代起,投身於中華民國史的研究。開始研究孫中山,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研究蔣介石。第一步,在海內外廣泛收集資料,第二步,選擇若干重大問題進行研究。上一世紀三十年代,蔣介石曾將他的部分日記和手稿交給他的老師和祕書毛思誠保存,我曾以這批資料為主撰寫了一批論文。2002年,結集為《蔣氏祕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其後,我又多次到台灣,研讀蔣介石帶到台灣的大量檔案,特別是根據其日記所編寫的《困勉記》、《省克記》、《學記》、《事略稿本》等資料,寫成又一批論文。2006年3月,寄存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開放,我有幸受邀成為最早的讀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繼續開放日記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訪問該所。日記,記個人經歷和內心世界,在各種歷史文獻中有其特殊價值。蔣的日記,長達五十餘年,大有助於人們瞭解其內心世界和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祕密。當然,只看日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大量閱讀相關的檔案資料和文獻,反覆比較、勘核,同時,將蔣的所思、所行置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實的蔣介石來。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得到過許多鼓勵。1988年,我的《中山艦之謎》一文發表後,胡喬木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當面對我說:『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2001年,我的《蔣氏祕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於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過若干困難。2003年,有少數幾個人化名給中央領導和有關機構寫信。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我的書,就張冠李戴,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幸賴中國已經處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對我的書和我的研究採取肯定和支持態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
評點:
第一、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就敢於研究中華民國這個「共產黨劃定的歷史研究禁區」,已經算得是中共史學界的一條好漢。只要不是「御命」的,只要還能夠多少講幾句真話,也就算作中國大陸史學界的勇士了。是否如此,那就還是要看其研究成果是否仍然在「和我黨保持一致」。
但就其三十年後蔣介石日記閱讀研究的成果來看,完全可能還是「吾學一以貫之也」! 第二、「開始研究孫中山,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研究蔣介石」這句話,倒是說得有道理。孫為現代中國的開創者,在中國搞的是「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志在結束兩千年帝制,以推翻滿清貴族專制統治的國民革命,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
蔣則是忠實於孫中山的主義,推翻專制復辟,結束軍閥混戰,兩次統一在艱難中走向進步的大中華民國,領導全民族(中共除外)戰勝了日本帝國的長期侵華戰爭,卻又因日本侵略,和共產黨在前蘇聯命令下「鬧革命、打天下、復辟專制」慘遭失敗。
所以,肯定孫中山,就必定要肯定蔣介石;否定孫中山,就必定要否定蔣介石;利用孫中山也就必定要利用蔣介石;誣衊孫中山就必定要誣衊蔣介石。雖然,孫、蔣也各有對錯,各有對歷史應付的責任,但是,他們都是有錯沒有罪,對民族、對國家、對歷史都曾功德彪炳。
但是,反觀近年以來,中共卻一面利用孫中山,企圖繼續劫奪權力的歷史合法性,把自己打扮成孫中山民主建國事業的「忠實」接班人;一面則在海內外特別是海外數度橫波惡浪地誣衊孫中山和否定辛亥革命,企圖在「專制改良」救不了命的時候,撲滅正在中國蔓延的孫中山革命思想。蔣介石日記開放不久,在海內批判、海外高喊要「鞭屍孫中山」的又一波狂潮(註11),其代表人物,就是中國國內自稱是自由派的中共學者和海外的特殊民運文化人。
由此而想到另一些中共學者也受命要及時地抓住機遇,利用閱讀蔣介石日記,而對蔣介石進行再侮辱和再否定,這是偶然的巧合,還是中共一盤黑棋中的兩顆「巧設」的棋子呢?第三、自中共對外開放,尤其是近年以來,用一些朋友的話來說,因中共這位「導演」的需要,少數中共學者走海外,遊台灣,簡直就像是「趕集」那樣。
其中更有人能夠像變戲法似的,一人身兼各種「人士」的身分,用嘻笑怒罵的方式,但都完成了他們的祕密使命,其名氣和形象還因此而一再看漲。當然時間一長,表演得太多,他們當中也就有一些被人看穿了。
然而,在中國,又有哪些人和多少學者才能夠「到海外廣泛蒐集資料」呢?這些有權利、有條件、方便「到海外廣泛蒐集資料」的人,究竟都是些什麼人,特別是他們以各種身分,「趕集」似地到了海外――西方的一些主要國家之後,它們究竟表演了什麼?又幹了些什麼,千萬不要以為別人都不知道。
因為只要看你的成果為誰所需要,看你在國外是怎麼「裝罵」――或小罵大幫忙,或大罵大幫忙,或裝著國共一起罵,或乾脆把「孫、蔣、毛一鍋煮」,就是將他們個個都罵成「梟雄」。但是,他們回國之後,非但不會倒霉,還被中共的媒體捧若星月,豈非令人一目瞭然?因為共產黨從來都不是吃素的,從來都是反對不得、睚眥必報的。
有多少人只因在海外失言,或真有反對言行,不是被他攔在國門之外,就是被他指使長期潛伏在海外的「第五縱隊」橫批惡罵,甚至是設陷阱,下圈套,直至跟蹤、綁架……這樣的例子,還少嗎?至於說到被邀請,在西方國家甚至是台灣,都有所謂「交換學者」。但在中國,交換的背後怕更有些「被派遣者」。
這些特殊的公派學者,甚至是公派的特殊留學生,已經在美國拿了多少科技情報回去匯報「成果」了,海外報紙上已經不是新鮮事――因為近年來美國已經抓了、判了一個又一個。社會科學方面的當然抓不出來,但還是嗅得出來,特別是對與共產黨「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大陸人來說,共產黨的名堂,中共學者的彎彎饒,別人看不懂,我們一看就明白。
當今那些去美國看日記就像是「趕集」似的人,又有幾人不是中共學者,不是特殊的中共學者?不是在海內外網站上「罵孫誣蔣」的闖將?不是中共倚重和吹捧的著名學者、權威學者和御用學者?他們雖然學問不大、不真,卻名聲不小。 第四、說日記有價值,不能一概而論;說日記有特殊價值,更不能泛泛而論。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日記,在共產黨長期統治下更有會招致殺頭、坐牢的日記。
當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也有因日記而發跡的、走紅的和紅得發紫的,要全國人民必須「天天學、月月學、年年學」的,比如「雷鋒日記」。本文作者就曾在「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死後多年,有幸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濟南軍區見到過「雷鋒日記的作者」――另一位「解放」軍軍官,真是令人「跌破眼鏡」。自從共產黨「解放」了中國人民以來,有多少人為了「要求進步」,寫了多少假日記,為了害人又寫了多少「黑日記」。
日記這東西,到了紅彤彤的共產黨時代,它的名堂和作用,也太大、太嚇人了! 當然,古往今來,不是屬於上述特殊共產時代的寫日記者,應該說,絕大多都是寫給自己看的,是為了記事的。但即便如此,也絕不能將日記看成是「在歷史文獻中具有特殊價值者」。因為有價值,但不特殊,更不能依靠,不能作根據。即便寫日記者是一個有品性的人,其一個人的經歷,一個人的好惡,一個人的思考,一個人的看法,一個人的感情,即便全然都是真的,都仍然會與歷史真實存在著距離,或是偏差。
大多數人都喜歡看傳記,特別是名人自傳,且不說自己寫傳記,幾乎都是自己對,別人不對;要是由親人、後人或好朋友寫下的傳記,就更是自己的親人朋友事事正確偉大,別人則事事錯誤渺小,特別是對那些有分歧、有矛盾、有怨有仇的「對立者們」。最典型的,莫過於黃花崗起義的破壞者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叛徒陳炯明的兒子,他為其父翻案的著作――《一宗現代歷史的大翻案》,就把自己叛徒父親說成了一朵花,而把孫中山說成了一個「頭頂長瘡、腳底淌濃」的頭號大壞人。
雖然他得到了共產黨的關懷和支持,更使得中共的御用學者們如獲至寶。但凡今日要「鞭屍孫中山」者,其「歷史資料」,無一不出於此。雖然這些資料,幾乎都是叛賊陳炯明當年在香港辦的報紙專門罵出來的,或是為從來就不想中國人好的英國殖民者們僱傭「寫手」們寫的。因為,當年孫中山的廣東革命政府,曾使它們感到「芒刺在背」(註12)。
所以,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既要珍惜歷史人物的日記所提供的事實資料,參考他的觀點看法,又要極其嚴謹、審慎地去尋找其他的證明,甚至是相反的證明,這樣,日記的史料價值才能體現得出來。就像我在講演中所說的那樣:「我之所以不用台灣和海外的資料,就是因為半個世紀的分裂和隔膜,幾乎使我們兩岸的人民都不能相信對方的一切。
如果我用國民黨說自己是怎麼抗戰的,來證明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領導了抗戰,我們大陸的讀者會相信嗎?如果書是這樣寫出來的,不說別人怎麼想,有些人怕是連看也不要看了。所以,我引證的幾乎都是大陸的資料、中共的文件、毛澤東的著作和大陸學者反思的成果,然後我再加以辨析和判斷,用它們來證明國民黨抗戰,特別是共產黨不抗戰,看共產黨可有話說?」
我的著述和講演之所以能夠被國內很多人所接受,這確實是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為了利用蔣介石日記,而片面宣傳蔣介石日記的特殊歷史文獻價值,一方面透露了蔣介石日記的真實、價值和意義;一方面,卻為了「假肯定和大否定」留下了張本。近幾年來,中共御用學者利用蔣介石日記來大罵蔣介石的「學術著作」,之所以能夠風起雲湧地「問世」,就是證明。至於蔣介石日記究竟如何,那是我們另外要論及的問題。
第五、序文的精彩之處,就在他終於說出了,或者還是要忍不住地說出了,他是從哪裡得到了「許多鼓勵的」。也就是他從事此種歷史研究的動力、源泉之所由來。 這位中共學者1988年就出版了《中山艦之謎》這樣一本研究著作。好壞真假,是否還是與我黨保持一致,或大的方面當然要保持一致,小的細節可以少保持些一致,我們暫且不論。要評的卻是,為什麼一個學者對於中共領袖的誇獎如此重視呢?「胡喬木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當面對我說:『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
――這些話,要是說在八十年代前,還情有可原。二、三十年後的今天,還要以「黨恩高官」為勵,甚至以此來彰顯自己已經被黨的領導褒獎有「世界水平」,如若不是一個在感情上和行為上浸透了中共御用學者之深重氣息者,便不可思議了。何況什麼又是歷史研究的「世界水平」呢?它的標準是什麼?什麼又是「對的路子」?還「要堅持下去」?共產黨領袖指出的路子,又有哪一條是對的?難道從那年起,這位中共學者,就堅定了黨在歷史研究上所規定、所鼓勵的「新路子」了嗎?
看來事實正是如此。 至於中共學者自己說的,「2001年,我的《蔣氏祕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於2002年出版。」 對於這一番頗有誇耀性的自白,這一句中共學者感謝「龍恩」的話,我們還需要再作什麼評論嗎?在中國大陸學界,這早已是一句令人聞之生厭的話,真的不用再說了。
要說,那就只能說,這位中共學者的「學術著作」,是經過專制惡黨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和資助的,是經過共產黨的策劃和批准,並且是共產黨用「黨產民膏」支持他研究、寫作和出版的。在中國,在海內外,在所有多少還有點正派意識的人心中,「中共中央統戰部」是個什麼東西,還用得著再解釋嗎?他曾讓多少人鬼迷心竅,家破人亡?當然,一個學者,一旦被列入中共統戰大業的旗下,他自然就能夠跑海外、走台灣就像是「趕集」一樣了;而一個被統戰部派赴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的學者,他當然就要為著惡黨的統戰事業,來統戰與蔣介石日記相關的一切人和事了。
而統戰的要害,就是「革命的兩手」,就是「當面喊哥哥,背後掏傢伙」。在學術上幹這兩手的人,還像個「學者」,還是一個「學者」嗎? 且把它看作一位中共御用學者活靈活現的「自白」吧。 第六、這位中共學者也嘆了一段苦經。說:「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我的書,就張冠李戴,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
這要是不瞭解中國大陸學界狀態和社會情勢的人,不用說,是要對他一掬同情之淚的,尤其是那些沒有吃過共產黨種種苦頭的「呆胞」們,海外的親共人士,和已經或正在被共產黨統戰得渾身舒服,早已經「忘國忘家」的國民黨高門子弟們,以及對共產黨滿腦袋漿糊的台灣某些國民黨學者。 可是,六十年來,在從來就是夜黑風高、水惡流深的共產黨內部,「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的事,從來就有。
那些背後向黨告這位得寵學者黑狀的人,除掉一些人是對該學者像「趕集」似地跑海外、走台灣而心有不快,和一些正派人士不屑他為中共統戰奔走以外,還有,就是那些會讓該中共學者膽寒的黨內極左派官僚和所謂的極左派學者們,即文革後凡事還要按照毛澤東那一套做的人,如鄧立群之流及其門下。
這種人,到今天也不缺少,是所謂共產黨內的死硬派,也是中共改革開放即「專制改良」的反對者,借用共產黨批判別人的話語來說,都是一些真正的極端反動者和無知僵化者。他們不識時務,不知變通,更不知道如何用新的手段來維繫共產黨的專制統治,總想像過去一樣,對人民、對知識分子照樣來「硬」的。
這種人,當然無藥可救;這種人,當然也看不上那些身段靈活的中共新一類學者們;這種人,當然事先也並不知道,被他們告狀的中共學者,乃是中共統戰部「旗下」的人物。因為,只要是這面旗下的,就要會「革命的兩手」。
為了本黨對台灣的統戰大業,有時候就不得不對台灣的「國民黨反動派」說幾句無關緊要的軟話,甚至是好話,承認一些無關緊要的歷史事實,對大勢已成的歷史認知,有時也不得不將就著予以承認,只要不致撼動共產黨的根本就行。就像是為了攻佔一大片樹林,而不得不先砍了擋路的幾片枯草,幾根朽木一樣。
此其一。其二、這位中共學者,卻是「革命的兩手」使用得很稔熟,很巧妙,很穩當。因為,他此時揭開彼時曾告他狀的同黨,實際上是要告訴別人:我從來就沒有說過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告狀人是「張冠李戴」,是對我的毫無根據的指責。
有兩手之能的中共學者,在此不過是借訴說自己黨人因誤會了自己的背景和立場才誣告他,是錯誤的,而且「將錯用錯」地告訴大家:我從來也沒有,而且也根本不會認為「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不可能是我說的。我對共產黨的忠誠從來就沒有變過,對蔣介石的立場更是從來就與「我黨」保持著高度的一致。
我對共產黨的忠誠從來就沒有變過,對蔣介石的立場更是從來就與「我黨」保持著高度的一致。請黨和黨內的同仁們放寬心就好了! 果不其然的是,這位中共學者,馬上筆鋒一轉,便說:「幸賴中國已經處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對我的書和我的研究採取肯定和支持態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
他在這裡不失時機地立馬歌頌了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時代,捧出了中央領導同志和社科院領導對他的肯定和支持。一個受了某些同黨、也是同行們小小委屈、忌妒和不理解的中共御用學者,在這裡實在是將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將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共產黨政治需要的關係,將一個正在得寵的中共御用學者,而不是一個真正自由獨立學者與「當朝權勢」的關係,表現得淋漓盡致。
對於這樣一位中共學者來說,還是共產黨當年教我們唱出來的歌兒對: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這樣的學者,不說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能夠流傳得下來的學者中殊為少見,就是在當今的世界上,也只有在共產黨這樣的現代專制極權國家才「多多益惡」。不過,這樣的學者,在今天的中國,也是已經愈來愈少了。即便是在黨內,還有多少人會像他這樣,真心鐵意地向著共產黨呢?難怪中共中央的領導、中共中央統戰部、「馬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們都要肯定他,支持他,資助他,還要黨的所有媒體都稱讚他是中國「最著名和最權威」的蔣介石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