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記憶與歷史真實:
「平型關大捷」的建構與解構
翟志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51期(民國95年3月),131-18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文蒙陳永發院士、余敏玲博士、沙培德(Peter Zarrow)博士、葉其忠博士、陳文華先生,以及二位匿名審查人賜閱全稿並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余昌蓬、吳燕秋、陳千惠同學幫忙蒐集相關資料,耑此一併鄭重申謝。謹將本文當作一束野花,呈獻給在抗日戰爭中數以百萬計為國捐軀的中國軍人不屈的英魂。
收稿日期:2006年1月2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年2月17日。
摘 要
1937 年 9 月25 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公路的預伏陣地阻擊日軍。該伏擊戰後來被中共吹噓為「平型關大捷」。本文的前半部份,從八路軍以十倍之眾,竟需付出千人傷亡的代價,纔殲滅了500中伏的日本運輸兵的史實,證明了這場伏擊戰根本不是什麼「大捷」;並通過對毛澤東與八路軍將領來往函電的深入考證與剖析,指出該伏擊戰是八路軍違抗了毛澤東戰略方針纔取得的戰果。本文的中間部份,描述了中共在抗戰時的「對外宣傳」,是如何地通過對媒體的高明玩弄和操控,把這場微不足道的伏擊戰,虛擬為抗戰以來「第一大勝利」,藉以打壓醜化友軍,美化拔高自己。由於嚐到了平型關真實作戰的苦頭,也由於吃足了平型關虛擬作戰的甜頭,共軍在平型關伏擊之後,便把對抗日軍的主要武器,由步槍刺刀轉換為口舌文宣。儘管武器已根本轉換,但虛擬戰場上的槍聲、炮聲和白刃肉搏的喊殺聲卻愈來愈震耳欲聾。因為,愈是真實戰場上的偃旗息鼓,便愈需要虛擬戰場上的斬將搴旗!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唯一的一次算得上是運動戰的平型關伏擊,日後會變成了中共藉以「對外宣傳」的重要文本。
本文的後半部份,揭示了中共在立國之後,是如何通過各種「硬」的和「軟」的思想控制和宣傳策略的交替運用,建構出一整套以「平型關大捷」為主體的抗戰論述;通過把記載著當時抗戰史實的文字和圖像材料的層層包裹和封鎖,中共幾乎完全禁制和封閉了抗戰一代人集體的「記憶載體」,阻絕了此一集體記憶往下一個世代的自然傳遞。由於父輩的集體記憶無法傳承,而其他資訊又完全無法獲得,共和國的新生代便祇有完全接受中共的抗戰論述。關於八年抗戰的歷史,「平型關大捷」不僅是他們唯一能憶及的一場勝仗,也是他們唯一能憶及的一場戰爭。「平型關大捷」幾乎就是他們對八年抗戰的知識的全部,也是他們對八年抗戰的唯一的集體記憶。但是,到了後文革時代,隨著毛澤東走下神壇由神再變回凡人,億萬被「個人崇拜」蠱惑和封閉的心靈,也經由「除魅」的程序,而開始了獨立思考。被解放出來的理性,開始向以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威論述提出駁詰與質疑,中共的抗戰論述便立刻露出致命的破綻。共和國新生代關於抗戰的歷史認識和集體記憶,其塑成的素材主要是中共的「隱瞞」加「欺騙」;它就如同密封的木乃伊,祇要一接觸到新鮮空氣,便注定要腐爛和消解的。政治權力對歷史和集體記憶再強大的改造和操控,畢竟有時而窮,祇要控制出現一絲絲的破綻或空隙,理性與常識的陽光便能乘虛而入,進而摧陷廓清政治權力建構在歷史和集體記憶上的一切沙灘建築。「平型關大捷」的建構和解構,正是其中的顯例。
關鍵詞:毛澤東、抗日戰爭、集體記憶、歷史真實
一旦強虜寇邊疆, 慷慨悲歌奔戰場。 首戰平型關, 威名天下揚!
──八路軍軍歌
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軍[1]一一五師在師長林彪的直接指揮下,於山西省靈邱至平型關公路的預伏陣地阻擊日軍。伏擊戰於清晨七時許展開,於下午一時許便即結束。該伏擊戰被中共稱之為「平型關大捷」。在中共立國之後,它不但被寫入黨史、軍史、革命史、抗戰史、開國史、甚至大學的政治課教材和中學的歷史課本,而且還不斷地被報紙、雜誌、電臺、電視等大眾傳媒廣為宣傳、渲染和複製,不斷地被革命回憶錄、報告文學、小說、劇本、詩歌、舞蹈、戲劇、電視劇、電影等文藝作品的頌揚和吹捧……。伏擊戰的現場,也樹起了巍峨高大的紀功碑和壯麗輝煌的紀念館。在中共治下始成長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對這場中華民族歷時八年之久,經歷了無數大大小小的浴血惡戰,付出了2,000萬軍民犧牲的抗日戰爭,他們立刻便能熱血沸騰引起條件反射的便是「平型關大捷」,唯一能神采飛揚侃侃而談的也祇有「平型關大捷」。關於八年抗戰的歷史,「平型關大捷」不僅是他們唯一能憶及的一場勝仗,也是他們唯一能憶及的一場戰爭。「平型關大捷」幾乎就是他們對八年抗戰的知識的全部,也是他們對八年抗戰的唯一的集體記憶。
[1] 1937 年 8 月 25 日,根據國共談判的協定,中共中央軍委下令把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以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下轄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一二零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和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3 個步兵師,〔〈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冊11,頁 331-332。〕同日,朱德、彭德懷通電就職(〈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就職通電〉,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1,頁 333-334)。但到了同年 9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把八路軍的番號改為第十八集團軍,撥歸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麾下節制。但八路軍對外則一直自稱八路軍,到了1947年始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
然則,「平型關大捷」到底是多「大」的「捷」?中共開國以來各種文類和文本所提供的各種資訊經常是模糊的、流動的、甚至是自相或互相矛盾的。就整體趨向而言,從開國至文革為漲潮期,從1980年代迄今是退潮期。在漲潮期間,其戰功不斷地加碼和攀升,「大捷」由全殲日軍精銳第五師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全旅的3、4千人一直膨脹到擊滅板垣師團全師的萬餘人。而在退潮期間,其戰功不斷地減肥和縮水,「大捷」最後被壓縮為殲滅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的後續隊伍1,000餘人。即令如此,大陸研究中共黨史的中生代學者楊奎松仍頗不滿意。楊氏通過對中、日、臺三地的檔案材料的爬梳與對照,兼之對三地研究成果的縝密分析,令人信服地逐步還原了「大捷」的原貌。據他的估算,八路軍的「平型關戰鬥」殲滅了日軍「至少應在五六百人左右」,而且所殲滅的絕大部份是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第二十一聯隊押送輜重物資的運輸兵。[2]楊奎松的估算,與八路軍統帥朱德在1938年底公開承認的殲敵「五百人」,[3]實相差無幾。
[2]楊奎松,〈八路軍平型關戰鬥史實之考證〉,收入《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編,《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1),頁163-190。
[3]毛澤東、朱德,《八路軍的戰略和戰術》(上海:生活出版社,1938),頁36。
以八路軍中最精銳的一一五師,在中共的「常勝將軍」林彪的親自策畫和直接指揮之下,傾全師之力,[4]以人數十比一的絕對優勢,[5]又在佔盡天時地利的伏擊圈中,竟須付出傷亡一比一甚至很可能是二比一的代價,[6]纔收拾了幾百名身陷死地的日本運輸兵,[7]「平型關大捷」必須改名為「平型關戰鬥」或「平型關伏擊」,纔能名實相符。
[4]八路軍一一五師轄下有三四三和三四四2個旅(每旅轄2個團)和1個獨立團,全師共有5個團15,500 人。在「平型關戰鬥」中,該師傾巢盡出,但三四四旅六八八團一部在赴鬥途中為山洪所阻,故實際參戰者仍有4個多團。參見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頁352-353。
[5]據聶榮臻回憶,八路軍一一五師除了負責掩護的隊伍和攻擊的預備隊之外,直接投入伏擊圈中圍殲日軍的主攻部隊,是其三四三旅的六八五和六八六 2 個主力團,兩團的指戰員超過 5,000餘人。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53-355。
[6]楊奎松估算八路軍傷亡人數為400多人,但中共官方戰史則說八路軍傷亡人數約為1,000餘人。如果採信前者,則八路軍與日軍在「平型關戰鬥」中的傷亡是一比一。如果採信後者,則傷亡是二比一。分見楊奎松,收入《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編,《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八路軍平型關戰鬥史實之考證〉,頁185;以及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頁17。
[7]楊文指出伏擊圈之日本運輸兵並未被全殲,而指揮此一伏擊戰的聶榮臻也承認,日軍祇「大部分被殲」,仍有「小部分突圍逃跑了」。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54-355。
──八路軍軍歌
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軍[1]一一五師在師長林彪的直接指揮下,於山西省靈邱至平型關公路的預伏陣地阻擊日軍。伏擊戰於清晨七時許展開,於下午一時許便即結束。該伏擊戰被中共稱之為「平型關大捷」。在中共立國之後,它不但被寫入黨史、軍史、革命史、抗戰史、開國史、甚至大學的政治課教材和中學的歷史課本,而且還不斷地被報紙、雜誌、電臺、電視等大眾傳媒廣為宣傳、渲染和複製,不斷地被革命回憶錄、報告文學、小說、劇本、詩歌、舞蹈、戲劇、電視劇、電影等文藝作品的頌揚和吹捧……。伏擊戰的現場,也樹起了巍峨高大的紀功碑和壯麗輝煌的紀念館。在中共治下始成長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對這場中華民族歷時八年之久,經歷了無數大大小小的浴血惡戰,付出了2,000萬軍民犧牲的抗日戰爭,他們立刻便能熱血沸騰引起條件反射的便是「平型關大捷」,唯一能神采飛揚侃侃而談的也祇有「平型關大捷」。關於八年抗戰的歷史,「平型關大捷」不僅是他們唯一能憶及的一場勝仗,也是他們唯一能憶及的一場戰爭。「平型關大捷」幾乎就是他們對八年抗戰的知識的全部,也是他們對八年抗戰的唯一的集體記憶。
[1] 1937 年 8 月 25 日,根據國共談判的協定,中共中央軍委下令把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以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下轄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一二零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和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3 個步兵師,〔〈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冊11,頁 331-332。〕同日,朱德、彭德懷通電就職(〈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就職通電〉,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1,頁 333-334)。但到了同年 9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把八路軍的番號改為第十八集團軍,撥歸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麾下節制。但八路軍對外則一直自稱八路軍,到了1947年始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
然則,「平型關大捷」到底是多「大」的「捷」?中共開國以來各種文類和文本所提供的各種資訊經常是模糊的、流動的、甚至是自相或互相矛盾的。就整體趨向而言,從開國至文革為漲潮期,從1980年代迄今是退潮期。在漲潮期間,其戰功不斷地加碼和攀升,「大捷」由全殲日軍精銳第五師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全旅的3、4千人一直膨脹到擊滅板垣師團全師的萬餘人。而在退潮期間,其戰功不斷地減肥和縮水,「大捷」最後被壓縮為殲滅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的後續隊伍1,000餘人。即令如此,大陸研究中共黨史的中生代學者楊奎松仍頗不滿意。楊氏通過對中、日、臺三地的檔案材料的爬梳與對照,兼之對三地研究成果的縝密分析,令人信服地逐步還原了「大捷」的原貌。據他的估算,八路軍的「平型關戰鬥」殲滅了日軍「至少應在五六百人左右」,而且所殲滅的絕大部份是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第二十一聯隊押送輜重物資的運輸兵。[2]楊奎松的估算,與八路軍統帥朱德在1938年底公開承認的殲敵「五百人」,[3]實相差無幾。
[2]楊奎松,〈八路軍平型關戰鬥史實之考證〉,收入《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編,《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1),頁163-190。
[3]毛澤東、朱德,《八路軍的戰略和戰術》(上海:生活出版社,1938),頁36。
以八路軍中最精銳的一一五師,在中共的「常勝將軍」林彪的親自策畫和直接指揮之下,傾全師之力,[4]以人數十比一的絕對優勢,[5]又在佔盡天時地利的伏擊圈中,竟須付出傷亡一比一甚至很可能是二比一的代價,[6]纔收拾了幾百名身陷死地的日本運輸兵,[7]「平型關大捷」必須改名為「平型關戰鬥」或「平型關伏擊」,纔能名實相符。
[4]八路軍一一五師轄下有三四三和三四四2個旅(每旅轄2個團)和1個獨立團,全師共有5個團15,500 人。在「平型關戰鬥」中,該師傾巢盡出,但三四四旅六八八團一部在赴鬥途中為山洪所阻,故實際參戰者仍有4個多團。參見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頁352-353。
[5]據聶榮臻回憶,八路軍一一五師除了負責掩護的隊伍和攻擊的預備隊之外,直接投入伏擊圈中圍殲日軍的主攻部隊,是其三四三旅的六八五和六八六 2 個主力團,兩團的指戰員超過 5,000餘人。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53-355。
[6]楊奎松估算八路軍傷亡人數為400多人,但中共官方戰史則說八路軍傷亡人數約為1,000餘人。如果採信前者,則八路軍與日軍在「平型關戰鬥」中的傷亡是一比一。如果採信後者,則傷亡是二比一。分見楊奎松,收入《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編,《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八路軍平型關戰鬥史實之考證〉,頁185;以及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頁17。
[7]楊文指出伏擊圈之日本運輸兵並未被全殲,而指揮此一伏擊戰的聶榮臻也承認,日軍祇「大部分被殲」,仍有「小部分突圍逃跑了」。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54-355。
一、毛澤東的戰略方針
其實,這場可能連「捷」也算不上的「平型關伏擊」,還是一一五師全體指戰員,在全國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大潮的激勵和鼓舞之下,違背了毛澤東「不打硬仗的原則」纔打出來的成果。[8]如果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戰略思想,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唯一應當和唯一能夠扮演的角色,祇是主導和推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9]所謂「獨立自主」,就是八路軍僅僅在名義上接受蔣介石的節制,但無論在戰役上或戰術上,包括兵力的調度、派遣與使用等等,中共對八路軍均保有「絕對獨立領導」之自由,[10]而不能接受國民政府的任何束縛。[11]易言之,蔣介石雖身為國軍的最高統帥,但在實際上並不能直接調度、命令和指揮具有國軍身分的八路軍,唯一能直接調度命令和指揮八路軍的祇有中共──儘管中共和八路軍在其公開通電中,一再信誓旦旦地表示「咸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12]「願竭至誠,擁護蔣委員長」。[13]所謂「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就是把八路軍的主力部隊,「大部盡量」分散到處於日軍翼側的華北和山東的廣大鄉村,藉以「動員群眾,收編散兵散槍,普遍地但是有計畫地組成游擊隊」,[14]「普遍地組織地方支隊(部)及群眾組織」,[15]「吸收進步分子,特別是工農分子入黨,發展黨的組織,培養黨的幹部」,[16]「購買槍枝,籌辦軍餉,實行自治,擴大部隊」,[17]「力爭」把華北、山東尤其是「山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為游擊根據地。」[18]正由於把這種擴黨、擴軍、擴大中共統治地盤的「分兵游擊」,看作全黨全軍在抗日戰爭中的「唯一方向」和「唯一工作」,[19]毛澤東非常反對把八路軍的主力部隊集中起來配合國軍正面作戰。毛氏一再強調,「分兵游擊」與「集中打仗」的「二者不能並舉」,一意認定「集中打仗」必使八路軍「陷入於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而唯有「分兵游擊」纔是八路軍的「拿手好戲」,「纔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辦法」。[20]由於二者成敗利鈍的對照是如此的明顯,毛澤東無論是派遣代表與蔣介石、何應欽、閻錫山等談判、協商與溝通,或者是對中共的高幹和將領進行教育、勸導與說服,都一再堅持八路軍祇能充任國軍「戰略游擊支隊」,祇能以「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在總的戰略方針規範下協助國軍,[21]而決不接受國軍的直接指揮,不集中使用兵力配合國軍正面作戰,也決不在正面戰場獨當一面,[22]不打陣地戰,不打運動戰,當然更不打硬仗。[23]「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24]由於規定了在敵側和敵後的游擊戰是八路軍的「唯一工作」,毛澤東強調:八路軍對正面戰場抗戰的失敗「不負責任」,而祇需對游擊戰爭的失敗「負嚴重的責任」。[25]毛澤東還一再告誡八路軍將領行事要謹慎低調,暫時把自己的實力「一概隱蔽」,避免過早「暴露紅軍目標」。[26]為了養精蓄銳隱蔽待機,毛澤東甚至不惜滅自己威風,長他人志氣。例如,他曾指示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主任彭雪楓,在同各方面接洽時,「不可自誇紅軍長處,不可說紅軍抗日一定打勝仗」,「不可隱瞞紅軍若干不應該隱瞞的缺點」,其中包括:「祇會打游擊戰,不會打陣地戰,祇會打山地戰,不會打平原戰,祇宜於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指揮,不宜於以戰役戰術上的集中指揮去束縛……。」毛澤東還指示彭雪楓,要把這些「不應該隱瞞的缺點」向各方「著重說明」。[27]
[8]〈關於向國民黨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問題的指示〉(1937 年 9 月 1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7。
[9] 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原則〉,收入《毛澤東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卷2,頁20。本文旨在探究和分疏由八路軍出師到平型關伏擊這一個多月來毛澤東與八路軍將領在戰略思想上的分歧,讀者若要對毛澤東和中共對抗日的軍事戰略方針有更長時段和更全面的瞭解,請參看楊奎松,〈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對日戰略方針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2期,頁105-127。
[10] 毛澤東在1937年9月15日起草的〈中央關於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第八條規定:「在原有紅軍中蘇區中及一切游擊區中,共產黨絕對獨立領導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不許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任何原則上的動搖。」中共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47。
[11] 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20。
[12] 1937年7月8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為日軍進攻盧溝橋致蔣介石電〉,《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1。
[13] 〈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就職通電〉(1937年8月25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3-334。
[14] 毛澤東,〈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7。
[15] 毛澤東,〈在日軍佔太原的設想下布置五臺山脈游擊戰爭〉,《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5。
[16] 〈十八集團軍軍委分會訓令──關於八路軍作戰的方針、任務、及擔負地方工作地區劃分問題〉(1937 年 9月25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59-361。
[17] 〈關於在敵向山西內地進攻形勢下我軍軍事部署的指示〉(1937年11月9日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87-388。
[18] 〈關於華北紅軍的任務與擴軍方法的指示〉(1937年11月13日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 390-391。
[19 ] 毛澤東,〈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7。
[20] 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3-54。
[21] 〈中央關於同國民黨談判的十項條件給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的指示〉(1937年8月18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22-323。
[22] 毛澤東,〈紅軍的作戰任務與兵力使用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25-27。
[23] 毛澤東,〈關於向國民黨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問題的指示〉,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6-337。
[24]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是毛澤東總結游擊戰的十字真言,後來被聶榮臻活學活用在創建晉察冀邊區的游擊戰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440。
[25] 毛澤東,〈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7。
[26] 毛澤東,〈關於華北作戰的戰略意見〉,《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60-61。
[27] 毛澤東,〈同各方接洽要有謙遜的態度〉,《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28-29。
把擴黨、擴軍和擴大地盤的游擊戰,看作全黨全軍在抗日戰爭中的「唯一方向」和「唯一工作」,是毛澤東權衡了日軍、國軍和共軍在中日戰爭中的三角互動關係之後,作出了最精刮的同時又最有利於中共的戰略盤算。毛澤東的精明犀利算盤,已相當有系統地呈現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這2篇著名的軍事論文中;而中外研究毛澤東戰略思想的著述更是汗牛充棟。篇幅所限,本文勢必無法對此作進一步的深入討論,而祇能用最粗略的線條,從毛氏如何地因勢利導,使中共成為八年抗戰中最大受益者和最大贏家的方向著墨,勾勒出毛氏游擊戰略思維的一個最基本的框架。[28]
[28] 本文在勾勒毛氏的戰略框架時,主要的依據是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以下的行文除非另有所本,將不再一一註明出處。
鑑於日本既是現代化的工業強國但同時又是小國,中國既是前現代化的落後農業國但同時又是大國這一最基本的戰略形勢,毛澤東預測在抗戰的初期和中期,無論中國軍隊如何英勇奮戰拼命抵抗,都無法避免一連串喪師失地的慘敗。這本是在接戰第一階段時弱國軍隊抗擊強國軍隊的定局。但是,當日軍攻佔了半個或大半個中國的領土之後,整個戰局便會往中國軍隊有利的方向發展。因為日本再強,畢竟是小國,能派遣的軍隊畢竟有限;而中國再弱,畢竟是大國,其廣袤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經受得住連續喪師失地的折騰。同時,又由於日軍是異國的侵略者,每佔領中國一塊地方,便必須分兵據守,以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如此一來,其所佔領之地方愈多,其能用於前線作戰之兵力便愈少。日軍的兵力本來已嚴重短缺,分兵到了某一個極限,便勢必再無能力向中國守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中國軍隊便從先前的節節敗退,開始得以穩住陣腳,但也沒有能力反攻日軍收復失地,由是中日的戰局便進入了持久對峙的第二階段。
由於對中日雙方在國力和軍力的長短優劣作出宏觀的對照和大戰略的剖析,毛澤東既批駁了當時甚囂塵上的斷言「抗戰必亡」或「再戰必亡」的「亡國論」,也不贊成認為中國各黨各派精誠團結一致對外即可擊敗日本的「速勝論」,因而提出了「持久戰」的新概念。毛澤東認為,在中日的「持久戰」發展到第二階段的時候,中國便必須把以往單純由政府和正規軍參與的「片面抗戰」,一變為全國人民總動員的群眾戰爭或「全民抗戰」;[29]中國也必須在「正面戰場」之外──亦即運用大兵團以運動戰和陣地戰節節抗擊日軍的消極的「單純防禦」之外,[30]另外派遣游擊部隊深入日軍佔領區,積極主動地去干擾、破壞和打擊日軍,以開闢「敵後戰場」。毛澤東斷言,當中日戰爭發展到第二階段時,以國民黨軍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便將取而代之,佔據「全民抗戰」舞臺的「主要地位」,而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政治實力和影響也一定會「極大地極快地擴大」,成為萬民擁戴的「民族救星」。[31]
[29] 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一卷本,頁357-360。
[30] 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毛澤東選集》,頁345-347。
[31] 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毛澤東選集》,頁358-359。
毛澤東的高度自信,實緣自他深知八路軍在游擊戰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和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國民黨的中央軍或任何地方派系的軍隊都難以企及。國軍因守土有責,傾盡全力在正面戰場苦撐尚自顧不暇,對分兵游擊本已力不從心。即欲勉力為之,怎奈國民黨的中央軍和雜牌軍完全沒有游擊作戰的經驗。他們往往一分兵就潰散,一後退就敗逃;而他們的糧餉武器,也完全仰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應和補給,孤軍深入敵後的游擊戰對他們而言,就如同嬰兒被拋棄在荒野,結果祇有死路一條。相形之下,八路軍的前身中國工農紅軍,則在長達十年(1927-1937)的國共內戰中,從中國的南方一直轉戰到偏遠的大西北,其賴以生存的唯一憑藉就是游擊戰,十年的游擊生涯已使幾乎每個八路軍的指戰員都變成了世界上最出色的游擊戰專家。八路軍善於「化整為零」和「化零為整」,聚散由心進退自如又飄忽無蹤,讓敵人摸不到也打不著;八路軍派遣的許多小分隊,則可以完全脫離大部隊和根據地的依托,孤軍深入敵後動員組織群眾,自籌衣服糧 槍炮彈藥,在擴黨擴軍的同時締造一個又一個新的根據地和新的政權。並且,由抗戰帶來的新形勢,又給八路軍的游擊戰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第一,日軍單薄的兵力,充其量祇能控制淪陷區中的「點」和「線」,亦即其中的大中城市和連結這些城市的鐵路和公路,而決無力量控制淪陷區中的「面」,亦即其最廣袤的農村。日軍鞭長莫及的農村於是便成了八路軍游擊戰爭最廣闊的新天地。第二,國民黨的棄守造成了淪陷區廣大農村的領導權真空(vacancy of leadership),八路軍的勢力正可乘虛而入,填補此一真空。第三,這一次八路軍的游擊戰,高懸的是抗日救國的民族主義大旗,而不同於上一次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的游擊戰,其高懸的是階級鬥爭的戰旗。搞階級鬥爭者必定會激起敵對階級的拼命反抗,而以民族大義為號召者,在民族主義空前高漲的抗戰期間,則易受淪陷區一切階級的接受和擁戴。最出色的游擊戰專家,馳騁在最優越的游擊戰環境,自然是左右逢源,如龍歸海。
如果從最公忠體國大公無私的動機加以推斷,毛澤東堅持八路軍的「唯一工作」祇是游擊戰的戰略盤算,可以說是為國儲才和為國惜才。在注定要失地喪師的抗日戰爭的第一階段,如果把八路軍集中在「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正面戰場,[32]幾場仗打下來便被耗盡拼光,到了抗日戰爭的第二階段讓誰來主導游擊戰?但是,政治領袖的動機,往往不會是純粹大公無私的。如果從一黨之私的動機加以推斷,毛澤東斷定蔣介石調派八路軍開往正面戰場「迫使紅軍打硬仗」,是「含有惡意」,[33]是企圖借日軍之手消滅八路軍,因而決不上當受騙,反而要將計就計,趁蔣介石被日軍打得無法喘息的良機,把自己原先被國軍圍困在西北絕地的軍隊解救出來,跳脫出民窮財盡難以施展的困境,到國軍和日軍都無法兼顧的新天地擴黨擴軍和擴大勢力範圍。聯繫到毛澤東1959年7月31日在廬山會議回憶抗戰的歷史,談到什麼纔是「愛國」時,曾非常露骨地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愈少愈好,後來纔統一了認識:讓日本多佔地,纔愛國。否則變成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34]毛澤東還批評第二國際的共產黨領袖考茨基等人,不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為了其祖國的利益而犧牲了黨的利益。毛澤東說:「考茨基、普列漢諾夫,政治犯錯誤,變成了反黨,擁護祖國。」[35]毛澤東這種把黨的利益和祖國的利益對立起來,強調共產黨員應該為黨的利益犧牲祖國的利益的思考方式,在中國民族主義空前高漲的抗戰時期委實相當獨特和相當另類。他的「讓日本多佔地,纔愛國」的想法,即使在黨內軍內也難有銷售的市場,更不要說「後來統一了認識」。這種在當時中國人一聽就斷定是「漢奸」的思想,到底是毛澤東當時靈魂的真實寫照,還是後來在權力的顛峰中纔逐漸形成和發展出來的「後見之明」,至今已難以考辨。
[32] 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3。
[33] 毛澤東,〈關於向國民黨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問題的指示〉,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6-337。
[34]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頁223。
[35]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58。
無論毛澤東主觀上出自何種動機,他的戰略如果能付諸實行,便可以造成對中國抗戰有利以及對中共最為有利這二種客觀效果。因為,兵力單薄的日軍在侵佔了大片中國國土之後,儘管其佔據的祇能是點和線(城市和鐵路公路),但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游擊隊擾之,襲之,切斷它的線,孤立它的點,並建立為數眾多的游擊政權或根據地對它的點實行反包圍,日軍經過較長時期的佔領,便可以其點和線的逐步滲透和擴散,最後便囊括和控制了佔領區的整個面。一俟日軍對佔領區實行全面的控制,日軍便不僅能站穩腳跟,再無後顧之憂,且佔領區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將為日軍所用,此時日軍再揮師來攻,國軍在正面戰場便勢必難再抵擋。而八路軍的游擊戰,正是要切斷日軍的線,孤立日軍的點,並建立廣大的游擊政權和抗日根據地,對日軍進行著戰略反包圍。[36]八路軍游擊戰將最大限度擴大了中共的軍隊和勢力範圍,誠然對中共最為利多。但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敵後的擴軍、擴黨和建立抗日政權,實際上也牽制了日軍,支援了國軍在正面戰場的抗戰。
[36] 聶榮臻運用毛澤東的戰略思想,率領區區3,000八路軍,成功地在敵後創建和締造了擁有23萬平方公里土地,2,500萬人口,一百個團兵力的晉察冀邊區。他對八路軍和日軍環繞「點」、「線」、「面」的鬥法,有如下的回憶:「日本侵略軍的致命弱點是兵力不足,可是,它又想把所有地方統統佔領起來。所以,搞了一套以堡壘推進,『點』、『線』、『面』結合的所謂幾何學運動的控制方法,來實現它的企圖。要派大量兵力控制整個面,它是辦不到的,所以祇能據守一些城鎮和修築大批碉堡,控制若干個『點』,然後通過控制交通要道,把『點』聯成『線』,再由『線』擴展到控制『面』,把整個『面』掌握起來。從『點』到『線』,從『線』到『面』,這就是敵人的設想。日軍的文件中,許多地方談到了這一點。……我們應該怎樣對付敵軍的『點』、『線』、『面』呢?那就是,下功夫孤立它的『點』,不讓它通過『線』擴大成『面』。我們這樣對付它,它就無計可施了……。」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439。
[8]〈關於向國民黨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問題的指示〉(1937 年 9 月 1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7。
[9] 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原則〉,收入《毛澤東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卷2,頁20。本文旨在探究和分疏由八路軍出師到平型關伏擊這一個多月來毛澤東與八路軍將領在戰略思想上的分歧,讀者若要對毛澤東和中共對抗日的軍事戰略方針有更長時段和更全面的瞭解,請參看楊奎松,〈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對日戰略方針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2期,頁105-127。
[10] 毛澤東在1937年9月15日起草的〈中央關於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第八條規定:「在原有紅軍中蘇區中及一切游擊區中,共產黨絕對獨立領導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不許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任何原則上的動搖。」中共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47。
[11] 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20。
[12] 1937年7月8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為日軍進攻盧溝橋致蔣介石電〉,《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1。
[13] 〈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就職通電〉(1937年8月25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3-334。
[14] 毛澤東,〈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7。
[15] 毛澤東,〈在日軍佔太原的設想下布置五臺山脈游擊戰爭〉,《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5。
[16] 〈十八集團軍軍委分會訓令──關於八路軍作戰的方針、任務、及擔負地方工作地區劃分問題〉(1937 年 9月25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59-361。
[17] 〈關於在敵向山西內地進攻形勢下我軍軍事部署的指示〉(1937年11月9日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87-388。
[18] 〈關於華北紅軍的任務與擴軍方法的指示〉(1937年11月13日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 390-391。
[19 ] 毛澤東,〈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7。
[20] 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3-54。
[21] 〈中央關於同國民黨談判的十項條件給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的指示〉(1937年8月18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22-323。
[22] 毛澤東,〈紅軍的作戰任務與兵力使用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25-27。
[23] 毛澤東,〈關於向國民黨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問題的指示〉,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6-337。
[24]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是毛澤東總結游擊戰的十字真言,後來被聶榮臻活學活用在創建晉察冀邊區的游擊戰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440。
[25] 毛澤東,〈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7。
[26] 毛澤東,〈關於華北作戰的戰略意見〉,《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60-61。
[27] 毛澤東,〈同各方接洽要有謙遜的態度〉,《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28-29。
把擴黨、擴軍和擴大地盤的游擊戰,看作全黨全軍在抗日戰爭中的「唯一方向」和「唯一工作」,是毛澤東權衡了日軍、國軍和共軍在中日戰爭中的三角互動關係之後,作出了最精刮的同時又最有利於中共的戰略盤算。毛澤東的精明犀利算盤,已相當有系統地呈現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這2篇著名的軍事論文中;而中外研究毛澤東戰略思想的著述更是汗牛充棟。篇幅所限,本文勢必無法對此作進一步的深入討論,而祇能用最粗略的線條,從毛氏如何地因勢利導,使中共成為八年抗戰中最大受益者和最大贏家的方向著墨,勾勒出毛氏游擊戰略思維的一個最基本的框架。[28]
[28] 本文在勾勒毛氏的戰略框架時,主要的依據是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以下的行文除非另有所本,將不再一一註明出處。
鑑於日本既是現代化的工業強國但同時又是小國,中國既是前現代化的落後農業國但同時又是大國這一最基本的戰略形勢,毛澤東預測在抗戰的初期和中期,無論中國軍隊如何英勇奮戰拼命抵抗,都無法避免一連串喪師失地的慘敗。這本是在接戰第一階段時弱國軍隊抗擊強國軍隊的定局。但是,當日軍攻佔了半個或大半個中國的領土之後,整個戰局便會往中國軍隊有利的方向發展。因為日本再強,畢竟是小國,能派遣的軍隊畢竟有限;而中國再弱,畢竟是大國,其廣袤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經受得住連續喪師失地的折騰。同時,又由於日軍是異國的侵略者,每佔領中國一塊地方,便必須分兵據守,以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如此一來,其所佔領之地方愈多,其能用於前線作戰之兵力便愈少。日軍的兵力本來已嚴重短缺,分兵到了某一個極限,便勢必再無能力向中國守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中國軍隊便從先前的節節敗退,開始得以穩住陣腳,但也沒有能力反攻日軍收復失地,由是中日的戰局便進入了持久對峙的第二階段。
由於對中日雙方在國力和軍力的長短優劣作出宏觀的對照和大戰略的剖析,毛澤東既批駁了當時甚囂塵上的斷言「抗戰必亡」或「再戰必亡」的「亡國論」,也不贊成認為中國各黨各派精誠團結一致對外即可擊敗日本的「速勝論」,因而提出了「持久戰」的新概念。毛澤東認為,在中日的「持久戰」發展到第二階段的時候,中國便必須把以往單純由政府和正規軍參與的「片面抗戰」,一變為全國人民總動員的群眾戰爭或「全民抗戰」;[29]中國也必須在「正面戰場」之外──亦即運用大兵團以運動戰和陣地戰節節抗擊日軍的消極的「單純防禦」之外,[30]另外派遣游擊部隊深入日軍佔領區,積極主動地去干擾、破壞和打擊日軍,以開闢「敵後戰場」。毛澤東斷言,當中日戰爭發展到第二階段時,以國民黨軍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便將取而代之,佔據「全民抗戰」舞臺的「主要地位」,而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政治實力和影響也一定會「極大地極快地擴大」,成為萬民擁戴的「民族救星」。[31]
[29] 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一卷本,頁357-360。
[30] 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毛澤東選集》,頁345-347。
[31] 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毛澤東選集》,頁358-359。
毛澤東的高度自信,實緣自他深知八路軍在游擊戰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和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國民黨的中央軍或任何地方派系的軍隊都難以企及。國軍因守土有責,傾盡全力在正面戰場苦撐尚自顧不暇,對分兵游擊本已力不從心。即欲勉力為之,怎奈國民黨的中央軍和雜牌軍完全沒有游擊作戰的經驗。他們往往一分兵就潰散,一後退就敗逃;而他們的糧餉武器,也完全仰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應和補給,孤軍深入敵後的游擊戰對他們而言,就如同嬰兒被拋棄在荒野,結果祇有死路一條。相形之下,八路軍的前身中國工農紅軍,則在長達十年(1927-1937)的國共內戰中,從中國的南方一直轉戰到偏遠的大西北,其賴以生存的唯一憑藉就是游擊戰,十年的游擊生涯已使幾乎每個八路軍的指戰員都變成了世界上最出色的游擊戰專家。八路軍善於「化整為零」和「化零為整」,聚散由心進退自如又飄忽無蹤,讓敵人摸不到也打不著;八路軍派遣的許多小分隊,則可以完全脫離大部隊和根據地的依托,孤軍深入敵後動員組織群眾,自籌衣服糧 槍炮彈藥,在擴黨擴軍的同時締造一個又一個新的根據地和新的政權。並且,由抗戰帶來的新形勢,又給八路軍的游擊戰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第一,日軍單薄的兵力,充其量祇能控制淪陷區中的「點」和「線」,亦即其中的大中城市和連結這些城市的鐵路和公路,而決無力量控制淪陷區中的「面」,亦即其最廣袤的農村。日軍鞭長莫及的農村於是便成了八路軍游擊戰爭最廣闊的新天地。第二,國民黨的棄守造成了淪陷區廣大農村的領導權真空(vacancy of leadership),八路軍的勢力正可乘虛而入,填補此一真空。第三,這一次八路軍的游擊戰,高懸的是抗日救國的民族主義大旗,而不同於上一次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的游擊戰,其高懸的是階級鬥爭的戰旗。搞階級鬥爭者必定會激起敵對階級的拼命反抗,而以民族大義為號召者,在民族主義空前高漲的抗戰期間,則易受淪陷區一切階級的接受和擁戴。最出色的游擊戰專家,馳騁在最優越的游擊戰環境,自然是左右逢源,如龍歸海。
如果從最公忠體國大公無私的動機加以推斷,毛澤東堅持八路軍的「唯一工作」祇是游擊戰的戰略盤算,可以說是為國儲才和為國惜才。在注定要失地喪師的抗日戰爭的第一階段,如果把八路軍集中在「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正面戰場,[32]幾場仗打下來便被耗盡拼光,到了抗日戰爭的第二階段讓誰來主導游擊戰?但是,政治領袖的動機,往往不會是純粹大公無私的。如果從一黨之私的動機加以推斷,毛澤東斷定蔣介石調派八路軍開往正面戰場「迫使紅軍打硬仗」,是「含有惡意」,[33]是企圖借日軍之手消滅八路軍,因而決不上當受騙,反而要將計就計,趁蔣介石被日軍打得無法喘息的良機,把自己原先被國軍圍困在西北絕地的軍隊解救出來,跳脫出民窮財盡難以施展的困境,到國軍和日軍都無法兼顧的新天地擴黨擴軍和擴大勢力範圍。聯繫到毛澤東1959年7月31日在廬山會議回憶抗戰的歷史,談到什麼纔是「愛國」時,曾非常露骨地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愈少愈好,後來纔統一了認識:讓日本多佔地,纔愛國。否則變成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34]毛澤東還批評第二國際的共產黨領袖考茨基等人,不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為了其祖國的利益而犧牲了黨的利益。毛澤東說:「考茨基、普列漢諾夫,政治犯錯誤,變成了反黨,擁護祖國。」[35]毛澤東這種把黨的利益和祖國的利益對立起來,強調共產黨員應該為黨的利益犧牲祖國的利益的思考方式,在中國民族主義空前高漲的抗戰時期委實相當獨特和相當另類。他的「讓日本多佔地,纔愛國」的想法,即使在黨內軍內也難有銷售的市場,更不要說「後來統一了認識」。這種在當時中國人一聽就斷定是「漢奸」的思想,到底是毛澤東當時靈魂的真實寫照,還是後來在權力的顛峰中纔逐漸形成和發展出來的「後見之明」,至今已難以考辨。
[32] 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3。
[33] 毛澤東,〈關於向國民黨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問題的指示〉,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6-337。
[34]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頁223。
[35]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58。
無論毛澤東主觀上出自何種動機,他的戰略如果能付諸實行,便可以造成對中國抗戰有利以及對中共最為有利這二種客觀效果。因為,兵力單薄的日軍在侵佔了大片中國國土之後,儘管其佔據的祇能是點和線(城市和鐵路公路),但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游擊隊擾之,襲之,切斷它的線,孤立它的點,並建立為數眾多的游擊政權或根據地對它的點實行反包圍,日軍經過較長時期的佔領,便可以其點和線的逐步滲透和擴散,最後便囊括和控制了佔領區的整個面。一俟日軍對佔領區實行全面的控制,日軍便不僅能站穩腳跟,再無後顧之憂,且佔領區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將為日軍所用,此時日軍再揮師來攻,國軍在正面戰場便勢必難再抵擋。而八路軍的游擊戰,正是要切斷日軍的線,孤立日軍的點,並建立廣大的游擊政權和抗日根據地,對日軍進行著戰略反包圍。[36]八路軍游擊戰將最大限度擴大了中共的軍隊和勢力範圍,誠然對中共最為利多。但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敵後的擴軍、擴黨和建立抗日政權,實際上也牽制了日軍,支援了國軍在正面戰場的抗戰。
[36] 聶榮臻運用毛澤東的戰略思想,率領區區3,000八路軍,成功地在敵後創建和締造了擁有23萬平方公里土地,2,500萬人口,一百個團兵力的晉察冀邊區。他對八路軍和日軍環繞「點」、「線」、「面」的鬥法,有如下的回憶:「日本侵略軍的致命弱點是兵力不足,可是,它又想把所有地方統統佔領起來。所以,搞了一套以堡壘推進,『點』、『線』、『面』結合的所謂幾何學運動的控制方法,來實現它的企圖。要派大量兵力控制整個面,它是辦不到的,所以祇能據守一些城鎮和修築大批碉堡,控制若干個『點』,然後通過控制交通要道,把『點』聯成『線』,再由『線』擴展到控制『面』,把整個『面』掌握起來。從『點』到『線』,從『線』到『面』,這就是敵人的設想。日軍的文件中,許多地方談到了這一點。……我們應該怎樣對付敵軍的『點』、『線』、『面』呢?那就是,下功夫孤立它的『點』,不讓它通過『線』擴大成『面』。我們這樣對付它,它就無計可施了……。」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439。
二、八路軍對毛方針的抗拒與抵制
不過,毛澤東的「高瞻遠矚」,卻一時之間在黨內缺少知音。除了劉少奇等極少數人之外,中共的領袖們對毛澤東的軍事原則與戰略方針存有著嚴重的歧見。毛澤東斷言華北即將陷落,八路軍不必白費力氣幫助國軍抗戰,而大多數的中共領袖卻認為若有八路軍全力支援國軍抗戰,則華北仍大有可為;毛澤東堅持八路軍祇能以「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參與抗戰,而大多數的中共領袖卻堅持八路軍除了分兵游擊之外,同時也要集中兵力支援國軍打陣地戰和運動戰;毛澤東認為目下唯一的工作,是抓住時機到處發展游擊隊,發動群眾擴黨擴軍和建立政權,而大多數的中共領袖卻認為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協助閻錫山作戰以穩住山西。像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共巨頭們都希望紅軍能迅速開赴前線,打一二場振奮人心的大勝仗,藉以收拾人心、擴大中共的聲勢,提高中共的政治地位。像朱德、彭德懷等紅軍將領也在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開上戰場和日軍拼搏。他們在1937年8月4日聯名發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就提出今後的「作戰方針要以分區集團的防禦鉗制敵人,而反對單守不攻與退卻逃跑。」並重申「我們對參戰不遲疑,但要求獨立自主擔任一方面作戰任務,發揮紅軍運動游擊戰持久戰;不拒絕紅軍主力出動……不反對開赴察綏……。」[37]和毛澤東的戰略主張互為鑿枘。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洛川一連辯論了四天,毛澤東強力鼓吹的「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並沒有被與會者一致接受。不僅以彭德懷為首的中共將領多表反對,[38]就連毛澤東最倚重的心腹愛將林彪,也提出今後紅軍「要以打運動戰為主,搞大兵團作戰」,[39]公開與毛澤東唱反調。周恩來則認為紅軍的作戰方針「還是運動游擊戰好」,[40]實際上是重申其1937年8月4日聯名電文的主張,否定了毛澤東不打運動戰不搞大兵團作戰的戰略方針。由於意見不統一,毛澤東的〈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竟沒有被寫入洛川會議所通的決議,亦即〈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之中,[41]也沒有被寫入該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之中。[42]
[37] 該電文見毛澤東,〈紅軍的作戰任務與兵力使用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26,註釋2。
[38] 二十二年之後,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清算彭德懷,對洛川會議的舊賬仍餘恨未消,並以此作為彭德懷在歷史上一貫反對他的重要罪證之一。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93。
[39]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40。
[4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頁378。
[41] 〈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1937年8月25日洛川會議),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24-326。
[42] 〈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937年8月25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27-330。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的總結報告提出:「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43]毛澤東後來不得不把「分散」與「集中」並列,把「山地游擊戰」與「消滅敵人兵團」的運動戰並列,顯然是在黨內多數派壓力下的一種暫時性的妥協。[44]但這種和稀泥的「共識」,祇能把業已浮現出水面的路線紛爭再次壓回湖底,它並沒有消減──更不必說是排除了──毛澤東和中共多數領袖在軍事路線上的嚴重分歧。[45]會後,毛澤東利用其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實際稱主席)的地位,繼續推銷他的「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但據彭德懷的回憶,當時中共的軍事領袖對毛澤東的游擊戰方針「認識是模糊的」,「都沒有把敵後游擊戰爭提到戰略上來認識」,「沒有真正認識到這是長期堅持敵後抗日戰爭的正確方針」。彭德懷甚至承認:「我當時對於『運動戰』和『游擊戰』這兩個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如時而提『運動游擊戰』,又時而提『游擊運動戰』。」[46]彭德懷撰寫回憶錄時已身陷囹圄,所謂「模糊的」其實祇是「不理解」、「不承認」或「不贊同」的委婉說法而已。
[43] 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總結報告原文未見,其節文轉見於袁偉、姜廷玉等,《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320。
[44] 聶榮臻認為毛的總結之所以「把關於作戰方針的提法作了一些更變,使之更全面,更科學」,乃緣於「毛澤東同志也考慮到討論中的不同意見」。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42。
[45] 據當時參加洛昌會議的蕭勁光回憶:「洛川會議上在討論軍事指導方針中儘管意見不同,但出發點都是一個,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後更有利地打擊敵人……當然,它也說明同志們在當時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問題在認識上有差異。」〔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頁 481〕《毛澤東傳》的編者也承認:「對游擊戰和運動戰,會上有些不同意見,但由於紅軍急於出發,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481。
[46]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頁230。
洛川會議之後,朱德率全軍慷慨誓師,[47]八路軍從8 月 31日起分別由韓城和芝川鎮兩地渡過黃河開往山西前線。儘管毛澤東由 9 月 3 日、7 日、12日、16 日、17 日、19日、21日、24日不斷地函電八路軍諸將,一再指示或命令他們必須按照自己的戰略思想行事,[48]但八路軍將士在打了十年內戰之後,纔第一次可以為拯救國家民族危亡抵禦外侮而流血拼命,全軍上下鬥志極其高昂。雪片般的決心書、求戰書上印滿染血斑斑的指印,滿紙都是「頭可斷,血可流,誓死不當亡國奴」的誓言,[49]有的人甚至給父母妻兒寫好了訣別信,黨員先準備了最後黨費,[50]戰士和中、下級軍官的熱血也激動了高級將領的心。[51]尤其是成千上萬的群眾扶老攜幼,帶著慰問品,高呼著口號,在風雨的征途中歡迎歡送,甚至有人下跪叩謝,流亡學生為部隊獻唱悲愴的救亡歌曲,[52]婦女代表泣訴日軍的獸行,[53]所有這一切,都無異在八路軍指戰員早已熾熱如火的求戰慾中注入一桶桶的燃油。[54]毛澤東保存實力,隱蔽待機,決不獨當一面,不集中作戰,不打運動戰,不打陣地戰,不打硬仗的命令和指示,與八路軍「誓與敵人決一死戰,決不後退一步」,「死也要死在前線上」的士氣與軍心,竟然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林彪鐵了心,偏要集中兵力「打個大仗,給日軍一個打擊!給友軍一個配合!給人民一個振奮!」[55]他在 9 月 14 日電告八路軍總部,表示要集中一一五師的三四三旅和師直屬部隊,待日軍仰攻平型關晉軍陣地時,相機襲擊敵軍之側後,「殲其一部,擴大戰果」。[56]當他的計畫被毛澤東9月16日的電報明令否決之後,[57]對毛澤東在17日電令他率師「進入恆山南段」開展游擊活動的指示又不願意執行。[58]他一方面虛與委蛇,在致毛澤東的電文中對毛的「判斷與部署」表示「完全同意」,以換取毛同意業已集中待機的三四三旅「暫不分散」。[59]但在另一方面,他在18日致八路軍總部的另一封電文中,力陳堅持集中兵力先打運動戰和陣地戰的五大理由:(1) 目前敵正在前進中,運動中,作戰中,為我進行運動戰之良好機會。我友軍目前尚有抗擊敵人之相當力量,為能得到友軍配合作戰之良好機會。倘過此時機,敵已擊敗友軍,通過山地並佔領主要城市時,即較難求運動戰、山地戰及友軍配合作戰。(2) 目前軍民正在看我軍直接參戰,如我參戰兵力過少,則有失眾望。(3) 兵力過少,則不能以絕對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以上。(4) 目前須以打勝仗,捉俘虜,提高軍民抗戰信心,提高八路軍威信。(5)目前第一仗實以集中約一師的兵力為好,待爾後客觀上已失去一師兵力作運動戰之可能時,再分散作群眾工作和游擊。[60]林彪的五大理由,無一不與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正相反對。八路軍總部負責人[61]夾在毛澤東與林彪之間,他們在情感上與林彪完全相同,而在戰略思想上其實也是林彪的「同志」。[62]彭德懷在收到林彪 18 日電報之後,同日發給毛澤東一電,表示應盡力支持和配合晉軍抗戰(「目前應盡力爭取山西相當持久」),並準備部署「一一五師進到靈邱、淶源以南,相機側擊敵之一部」,[63]實際上是在為林彪的五大理由背書。
[47] 八路軍的誓辭是:「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它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殺害我們父母兄弟,姦淫我們母妻姐妹,燒我們莊稼房屋,毀我們的耕具牲口,為了同胞,為了子孫,我們祇有抗戰到底。……我們擁護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領導全國抗日,服從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不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不把漢奸完全肅清,誓不回家!」轉引自陳錫增編,《黃埔將帥》(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頁1675。
[48] 請參看毛澤東的〈與閻錫山交涉紅軍活動區域〉、〈力爭把阜平等縣規定為八路軍活動地區〉、〈關於向國民黨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問題的指示〉、〈關於我軍應堅持以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方針的指示〉、〈關於敵情判斷及我之戰略部署〉、〈八路軍戰略區域問題〉、〈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以及〈在日軍佔太原的設想下布置五臺山脈游擊戰爭〉等函電。均見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40-56;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6-340。
[49] 姜鋒、馬曉春、竇益山,《楊勇將軍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頁77。
[50] 李天佑,〈首戰平型關〉,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冊3,頁300。
[51] 例如,聶榮臻有以下的一段文字回憶當時的心境:「這次開赴華北抗日前線,是我軍歷史上的一個大轉折,再往前面去,就要同日本侵略軍交戰了。我們多年抗日夙願就要實現!我的心情既激動,又感到肩上的擔子不輕。因為,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重擔,已經歷史地落在共產黨、八路軍的肩上。」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44-345。
[52] 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 250-252;李天佑,〈首戰平型關〉,頁299。
[53] 一二○師副師長蕭克在八路軍總部向其他將領談到自己參加群眾大會的感受:「前兩天,我參加了太原一個群眾大會,一位婦女代表聲淚俱下的控訴了日寇犯下的罪行,那簡直令人髮指。最後,她大聲地質問:中國的男人都到哪裹去了,為什麼任憑自己同胞姐妹被日寇欺負凌辱。這話問得我羞慚無地,我立刻站起來,說,八路軍上前線,誓與敵人決一死戰,決不後退一步。這話剛一說完,全會場上萬人掌聲雷動,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大爺還走到我面前,淚流滿面的跪了下去,說是代表億萬蒼生向我叩謝……」孫曉、宋梅編著,《彭德懷的軍旅生涯》(濟南:黃河出版社,1999),頁349。
[54] 據一一五師六八五團團長楊得志回憶,該團在途中遇日軍空襲,有20多人受重傷,但所有傷兵說什麼也不肯到後方醫院休養。有個戰士甚至哭著對楊喊:「團長,還沒見著鬼子的面你讓我有什麼臉回後方?不!我不走!死也要死在前線上。」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252。
[55] 李天佑,〈首戰平型關〉,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頁301。
[56] 馬仲廉,《太原保衛戰》(瀋陽:瀋陽出版社,1994),頁140。
[57] 毛澤東在電文中向林彪重申:「我軍應堅持既定方針用游擊戰鬥配合友軍作戰,此方針在京與蔣何決定,周彭又在晉與閻當面決定,基本不應動搖此方針。」毛澤東,〈關於我軍應堅持以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方針的指示〉,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8。
[58] 毛澤東的指示,見毛澤東,〈關於敵情判斷及我之戰略部署〉,《毛澤東軍事文集》,卷 2,頁48。
[59] 毛澤東在1937年9月21日給彭德懷的電文中提及,「林彪同志來電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斷和部署,他祇想以陳旅集中相機給敵人以打擊,暫時不分散。這種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但如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以適時把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見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4。
[60] 轉引自馬仲廉,《太原保衛戰》,頁140。
[61] 當時八路軍總指揮是朱德,但朱德祇是名義上的統帥,實際上指揮八路軍是其副總指揮彭德懷,代表黨監軍的是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任弼時。毛澤東在1937年9月12日致彭德懷電文中,有「你未回軍之前,屬我直接指揮,通知朱、任、林、賀」之語,便是最有力的證明。見毛澤東,〈關於向國民黨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問題的指示〉,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6。
[62] 請參看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30。
[63] 彭德懷的電文轉見毛澤東,〈八路軍戰略區域問題〉,《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1,註釋2。
儘管毛澤東在 19 日的回電中,首先質問彭德懷是否準備執行自己在 17日電文中規定的戰略,[64]並否決了彭德懷的部署;儘管毛澤東在21日電文中,斷言晉軍抗戰必敗,「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告誡彭德懷必須認清此一「客觀的必然的趨勢」,萬不可把八路軍與晉軍綁在一起殉葬,並責成彭德懷負責打通林彪的思想,[65]但彭德懷在同日給毛澤東的回電中,仍一意堅持八路軍應儘可能支援晉軍在「山西持久戰」,「支持華北局面」,並強調八路軍入晉後已「提高了友軍和人民群眾的戰鬥熱情」,重申「紅軍應在任何方面均起積極的模範作用」。由於毛澤東在前電已勉強同意了一一五師的三四三旅「暫不分散」,彭德懷乘機通知毛澤東,他有意讓一一五師的三四四旅也向三四三旅靠攏,「隨時協助陳旅(即三四三旅)相機襲擊」平型關側背之敵。[66]從彭德懷的回電可見,他對「支持華北局面」和「保障山西持久戰」的堅持,正表明了毛澤東所指陳的「客觀的必然的趨勢」,對他而言並不是那麼「客觀的」,更不是那麼「必然的」;他的「紅軍應在任何方面均起積極的模範作用」,明明是在表示:八路軍不僅應該在游擊戰中「起積極的模範作用」,而且在陣地戰和運動戰中也應該「起積極的模範作用」;他的「八路軍入晉後,提高了友軍和人民群眾的戰鬥熱情」,似乎是在暗諷:若一味保持實力畏敵避戰見死不救,便將會冰冷了「友軍和人民群眾的戰鬥熱情」。職是之故,他不僅沒有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對於林彪「不妥當的觀點給與深刻的解釋」,使林彪與毛澤東的「戰略方針歸於一致」。因為,他和林彪一樣,也是毛澤東所批評的「不妥當的觀點」的持有者。他調兵遣將的部署,正顯示了他和林彪的「戰略方針歸於一致」。[67]
[64] 毛澤東的電文,闢頭第一句即云:「德懷同志:十八日電悉。我十七日戰略長電,你收到否。……」意即我的戰略已具見於「十七日戰略長電」,為何你還要在「十八日電」中唱反調!毛澤東,〈八路軍戰略區域問題〉,《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0。
[65] 毛澤東的電文原文是:「德懷同志:閻錫山現在處於不打一仗則不能答覆山西民眾,要打一仗則毫無把握的矛盾中,他的這種矛盾是不能解決的。你估計他放棄平型關,企圖在沙河決戰的決心是動搖的,這種估計是完全對的。他的部下全無決心,他的軍隊已失戰鬥力,也許在雁門關、平型關、沙河一帶會被迫地舉行決戰,然而大勢所趨,必難持久,不管決戰勝敗如何,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個別同志對於這種客觀的必然的趨勢,似乎還沒有深刻認識,被暫時情況所誘惑。如果這種觀點不變,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好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電中『使敵雖深入山西,還處在我們游擊戰爭的四面包圍中』這個觀點。請你堅持這個觀點,從遠處大處著想,對於個別同志不妥當的觀點給與深刻的解釋,使戰略方針歸於一致。」電文中持「不妥當的觀點」的「個別同志」,指的正是林彪。見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3-54。
[66」 彭德懷電轉見毛澤東,〈在日軍佔太原的設想下布置五臺山脈游擊戰爭〉,《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6,註釋3。
[67] 據彭德懷回憶:「〔一九三七年〕九月,周恩來同志約我陪他一起去太原見閻錫山。沿途所聽街談巷議,無不希望紅軍早日參戰。到太原時,人民盼望共產黨和紅軍參戰之心更切。……我從總部出發時,就考慮八路軍如何爭取在抗日戰爭中頭一仗打個勝仗,以提高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這對打擊恐日病、鼓勵抗日士氣、開展群眾運動都有好處。……閻錫山談到以王靖國和陳長捷兩軍分守平型關和茹越口,另以一個軍守雁門關時,我說:你們堅守平型關正面;我一一五師出五臺、靈邱、蔚縣地區,隱蔽集結在敵前道路兩側,待敵進攻平型關時,從敵後夾擊進攻平型關之敵軍。」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28。
9 月 23 日,彭德懷和朱德聯名,正式批准林彪率一一五師全師向進犯平型關之敵側擊:「林並告聶:據閻電,敵於昨夜以來忽奇襲我平型關陣地,現在激戰中。一一五師即向平型關、靈邱間出動,機動側擊向平型關進攻之敵,但須控制一部於靈邱以南,保障自己之左側。朱、彭,漾已。」[68]林彪終於向八路軍總部爭取到了他所想要的一切。9月25日,一一五師在由靈邱通往平型關途中長達十餘里的山溝路旁伏擊日軍,打響了八路軍出師抗日的第一炮。
[68] 彭德懷電轉引自馬仲廉,《太原保衛戰》,頁143。
當平型關伏擊圈中殺聲震天之際,毛澤東正在延安草擬電報稿。從他在該日一連發出的三封相關電文來看,毛澤東對平型關的伏擊竟然毫不知情。若非完全在狀況之外,毛澤東又怎會在一一五師正在衝鋒陷陣,與日軍殺得難分難解的接骨眼中,在電報中命「朱、彭、任、周並告林彪」:「目前紅軍不宜過早暴露」,「請暫時把我軍兵力一概隱蔽」?[69]又怎會電令「朱、彭、任」「將現在晉東北紅軍全部暫時按兵不動」?[70]又怎會在八路軍正使用大兵團打運動戰的當下,還空說游擊戰爭是「唯一方向」和「唯一工作」?[71]顯而易見,無論是八路軍總部9月23日的令命,一一五師9月25日的伏擊,都沒有在事前先向毛澤東報備。[72]如果毛澤東對八路軍能完全掌控的話,平型關伏擊戰是根本不可能會發生的!易言之,平型關伏擊戰是八路軍指戰員違背毛澤東軍事思想和戰略原則的產物,也是八路軍總部和一一五師的將領抵制毛澤東對軍隊直接指導和控制的產物。所謂「法不責眾」,毛澤東正在用人之際,對軍隊的集體抵制一時也無可奈何。但善於記恨的毛澤東,卻牢牢地記住了這一筆賬。在二十二年後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痛責彭德懷在歷史上和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73]平型關的舊賬,自然是構成「七分不合作」的要件之一。
[69] 毛澤東,〈關於華北作戰的戰略意見〉,《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61。
[70] 毛澤東,〈在保定及晉北決戰中八路軍須發揮戰略作用〉,《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9。
[71] 毛澤東,〈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7。
[72] 彭德懷有句口頭禪:「有利於革命,專之可也。」彭德懷帶兵,常獨斷專行,先斬後奏,往往讓毛澤東非常火大,痛斥其「黨性、組織觀念、紀律觀念差。」(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31)例如他在1940年1月底調兵遣將,以「反擊反共磨擦」為名,在太行山一舉殲滅了國軍朱懷冰部的兩個師、侯如墉的一個旅、張蔭梧的一個縱隊共10餘個團,彭德懷發動如此重大的「內戰」,事先竟沒有向中共中央(毛澤東)請示,而祇在「事後報告了中央,得到了認可」。彭德懷在國共合作抗日期間,就連打國民黨都不曾事先向毛請示,何況是打日本!平型關的伏擊,當然也祇在「事後報告了中央」,當然也「得到了認可」。米已成飯,不認可行嗎?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41-242。
[73] 1959 年 7 月 31日,毛澤東在為清算彭德懷而特別召集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痛責彭德懷:「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21。
[37] 該電文見毛澤東,〈紅軍的作戰任務與兵力使用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26,註釋2。
[38] 二十二年之後,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清算彭德懷,對洛川會議的舊賬仍餘恨未消,並以此作為彭德懷在歷史上一貫反對他的重要罪證之一。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93。
[39]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40。
[4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頁378。
[41] 〈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1937年8月25日洛川會議),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24-326。
[42] 〈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937年8月25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27-330。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的總結報告提出:「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43]毛澤東後來不得不把「分散」與「集中」並列,把「山地游擊戰」與「消滅敵人兵團」的運動戰並列,顯然是在黨內多數派壓力下的一種暫時性的妥協。[44]但這種和稀泥的「共識」,祇能把業已浮現出水面的路線紛爭再次壓回湖底,它並沒有消減──更不必說是排除了──毛澤東和中共多數領袖在軍事路線上的嚴重分歧。[45]會後,毛澤東利用其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實際稱主席)的地位,繼續推銷他的「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但據彭德懷的回憶,當時中共的軍事領袖對毛澤東的游擊戰方針「認識是模糊的」,「都沒有把敵後游擊戰爭提到戰略上來認識」,「沒有真正認識到這是長期堅持敵後抗日戰爭的正確方針」。彭德懷甚至承認:「我當時對於『運動戰』和『游擊戰』這兩個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如時而提『運動游擊戰』,又時而提『游擊運動戰』。」[46]彭德懷撰寫回憶錄時已身陷囹圄,所謂「模糊的」其實祇是「不理解」、「不承認」或「不贊同」的委婉說法而已。
[43] 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總結報告原文未見,其節文轉見於袁偉、姜廷玉等,《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320。
[44] 聶榮臻認為毛的總結之所以「把關於作戰方針的提法作了一些更變,使之更全面,更科學」,乃緣於「毛澤東同志也考慮到討論中的不同意見」。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42。
[45] 據當時參加洛昌會議的蕭勁光回憶:「洛川會議上在討論軍事指導方針中儘管意見不同,但出發點都是一個,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後更有利地打擊敵人……當然,它也說明同志們在當時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問題在認識上有差異。」〔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頁 481〕《毛澤東傳》的編者也承認:「對游擊戰和運動戰,會上有些不同意見,但由於紅軍急於出發,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481。
[46]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頁230。
洛川會議之後,朱德率全軍慷慨誓師,[47]八路軍從8 月 31日起分別由韓城和芝川鎮兩地渡過黃河開往山西前線。儘管毛澤東由 9 月 3 日、7 日、12日、16 日、17 日、19日、21日、24日不斷地函電八路軍諸將,一再指示或命令他們必須按照自己的戰略思想行事,[48]但八路軍將士在打了十年內戰之後,纔第一次可以為拯救國家民族危亡抵禦外侮而流血拼命,全軍上下鬥志極其高昂。雪片般的決心書、求戰書上印滿染血斑斑的指印,滿紙都是「頭可斷,血可流,誓死不當亡國奴」的誓言,[49]有的人甚至給父母妻兒寫好了訣別信,黨員先準備了最後黨費,[50]戰士和中、下級軍官的熱血也激動了高級將領的心。[51]尤其是成千上萬的群眾扶老攜幼,帶著慰問品,高呼著口號,在風雨的征途中歡迎歡送,甚至有人下跪叩謝,流亡學生為部隊獻唱悲愴的救亡歌曲,[52]婦女代表泣訴日軍的獸行,[53]所有這一切,都無異在八路軍指戰員早已熾熱如火的求戰慾中注入一桶桶的燃油。[54]毛澤東保存實力,隱蔽待機,決不獨當一面,不集中作戰,不打運動戰,不打陣地戰,不打硬仗的命令和指示,與八路軍「誓與敵人決一死戰,決不後退一步」,「死也要死在前線上」的士氣與軍心,竟然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林彪鐵了心,偏要集中兵力「打個大仗,給日軍一個打擊!給友軍一個配合!給人民一個振奮!」[55]他在 9 月 14 日電告八路軍總部,表示要集中一一五師的三四三旅和師直屬部隊,待日軍仰攻平型關晉軍陣地時,相機襲擊敵軍之側後,「殲其一部,擴大戰果」。[56]當他的計畫被毛澤東9月16日的電報明令否決之後,[57]對毛澤東在17日電令他率師「進入恆山南段」開展游擊活動的指示又不願意執行。[58]他一方面虛與委蛇,在致毛澤東的電文中對毛的「判斷與部署」表示「完全同意」,以換取毛同意業已集中待機的三四三旅「暫不分散」。[59]但在另一方面,他在18日致八路軍總部的另一封電文中,力陳堅持集中兵力先打運動戰和陣地戰的五大理由:(1) 目前敵正在前進中,運動中,作戰中,為我進行運動戰之良好機會。我友軍目前尚有抗擊敵人之相當力量,為能得到友軍配合作戰之良好機會。倘過此時機,敵已擊敗友軍,通過山地並佔領主要城市時,即較難求運動戰、山地戰及友軍配合作戰。(2) 目前軍民正在看我軍直接參戰,如我參戰兵力過少,則有失眾望。(3) 兵力過少,則不能以絕對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以上。(4) 目前須以打勝仗,捉俘虜,提高軍民抗戰信心,提高八路軍威信。(5)目前第一仗實以集中約一師的兵力為好,待爾後客觀上已失去一師兵力作運動戰之可能時,再分散作群眾工作和游擊。[60]林彪的五大理由,無一不與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正相反對。八路軍總部負責人[61]夾在毛澤東與林彪之間,他們在情感上與林彪完全相同,而在戰略思想上其實也是林彪的「同志」。[62]彭德懷在收到林彪 18 日電報之後,同日發給毛澤東一電,表示應盡力支持和配合晉軍抗戰(「目前應盡力爭取山西相當持久」),並準備部署「一一五師進到靈邱、淶源以南,相機側擊敵之一部」,[63]實際上是在為林彪的五大理由背書。
[47] 八路軍的誓辭是:「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它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殺害我們父母兄弟,姦淫我們母妻姐妹,燒我們莊稼房屋,毀我們的耕具牲口,為了同胞,為了子孫,我們祇有抗戰到底。……我們擁護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領導全國抗日,服從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不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不把漢奸完全肅清,誓不回家!」轉引自陳錫增編,《黃埔將帥》(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頁1675。
[48] 請參看毛澤東的〈與閻錫山交涉紅軍活動區域〉、〈力爭把阜平等縣規定為八路軍活動地區〉、〈關於向國民黨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問題的指示〉、〈關於我軍應堅持以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方針的指示〉、〈關於敵情判斷及我之戰略部署〉、〈八路軍戰略區域問題〉、〈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以及〈在日軍佔太原的設想下布置五臺山脈游擊戰爭〉等函電。均見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40-56;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6-340。
[49] 姜鋒、馬曉春、竇益山,《楊勇將軍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頁77。
[50] 李天佑,〈首戰平型關〉,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冊3,頁300。
[51] 例如,聶榮臻有以下的一段文字回憶當時的心境:「這次開赴華北抗日前線,是我軍歷史上的一個大轉折,再往前面去,就要同日本侵略軍交戰了。我們多年抗日夙願就要實現!我的心情既激動,又感到肩上的擔子不輕。因為,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重擔,已經歷史地落在共產黨、八路軍的肩上。」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44-345。
[52] 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 250-252;李天佑,〈首戰平型關〉,頁299。
[53] 一二○師副師長蕭克在八路軍總部向其他將領談到自己參加群眾大會的感受:「前兩天,我參加了太原一個群眾大會,一位婦女代表聲淚俱下的控訴了日寇犯下的罪行,那簡直令人髮指。最後,她大聲地質問:中國的男人都到哪裹去了,為什麼任憑自己同胞姐妹被日寇欺負凌辱。這話問得我羞慚無地,我立刻站起來,說,八路軍上前線,誓與敵人決一死戰,決不後退一步。這話剛一說完,全會場上萬人掌聲雷動,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大爺還走到我面前,淚流滿面的跪了下去,說是代表億萬蒼生向我叩謝……」孫曉、宋梅編著,《彭德懷的軍旅生涯》(濟南:黃河出版社,1999),頁349。
[54] 據一一五師六八五團團長楊得志回憶,該團在途中遇日軍空襲,有20多人受重傷,但所有傷兵說什麼也不肯到後方醫院休養。有個戰士甚至哭著對楊喊:「團長,還沒見著鬼子的面你讓我有什麼臉回後方?不!我不走!死也要死在前線上。」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252。
[55] 李天佑,〈首戰平型關〉,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頁301。
[56] 馬仲廉,《太原保衛戰》(瀋陽:瀋陽出版社,1994),頁140。
[57] 毛澤東在電文中向林彪重申:「我軍應堅持既定方針用游擊戰鬥配合友軍作戰,此方針在京與蔣何決定,周彭又在晉與閻當面決定,基本不應動搖此方針。」毛澤東,〈關於我軍應堅持以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方針的指示〉,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8。
[58] 毛澤東的指示,見毛澤東,〈關於敵情判斷及我之戰略部署〉,《毛澤東軍事文集》,卷 2,頁48。
[59] 毛澤東在1937年9月21日給彭德懷的電文中提及,「林彪同志來電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斷和部署,他祇想以陳旅集中相機給敵人以打擊,暫時不分散。這種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但如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以適時把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見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4。
[60] 轉引自馬仲廉,《太原保衛戰》,頁140。
[61] 當時八路軍總指揮是朱德,但朱德祇是名義上的統帥,實際上指揮八路軍是其副總指揮彭德懷,代表黨監軍的是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任弼時。毛澤東在1937年9月12日致彭德懷電文中,有「你未回軍之前,屬我直接指揮,通知朱、任、林、賀」之語,便是最有力的證明。見毛澤東,〈關於向國民黨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問題的指示〉,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頁336。
[62] 請參看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30。
[63] 彭德懷的電文轉見毛澤東,〈八路軍戰略區域問題〉,《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1,註釋2。
儘管毛澤東在 19 日的回電中,首先質問彭德懷是否準備執行自己在 17日電文中規定的戰略,[64]並否決了彭德懷的部署;儘管毛澤東在21日電文中,斷言晉軍抗戰必敗,「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告誡彭德懷必須認清此一「客觀的必然的趨勢」,萬不可把八路軍與晉軍綁在一起殉葬,並責成彭德懷負責打通林彪的思想,[65]但彭德懷在同日給毛澤東的回電中,仍一意堅持八路軍應儘可能支援晉軍在「山西持久戰」,「支持華北局面」,並強調八路軍入晉後已「提高了友軍和人民群眾的戰鬥熱情」,重申「紅軍應在任何方面均起積極的模範作用」。由於毛澤東在前電已勉強同意了一一五師的三四三旅「暫不分散」,彭德懷乘機通知毛澤東,他有意讓一一五師的三四四旅也向三四三旅靠攏,「隨時協助陳旅(即三四三旅)相機襲擊」平型關側背之敵。[66]從彭德懷的回電可見,他對「支持華北局面」和「保障山西持久戰」的堅持,正表明了毛澤東所指陳的「客觀的必然的趨勢」,對他而言並不是那麼「客觀的」,更不是那麼「必然的」;他的「紅軍應在任何方面均起積極的模範作用」,明明是在表示:八路軍不僅應該在游擊戰中「起積極的模範作用」,而且在陣地戰和運動戰中也應該「起積極的模範作用」;他的「八路軍入晉後,提高了友軍和人民群眾的戰鬥熱情」,似乎是在暗諷:若一味保持實力畏敵避戰見死不救,便將會冰冷了「友軍和人民群眾的戰鬥熱情」。職是之故,他不僅沒有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對於林彪「不妥當的觀點給與深刻的解釋」,使林彪與毛澤東的「戰略方針歸於一致」。因為,他和林彪一樣,也是毛澤東所批評的「不妥當的觀點」的持有者。他調兵遣將的部署,正顯示了他和林彪的「戰略方針歸於一致」。[67]
[64] 毛澤東的電文,闢頭第一句即云:「德懷同志:十八日電悉。我十七日戰略長電,你收到否。……」意即我的戰略已具見於「十七日戰略長電」,為何你還要在「十八日電」中唱反調!毛澤東,〈八路軍戰略區域問題〉,《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0。
[65] 毛澤東的電文原文是:「德懷同志:閻錫山現在處於不打一仗則不能答覆山西民眾,要打一仗則毫無把握的矛盾中,他的這種矛盾是不能解決的。你估計他放棄平型關,企圖在沙河決戰的決心是動搖的,這種估計是完全對的。他的部下全無決心,他的軍隊已失戰鬥力,也許在雁門關、平型關、沙河一帶會被迫地舉行決戰,然而大勢所趨,必難持久,不管決戰勝敗如何,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個別同志對於這種客觀的必然的趨勢,似乎還沒有深刻認識,被暫時情況所誘惑。如果這種觀點不變,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好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電中『使敵雖深入山西,還處在我們游擊戰爭的四面包圍中』這個觀點。請你堅持這個觀點,從遠處大處著想,對於個別同志不妥當的觀點給與深刻的解釋,使戰略方針歸於一致。」電文中持「不妥當的觀點」的「個別同志」,指的正是林彪。見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3-54。
[66」 彭德懷電轉見毛澤東,〈在日軍佔太原的設想下布置五臺山脈游擊戰爭〉,《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6,註釋3。
[67] 據彭德懷回憶:「〔一九三七年〕九月,周恩來同志約我陪他一起去太原見閻錫山。沿途所聽街談巷議,無不希望紅軍早日參戰。到太原時,人民盼望共產黨和紅軍參戰之心更切。……我從總部出發時,就考慮八路軍如何爭取在抗日戰爭中頭一仗打個勝仗,以提高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這對打擊恐日病、鼓勵抗日士氣、開展群眾運動都有好處。……閻錫山談到以王靖國和陳長捷兩軍分守平型關和茹越口,另以一個軍守雁門關時,我說:你們堅守平型關正面;我一一五師出五臺、靈邱、蔚縣地區,隱蔽集結在敵前道路兩側,待敵進攻平型關時,從敵後夾擊進攻平型關之敵軍。」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28。
9 月 23 日,彭德懷和朱德聯名,正式批准林彪率一一五師全師向進犯平型關之敵側擊:「林並告聶:據閻電,敵於昨夜以來忽奇襲我平型關陣地,現在激戰中。一一五師即向平型關、靈邱間出動,機動側擊向平型關進攻之敵,但須控制一部於靈邱以南,保障自己之左側。朱、彭,漾已。」[68]林彪終於向八路軍總部爭取到了他所想要的一切。9月25日,一一五師在由靈邱通往平型關途中長達十餘里的山溝路旁伏擊日軍,打響了八路軍出師抗日的第一炮。
[68] 彭德懷電轉引自馬仲廉,《太原保衛戰》,頁143。
當平型關伏擊圈中殺聲震天之際,毛澤東正在延安草擬電報稿。從他在該日一連發出的三封相關電文來看,毛澤東對平型關的伏擊竟然毫不知情。若非完全在狀況之外,毛澤東又怎會在一一五師正在衝鋒陷陣,與日軍殺得難分難解的接骨眼中,在電報中命「朱、彭、任、周並告林彪」:「目前紅軍不宜過早暴露」,「請暫時把我軍兵力一概隱蔽」?[69]又怎會電令「朱、彭、任」「將現在晉東北紅軍全部暫時按兵不動」?[70]又怎會在八路軍正使用大兵團打運動戰的當下,還空說游擊戰爭是「唯一方向」和「唯一工作」?[71]顯而易見,無論是八路軍總部9月23日的令命,一一五師9月25日的伏擊,都沒有在事前先向毛澤東報備。[72]如果毛澤東對八路軍能完全掌控的話,平型關伏擊戰是根本不可能會發生的!易言之,平型關伏擊戰是八路軍指戰員違背毛澤東軍事思想和戰略原則的產物,也是八路軍總部和一一五師的將領抵制毛澤東對軍隊直接指導和控制的產物。所謂「法不責眾」,毛澤東正在用人之際,對軍隊的集體抵制一時也無可奈何。但善於記恨的毛澤東,卻牢牢地記住了這一筆賬。在二十二年後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痛責彭德懷在歷史上和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73]平型關的舊賬,自然是構成「七分不合作」的要件之一。
[69] 毛澤東,〈關於華北作戰的戰略意見〉,《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61。
[70] 毛澤東,〈在保定及晉北決戰中八路軍須發揮戰略作用〉,《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9。
[71] 毛澤東,〈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7。
[72] 彭德懷有句口頭禪:「有利於革命,專之可也。」彭德懷帶兵,常獨斷專行,先斬後奏,往往讓毛澤東非常火大,痛斥其「黨性、組織觀念、紀律觀念差。」(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31)例如他在1940年1月底調兵遣將,以「反擊反共磨擦」為名,在太行山一舉殲滅了國軍朱懷冰部的兩個師、侯如墉的一個旅、張蔭梧的一個縱隊共10餘個團,彭德懷發動如此重大的「內戰」,事先竟沒有向中共中央(毛澤東)請示,而祇在「事後報告了中央,得到了認可」。彭德懷在國共合作抗日期間,就連打國民黨都不曾事先向毛請示,何況是打日本!平型關的伏擊,當然也祇在「事後報告了中央」,當然也「得到了認可」。米已成飯,不認可行嗎?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41-242。
[73] 1959 年 7 月 31日,毛澤東在為清算彭德懷而特別召集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痛責彭德懷:「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21。
三、向毛澤東回歸
然而,彭德懷和林彪違背毛澤東的戰略方針,也造成了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伏擊戰中的的嚴重傷亡。據《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一書記載:
我們傷亡最重的是第九連,……該連一百五十名壯士,戰鬥結束時只剩了十八名,連長負傷,三個排長都壯烈殉國。全連幹部,除一個副指導員和一個機槍班長以外,其餘不是掛彩就是犧牲。……第五連,在整天的激戰中也傷亡了三分之二,……五連指導員負傷,兩個排長陣亡,全連百名壯士,凱旋者也只三十多人而已。總計我軍團長、團參謀長各一人負傷,營級幹部五人負傷,指戰員傷亡近千人。由此可以看到當時戰況的激烈。74
[74] 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頁17。
由於該書是在1953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當時出版的書籍甚少,而北京人民出版社又是國家最高一級的出版機構,審查機制極其嚴格,故該書完全可被視為業經中共正式審查和核准的出版物。更重要的是,該書的編撰者居然是「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這就足以說明了該書的論述,正代表了當時中共官方的正統觀點。我們知道,隱瞞或少報共軍的實際傷亡數字,誇大和吹漲敵軍的死傷,正是中共宣傳的一貫手法。如果從中共宣傳的慣例來看,八路軍在平型關伏擊的實際傷亡數字,祇會比該書所承認的少,決不會比該書所承認的多。而是役八路軍的慘重死傷,也分別從李天佑、楊勇、楊得志等當時直接參戰的一一五師團級指揮官的回憶錄中獲得證實。而當時任一一五師二八六團一營教導員的戴潤生將軍,在最近的回憶平型關伏擊中提及:「平型關我軍傷亡近千,毛主席很痛心」,[75]則與該書的傷亡數字若合符契。
[75] 柳孚三,〈從戴潤生「將軍」看八路軍打日本〉。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bib5/articles/5/8/29/125452.html
一一五師主要是由紅一軍團組成,是毛澤東賴以起家的基本武力,最得毛澤東的信任和偏愛。在八路軍的三個師中,一一五師的員額是其餘兩個師的總和,76而其武器裝備亦較其餘兩個師為優。傾八路軍全軍一半以上的武力,圍殲幾百名中伏的日本運輸兵和阻擊前來救援的日軍小部隊,竟須付出二比一的傷亡,近千選鋒或戰鬥骨幹的死傷。77這一慘烈的代價,對八路軍總部尤其是一一五師的將領確實太過沉重了!以往共軍愛打殲滅戰,因為共軍槍械兵員的補充,很大程度依靠殲滅戰後收繳到的槍炮彈藥和捕捉到的俘虜。平型關伏擊戰勉強也可算是殲滅戰,但竟抓不到一個俘虜,「祇繳到不上一百條的完整的步槍」,78這使林彪「打勝仗,捉俘虜」的計算大部落空。不僅如此,未能突圍的日本兵瘋狂地和共軍廝殺,從槍彈刺刀槍托拳頭一直到用牙齒撕咬,79拼搏到祇剩下最後一個人仍然不肯棄械投降,80結果竟全部戰死,不少人臨死前還不忘先把槍枝砸爛……。武士道的長期浸潤和薰陶,已幾乎使日軍變成了不要命的殺人機器;平型關一戰,不僅使得參戰的八路軍指戰員死傷枕藉,「連隊打得班不成班,排不成排」,81也讓每一個倖存者「沒齒難忘」!82其實,早在開戰的前四天,毛澤東就指出,萬萬不可把今日的打日軍和往日的打國民黨軍等量齊觀。毛澤東嚴重警告:「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再做。」83平型關的大量失血,使得八路軍將領從求戰的熾熱和亢奮中清醒過來,開始聽進了毛澤東的警告。不難設想,伏擊幾百名日本的運輸兵尚且讓全軍戰鬥力最強的一一五師元氣大傷,84如果伏擊圈中確如中共日後宣傳所言,被包圍的真是「日本侵略軍精銳的板垣師團二十一旅團」4千多人的戰鬥部隊,共軍或日軍被殲滅的又將會是誰?結果其實已不問可知!打日軍與打國民黨軍真的是「根本不同」。在以往國共內戰中,殲滅國軍一部便可以繳槍抓俘虜,可以利用繳到的槍械增強戰力,抓來的俘虜擴大隊伍。但今日和日軍作戰,即使殲其一部,還是抓不到俘虜繳不到槍,結果祇會造成本來就兵員槍械不足的八路軍更加嚴重的損耗。並且,要殲滅日軍一部又談何容易!以戰力而論,日軍一個聯隊便要遠遠超過國軍的一個師。共軍在第一次內戰期間雖已有能力整師整師地聚殲國軍,但一直到了後來的百團大戰,八路軍曾以七倍的兵力,在彭德懷的親自指揮之下,圍攻了一天多仍啃不動日軍的一個大隊;而往往日軍的一個大隊,就敢於孤軍深入中共的根據地進行掃蕩,85如虎驅羊般把十倍八倍的八路軍趕得東奔西逃。如果聯繫到平型關伏擊半個月後的忻口保衛戰,衛立煌率領國軍三個兵團的強將精兵,在忻口與來犯的板垣兵團血戰了近二十日,國軍平均「日耗兩團上下」,「戰鬥員傷亡三分之二以上」,86接連陣亡一軍長、一師長、一旅長,結果忻口仍須棄守。87衛立煌所部第十四集團軍是中央嫡系,無論在人數、裝備、訓練和戰鬥力等方面,八路軍都以難望其項背,幸而八路軍經過平型關伏擊之後,再無能力在忻口陣地上「獨當一面」,否則,以八路軍總共不過十來個團的血本,打不了幾天的陣地戰便會拼個精光。更兼國軍在平型關、娘子關、忻口等防線被接連摧破,太原也在11月8日陷落,大半個華北在極短的時間內便落入了日軍之手。戰局的發展,與毛澤東在戰前的預測,簡直是若合符契。毛澤東的料事如神算無遺策,使得原先主張八路軍應大力支援晉軍抗戰,主張八路軍不應排斥陣地戰和運動戰,並暗諷毛澤東的策略為「民族失敗主義」的八路軍總部負責人,88開始對毛澤東衷心欽服和言聽計從。平型關血的教訓,也迫使八路軍的指戰員們認清並承認了毛澤東所指出的──但他們以往卻不敢面對和不願承認的──十分殘酷的事實。這事實就是:他們在集中的運動戰和陣地戰中根本不是日軍的對手,逞一時之快匹夫之勇的硬拼,結果祇會輕易地把長征後倖存的種子部隊全部拼光。誠如毛澤東所言,他們能在抗戰中「起決定作用」的「拿手好戲」祇有游擊戰。祇有在游擊戰中,他們纔能保存、壯大和發展自己,並在破壞、擾亂和牽制了日軍的後方同時,客觀上也有力地援助了國軍在正面戰場上的浴血苦戰。
[76] 據彭德懷說,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全軍的員額分別是:一一五師14,000人,一二○師6,000人,一二九師8,000人(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27)。但據聶榮臻說,當時一一五師的人數是15,500 人(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39),未知孰是。但無論從彭從聶,一一五師的員額都是其餘兩師之總和甚至大於其總和。
[77]鑒於中共官方宣傳一貫的特點,本文對伏擊戰中共軍的傷亡人數,採用中共官方史書「近千人」的說法(見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頁17)。必須指出,這近千傷亡的指戰員,都是八路軍的精華,士兵大都參加過長征,軍官都是降一級任用,人人身經百戰,堪稱全軍的骨幹、魂魄或「選鋒」。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頁256。
[78] 此語見彭德懷在平型關戰後的某次內部講話,轉引自楊奎松,〈八路軍平型關戰鬥史實之考證〉,收入《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編,《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頁184。
[79] 據李天佑回憶:「許多戰士因缺乏對日寇作戰的經驗,反而被垂死的敵人殺傷了。記得一營一個電話員,正沿著公路查線,看見汽車旁躺著一個半死不活的鬼子,他跑去對那鬼子說:『老鄉,繳槍不殺……』沒等他說完,那傢伙揚手一刺刀,刀尖刺進了電話員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負了重傷的獸兵揹回來,結果自己的耳朵叫敵人咬掉了。更有的戰士上去給哼哼啊啊的野獸裹傷,結果反叫敵人打傷,或者犧牲了。由於敵人的野蠻和驕橫,因此戰鬥始終都激烈得很。傷員和傷員扭打,一直要到拼死為止。」李天佑,〈首戰平型關〉,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頁309-310。
[80] 據聶榮臻回憶:「戰鬥臨近結束之前……我在察看戰果的時候,還碰上一個日本兵,躲在山洞裏面向戰士放冷槍,戰士們對山洞用中國話喊:『繳槍不殺!』他以槍彈回答,死不投降。我說,丟手榴彈,消滅他!那時,我們的戰士還把日本侵略軍當成內戰時期的敵人,以為打狠了就會繳槍,豈不知他們都經過長期訓練,受麻醉很深,滿腦袋裝的都是怎樣佔領中國,所以即使剩下一個人,也很頑強。」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55。
[81] 李天佑,〈首戰平型關〉,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頁311。
[82] 參看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頁 256-260;李天佑,〈首戰平型關〉,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頁308-310;姜鋒、馬曉春、竇益山,《楊勇將軍傳》,頁82-83;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55。
[83] 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4。 84 平型關伏擊之後,一一五師大傷元氣,必須轉到五臺山一帶「休整」。姜鋒、馬曉春、竇益山,《楊勇將軍傳》,頁85。
[85] 據彭德懷回憶:「在敵軍掃蕩時,日軍一般的一個加強營附以偽軍為一路。我總想尋機殲滅敵軍一路,使敵下次掃蕩不敢以營為一路,以使其掃蕩的時間間隔拉大,有利於我軍民機動。我這一想法是不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因部隊大疲勞,使戰鬥力減弱了,使一二九師傷亡多了一些。」彭口中的「加強營」亦即日軍的大隊。彭當時已是數十萬大軍的統帥,任憑他千方百計,八路軍畢竟無法殲滅前來掃蕩的日軍的一個大隊,而且還弄得自己折將損兵(八路軍的副參謀長左權便是在日軍的某次掃蕩中殉國)。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47。
[86] 據1937年10月27日衛立煌致蔣介石等密電云:「昨向我左正面進攻之敵約五千以上……迄午後,我八三師及七一師守兵犧牲殆盡,各該高地遂為敵陷。日暮後,各抽一部反攻,血戰竟夜,衝鋒十餘次,卒將各該山頭規復……我八四師四九四、四九七兩團各剩百餘,幹部犧牲殆盡,排附已升任營長。」「此間劇戰迄今半月,戰鬥員傷亡三分之二以上,現多以雜役兵參戰,士氣雖盛,但日耗兩團上下,兵額迄無補充,故陣地日感薄弱。」「中央地區自敬日鏖戰以來,斃敵甚多,我亦傷亡奇重,各部現餘兵力計八三師四、五百人,段樹華師及二一七旅共不足五百人,二一五旅僅餘二百人,一七七師許旅亦僅三、四百人……。」由此可見忻口守軍傷亡之慘重。轉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上冊,頁510-511。
[87] 是役國軍殉國之將領為第九軍軍長郝夢麟中將、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少將,以及獨立第五旅旅長鄭廷珍少將等。忻口保衛戰請參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卷中,頁87-90。
[88] 據當時中共北方局副書記楊尚昆回憶:「1937年10月8日,華北軍分會發出一本小冊子《對目前華北戰爭形勢與我軍任務的指示》,這是任弼時起草的,其中也反映了太原時一部分黨的領導同志與劉少奇同志對形勢分析的不同意見。少奇同志認為,在強敵面前華北早晚要淪陷,我們不必費力去幫國民黨軍隊抵抗,還是抓住時機到處去發展游擊隊,發動群眾建立政權為好;有的用閻錫山名義,有的可以先斬後奏,不要因統一戰線而縮手縮腳。恩來同志認為應當照顧統一戰線,任弼時同志則說少奇同志是『民族失敗主義』。他在寫這個小冊子時,把這種分歧寫了進去,說:『必須反對民族失敗主義情緒與認為華北局勢無法挽救的宿命論。』毛主席看到這些話很不高興,因為他的想法同少奇同志比較接近,認為這些話是針對他的。因此,一見軍分會的小冊子,他就火了。」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175。
平型關伏擊戰的發生,把毛澤東與中共多數領袖在軍事路線上的分歧公開化和表面化,平型關伏擊戰的教訓,也使得中共多數領袖,尤其是軍事將領,逐漸向毛澤東回歸並接納了毛澤東設定的軍事路線。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和軍內領導權的嚴重危機由是得以消除。繼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又一次在黨內由少數派變為多數派,又一次改變了離心離德的困局從而再獲全黨的支持,尤其是全軍的擁戴。自平型關伏擊一直到日本投降這長達八年的抗戰時期,除了1940年8、9月間的「百團大戰」之外,[89]八路軍和後來的新四軍都從未集中兵力,和日軍正式打過一場像樣子的運動戰或陣地戰。全黨全軍上下一心,遵循著毛澤東的戰略方針,把深入淪陷區進行擴黨、擴軍、擴大中共統治地盤的「分兵游擊」,作為抗日戰爭中的「唯一工作」和「唯一方向」。在國府已經撤退,而日軍實際上祇能以點連結線佔領的淪陷區,處於國府不管、地方勢力不管、日軍不管的「三不管」地帶的廣大鄉村,便成了共軍游擊戰無比豐饒肥厚的沃土。「三不管」地區人民對領導權的需求,如棄嬰之思父母,中共游擊隊乘機滲透,適時填補了領導權的真空,[90]而國軍的招牌和抗日的旗號,又極度地滿足了淪陷區的中國人對「正朔」的想像和對「王師」的歡迎。中共游擊隊所到之處,各種基層政權便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青年參軍之踴躍,有人祇需拿一面鑼到村子裏邊敲邊喊「當兵去,打日本」,便可招募 4、5 百人。[91]部隊擴充之迅猛,使得八路軍的士兵甚至連炊事員、飼養員大都晉升為連長、指導員或隊長,而部隊幹部的嚴重短缺仍與日俱增。[92]中共的游擊部隊在腳跟未站穩之時,總設法與同一游擊區的其他抗日武裝或國府的游擊軍大搞「統一戰線」,站穩腳跟後便總要利用一切藉口,甚至完全不需藉口,恣意對「非我族類」者鯨吞蠶食。面對中共這些游擊專家的同室操戈,非共的抗日武裝簡直不堪一擊。聶榮臻在回憶錄中,有滋有味地談到他如何「一個襲擊就解決了」孟閣臣這支 7、8 千人的「灰色武裝」;[93]彭德懷在回憶錄中,也眉飛色舞地提及他如何在太行山中,一舉殲滅了「頑軍」朱懷冰部的兩個師、侯如墉的一個旅、張蔭梧的一個縱隊共 10 餘個團。[94]看來中共在八年抗戰中最輝煌壯麗的戰績,幾乎都集中在對「雜色武裝」的併吞,以及對「頑軍」的圍殲。[95]共軍對日軍的避戰和對非共武裝的殲滅,使其頗受「游而不擊」、「專打友軍,不打日軍」的譏評,96但毛澤東的「槍桿子裏出政權」,「有權就有了一切」的唯權力原則,絕不會為了害怕別人的譏評而放棄到手的權力。共軍的「打進來」、「拉出去」、「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等多重策略的交替運用,使得一切非共的抗日武裝在淪陷區中簡直無法存活。原先龍蛇混集群雄逐鹿的各個敵後游擊區,遂變為「清一色」的中共「解放區」。到了 1945 年 4 月 2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開幕詞中,充滿自豪地宣佈:中共已擁有121萬的黨員,9,550 萬人口的解放區,91萬軍隊,220萬民兵,「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強大過。」[97]
[89] 「百團大戰」原來的名稱是「交通襲破戰」(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頁 201),顧名思義,中共在「百團大戰」中雖集結了22個團的兵力(據彭德懷說後來陸續增加到一○四個團)(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 245),但其目的並不是和日軍作正而交鋒,而是乘日軍在華北佔領區兵力的空虛,破壞其交通線,「重點破襲正太路,其次破襲平漢路、同浦路北段和白晉路。」(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 244)儘管中共聲稱「百團大戰」一共「斃傷日偽軍兩萬五千餘人,俘日軍二百八十一人,偽軍一萬八千餘人,拔除敵人大小據點兩千九百多個,繳獲各種炮五十三門,步槍、馬槍五千餘支,輕重機槍二百餘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彈藥、軍用物資……。」(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 506)但據台灣軍史學者研究,日軍在「百團大戰」中全部受攻擊地區的駐軍總人數僅有4,000餘人〔操穉青,《論平型關之戰與「百團大戰」》(台北:政治大學國關中心收集,油印本,1981),頁 139-140〕,而八路軍的攻擊規摸,亦「僅限於對交通線的騷擾和破壞,並未對日軍主力發動攻擊。」〔柯惠鈴,〈從「百團大戰」看抗戰中期中共軍事戰略〉,《中華軍史學會會刊》,期3(1997年12月),頁975〕如果聯繫到共軍在圍攻孤懸在公路和鐵路線上日軍堡壘時,在強攻不下或遇到日軍增援便解圍撤退,「百團大戰」的拆橋破路襲點,套用聶榮臻的話,其實祇是「游擊戰爭中經常搞的」「日常工作」,「不涉及什麼戰略問題」(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 508)。綜上所述,「百團大戰」到底是一場規模甚大的游擊戰,還是一場運動戰,目前仍有高度爭議。但「百團大戰」並沒有造成日軍多大的傷亡,被破壞的公路和鐵路不久即全面恢復通車,而日軍隨之而來報復性的掃蕩,造成了中共在華北各根據地的嚴重破壞和萎縮,以及共軍的慘重傷亡,則已是不爭的事實。
[90] 據聶榮臻回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後,晉察冀地區陷於更加混亂的狀態。各縣的政權機構,實際上都已瓦解。……除五臺、孟縣兩個縣政府,……仍能執行一些政務外,其他各縣政府的人員,都已逃散一空。」「地方上找不到原有的行政官吏,下層的區村政權,也是如此,完全陷入無政府狀態,社會秩序一片混亂,土匪漢奸趁火打劫,老百姓惶惶不可終日,緊閉著門戶,憂慮著災難的來臨。」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66、382。
[91] 李公樸,《華北敵後──晉察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重印),頁22。
[92]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77-378;李公樸,《華北敵後──晉察冀》,頁23。
[93]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424-427。
[94]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41-242。
[95] 「雜色武裝」指游擊區中的其他抗日武裝,「頑軍」指國民黨在游擊區的部隊。
[96]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43。
[97] 毛澤東,〈兩個中國之命運〉,《毛澤東選集》,頁927-928。
毛澤東應該紀念平型關伏擊,因為平型關伏擊的教訓,使他化危機為轉機,從而掙脫了離心離德收拾不住的困境,再次在黨內鞏固了自己的領導地位,在軍中樹立了自己的絕對權威。中共應該紀念平型關伏擊,因為平型關伏擊的教訓,使全黨全軍在行將邁向萬劫不復深淵的危急關頭,及時煞步抽腿,轉回到毛澤東所設定的路線,成就了全黨全軍前所未有的強大發達和興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每一個公民也應該記住平型關伏擊,因為中共在抗戰期間的強大發達和興盛,正是中共在抗戰勝利後得以傾覆國民政府的憑藉,而平型關伏擊對中共的教訓,無論如何也應成為13億中國人憔悴於極權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傷亡最重的是第九連,……該連一百五十名壯士,戰鬥結束時只剩了十八名,連長負傷,三個排長都壯烈殉國。全連幹部,除一個副指導員和一個機槍班長以外,其餘不是掛彩就是犧牲。……第五連,在整天的激戰中也傷亡了三分之二,……五連指導員負傷,兩個排長陣亡,全連百名壯士,凱旋者也只三十多人而已。總計我軍團長、團參謀長各一人負傷,營級幹部五人負傷,指戰員傷亡近千人。由此可以看到當時戰況的激烈。74
[74] 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頁17。
由於該書是在1953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當時出版的書籍甚少,而北京人民出版社又是國家最高一級的出版機構,審查機制極其嚴格,故該書完全可被視為業經中共正式審查和核准的出版物。更重要的是,該書的編撰者居然是「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這就足以說明了該書的論述,正代表了當時中共官方的正統觀點。我們知道,隱瞞或少報共軍的實際傷亡數字,誇大和吹漲敵軍的死傷,正是中共宣傳的一貫手法。如果從中共宣傳的慣例來看,八路軍在平型關伏擊的實際傷亡數字,祇會比該書所承認的少,決不會比該書所承認的多。而是役八路軍的慘重死傷,也分別從李天佑、楊勇、楊得志等當時直接參戰的一一五師團級指揮官的回憶錄中獲得證實。而當時任一一五師二八六團一營教導員的戴潤生將軍,在最近的回憶平型關伏擊中提及:「平型關我軍傷亡近千,毛主席很痛心」,[75]則與該書的傷亡數字若合符契。
[75] 柳孚三,〈從戴潤生「將軍」看八路軍打日本〉。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bib5/articles/5/8/29/125452.html
一一五師主要是由紅一軍團組成,是毛澤東賴以起家的基本武力,最得毛澤東的信任和偏愛。在八路軍的三個師中,一一五師的員額是其餘兩個師的總和,76而其武器裝備亦較其餘兩個師為優。傾八路軍全軍一半以上的武力,圍殲幾百名中伏的日本運輸兵和阻擊前來救援的日軍小部隊,竟須付出二比一的傷亡,近千選鋒或戰鬥骨幹的死傷。77這一慘烈的代價,對八路軍總部尤其是一一五師的將領確實太過沉重了!以往共軍愛打殲滅戰,因為共軍槍械兵員的補充,很大程度依靠殲滅戰後收繳到的槍炮彈藥和捕捉到的俘虜。平型關伏擊戰勉強也可算是殲滅戰,但竟抓不到一個俘虜,「祇繳到不上一百條的完整的步槍」,78這使林彪「打勝仗,捉俘虜」的計算大部落空。不僅如此,未能突圍的日本兵瘋狂地和共軍廝殺,從槍彈刺刀槍托拳頭一直到用牙齒撕咬,79拼搏到祇剩下最後一個人仍然不肯棄械投降,80結果竟全部戰死,不少人臨死前還不忘先把槍枝砸爛……。武士道的長期浸潤和薰陶,已幾乎使日軍變成了不要命的殺人機器;平型關一戰,不僅使得參戰的八路軍指戰員死傷枕藉,「連隊打得班不成班,排不成排」,81也讓每一個倖存者「沒齒難忘」!82其實,早在開戰的前四天,毛澤東就指出,萬萬不可把今日的打日軍和往日的打國民黨軍等量齊觀。毛澤東嚴重警告:「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再做。」83平型關的大量失血,使得八路軍將領從求戰的熾熱和亢奮中清醒過來,開始聽進了毛澤東的警告。不難設想,伏擊幾百名日本的運輸兵尚且讓全軍戰鬥力最強的一一五師元氣大傷,84如果伏擊圈中確如中共日後宣傳所言,被包圍的真是「日本侵略軍精銳的板垣師團二十一旅團」4千多人的戰鬥部隊,共軍或日軍被殲滅的又將會是誰?結果其實已不問可知!打日軍與打國民黨軍真的是「根本不同」。在以往國共內戰中,殲滅國軍一部便可以繳槍抓俘虜,可以利用繳到的槍械增強戰力,抓來的俘虜擴大隊伍。但今日和日軍作戰,即使殲其一部,還是抓不到俘虜繳不到槍,結果祇會造成本來就兵員槍械不足的八路軍更加嚴重的損耗。並且,要殲滅日軍一部又談何容易!以戰力而論,日軍一個聯隊便要遠遠超過國軍的一個師。共軍在第一次內戰期間雖已有能力整師整師地聚殲國軍,但一直到了後來的百團大戰,八路軍曾以七倍的兵力,在彭德懷的親自指揮之下,圍攻了一天多仍啃不動日軍的一個大隊;而往往日軍的一個大隊,就敢於孤軍深入中共的根據地進行掃蕩,85如虎驅羊般把十倍八倍的八路軍趕得東奔西逃。如果聯繫到平型關伏擊半個月後的忻口保衛戰,衛立煌率領國軍三個兵團的強將精兵,在忻口與來犯的板垣兵團血戰了近二十日,國軍平均「日耗兩團上下」,「戰鬥員傷亡三分之二以上」,86接連陣亡一軍長、一師長、一旅長,結果忻口仍須棄守。87衛立煌所部第十四集團軍是中央嫡系,無論在人數、裝備、訓練和戰鬥力等方面,八路軍都以難望其項背,幸而八路軍經過平型關伏擊之後,再無能力在忻口陣地上「獨當一面」,否則,以八路軍總共不過十來個團的血本,打不了幾天的陣地戰便會拼個精光。更兼國軍在平型關、娘子關、忻口等防線被接連摧破,太原也在11月8日陷落,大半個華北在極短的時間內便落入了日軍之手。戰局的發展,與毛澤東在戰前的預測,簡直是若合符契。毛澤東的料事如神算無遺策,使得原先主張八路軍應大力支援晉軍抗戰,主張八路軍不應排斥陣地戰和運動戰,並暗諷毛澤東的策略為「民族失敗主義」的八路軍總部負責人,88開始對毛澤東衷心欽服和言聽計從。平型關血的教訓,也迫使八路軍的指戰員們認清並承認了毛澤東所指出的──但他們以往卻不敢面對和不願承認的──十分殘酷的事實。這事實就是:他們在集中的運動戰和陣地戰中根本不是日軍的對手,逞一時之快匹夫之勇的硬拼,結果祇會輕易地把長征後倖存的種子部隊全部拼光。誠如毛澤東所言,他們能在抗戰中「起決定作用」的「拿手好戲」祇有游擊戰。祇有在游擊戰中,他們纔能保存、壯大和發展自己,並在破壞、擾亂和牽制了日軍的後方同時,客觀上也有力地援助了國軍在正面戰場上的浴血苦戰。
[76] 據彭德懷說,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全軍的員額分別是:一一五師14,000人,一二○師6,000人,一二九師8,000人(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27)。但據聶榮臻說,當時一一五師的人數是15,500 人(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39),未知孰是。但無論從彭從聶,一一五師的員額都是其餘兩師之總和甚至大於其總和。
[77]鑒於中共官方宣傳一貫的特點,本文對伏擊戰中共軍的傷亡人數,採用中共官方史書「近千人」的說法(見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頁17)。必須指出,這近千傷亡的指戰員,都是八路軍的精華,士兵大都參加過長征,軍官都是降一級任用,人人身經百戰,堪稱全軍的骨幹、魂魄或「選鋒」。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頁256。
[78] 此語見彭德懷在平型關戰後的某次內部講話,轉引自楊奎松,〈八路軍平型關戰鬥史實之考證〉,收入《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編,《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頁184。
[79] 據李天佑回憶:「許多戰士因缺乏對日寇作戰的經驗,反而被垂死的敵人殺傷了。記得一營一個電話員,正沿著公路查線,看見汽車旁躺著一個半死不活的鬼子,他跑去對那鬼子說:『老鄉,繳槍不殺……』沒等他說完,那傢伙揚手一刺刀,刀尖刺進了電話員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負了重傷的獸兵揹回來,結果自己的耳朵叫敵人咬掉了。更有的戰士上去給哼哼啊啊的野獸裹傷,結果反叫敵人打傷,或者犧牲了。由於敵人的野蠻和驕橫,因此戰鬥始終都激烈得很。傷員和傷員扭打,一直要到拼死為止。」李天佑,〈首戰平型關〉,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頁309-310。
[80] 據聶榮臻回憶:「戰鬥臨近結束之前……我在察看戰果的時候,還碰上一個日本兵,躲在山洞裏面向戰士放冷槍,戰士們對山洞用中國話喊:『繳槍不殺!』他以槍彈回答,死不投降。我說,丟手榴彈,消滅他!那時,我們的戰士還把日本侵略軍當成內戰時期的敵人,以為打狠了就會繳槍,豈不知他們都經過長期訓練,受麻醉很深,滿腦袋裝的都是怎樣佔領中國,所以即使剩下一個人,也很頑強。」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55。
[81] 李天佑,〈首戰平型關〉,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頁311。
[82] 參看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頁 256-260;李天佑,〈首戰平型關〉,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頁308-310;姜鋒、馬曉春、竇益山,《楊勇將軍傳》,頁82-83;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55。
[83] 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54。 84 平型關伏擊之後,一一五師大傷元氣,必須轉到五臺山一帶「休整」。姜鋒、馬曉春、竇益山,《楊勇將軍傳》,頁85。
[85] 據彭德懷回憶:「在敵軍掃蕩時,日軍一般的一個加強營附以偽軍為一路。我總想尋機殲滅敵軍一路,使敵下次掃蕩不敢以營為一路,以使其掃蕩的時間間隔拉大,有利於我軍民機動。我這一想法是不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因部隊大疲勞,使戰鬥力減弱了,使一二九師傷亡多了一些。」彭口中的「加強營」亦即日軍的大隊。彭當時已是數十萬大軍的統帥,任憑他千方百計,八路軍畢竟無法殲滅前來掃蕩的日軍的一個大隊,而且還弄得自己折將損兵(八路軍的副參謀長左權便是在日軍的某次掃蕩中殉國)。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47。
[86] 據1937年10月27日衛立煌致蔣介石等密電云:「昨向我左正面進攻之敵約五千以上……迄午後,我八三師及七一師守兵犧牲殆盡,各該高地遂為敵陷。日暮後,各抽一部反攻,血戰竟夜,衝鋒十餘次,卒將各該山頭規復……我八四師四九四、四九七兩團各剩百餘,幹部犧牲殆盡,排附已升任營長。」「此間劇戰迄今半月,戰鬥員傷亡三分之二以上,現多以雜役兵參戰,士氣雖盛,但日耗兩團上下,兵額迄無補充,故陣地日感薄弱。」「中央地區自敬日鏖戰以來,斃敵甚多,我亦傷亡奇重,各部現餘兵力計八三師四、五百人,段樹華師及二一七旅共不足五百人,二一五旅僅餘二百人,一七七師許旅亦僅三、四百人……。」由此可見忻口守軍傷亡之慘重。轉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上冊,頁510-511。
[87] 是役國軍殉國之將領為第九軍軍長郝夢麟中將、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少將,以及獨立第五旅旅長鄭廷珍少將等。忻口保衛戰請參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卷中,頁87-90。
[88] 據當時中共北方局副書記楊尚昆回憶:「1937年10月8日,華北軍分會發出一本小冊子《對目前華北戰爭形勢與我軍任務的指示》,這是任弼時起草的,其中也反映了太原時一部分黨的領導同志與劉少奇同志對形勢分析的不同意見。少奇同志認為,在強敵面前華北早晚要淪陷,我們不必費力去幫國民黨軍隊抵抗,還是抓住時機到處去發展游擊隊,發動群眾建立政權為好;有的用閻錫山名義,有的可以先斬後奏,不要因統一戰線而縮手縮腳。恩來同志認為應當照顧統一戰線,任弼時同志則說少奇同志是『民族失敗主義』。他在寫這個小冊子時,把這種分歧寫了進去,說:『必須反對民族失敗主義情緒與認為華北局勢無法挽救的宿命論。』毛主席看到這些話很不高興,因為他的想法同少奇同志比較接近,認為這些話是針對他的。因此,一見軍分會的小冊子,他就火了。」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175。
平型關伏擊戰的發生,把毛澤東與中共多數領袖在軍事路線上的分歧公開化和表面化,平型關伏擊戰的教訓,也使得中共多數領袖,尤其是軍事將領,逐漸向毛澤東回歸並接納了毛澤東設定的軍事路線。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和軍內領導權的嚴重危機由是得以消除。繼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又一次在黨內由少數派變為多數派,又一次改變了離心離德的困局從而再獲全黨的支持,尤其是全軍的擁戴。自平型關伏擊一直到日本投降這長達八年的抗戰時期,除了1940年8、9月間的「百團大戰」之外,[89]八路軍和後來的新四軍都從未集中兵力,和日軍正式打過一場像樣子的運動戰或陣地戰。全黨全軍上下一心,遵循著毛澤東的戰略方針,把深入淪陷區進行擴黨、擴軍、擴大中共統治地盤的「分兵游擊」,作為抗日戰爭中的「唯一工作」和「唯一方向」。在國府已經撤退,而日軍實際上祇能以點連結線佔領的淪陷區,處於國府不管、地方勢力不管、日軍不管的「三不管」地帶的廣大鄉村,便成了共軍游擊戰無比豐饒肥厚的沃土。「三不管」地區人民對領導權的需求,如棄嬰之思父母,中共游擊隊乘機滲透,適時填補了領導權的真空,[90]而國軍的招牌和抗日的旗號,又極度地滿足了淪陷區的中國人對「正朔」的想像和對「王師」的歡迎。中共游擊隊所到之處,各種基層政權便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青年參軍之踴躍,有人祇需拿一面鑼到村子裏邊敲邊喊「當兵去,打日本」,便可招募 4、5 百人。[91]部隊擴充之迅猛,使得八路軍的士兵甚至連炊事員、飼養員大都晉升為連長、指導員或隊長,而部隊幹部的嚴重短缺仍與日俱增。[92]中共的游擊部隊在腳跟未站穩之時,總設法與同一游擊區的其他抗日武裝或國府的游擊軍大搞「統一戰線」,站穩腳跟後便總要利用一切藉口,甚至完全不需藉口,恣意對「非我族類」者鯨吞蠶食。面對中共這些游擊專家的同室操戈,非共的抗日武裝簡直不堪一擊。聶榮臻在回憶錄中,有滋有味地談到他如何「一個襲擊就解決了」孟閣臣這支 7、8 千人的「灰色武裝」;[93]彭德懷在回憶錄中,也眉飛色舞地提及他如何在太行山中,一舉殲滅了「頑軍」朱懷冰部的兩個師、侯如墉的一個旅、張蔭梧的一個縱隊共 10 餘個團。[94]看來中共在八年抗戰中最輝煌壯麗的戰績,幾乎都集中在對「雜色武裝」的併吞,以及對「頑軍」的圍殲。[95]共軍對日軍的避戰和對非共武裝的殲滅,使其頗受「游而不擊」、「專打友軍,不打日軍」的譏評,96但毛澤東的「槍桿子裏出政權」,「有權就有了一切」的唯權力原則,絕不會為了害怕別人的譏評而放棄到手的權力。共軍的「打進來」、「拉出去」、「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等多重策略的交替運用,使得一切非共的抗日武裝在淪陷區中簡直無法存活。原先龍蛇混集群雄逐鹿的各個敵後游擊區,遂變為「清一色」的中共「解放區」。到了 1945 年 4 月 2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開幕詞中,充滿自豪地宣佈:中共已擁有121萬的黨員,9,550 萬人口的解放區,91萬軍隊,220萬民兵,「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強大過。」[97]
[89] 「百團大戰」原來的名稱是「交通襲破戰」(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頁 201),顧名思義,中共在「百團大戰」中雖集結了22個團的兵力(據彭德懷說後來陸續增加到一○四個團)(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 245),但其目的並不是和日軍作正而交鋒,而是乘日軍在華北佔領區兵力的空虛,破壞其交通線,「重點破襲正太路,其次破襲平漢路、同浦路北段和白晉路。」(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 244)儘管中共聲稱「百團大戰」一共「斃傷日偽軍兩萬五千餘人,俘日軍二百八十一人,偽軍一萬八千餘人,拔除敵人大小據點兩千九百多個,繳獲各種炮五十三門,步槍、馬槍五千餘支,輕重機槍二百餘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彈藥、軍用物資……。」(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 506)但據台灣軍史學者研究,日軍在「百團大戰」中全部受攻擊地區的駐軍總人數僅有4,000餘人〔操穉青,《論平型關之戰與「百團大戰」》(台北:政治大學國關中心收集,油印本,1981),頁 139-140〕,而八路軍的攻擊規摸,亦「僅限於對交通線的騷擾和破壞,並未對日軍主力發動攻擊。」〔柯惠鈴,〈從「百團大戰」看抗戰中期中共軍事戰略〉,《中華軍史學會會刊》,期3(1997年12月),頁975〕如果聯繫到共軍在圍攻孤懸在公路和鐵路線上日軍堡壘時,在強攻不下或遇到日軍增援便解圍撤退,「百團大戰」的拆橋破路襲點,套用聶榮臻的話,其實祇是「游擊戰爭中經常搞的」「日常工作」,「不涉及什麼戰略問題」(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 508)。綜上所述,「百團大戰」到底是一場規模甚大的游擊戰,還是一場運動戰,目前仍有高度爭議。但「百團大戰」並沒有造成日軍多大的傷亡,被破壞的公路和鐵路不久即全面恢復通車,而日軍隨之而來報復性的掃蕩,造成了中共在華北各根據地的嚴重破壞和萎縮,以及共軍的慘重傷亡,則已是不爭的事實。
[90] 據聶榮臻回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後,晉察冀地區陷於更加混亂的狀態。各縣的政權機構,實際上都已瓦解。……除五臺、孟縣兩個縣政府,……仍能執行一些政務外,其他各縣政府的人員,都已逃散一空。」「地方上找不到原有的行政官吏,下層的區村政權,也是如此,完全陷入無政府狀態,社會秩序一片混亂,土匪漢奸趁火打劫,老百姓惶惶不可終日,緊閉著門戶,憂慮著災難的來臨。」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66、382。
[91] 李公樸,《華北敵後──晉察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重印),頁22。
[92]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377-378;李公樸,《華北敵後──晉察冀》,頁23。
[93]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424-427。
[94]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41-242。
[95] 「雜色武裝」指游擊區中的其他抗日武裝,「頑軍」指國民黨在游擊區的部隊。
[96]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43。
[97] 毛澤東,〈兩個中國之命運〉,《毛澤東選集》,頁927-928。
毛澤東應該紀念平型關伏擊,因為平型關伏擊的教訓,使他化危機為轉機,從而掙脫了離心離德收拾不住的困境,再次在黨內鞏固了自己的領導地位,在軍中樹立了自己的絕對權威。中共應該紀念平型關伏擊,因為平型關伏擊的教訓,使全黨全軍在行將邁向萬劫不復深淵的危急關頭,及時煞步抽腿,轉回到毛澤東所設定的路線,成就了全黨全軍前所未有的強大發達和興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每一個公民也應該記住平型關伏擊,因為中共在抗戰期間的強大發達和興盛,正是中共在抗戰勝利後得以傾覆國民政府的憑藉,而平型關伏擊對中共的教訓,無論如何也應成為13億中國人憔悴於極權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平型關大捷」的虛擬與宣傳
但是,平型關伏擊並不是以「歷史的殷鑒」的名義和形式被紀念或被記憶。它是藉由一種誇大的、扭曲的、顛倒歷史真實的敘事手法,當作革命神話和英雄史詩被紀念或被記憶。在這一革命神話和英雄史詩中,伏擊戰前毛澤東與其他中共領袖尤其是八路軍將領在戰略方針上的嚴重分歧不見了,八路軍將領違背了毛澤東不得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的指示,擅自發動伏擊戰的情節也不見了,伏擊戰後八路軍將領決心痛改前非,從此不再與日軍打運動戰和陣地戰的根本轉向統統都不見了,全黨全軍被描畫為與毛澤東由始到終都是團結一致上下一心,不僅敢於集中兵力,以運動戰和陣地戰在平型關伏擊中聚殲日軍兵團,而且在伏擊戰後也照樣一往無前英勇殺敵,把日軍打得失魂落魄抱頭鼠竄。平型關伏擊甚至被譜寫成八路軍軍歌,在中共各「解放區」四處傳唱:
鐵流二萬五千里,直向一個堅定的方向;苦鬥十年,鍛鍊成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一旦強虜寇邊疆,慷慨悲歌奔戰場。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嗨!游擊戰,敵後方,堅持反掃蕩。嗨!游擊戰,敵後方,剷除偽政權,鋼刀插在敵胸膛!巍巍長白山,滔滔鴨綠江,收復失地除強梁,爭民族獨立,求人類解放,這偉大的重大責任,都放在我們肩上。[98]
[98] 轉引自操穉青,《論平型關之戰與「百團大戰」》,「附件五」,頁91。
當然,以革命神話和英雄史詩的敘事形式建構和回憶平型關伏擊,必須取得毛澤東的首肯和批准。更精確地說,毛澤東本人其實正是神話和史詩的主要敘事者或建構者之一。毛澤東之所以把違逆自己意志的平型關伏擊塑造成神話和史詩加以頌揚,其故有二:第一,有鑒於米已成飯木已成舟,而法又難以責眾,且執干戈以衛社稷是軍人的應有天職,馬革裹屍又是軍人的無上榮耀,無論毛澤東對平型關伏擊的傷亡如何痛心,對將領們的抗命如何不滿,也祇得暫時啞忍。因為,在此時此刻的任何責備或懲罰,不僅在情在理都站不住腳,而勢必引起全軍的強烈反彈。以毛澤東權謀計算之精,又豈肯蹈此下策!但如果此時故示以寬大懷柔,八路軍諸將正在為部隊傷亡悔恨疑懼之際,忽得此一意外之諒解與原宥,自然會感恩戴德,效忠歸順。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會在伏擊戰的次日,即函電八路軍總部負責人,祝賀平型關首戰告捷。99第二,毛澤東素有一種因勢利導,將錯就錯,把不利因素轉化為有利因素的辯證思維,以及善於把壞事當作好事來因應的特殊能力。毛澤東之所以反對共軍集中兵力與日軍打運動戰和陣地戰,究其實是不願意「慕虛名而賈實禍」,結果「贏了面子,丟了裏子」。但這並不能因此斷定,毛澤東認為「虛名」毫不重要;更不能因此斷定,毛澤東祇要「裏子」,不要「面子」。古聖有云:「名者,實之賓也。」「名」與「實」在一定條件之下是可以互相轉化的,祇要操控運用得宜,「面子」也往往可以內化為「裏子」。毛澤東讀得最熟的便是線裝書,又豈會不懂得這一道理!既然仗已打了,人已死了,「裏子」也丟了,不願意做的事也已經做了,毛澤東索性順水推舟,利用中共一貫在宣傳上特長和文宣方面的優勢,把八路軍在平型關一場小伏擊戰,宣傳和誇大為全國性的「大捷」,藉以極大限度地擴大中共在「名譽」和「面子」方面的收割與斬獲。毛澤東在伏擊戰的次日致電八路軍總部,特別交代「關於繳獲數目對國民黨不可誇大,但對外宣傳可略增數目字,是否可說俘虜千餘人,汽車八十餘輛,坦克五輛,炮三門,炮彈三千發,請酌定見告,以為統一。」[100]
[100] 1937 年 9 月 26 日〈毛澤東致朱彭任並告林聶電〉,轉引自楊奎松,〈八路軍平型關戰鬥史實之考證〉,收入《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編,《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頁186-187。
為什麼伏擊戰的戰績對國民黨「不可誇大」而對媒體卻不妨「略增數目字」呢?如果我們還記得毛澤東曾指示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主任彭雪楓,一定要對國民黨各方「著重說明」:八路軍「祇會打游擊戰,不會打陣地戰,祇會打山地戰,不會打平原戰,祇宜於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指揮,不宜於以戰役戰術上的集中指揮去束縛……」[101]便不難明白毛澤東其實是深怕向國民黨誇大戰績之後,國民黨會趁機以八路軍也頗能打陣地戰為理由,把八路軍調派往正面戰場和日軍打硬仗。但不向國民黨誇大戰績是一回事,向媒體誇大戰績又是一另回事。因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幾乎無役不誇大自己的戰績,似乎不如此則不能在節節敗退的困境中鼓舞振奮民心士氣。既然所有中國的軍隊盡皆如此,八路軍又何必自外!朱德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指示自然心領神會。他們在致蔣介石的告捷電文中,對戰績雖亦不免誇大,但尚知所節制。其電全文云:
[101] 毛澤東,〈同各方接洽要有謙遜的態度〉,《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28-29。
當然,以革命神話和英雄史詩的敘事形式建構和回憶平型關伏擊,必須取得毛澤東的首肯和批准。更精確地說,毛澤東本人其實正是神話和史詩的主要敘事者或建構者之一。毛澤東之所以把違逆自己意志的平型關伏擊塑造成神話和史詩加以頌揚,其故有二:第一,有鑒於米已成飯木已成舟,而法又難以責眾,且執干戈以衛社稷是軍人的應有天職,馬革裹屍又是軍人的無上榮耀,無論毛澤東對平型關伏擊的傷亡如何痛心,對將領們的抗命如何不滿,也祇得暫時啞忍。因為,在此時此刻的任何責備或懲罰,不僅在情在理都站不住腳,而勢必引起全軍的強烈反彈。以毛澤東權謀計算之精,又豈肯蹈此下策!但如果此時故示以寬大懷柔,八路軍諸將正在為部隊傷亡悔恨疑懼之際,忽得此一意外之諒解與原宥,自然會感恩戴德,效忠歸順。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會在伏擊戰的次日,即函電八路軍總部負責人,祝賀平型關首戰告捷。99第二,毛澤東素有一種因勢利導,將錯就錯,把不利因素轉化為有利因素的辯證思維,以及善於把壞事當作好事來因應的特殊能力。毛澤東之所以反對共軍集中兵力與日軍打運動戰和陣地戰,究其實是不願意「慕虛名而賈實禍」,結果「贏了面子,丟了裏子」。但這並不能因此斷定,毛澤東認為「虛名」毫不重要;更不能因此斷定,毛澤東祇要「裏子」,不要「面子」。古聖有云:「名者,實之賓也。」「名」與「實」在一定條件之下是可以互相轉化的,祇要操控運用得宜,「面子」也往往可以內化為「裏子」。毛澤東讀得最熟的便是線裝書,又豈會不懂得這一道理!既然仗已打了,人已死了,「裏子」也丟了,不願意做的事也已經做了,毛澤東索性順水推舟,利用中共一貫在宣傳上特長和文宣方面的優勢,把八路軍在平型關一場小伏擊戰,宣傳和誇大為全國性的「大捷」,藉以極大限度地擴大中共在「名譽」和「面子」方面的收割與斬獲。毛澤東在伏擊戰的次日致電八路軍總部,特別交代「關於繳獲數目對國民黨不可誇大,但對外宣傳可略增數目字,是否可說俘虜千餘人,汽車八十餘輛,坦克五輛,炮三門,炮彈三千發,請酌定見告,以為統一。」[100]
[100] 1937 年 9 月 26 日〈毛澤東致朱彭任並告林聶電〉,轉引自楊奎松,〈八路軍平型關戰鬥史實之考證〉,收入《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編,《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頁186-187。
為什麼伏擊戰的戰績對國民黨「不可誇大」而對媒體卻不妨「略增數目字」呢?如果我們還記得毛澤東曾指示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主任彭雪楓,一定要對國民黨各方「著重說明」:八路軍「祇會打游擊戰,不會打陣地戰,祇會打山地戰,不會打平原戰,祇宜於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指揮,不宜於以戰役戰術上的集中指揮去束縛……」[101]便不難明白毛澤東其實是深怕向國民黨誇大戰績之後,國民黨會趁機以八路軍也頗能打陣地戰為理由,把八路軍調派往正面戰場和日軍打硬仗。但不向國民黨誇大戰績是一回事,向媒體誇大戰績又是一另回事。因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幾乎無役不誇大自己的戰績,似乎不如此則不能在節節敗退的困境中鼓舞振奮民心士氣。既然所有中國的軍隊盡皆如此,八路軍又何必自外!朱德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指示自然心領神會。他們在致蔣介石的告捷電文中,對戰績雖亦不免誇大,但尚知所節制。其電全文云:
[101] 毛澤東,〈同各方接洽要有謙遜的態度〉,《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28-29。
限三小時到。南京。大元帥蔣鈞鑒:謹密。(甲)一一五師有[宥](廿五)日八時進行戰鬥,至廿四時止尚在激戰中,將平型關以北東跑池、辛庄、關溝及一八八六點標地完全攻占,計已繳獲汽車六十餘輛、小摩托車三輛外,炮一門、炮彈二千餘發,俘虜敵官兵三百餘名。另有敵一部約四、五百人、馬數十匹被我軍完全包圍,死不繳械,故全部打死。(乙)我獨立支隊有[宥]日仍在廣靈、靈邱及淶、蔚間分途襲擾。腰站村、驛馬岭之敵約一聯隊,向我白羊鋪之第三營攻擊,黃昏仍在對峙中。三山鎮、蕎菱川、水南背至蔚縣沿途,均有敵守據點,保護交通。(丙)我騎兵支隊仍在倒馬關附近與敵對峙中。職朱德、彭德懷叩。寢寅。印。(陽曲)[102]
[102] 「朱德、彭德懷致蔣介石密電」(1937年 9月 26日),胡震亞、錢建明選編,〈第十八集團軍平型關戰役戰況電文選〉,《民國檔案》,1995年第3期,頁1-2。
電文中把「敵一部約四、五百人」「全部打死」之語,與實際戰績頗為符合。但明明一個俘虜也抓不到,卻被說成「俘虜敵官兵三百餘名」;明明「祇繳到不上一百條的完整的步槍」,卻被說成「繳獲汽車六十餘輛、小摩托車三輛外,炮一門、炮彈二千餘發」,朱、彭的捷報,若與其他友軍的報告比較,仍應屬於「不可誇大」所允許的誤差範圍之內。《中央日報》便依據從內部管道得來的捷報,在9月28日以頭版頭條刊出了〈晉北我軍大捷,平型關以北完全克復,敵鈴木兵團被我解決〉的報導:
電文中把「敵一部約四、五百人」「全部打死」之語,與實際戰績頗為符合。但明明一個俘虜也抓不到,卻被說成「俘虜敵官兵三百餘名」;明明「祇繳到不上一百條的完整的步槍」,卻被說成「繳獲汽車六十餘輛、小摩托車三輛外,炮一門、炮彈二千餘發」,朱、彭的捷報,若與其他友軍的報告比較,仍應屬於「不可誇大」所允許的誤差範圍之內。《中央日報》便依據從內部管道得來的捷報,在9月28日以頭版頭條刊出了〈晉北我軍大捷,平型關以北完全克復,敵鈴木兵團被我解決〉的報導:
中央社太原廿六日電:我軍某師自廿五日八時起至晚十二時止,與敵激戰,將平型關以北,東跑池、辛莊、關溝,及一八八六點標地,完全克服。計繳獲汽車六十餘輛,小摩托車三輛,炮一門,炮彈二千餘發,俘虜敵官兵三百餘名。另有敵官兵四、五百人,馬數十匹,被我軍包圍,完全殲滅。103
[103] 《中央日報》,1937年9月28日。
《中央日報》所報導的戰績,與朱、彭向蔣報捷的電文幾乎完全相同,顯然是消息來源自有內部管道作為依據,故能不受中共「對外宣傳」的「略增數目字」的影響。而沒有內部管道其他的媒體,則自然成了中共「對外宣傳」的俘虜。而八路軍總部向全國媒體公布的戰績,其「略增數目字」,則讓毛澤東也自愧弗如。八路軍總部在1937年9月26日致《大公報》的「宥電」云:
《中央日報》所報導的戰績,與朱、彭向蔣報捷的電文幾乎完全相同,顯然是消息來源自有內部管道作為依據,故能不受中共「對外宣傳」的「略增數目字」的影響。而沒有內部管道其他的媒體,則自然成了中共「對外宣傳」的俘虜。而八路軍總部向全國媒體公布的戰績,其「略增數目字」,則讓毛澤東也自愧弗如。八路軍總部在1937年9月26日致《大公報》的「宥電」云:
大公報館鑒:九月二十五日,我八路軍在晉北平型關與敵萬餘激戰,反覆衝鋒,我軍奮勉向前,將進攻之敵全部擊潰。所有平型關以北之辛莊、關沙、東跑池一帶陣地,完全奪取,敵官兵被擊斃者屍橫山野,一部被俘虜繳械,獲汽車、坦克車、槍砲及其他軍用品甚多,正在清查中。現殘敵潰退至小寨村,我四面包圍中。八路軍參謀處。宥。[104]
[104] 〈第八路軍報捷〉《大公報》,1937年9月28日,第2版。
我們知道,整個平型關戰役歷時16天,以日勝中負的結果暫告結束。是役中國守軍傷亡高達4萬人,而日軍僅傷亡近3千人。[105]八路軍在9月25日的平型關伏擊,祇不過是整個平型關戰役中的許許多多場戰鬥中的一場戰鬥,如果八路軍在伏擊戰中真的把1萬多日軍「全部擊潰」,並殺得日軍官兵「屍橫山野」,俘獲甚眾,則八路軍不僅殲滅了日軍直接投入平型關戰役的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的全部,而且還把其餘尚未投入平型關戰役的板垣師團也大部圍殲了(全部板垣師團也不過萬餘人),若真個如此,平型關便不會被攻佔,太原日後也不會陷落,整個太原會戰的歷史更必須重新加以改寫。這樣「略增數目字」的「對外宣傳」,膽子也實在太大了些。
[10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太原會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插表四」、「插表五」。
但是,人們往往聽進了願意聽的,記住了願意記的,而不管其願意聽的和願意記的是多麼的違逆常識和不合情理。面對國難當頭強虜入寇,當時的中國人最害怕國共兩黨同室操戈,最樂見國共攜手並肩禦侮;並且,在一連串喪師失地的挫敗中,國人盼望前線的捷音,直如大旱之望雲霓。八路軍首戰平型關即獲此「大捷」,完全滿足了國人當時的心理需求。而國人也聽進去了並記住了「平型關大捷」的福音。就算頭腦最清醒的人,也不敢冒著犯眾怒的危險,去質疑福音的真實性或合理性。雪片般的賀電飛向中共中央或八路軍總部。最先到的似是蔣中正的嘉慰電報:
我們知道,整個平型關戰役歷時16天,以日勝中負的結果暫告結束。是役中國守軍傷亡高達4萬人,而日軍僅傷亡近3千人。[105]八路軍在9月25日的平型關伏擊,祇不過是整個平型關戰役中的許許多多場戰鬥中的一場戰鬥,如果八路軍在伏擊戰中真的把1萬多日軍「全部擊潰」,並殺得日軍官兵「屍橫山野」,俘獲甚眾,則八路軍不僅殲滅了日軍直接投入平型關戰役的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的全部,而且還把其餘尚未投入平型關戰役的板垣師團也大部圍殲了(全部板垣師團也不過萬餘人),若真個如此,平型關便不會被攻佔,太原日後也不會陷落,整個太原會戰的歷史更必須重新加以改寫。這樣「略增數目字」的「對外宣傳」,膽子也實在太大了些。
[10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太原會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插表四」、「插表五」。
但是,人們往往聽進了願意聽的,記住了願意記的,而不管其願意聽的和願意記的是多麼的違逆常識和不合情理。面對國難當頭強虜入寇,當時的中國人最害怕國共兩黨同室操戈,最樂見國共攜手並肩禦侮;並且,在一連串喪師失地的挫敗中,國人盼望前線的捷音,直如大旱之望雲霓。八路軍首戰平型關即獲此「大捷」,完全滿足了國人當時的心理需求。而國人也聽進去了並記住了「平型關大捷」的福音。就算頭腦最清醒的人,也不敢冒著犯眾怒的危險,去質疑福音的真實性或合理性。雪片般的賀電飛向中共中央或八路軍總部。最先到的似是蔣中正的嘉慰電報:
陽曲。朱總司令、彭副司令勛鑒:寢寅電悉。○密。有[宥]日一戰,殲寇如麻,足證官兵用命,指揮得宜。捷報南來,良深嘉慰,尚希益勵所部,繼續努力,是為至盼。中○。儉。侍參。京。[106]
[106] 「蔣介石覆朱德、彭德懷密電稿」(1937年9月28日),胡震亞、錢建明選編,〈第十八集團軍平型關戰役戰況電文選〉,《民國檔案》,1995年第3期,頁1-2。
蔣中正當然應該發電嘉勉。因為:聲明祇肯打游擊戰的紅軍,居然在平型關以陣地戰和運動戰相助殲敵,此一良好之轉機,實出乎意料之外;而八路軍總部於伏擊戰次日向他告捷的密電,和他從各方面收集的情報,相差並不太大。[107]
[107] 平型關伏擊戰當日蔣中正即接閻錫山密電云:「……連絡八路軍林師包抄該敵……林師與七十三師一部向敵左側背挺進,占領蔡家峪,將平型關通靈邱之汽車路截斷,敵機械部隊及重兵器均不能退走,已獲敵汽車五十餘輛,均滿載軍用品。現已將平型關正面之敵約千餘人解決……。」徐永昌等在9月28日致蔣中正密電中,亦提及「我八路軍一部迂迴敵之側背,在靈邱附近截獲滿載輜重汽車五十餘輛,並俘虜敵二百餘人。」很明顯,閻錫山密電的消息來源是八路軍提供的,而徐永昌等密電的消息來源又是閻錫山提供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局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461、471。
有了蔣中正帶頭,各地方政府、黨部、人民團體紛紛跟進。僅以上海一地一日之祝捷電文為例,上海留日同學救亡會10月1日電云:「第八路軍朱總指揮暨全體將士均〔鈞〕鑒,貴軍先聲奪人,連克要地,捷報傳來,全國歡慶,謹匯上國幣一百元,聊表敬意,敢云慰勞,尚祈努力殺敵,爭取最後勝利。」上海婦女文化促進社同日電云:「南京八路軍駐京辦事處轉朱德彭德懷將軍暨全體將士鈞鑒,平型關之役,我軍大捷,萬眾騰歡,將軍指揮有方,尤堪欽敬,至希犂庭掃穴,不遺餘孽,專電祝捷,並候佳音。」上海市第一特區市民聯合會第二十五區分會同日電云:「南京八路軍駐京辦事處轉朱德彭德懷將軍暨全體將士鈞鑒,暴敵侵犯我國邊彊,舉國同胞,皆為憤慨,自貴軍奮勇殺敵捷報頻傳,敬悉收復平型關,本市民眾莫不騰歡,皆賴將軍指揮有力,中外人士,更極欽佩,伏祈再接再厲,掃蕩殘敵,早復失地,專電祝捷,並盼佳音。」[108]毛澤東在一封給博古、葉劍英和潘漢年的電報中,十分得意地提到:「我們的捷報發至全國,連日各省祝捷電甚多,其中有蔣介石、楊虎城、馬鴻逵、范長江、龍雲、孫蔚如,上海大公報,上海職業救國會,杭州、福州、湖北、廣東、陝西、開封各省黨部,武漢行營,開封綏靖公署,浙江、福建各省政府,浙江抗日後援會等。」[109]
[108] 以上電文均載於上海《大公報》,1937年10月2日,第4版。
[109] 毛澤東,〈平型關戰役戰果〉(1937年10月1日),《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68。
全國各大報也競相採訪報導八路軍的將領的英雄事跡。就連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在搶新聞的巨大壓力之下,也派遣了記者王少桐,隨同其他報社的記者群一道到八路軍總部專訪朱德、彭德懷,聆聽二人暢談「平型關之戰」:
蔣中正當然應該發電嘉勉。因為:聲明祇肯打游擊戰的紅軍,居然在平型關以陣地戰和運動戰相助殲敵,此一良好之轉機,實出乎意料之外;而八路軍總部於伏擊戰次日向他告捷的密電,和他從各方面收集的情報,相差並不太大。[107]
[107] 平型關伏擊戰當日蔣中正即接閻錫山密電云:「……連絡八路軍林師包抄該敵……林師與七十三師一部向敵左側背挺進,占領蔡家峪,將平型關通靈邱之汽車路截斷,敵機械部隊及重兵器均不能退走,已獲敵汽車五十餘輛,均滿載軍用品。現已將平型關正面之敵約千餘人解決……。」徐永昌等在9月28日致蔣中正密電中,亦提及「我八路軍一部迂迴敵之側背,在靈邱附近截獲滿載輜重汽車五十餘輛,並俘虜敵二百餘人。」很明顯,閻錫山密電的消息來源是八路軍提供的,而徐永昌等密電的消息來源又是閻錫山提供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局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461、471。
有了蔣中正帶頭,各地方政府、黨部、人民團體紛紛跟進。僅以上海一地一日之祝捷電文為例,上海留日同學救亡會10月1日電云:「第八路軍朱總指揮暨全體將士均〔鈞〕鑒,貴軍先聲奪人,連克要地,捷報傳來,全國歡慶,謹匯上國幣一百元,聊表敬意,敢云慰勞,尚祈努力殺敵,爭取最後勝利。」上海婦女文化促進社同日電云:「南京八路軍駐京辦事處轉朱德彭德懷將軍暨全體將士鈞鑒,平型關之役,我軍大捷,萬眾騰歡,將軍指揮有方,尤堪欽敬,至希犂庭掃穴,不遺餘孽,專電祝捷,並候佳音。」上海市第一特區市民聯合會第二十五區分會同日電云:「南京八路軍駐京辦事處轉朱德彭德懷將軍暨全體將士鈞鑒,暴敵侵犯我國邊彊,舉國同胞,皆為憤慨,自貴軍奮勇殺敵捷報頻傳,敬悉收復平型關,本市民眾莫不騰歡,皆賴將軍指揮有力,中外人士,更極欽佩,伏祈再接再厲,掃蕩殘敵,早復失地,專電祝捷,並盼佳音。」[108]毛澤東在一封給博古、葉劍英和潘漢年的電報中,十分得意地提到:「我們的捷報發至全國,連日各省祝捷電甚多,其中有蔣介石、楊虎城、馬鴻逵、范長江、龍雲、孫蔚如,上海大公報,上海職業救國會,杭州、福州、湖北、廣東、陝西、開封各省黨部,武漢行營,開封綏靖公署,浙江、福建各省政府,浙江抗日後援會等。」[109]
[108] 以上電文均載於上海《大公報》,1937年10月2日,第4版。
[109] 毛澤東,〈平型關戰役戰果〉(1937年10月1日),《毛澤東軍事文集》,卷2,頁68。
全國各大報也競相採訪報導八路軍的將領的英雄事跡。就連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在搶新聞的巨大壓力之下,也派遣了記者王少桐,隨同其他報社的記者群一道到八路軍總部專訪朱德、彭德懷,聆聽二人暢談「平型關之戰」:
二十五日那天,敵人著名的板垣師團的第十和第二十一聯隊,竟浩浩蕩蕩向平型關進攻。不料剛過小寨溝地方,這是兩面皆山,中間是一條溝道。八路軍突由側面出擊,這是敵人夢想不到的,一時恐慌萬狀,真是進退維谷。但這正是我方大好機會,八路軍一舉而將敵軍包圍,踞高臨下,齊用手榴彈擲丟。敵人雖頗頑抗,可是在那狹隘的溝道,不能施展他的重兵器,又無法衝擊,只有束手待斃了。敵人除當時傷亡甚多外,並活活的被我俘虜一千餘人,奪得坦克車裝甲車及馬[摩]托車共七十四輛,並抄獲敵人的高級司令部得到重要文件,及軍事地圖甚多,又發現一具穿著高級將官制服的屍體。這些重要文件,現在都運往南京了,七十餘輛車,因為無法運走,都已把它毀損。這次的獲勝,並不是偶然的。最大的原因,是我們行軍的秘密和神速,再利用山地進行,敵人無法施其計了。只是美中不足的一件事,就是其他三路,未能與八路軍取得一致行動。終有一部敵人,向蔡家峪方面逃去。倘若左翼我軍同時包剿,則敵人此役之損傷,當在一萬以上。單就這方面說,敵傷亡已在五千以上,不可不說是一次大勝了。自從敵人在平型關受創後,其後就未敢再由這路進兵,改由茹越口進攻,不幸被其突破,以致繁(峙)代各縣的失陷,這真是可惋惜的事。[110]
[110] 王少桐,〈今日的朱彭〉,《中央日報》,1937年10月18日,第3版。
朱德、彭德懷在暢談時,不僅增加了許多引人入勝的細節,不僅為「對外宣傳」再次「略增數目字」,而且還修補了上次致《大公報》「宥電」的好些破綻。例如,上次的「與敵萬餘激戰」,今次已確定交戰之敵為「板垣師團的第十和第二十一聯隊」;上次日軍的「一部被俘虜繳械」,今次已確定「活活的被我俘虜一千餘人」;上次的「獲汽車、坦克車、槍砲及其他軍用品甚多」,今次已確定「奪得坦克車裝甲車及馬〔摩〕托車共七十四輛」。還有上次全未提及,這次為了「對外宣傳」再次「略增」的「數目字」,則包括「抄獲敵人的高級司令部得到重要文件,及軍事地圖甚多」,還加上了「一具穿著高級將官制服的屍體」,是否強烈地暗示著擊斃了敵酋板垣,則為讀者留下了無限的想像空間。至於那繳獲的70餘輛坦克汽車,為什麼無法拿出來「示眾」?原來是因為「無法運走」都被毀掉了。上次提及把萬餘「進攻之敵全部擊潰」,這次則確定「敵傷亡已在五千以上」。為什麼不能全部殲滅之?那就得怪其他的國軍「未能與八路軍取得一致行動」。為什麼在取得「不可不說是一次大勝」之後平型關依然失守?那就更要怪其他的國軍守不住茹越口。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切榮耀和功勞都是共產黨的和八路軍的,一切恥辱和過錯都是國民黨的和其他國軍的。朱、彭的論述策略,日後發展為中共「對外宣傳」的論述模式。而《中央日報》也以〈今日的朱彭〉為題,一連二日在該報上連載了這一長篇訪問稿。[111]記得在20天之前,《中央日報》在報導平型關伏擊時,以「我軍某師」代替八路軍一一五師,亦不受中共「對外宣傳」的影響。[112]想不到在短短廿天之後,《中央日報》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共「對外宣傳」的傳聲筒。
[111] 王少桐,〈今日的朱彭〉,《中央日報》,1937年10月16日,18日連載。
[112] 《中央日報》,1937年9月28日,第1版。
八路軍人數甚少,裝備奇劣,卻能一出師即在平型關「取得了偉大光榮的勝利」,[113]但無論在人數和裝備方面都比八路軍強得太多的中央軍或地方軍,卻在華北抗戰以來不斷地節節敗退潰師失地。為什麼共產黨的八路軍能,而國民黨的中央軍或地方軍卻不能?全國的輿論與各大媒體都難免要加以檢討。溪映在〈平型關的勝利〉一文中有一段話甚具代表性:
朱德、彭德懷在暢談時,不僅增加了許多引人入勝的細節,不僅為「對外宣傳」再次「略增數目字」,而且還修補了上次致《大公報》「宥電」的好些破綻。例如,上次的「與敵萬餘激戰」,今次已確定交戰之敵為「板垣師團的第十和第二十一聯隊」;上次日軍的「一部被俘虜繳械」,今次已確定「活活的被我俘虜一千餘人」;上次的「獲汽車、坦克車、槍砲及其他軍用品甚多」,今次已確定「奪得坦克車裝甲車及馬〔摩〕托車共七十四輛」。還有上次全未提及,這次為了「對外宣傳」再次「略增」的「數目字」,則包括「抄獲敵人的高級司令部得到重要文件,及軍事地圖甚多」,還加上了「一具穿著高級將官制服的屍體」,是否強烈地暗示著擊斃了敵酋板垣,則為讀者留下了無限的想像空間。至於那繳獲的70餘輛坦克汽車,為什麼無法拿出來「示眾」?原來是因為「無法運走」都被毀掉了。上次提及把萬餘「進攻之敵全部擊潰」,這次則確定「敵傷亡已在五千以上」。為什麼不能全部殲滅之?那就得怪其他的國軍「未能與八路軍取得一致行動」。為什麼在取得「不可不說是一次大勝」之後平型關依然失守?那就更要怪其他的國軍守不住茹越口。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切榮耀和功勞都是共產黨的和八路軍的,一切恥辱和過錯都是國民黨的和其他國軍的。朱、彭的論述策略,日後發展為中共「對外宣傳」的論述模式。而《中央日報》也以〈今日的朱彭〉為題,一連二日在該報上連載了這一長篇訪問稿。[111]記得在20天之前,《中央日報》在報導平型關伏擊時,以「我軍某師」代替八路軍一一五師,亦不受中共「對外宣傳」的影響。[112]想不到在短短廿天之後,《中央日報》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共「對外宣傳」的傳聲筒。
[111] 王少桐,〈今日的朱彭〉,《中央日報》,1937年10月16日,18日連載。
[112] 《中央日報》,1937年9月28日,第1版。
八路軍人數甚少,裝備奇劣,卻能一出師即在平型關「取得了偉大光榮的勝利」,[113]但無論在人數和裝備方面都比八路軍強得太多的中央軍或地方軍,卻在華北抗戰以來不斷地節節敗退潰師失地。為什麼共產黨的八路軍能,而國民黨的中央軍或地方軍卻不能?全國的輿論與各大媒體都難免要加以檢討。溪映在〈平型關的勝利〉一文中有一段話甚具代表性:
華北抗戰三個月的過程中,不可諱言的,在戰役上我們已經很大很大的失敗了。尤其在西戰場上,我們自張家口放棄之後,一敗竟致後退而失去一個綏遠省,和半壁山西。在這樣的敗退情形之下,獨有平型關之役我們取得了偉大光榮的勝利。這個勝利真是最寶貴的,最值得我們清楚認識的第一個大勝利。在目前北方戰局中,山西的得失成為整個華北乃至全國抗戰的大關鍵,這時候我們提出平型關戰役的勝利經過來報告國人,以作我們最實際的教訓,當然是很有意義的。[114]
[114] 溪映,〈平型關的勝利〉,《大公報》,1937年10月24日,第5版。
國軍陣地防禦的消極被動,中央軍和地方軍之間的猜忌,不同派系之間的傾軋,以及官兵之間的離心離德,都成了各大媒體(《中央日報》除外)揭露和批判的題材。例如《大公報》的記者秋江,就以其平型關戰場的實地採訪,寫成了〈大戰平型關〉這篇長文,分為七日在《大公報》上連載。該文具體揭發了平型關的各守軍之間,為了保存實力是如何地自私自利,爭功諉過,見死不救,最後造成了整個戰役的失敗。[115]在把國軍看作「反面教員」加以批判和檢討的同時,各媒體也把八路軍當作「正面人物」予以褒揚。八路軍將領更以救國英雄的姿態在媒體現身說法。「一位參加這次戰役〔平型關〕的長官」,便如此這般地對《大公報》記者傳授其正確的經驗和戰法:
[115] 秋江,〈大戰平型關〉,《大公報》,1937年10月5,6,8,11,14,16,17日連載。
國軍陣地防禦的消極被動,中央軍和地方軍之間的猜忌,不同派系之間的傾軋,以及官兵之間的離心離德,都成了各大媒體(《中央日報》除外)揭露和批判的題材。例如《大公報》的記者秋江,就以其平型關戰場的實地採訪,寫成了〈大戰平型關〉這篇長文,分為七日在《大公報》上連載。該文具體揭發了平型關的各守軍之間,為了保存實力是如何地自私自利,爭功諉過,見死不救,最後造成了整個戰役的失敗。[115]在把國軍看作「反面教員」加以批判和檢討的同時,各媒體也把八路軍當作「正面人物」予以褒揚。八路軍將領更以救國英雄的姿態在媒體現身說法。「一位參加這次戰役〔平型關〕的長官」,便如此這般地對《大公報》記者傳授其正確的經驗和戰法:
[115] 秋江,〈大戰平型關〉,《大公報》,1937年10月5,6,8,11,14,16,17日連載。
此次戰役首先證明我們抵抗日本,活的戰法!攻勢防禦,利用運動戰絕對的有效,而且是戰勝最基本的辦法。反之,挨[呆]板的陣地戰,單純的防禦戰略是最危險,是以往失敗的主要原因。我們這次戰爭勝利的原因是:(一)行動秘密,任何一個軍事行動不致為敵人所偵知。(二)行動迅速,敵人無法察覺,察覺後已經遲了。一次,敵我從兩面搶一個山頭,本來敵人先在山腰,而結果仍讓我們捷足先登。(三)地形熟悉,我們隨時將陣地戰變為山地戰。山地戰是我們抵抗進步的武器最佔優勢的戰法。[116]
[116] 溪映,〈平型關的勝利〉,《大公報》,1937年10月24日,第5版。
如果我們把這位「長官」的講話,和林彪在次年的一篇文章相對照,[117]便不難發現講話的「長官」正是林彪本人。八路軍諸將既因「平型關大捷」在媒體上大出風頭,而平型關伏擊的直接指揮官,剛滿三十歲的林彪,更被各大報戴上「抗日英豪」、「無敵之帥」、「常勝將軍」等桂冠,幾乎一夜之間便成了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118]
[117] 林彪,〈林彪論華北正規戰與游擊戰〉,《文獻》,卷2(1938年11月),頁14-23。
[118] 黃少群,〈抗日首功平型關〉,《黨史文匯》,1995年第6期,頁46。
幾乎與此同時,「平型關大捷」也成了文藝創作熱情謳歌的對象。流火的散文〈由平型關說到寧武關〉,以《鐵冠圖》傳奇中〈別母〉、〈亂箭〉這兩齣崑劇中主人公周遇吉奮勇殺敵的故事,頌揚平型關勇士的「殲敵三千,乘勝追擊一百二十里」,並稱許此役為「全面抗戰以來的空前大勝」。[119]詩人簡簃則直接以〈平型關大捷〉為題賦七律一首:「漏廈誰能一木支?燕雲沈沒羽書遲。人間捷奏同驚日,天上將軍會下時。不有奇兵紆運〔籌〕策,那教狂寇竟披離。中原取次看恢復,失喜衰翁漫賦詩。」[120]詩中以八路軍為支柱中原危廈的唯一棟樑,為威寒虜膽的飛將軍李廣,並預卜在八路軍的英勇奮戰之下,驅除日寇,恢復中原已指日可待。著名詩人唐玉虬,則效黃遵憲的歌行體,以四百三十二言的長詩〈大戰平型關〉紀其盛事。該詩首言強虜之入寇大同,八路軍之異軍突起遂令風雲變色形勢改觀;次述板垣師團之惡貫滿盈兼凶殘驕橫;中記平型關伏擊戰如關門打狗屠羊,八路軍(「朱軍」)與晉軍(「閻軍」)聯手殺賊殲敵如麻;詩末暢述大捷為全國帶來之鼓舞歡欣,以及對民心士氣之激勵振奮。詩人以忠憤勃鬱之氣,發為歌吟,在一片金戈鐵馬的殺伐聲中,自有低迴蘊藉之慨。[121]從「三千醜虜已為醢,二千俘來面如鬼」的詩行中,可看出詩人已完全接受了朱德、彭德懷在《中央日報》訪談時的說法(「敵傷亡已在五千以上」)。此外,由顧頡剛領導的通俗讀物編刊社,也出版了《八路軍出馬打勝仗》、《大戰平型關》等通俗小說,以通俗文學的形式謳歌八路軍的首戰勝利。利用現代媒體的「對外宣傳」固然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全國傳播自己意欲散佈的資訊,但各種資訊在現代媒體中頻密更迭和替代,也使得「對外宣傳」在極短的時間內便難免要消聲匿跡。要持續地維持「對外宣傳」的影響力,除了運用各種行銷策略,週期性地搶攻媒體版面之外,還必須借助其他的各種外緣。文學和藝術的創作或演出,便正是最重要的外緣之一。因為,在文學和藝術的創作或演出中,可以用唯美的形式,把所接受的資訊凝聚下來,轉化為國人心靈的歷史文化澱積或集體記憶。
[119] 流火,〈由平型關說到寧武關〉,《中央日報》,1937年10月1日,第4版。
[120] 簡簃,〈平型關大捷〉(用仲雲寄懷元韵),《中央日報》,1937年10月1日,第4版。
[121] 唐玉虬的〈大戰平型關〉全詩如下:「大同城頭妖星大,千里寇來誰敢挫。欲向雁門射雁來。自倚天驕無我奈。朱家兵到雲變色。百年國讎憤所切。堆放瘈狗登我堂。誓滅匈奴始朝食。平型關下好戰場,姑縱藩籬入羣羊。聚而殲旃亦大快,厲我戈矛如雪霜。閻公聞警怒如火,書成遺囑備鞍馱。一道旌旗出太原,自督雄師電霆過。不斬樓蘭今不還,風聲播處敵膽破。賊中鳥珠稱最驍,快將板垣名久標。是主謀奪吉黑遼,是首蹂我燕冀郊。南口張垣相繼陷,叱咤晉北故爾驕。古云擒賊先擒王,非王此虜實強梁。朱軍閻軍齊發憤,不誅此虜中國曷能康?大開圍場驟合勢,勁旅縱擊風雨狂。倭人每誇砲火利,砲未發聲頭委地。倭人轟炸仗飛機,機未起飛肉為泥。倭人狠毒放毒槍,毒未及裝人馬僵。女藏兔脫神難測,左盤右辟無敢當。此時那聞砲響槍響飛機響,但見直出直入波騛電閃刀劍光。開刀白日照太行,洗刀月出恆嶽旁。明日聚馘築京觀,太行恆嶽爭低昂。三千醜虜已為醢,二千俘來面如鬼。乘勝逐北酒塵高,一日橫馳三百里。(此句用黃公度馮將軍歌中語)所過州縣皆克復,直奔大同卓漢轍。(當日傳聞大同亦已克復。)此虜自起渤海上,戰勝直前欣鼓掌。豈知至此心魂喪,殺虜無如此陣壯。西戰場上好轉機,三晉雲山氣皆王。九州賀電書片來,歡聲騰滿千巒嶂。所恨虜將猶稽誅,誓寄頭顱總歸帳。」《中央日報》,1937年11月11日,第4版
林彪在平型關伏擊前之所以堅持要集中兵力和日軍打陣地戰和運動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希望通過「打勝仗,捉俘虜」,以「提高軍民抗戰信心,提高八路軍威信」。但林彪畢竟祇是個職業軍人,而不是政治家──用他在廬山罵彭德懷的原話,「都是丘八,就是那麼個材料,那麼個作用」,[122]他當時並不知道,在戰場上連流血拼命都得不到的東西,往往通過「對外宣傳」,通過高明地玩弄操控媒體便可輕易得到。「對外宣傳」可以把一個俘虜也抓不到的戰鬥,幻化為「俘虜一千餘人」;「對外宣傳」可以把擊斃五百餘輜重隊的伏擊,膨脹為「敵傷亡五千以上」;「對外宣傳」可以肆無忌憚地打壓醜化友軍,美化拔高自己;「對外宣傳」還可以把平型關戰役上的一段小插曲,虛擬為抗戰以來「第一大勝利」。林彪確曾說過:「當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就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林彪這段話,在文革武鬥時還被譜成戰歌,紅衛兵的敢死隊每逢出發時都要用帶哭的悲音高聲齊唱。打仗沒有不死人,打日本尤其要死許多的人,甚至「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大概沒有多少人會懷疑林彪「死在戰場」的決心,但所謂「螻蟻者尚偷生」,如果戰場上的「犧牲」已變得毫無必要,即使最「敢於犧牲」的將軍,也不會把「包括自己在內」的戰士投入戰場白白送死。既然「對外宣傳」已把戰場上一刀一槍的殺戮轉換為語言文字的虛擬,而虛擬的戰鬥和勝利──在大多數的時候和對大多數的人而言──又要比真實的戰鬥和勝利更為具體、更為精彩、更為崇高、更為偉大光榮,甚至更為「真實」!由於嚐到了平型關真實作戰的苦頭,也由於吃到了平型關虛擬作戰的甜頭,中共的八路軍(加上後來的新四軍)在平型關伏擊之後,便把對抗日軍的主要武器,由步槍刺刀轉換為口舌文宣。儘管武器已根本轉換,但虛擬戰場上的槍聲、炮聲和白刃肉搏的喊殺聲卻愈來愈震耳欲聾。因為,愈是真實戰場上的偃旗息鼓,便愈需要虛擬戰場上的斬將搴旗!中共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唯一的一次算得上是運動戰的平型關伏擊,日後成了中共藉以「對外宣傳」的重要文本。共軍愈是對日軍「游而不擊」,便愈需要加強和加密對虛擬的「平型關大捷」的「對外宣傳」;愈是加強和加密了對虛擬的「平型關大捷」的「對外宣傳」,共軍便愈發可以對日軍「游而不擊」。這種「雞生蛋」和「蛋生雞」的往復循環互相依賴的共生關係,使得中共在虛擬戰場上的「對外宣傳」,返來覆去的便祇演奏著「平型關大捷」的樂章。一直到了「百團大戰」之後,中共「對外宣傳」的舞臺,纔開始變為二重奏。但「百團大戰」畢竟好景不長,「百團大戰」的策畫者和指揮者彭德懷,因擅自領軍企圖由虛擬戰場轉入真實戰場,數年後終被毛澤東清算抗命舊賬;毛糾集了中共高幹,在延安召開的華北工作座談會議上對彭足足「操四十天娘」。[123]「百團大戰」於是變得不臭不香,中共「對外宣傳」的舞臺上,又祇剩下「平型關大捷」在獨挑大樑。
[122]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52。
[123] 華北工作座談會議,於1945年2月1日在延安召開,在中共「七大」(4月23日至6月11日)期間休會,「七大」後繼續開至7月23日始結束。會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狠批彭德懷不該擅自發動「百團大戰」,「幫了蔣介石的忙」,暴露了共軍的實力,從而招來日軍對解放區報復性的掃蕩,令中共的實力遭受慘重損失。在毛澤東率領之下,與會的中共高幹狠鬥猛批了彭德懷四十天。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曾痛罵彭德懷:「華北會應開,人家這麼多意見,同中央關係如此惡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娘。」周恩來也跟著毛澤東斥責彭德懷「犯上」:「華北座談會說他是個人英雄主義,他罵娘,不服。說操了他四十天,他現在要操二十天。」毛澤東還說:「補足二十天,這次也四十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結果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又再被「操四十天娘」。參見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頁203;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03、247、248、287。
如果我們把這位「長官」的講話,和林彪在次年的一篇文章相對照,[117]便不難發現講話的「長官」正是林彪本人。八路軍諸將既因「平型關大捷」在媒體上大出風頭,而平型關伏擊的直接指揮官,剛滿三十歲的林彪,更被各大報戴上「抗日英豪」、「無敵之帥」、「常勝將軍」等桂冠,幾乎一夜之間便成了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118]
[117] 林彪,〈林彪論華北正規戰與游擊戰〉,《文獻》,卷2(1938年11月),頁14-23。
[118] 黃少群,〈抗日首功平型關〉,《黨史文匯》,1995年第6期,頁46。
幾乎與此同時,「平型關大捷」也成了文藝創作熱情謳歌的對象。流火的散文〈由平型關說到寧武關〉,以《鐵冠圖》傳奇中〈別母〉、〈亂箭〉這兩齣崑劇中主人公周遇吉奮勇殺敵的故事,頌揚平型關勇士的「殲敵三千,乘勝追擊一百二十里」,並稱許此役為「全面抗戰以來的空前大勝」。[119]詩人簡簃則直接以〈平型關大捷〉為題賦七律一首:「漏廈誰能一木支?燕雲沈沒羽書遲。人間捷奏同驚日,天上將軍會下時。不有奇兵紆運〔籌〕策,那教狂寇竟披離。中原取次看恢復,失喜衰翁漫賦詩。」[120]詩中以八路軍為支柱中原危廈的唯一棟樑,為威寒虜膽的飛將軍李廣,並預卜在八路軍的英勇奮戰之下,驅除日寇,恢復中原已指日可待。著名詩人唐玉虬,則效黃遵憲的歌行體,以四百三十二言的長詩〈大戰平型關〉紀其盛事。該詩首言強虜之入寇大同,八路軍之異軍突起遂令風雲變色形勢改觀;次述板垣師團之惡貫滿盈兼凶殘驕橫;中記平型關伏擊戰如關門打狗屠羊,八路軍(「朱軍」)與晉軍(「閻軍」)聯手殺賊殲敵如麻;詩末暢述大捷為全國帶來之鼓舞歡欣,以及對民心士氣之激勵振奮。詩人以忠憤勃鬱之氣,發為歌吟,在一片金戈鐵馬的殺伐聲中,自有低迴蘊藉之慨。[121]從「三千醜虜已為醢,二千俘來面如鬼」的詩行中,可看出詩人已完全接受了朱德、彭德懷在《中央日報》訪談時的說法(「敵傷亡已在五千以上」)。此外,由顧頡剛領導的通俗讀物編刊社,也出版了《八路軍出馬打勝仗》、《大戰平型關》等通俗小說,以通俗文學的形式謳歌八路軍的首戰勝利。利用現代媒體的「對外宣傳」固然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全國傳播自己意欲散佈的資訊,但各種資訊在現代媒體中頻密更迭和替代,也使得「對外宣傳」在極短的時間內便難免要消聲匿跡。要持續地維持「對外宣傳」的影響力,除了運用各種行銷策略,週期性地搶攻媒體版面之外,還必須借助其他的各種外緣。文學和藝術的創作或演出,便正是最重要的外緣之一。因為,在文學和藝術的創作或演出中,可以用唯美的形式,把所接受的資訊凝聚下來,轉化為國人心靈的歷史文化澱積或集體記憶。
[119] 流火,〈由平型關說到寧武關〉,《中央日報》,1937年10月1日,第4版。
[120] 簡簃,〈平型關大捷〉(用仲雲寄懷元韵),《中央日報》,1937年10月1日,第4版。
[121] 唐玉虬的〈大戰平型關〉全詩如下:「大同城頭妖星大,千里寇來誰敢挫。欲向雁門射雁來。自倚天驕無我奈。朱家兵到雲變色。百年國讎憤所切。堆放瘈狗登我堂。誓滅匈奴始朝食。平型關下好戰場,姑縱藩籬入羣羊。聚而殲旃亦大快,厲我戈矛如雪霜。閻公聞警怒如火,書成遺囑備鞍馱。一道旌旗出太原,自督雄師電霆過。不斬樓蘭今不還,風聲播處敵膽破。賊中鳥珠稱最驍,快將板垣名久標。是主謀奪吉黑遼,是首蹂我燕冀郊。南口張垣相繼陷,叱咤晉北故爾驕。古云擒賊先擒王,非王此虜實強梁。朱軍閻軍齊發憤,不誅此虜中國曷能康?大開圍場驟合勢,勁旅縱擊風雨狂。倭人每誇砲火利,砲未發聲頭委地。倭人轟炸仗飛機,機未起飛肉為泥。倭人狠毒放毒槍,毒未及裝人馬僵。女藏兔脫神難測,左盤右辟無敢當。此時那聞砲響槍響飛機響,但見直出直入波騛電閃刀劍光。開刀白日照太行,洗刀月出恆嶽旁。明日聚馘築京觀,太行恆嶽爭低昂。三千醜虜已為醢,二千俘來面如鬼。乘勝逐北酒塵高,一日橫馳三百里。(此句用黃公度馮將軍歌中語)所過州縣皆克復,直奔大同卓漢轍。(當日傳聞大同亦已克復。)此虜自起渤海上,戰勝直前欣鼓掌。豈知至此心魂喪,殺虜無如此陣壯。西戰場上好轉機,三晉雲山氣皆王。九州賀電書片來,歡聲騰滿千巒嶂。所恨虜將猶稽誅,誓寄頭顱總歸帳。」《中央日報》,1937年11月11日,第4版
林彪在平型關伏擊前之所以堅持要集中兵力和日軍打陣地戰和運動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希望通過「打勝仗,捉俘虜」,以「提高軍民抗戰信心,提高八路軍威信」。但林彪畢竟祇是個職業軍人,而不是政治家──用他在廬山罵彭德懷的原話,「都是丘八,就是那麼個材料,那麼個作用」,[122]他當時並不知道,在戰場上連流血拼命都得不到的東西,往往通過「對外宣傳」,通過高明地玩弄操控媒體便可輕易得到。「對外宣傳」可以把一個俘虜也抓不到的戰鬥,幻化為「俘虜一千餘人」;「對外宣傳」可以把擊斃五百餘輜重隊的伏擊,膨脹為「敵傷亡五千以上」;「對外宣傳」可以肆無忌憚地打壓醜化友軍,美化拔高自己;「對外宣傳」還可以把平型關戰役上的一段小插曲,虛擬為抗戰以來「第一大勝利」。林彪確曾說過:「當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就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林彪這段話,在文革武鬥時還被譜成戰歌,紅衛兵的敢死隊每逢出發時都要用帶哭的悲音高聲齊唱。打仗沒有不死人,打日本尤其要死許多的人,甚至「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大概沒有多少人會懷疑林彪「死在戰場」的決心,但所謂「螻蟻者尚偷生」,如果戰場上的「犧牲」已變得毫無必要,即使最「敢於犧牲」的將軍,也不會把「包括自己在內」的戰士投入戰場白白送死。既然「對外宣傳」已把戰場上一刀一槍的殺戮轉換為語言文字的虛擬,而虛擬的戰鬥和勝利──在大多數的時候和對大多數的人而言──又要比真實的戰鬥和勝利更為具體、更為精彩、更為崇高、更為偉大光榮,甚至更為「真實」!由於嚐到了平型關真實作戰的苦頭,也由於吃到了平型關虛擬作戰的甜頭,中共的八路軍(加上後來的新四軍)在平型關伏擊之後,便把對抗日軍的主要武器,由步槍刺刀轉換為口舌文宣。儘管武器已根本轉換,但虛擬戰場上的槍聲、炮聲和白刃肉搏的喊殺聲卻愈來愈震耳欲聾。因為,愈是真實戰場上的偃旗息鼓,便愈需要虛擬戰場上的斬將搴旗!中共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唯一的一次算得上是運動戰的平型關伏擊,日後成了中共藉以「對外宣傳」的重要文本。共軍愈是對日軍「游而不擊」,便愈需要加強和加密對虛擬的「平型關大捷」的「對外宣傳」;愈是加強和加密了對虛擬的「平型關大捷」的「對外宣傳」,共軍便愈發可以對日軍「游而不擊」。這種「雞生蛋」和「蛋生雞」的往復循環互相依賴的共生關係,使得中共在虛擬戰場上的「對外宣傳」,返來覆去的便祇演奏著「平型關大捷」的樂章。一直到了「百團大戰」之後,中共「對外宣傳」的舞臺,纔開始變為二重奏。但「百團大戰」畢竟好景不長,「百團大戰」的策畫者和指揮者彭德懷,因擅自領軍企圖由虛擬戰場轉入真實戰場,數年後終被毛澤東清算抗命舊賬;毛糾集了中共高幹,在延安召開的華北工作座談會議上對彭足足「操四十天娘」。[123]「百團大戰」於是變得不臭不香,中共「對外宣傳」的舞臺上,又祇剩下「平型關大捷」在獨挑大樑。
[122]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52。
[123] 華北工作座談會議,於1945年2月1日在延安召開,在中共「七大」(4月23日至6月11日)期間休會,「七大」後繼續開至7月23日始結束。會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狠批彭德懷不該擅自發動「百團大戰」,「幫了蔣介石的忙」,暴露了共軍的實力,從而招來日軍對解放區報復性的掃蕩,令中共的實力遭受慘重損失。在毛澤東率領之下,與會的中共高幹狠鬥猛批了彭德懷四十天。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曾痛罵彭德懷:「華北會應開,人家這麼多意見,同中央關係如此惡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娘。」周恩來也跟著毛澤東斥責彭德懷「犯上」:「華北座談會說他是個人英雄主義,他罵娘,不服。說操了他四十天,他現在要操二十天。」毛澤東還說:「補足二十天,這次也四十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結果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又再被「操四十天娘」。參見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頁203;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03、247、248、287。
五、協奏與和弦
當然,中共在宣傳「平型關大捷」時,並不是除了平型關伏擊之外絕不再涉及其他。俗語說:「紅花雖好,還需綠葉扶持。」毛澤東也說過:「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更形象地說,「平型關大捷」樂章就像一齣交響樂:平型關伏擊構成了該樂章的主旋律,而宣傳中共在敵後游擊戰的各種「戰果」或「勝利」則是該樂章的協奏與和弦。而最貼近主旋律的協奏與和弦,又要數由中共直接製作或由接受中共領導的左翼文化人所譜寫的抗日歌曲。據中共最近的歷史紀錄片集《抗戰》統計,今日可查到的在抗戰期間創作的抗日歌曲共有3,000多首。[124]這些抗日歌曲,又以歌頌游擊戰的歌曲為最大宗。無論是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音樂系,或者是直接歸周恩來、郭沫若領導的國府政治部第三廳[125]的左翼文化社團,在抗戰期間都不謀而合地──其實應該是裏應外合地──創作了大量歌頌游擊戰的歌曲。〈中華民族不會亡〉、〈中華男兒〉、〈到敵人後方去〉、〈在太行山上〉、〈黃河大合唱〉、〈游擊隊歌〉等等,都是其中的表表者。由光未然作詞,魯藝音樂系主任冼星海譜曲的〈黃河大合唱〉,以磅礴萬鈞的氣勢震動了山河大地,也震撼了整個民族的心弦:「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吼!黃河在咆吼!河西山崗萬丈高,河東河北高粱熟了。萬山叢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紗帳裏游擊健兒呈英豪。扛起了土槍洋炮,揮動著大刀長矛。保衛家鄉!保衛河東!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由賀綠汀作詞譜曲的〈游擊隊歌〉,則以充滿激情的浪漫想像,讓歌者和聽眾都一齊咀嚼和分享既驚險刺激又神奇詭秘的游擊經驗:「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山高海又深。在那密密的樹林裏,到處有我們的宿營地。在那高高的山崗上,到處有我們的好兄弟。沒有吃,沒有穿,自有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這些歌曲的唱詞,呈現出一種新的文體和新的文風。它們是那麼的清新自然簡潔質樸又明白易懂,那麼的鼓舞民氣掀動人心又煽情催淚,那麼的大開大闔悲歌慷慨又收發自如……。下層社會的工人、農民和士兵喜歡唱這些歌曲,因為從來沒有其他的歌曲的唱詞,能像這些歌曲那樣,讓他們一聽就懂一唱就會。城市的職員、白領、教師和學生也喜歡唱這些歌曲,因為在亡國滅種的疑危恐懼之中,這些歌曲極度舒緩了他們有心救國而又無力回天的惶急、焦慮、沮喪和自責,並把他們從不斷喪師失地的現實世界中抽離到虛擬的戰場,讓他們既充分地滿足投筆從戎殺敵抗日的浪漫想像,又盡情地宣洩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怒和仇恨。這些雅俗共賞的歌曲,或明白指陳,或曲折隱喻,無非是宣揚共軍在「平型關大捷」之後,是如何地以游擊戰繼續在敵佔區打擊和殲滅日軍。而三廳則開動其強大的宣傳機器,四面派出劇團、宣傳隊、演劇隊、放映隊,尤其是臨時組成的為數眾多的歌詠隊,把歌頌中共游擊戰的歌曲傳播到國統區的各大、中、小城市,傳播到各工廠、農村和前線……由於這些歌曲所產生的影響和所起的作用是如此的巨大,當時有一家報紙曾說過:「一支〈黃河大會唱〉可頂十萬枝毛瑟槍。」[126]郭沫若在一次即興演講中,也極其興奮地說:
[124] 《抗戰》歷史紀錄片集,由丁學良、李繼峰、王康策畫,張宇、高小平、王進友監製,傅新厚、王韌、時間等人編導,出品人是趙化勇、李延芝、金乃岩,金冲及任總顧問。關於抗日歌曲的數目統計,見〈文化血脈〉,《抗戰》,集7。
[125] 三廳於1938年4月成立於武漢,隸屬於國民政府政治部,由當時出任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直接領導,周推派郭沫若任三廳廳長,下轄三個處九個科,其中第五處負責群眾動員、第六處負責藝術宣傳、第七處負責對敵宣傳,各處各科和秘書室編制中正式名額就有300多人,如果再加上其他各附屬團隊,即:孩子劇團、4隊抗戰宣傳隊、10隊抗敵演劇隊、1隊漫畫宣傳隊、5隊電影放映隊,連同製片廠、各科處的僱員、公役、衛士等,全廳的總人數近 3,000 人。據郭沫若說,國統區的左翼文化人及其社團,已悉數被三廳吸納。而中共也通過周恩來和郭沫若對國民黨的「借殼上市」,成功地把原屬於國民政府政治部的第三廳,轉變為中共對外宣傳的最重要喉舌。參見郭沫若,《洪波曲》(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4年重印),頁11-58。
[126] 見〈文化血脈〉,《抗戰》,集7。
[124] 《抗戰》歷史紀錄片集,由丁學良、李繼峰、王康策畫,張宇、高小平、王進友監製,傅新厚、王韌、時間等人編導,出品人是趙化勇、李延芝、金乃岩,金冲及任總顧問。關於抗日歌曲的數目統計,見〈文化血脈〉,《抗戰》,集7。
[125] 三廳於1938年4月成立於武漢,隸屬於國民政府政治部,由當時出任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直接領導,周推派郭沫若任三廳廳長,下轄三個處九個科,其中第五處負責群眾動員、第六處負責藝術宣傳、第七處負責對敵宣傳,各處各科和秘書室編制中正式名額就有300多人,如果再加上其他各附屬團隊,即:孩子劇團、4隊抗戰宣傳隊、10隊抗敵演劇隊、1隊漫畫宣傳隊、5隊電影放映隊,連同製片廠、各科處的僱員、公役、衛士等,全廳的總人數近 3,000 人。據郭沫若說,國統區的左翼文化人及其社團,已悉數被三廳吸納。而中共也通過周恩來和郭沫若對國民黨的「借殼上市」,成功地把原屬於國民政府政治部的第三廳,轉變為中共對外宣傳的最重要喉舌。參見郭沫若,《洪波曲》(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4年重印),頁11-58。
[126] 見〈文化血脈〉,《抗戰》,集7。
歌詠是最感動人的。歌詠的聲音能把人的感情意志立即融成一片,化為行動。……目前我們的敵人儘管是怎樣橫暴,儘管有多量的大炮飛機,我們要準備用歌詠的力量來把它摧毀。……我們要用我們的歌聲來更加團結我們自己的力量,把一切的失地收復,把全部倭寇驅除。127
[127] 郭沫若,《洪波曲》,頁50-51。
光憑「歌詠的力量」,當然摧毀不了敵人的飛機大炮;欲要收復失地和驅除倭寇,恐怕除了「歌聲」之外,最需要的還是真正的毛瑟槍。但無論如何,郭沫若的演講和某報的評論,卻在有意或無意之中洩漏了一重要的「天機」:既然一首歌的威力和十萬毛瑟槍相等,既然歌聲可以驅除倭寇收復失地,真正的橫槍躍馬捨身殺敵便不免變成了「可有可無」──如果不是全無用處的話。這就難怪中共的游擊戰,由始至終所倚仗的,主要還是虛擬戰場上的口舌文宣,而不是真實戰場上的一刀一槍。不過,和國軍在真實的正面戰場上雖拼命浴血死戰卻又不斷失利相比,中共在虛擬的游擊戰場上無比輕鬆的不斷「勝利」,便無可避免地在一些國人心中,造成了共軍的對日作戰,要遠比國軍更積極更堅決更英勇和更有本領的錯覺。虛擬與現實並非絕對不能越界,歌聲有時也會發揮毛瑟槍的功用。成千上萬熱血沸騰的知識青年,便是在「平型關大捷」樂章的激勵之下,高唱著抗日游擊的歌曲,像洪流一樣湧向了紅都延安或中共其他的抗日根據地。經過中共的整風和思想改造的洪爐刼火,他們大都被鍛鍊成為中共的忠貞黨員,成為中共黨政軍的中堅幹部,成為日後中共賴以與國民黨爭奪全國政權的倚天寶劍[128]──儘管他們投奔中共的初衷,並不是為了成就中共的宏圖霸業,而完全是為了抗日救亡。[129]
[128] 參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7-161。翟志成,〈中共與黨內知識分子關係之四變:192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3(1994 年 6月),下冊,頁220-236。
[129] 參韋君宜,《思痛錄》(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0),頁1-24。
光憑「歌詠的力量」,當然摧毀不了敵人的飛機大炮;欲要收復失地和驅除倭寇,恐怕除了「歌聲」之外,最需要的還是真正的毛瑟槍。但無論如何,郭沫若的演講和某報的評論,卻在有意或無意之中洩漏了一重要的「天機」:既然一首歌的威力和十萬毛瑟槍相等,既然歌聲可以驅除倭寇收復失地,真正的橫槍躍馬捨身殺敵便不免變成了「可有可無」──如果不是全無用處的話。這就難怪中共的游擊戰,由始至終所倚仗的,主要還是虛擬戰場上的口舌文宣,而不是真實戰場上的一刀一槍。不過,和國軍在真實的正面戰場上雖拼命浴血死戰卻又不斷失利相比,中共在虛擬的游擊戰場上無比輕鬆的不斷「勝利」,便無可避免地在一些國人心中,造成了共軍的對日作戰,要遠比國軍更積極更堅決更英勇和更有本領的錯覺。虛擬與現實並非絕對不能越界,歌聲有時也會發揮毛瑟槍的功用。成千上萬熱血沸騰的知識青年,便是在「平型關大捷」樂章的激勵之下,高唱著抗日游擊的歌曲,像洪流一樣湧向了紅都延安或中共其他的抗日根據地。經過中共的整風和思想改造的洪爐刼火,他們大都被鍛鍊成為中共的忠貞黨員,成為中共黨政軍的中堅幹部,成為日後中共賴以與國民黨爭奪全國政權的倚天寶劍[128]──儘管他們投奔中共的初衷,並不是為了成就中共的宏圖霸業,而完全是為了抗日救亡。[129]
[128] 參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7-161。翟志成,〈中共與黨內知識分子關係之四變:192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3(1994 年 6月),下冊,頁220-236。
[129] 參韋君宜,《思痛錄》(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0),頁1-24。
六、集體記憶的建構與解構
到了1949年中共立國之後,中共「對外宣傳」對「平型關大捷」的依賴,不僅沒有絲毫緩和,反而日復一日愈來愈深。中共和毛澤東並不僅僅把自己視作權力角逐的勝出者,也不僅僅把自己的推翻國民政府,視作中國歷史上慣見的政權輪替。從中共立國前夕泡製的革命歌曲〈東方紅〉中的歌詞:「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個毛澤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甚至祇從〈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名,其實已相當清楚地呈現了毛澤東的自畫像和中共的自我定位:中共和毛澤東把自己自詡為國家和民族的唯一的救贖者,定義為中華共產烏托邦的唯一建造者。中共的共產革命,究其實是一場承接了近百年來的中華國族的救亡要求,結合了本土民族主義和西來共產主義的政治加宗教的救贖運動。套用社會學家楊慶堃的話說,中共是「無神的政治宗教」,[130]而自稱為「大救星」的毛澤東,當然就是這一無神的政治宗教的大教主。由於中共政權一身兼有「世俗的」(secular)和「神聖的」(sacred)雙重性質,它的建國論述,當然不能像其他的世俗政權那樣,僅僅以證成其取得和實施統治權力的合法性(legitimacy)便即告滿足;和世界上一切的神聖宗教一樣,它的建國論述,還必須強烈地表現出對真理的壟斷性,以及對道德資源的獨佔性;[131]而其即神即俗亦政亦教的畸形組合,亦決定了它的建國論述,不可避免地對塵世間正面價值和豐功偉業的極度侵佔與剝奪,以及對異己者或「他者」(others)的無情打壓與排斥。如果中共的論述,敢於聲稱「五四」運動是由自己所領導,[132]敢於聲稱「北伐」的勝利全是共產黨員葉挺所指揮的「獨立團」的功勞,[133]對於抗戰勝利的功勞,當然更要完全獨佔。因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在長達105年間,受盡了列強無數次欺凌侵略宰割壓迫的屈辱與辛酸之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如果連這一功勞也不能獨佔,中共還有什麼資格宣稱自己推翻了包括帝國主義在內的「二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134]還有什麼資格宣稱自己是國家和民族的唯一的「大救星」?
[130]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378-404.
[131] 詳見翟志成,〈馮友蘭的抉擇及其轉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期20(2002年3月),頁484-486。
[132] 「五四」運動發生在1919年,二年後纔有中共的建黨,但中共的「對外宣傳」,卻可以因「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袖之中,有後來變成了共產黨員的陳獨秀和李大釗,便咬定中共領導了「五四」運動。
[133] 「北伐」戰爭時,中共並沒有擁有自己的軍隊,中共的建軍是「北伐」以後的事。參加北代的軍隊都是國民黨的黨軍,連葉挺的「獨立團」也不例外。但中共的「對外宣傳」,卻可以因「獨立團」的團長葉挺有共產黨員的身分,便把「北伐」的功勞全歸自己。
[134] 毛澤東在〈愚公移山〉(共和國的新聖經「老三篇」之一)一文中說:「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國主義,一座叫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002。
但是,中共要獨佔抗戰的功勞,簡直難於「挾泰山以超北海」。這不僅僅因為在八年抗戰之中,中日兩軍像淞滬、太原、臺兒莊、武漢、南昌、長沙、桂南、浙贛、湘西等大規模的會戰就發生過22次,其他重要戰鬥1,117次,國軍傷亡失蹤官兵的總數高達138萬人,[135]而中共僅有的平型關伏擊和「百團大戰」最多祇能厠身於「重要戰鬥」之列,還遠遠夠不上「會戰」的資格。這不僅僅因為在八年抗戰之國共關係,儘管中共後來宣稱是「國共第二次合作」,但從紅軍必須改名為國軍的「八路軍」或第「十八集團軍」,以及朱德、彭德懷等致蔣中正的電報必須稱「職」這一事實而言,即令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也不能否認共軍在抗戰期間至少在名義上是蔣中正的部屬。[136]更重要的還在於,中國在八年抗戰中,付出了2,000萬條人命的代價;無論是在戰場上浴血奮戰,在逃亡中流離播遷,或者在大後方苦撐待變,在淪陷區企盼光復……,對於每一個倖存的中國人,抗戰已不再是政治學裏抽象的概念,歷史書中機械的圖表,統計學裏冰冷的數字,抗戰的歷史已內化為他們生命中的血和肉,凝聚為他們共同的集體記憶,而每一個倖存者又都是這一段歷史的活見證!此一現實,試問世上有什麼力量能加以改變?
[135] 見《聯合報》新聞稿,〈何應欽昨在紀念週說明抗日勝利經過〉,《聯合報》,1965年10月5日,第2版。
[136] 彭德懷在回憶抗戰時的國共關係時說:「蔣介石根本沒有承認統一戰線,工農紅軍要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強迫戴國民黨軍隊的帽子,與國民黨軍成一種隸屬關係,同化於它的體系,根本沒有承認合作。」可見抗戰時的國共關係,根本就沒有「第二次國共合作」這麼一回事。彭德懷講的是大實話。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33。
然而,毛澤東和中共不愧是權力拜物教的最忠實信奉者和倡導者。毛澤東強調:每個中共黨員都必須牢牢記住「槍桿子裏出政權」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毛澤東的「好學生」們隨即「活學活用」:「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失去了政權就失去了一切。」權力萬能的邏輯,使中共堅信「一切」都可由權力而創造,「一切」也都可由權力而改造。八年抗戰的歷史和中國人對這段歷史的集體記憶,當然也被包涵在「一切」之中。當然也可以被權力按照其實際需要重新加以改寫或改造。
其實,抗戰纔剛剛結束,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地為日後中共的改寫歷史和改造集體記憶提供了最權威的文本。這文本就是毛澤東在1945年8月13日發表的〈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在該文中,指責蔣介石和國軍在抗戰八年中,躲在峨眉山上「按兵不動」、「袖手旁觀」,結果只剩下了中共所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留在淪陷區與日寇周旋。但在抗戰勝利後,身無尺寸之功的蔣介石卻為了搶奪勝利的果實,竟不惜發動內戰,率領國軍下山向共軍進攻。為此毛澤東憤憤地說:「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137]中共則根據毛澤東的文本,把抗戰勝利的「桃子」全部一口獨吞,並把國民黨在八年抗戰的表現,定調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甚至是「假抗日,真反共」。中共立國之初,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胡喬木負責分管中宣部。胡喬木撰寫了一本《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這本僅有77頁的小冊子,其實並不是胡喬木的私人著述,而是代表著中共最高當局,對應如何正確地理解並詮釋由1921年至1951年的中共歷史,向共和國的教育和文宣部門頒布其最權威的統一範本。胡書根據毛澤東的文本,又一次把中共說成是「抗日戰爭的真正的領導者」,以及「贏得抗日的勝利」的「主力」;並把國府在抗日期間的「基本立場和政策」,規定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避免觀戰……坐收漁人之利,然後以保存和聚積起來的力量消滅共產黨和人民力量。」胡書甚至還進一步指控:「蔣介石曾經密令他自己很多的軍隊投降日寇,然後在日寇指揮下去進攻八路軍和新四軍。」[138]由於中共對知識分子思想的不斷改造和嚴格掌控,以及對一切文化藝術教育機構和大眾傳媒的全面接管和嚴厲管控,事實上已使得中國大陸所有的媒體都已變成了黨的喉舌或傳聲筒,所有的文化藝術單位都已變成了為黨的政治服務的工具,所有的學術教育機構都已變成了黨的意識形態的灌輸基地,[139]而任何有關抗戰的公開論述或描寫,都祇能是胡喬木範本的複述或複製。因為,任何與胡本不同的論述或描寫,都不可能有人敢於公開提出──即令有人敢於公開提出,也絕對不能通過中共一重又一重的嚴苛審查。國軍官兵在抗日戰場上無數氣壯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甚至連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巨頭曾給予過的許多致敬褒揚,[140]都被刻意地全部遺忘了。倖存的抗日英雄,不是在後來的國共內戰中被共軍消滅,就是被驅趕到臺灣,留在大陸的也多成了「戰犯」被中共關在大牢中,或者成了中共「鎮壓反革命」運動「關、管、殺」的對象。對於他們曾為國流血禦侮的歷史,運氣最好者祇不過是被消音,更多人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威逼利誘之下,被迫站出來作偽證,往自己和同袍身上淋墨汁噴污血……。
[137] 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026-1027。
[138] 均見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35-51。
[139] 參翟志成,《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頁 379-381。
[140] 例如,國軍第五軍二○○○師師長戴安瀾將軍於1942年5月26日在緬北壯烈殉國,其骨灰於同年7月31日運回廣西全州,桂林行營主任李濟深主持了萬人追悼會,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巨頭均獻了輓詩、輓詞和輓聯。其中毛澤東的輓詩,因辭情並茂而傳頌一時。其詩云:「外侮須人御,將軍賦採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殉節,壯志也無違。」此詩在中共立國之後再也無人提起,它既沒有收入《毛選》,也沒有收入《毛澤東詩詞》。一直到了1982年,該詩纔在黃濟人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一書中再次出現,後收入徐濤,《毛澤東詩詞全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338-340。
於是,絕大多數共和國的新生代,從他們日常所能接觸的一切資訊所聽到的,看到的,無非是國民黨的軍隊在八年抗戰中,是如何一觸即潰丟失了大半個中國,如何姦淫擄掠禍國殃民,如何投身賣靠認賊作父,如何在背後向英勇抗日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暗下毒手……;而八路軍和新四軍又是如何地英雄無敵百戰勝,如何地前殲日軍後挫「頑」「奸」,如何地驅除日寇光復失土解民於倒懸……。而「平型關大捷」更被時時刻刻提出,被歌頌,被紀念,被崇拜,被作為支撐中共抗戰論述的歷史的鐵證。
中共立國以來,每逢七一建黨、八一建軍和十一國慶等重要慶典,或者是七七抗戰和九三抗戰勝利的紀念日,中共總要在黨政軍巨頭的演講辭中,在兩報一刊的社論或評論員特約稿中,在專門為此舉辦的各種電影展、畫展和攝影展中,以及在各種歌詠、舞蹈、演劇和其他藝文活動中,不斷地誇耀自己戰勝日寇的豐功偉績和不斷地醜詆國民黨的投降賣國,而「平型關大捷」便總要被當成不容爭辯的歷史鐵證,不斷地被加強調和放大,成為萬方矚目的熱點。風氣所被,就連向中共靠攏的「民主人士」,一談到抗戰,也很快就學了會使用「政治正確」的語言。其實,更準確地說,「民主人士」的「政治正確」,在共和國正式成立的前夕便已初見端倪。例如北大教授馬敘倫,就曾在北平各界紀念「七七」抗戰十二周年的大會上,緊跟中共北平市長彭真的演講之後,[141]痛斥國民黨「反動派有許多官僚頭子,公開做了漢奸,大批軍隊做了偽軍,向日寇投降,回頭來殺害人民。……因為反動派的根本目的不是抗日,而是反對人民反對共產黨。它一面在蔣管區破壞人民團結,破壞抗戰力量,一面則用重兵與敵人配合,進攻新四軍與八路軍。」馬敘倫還列舉了許多事例,證明了「抗日的主力是中國共產黨」。而「著名的平型關大捷」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當然成了馬氏最重要的舉證。[142]如果把彭真和馬敘倫二人的抗戰講話作一比較,我們實在看不出二者的立論宗旨和論證邏輯有何不同。這並不是說堂堂中共的政治局委員的政論水準,與黨外人士祇在伯仲之間,而是說明了共和國的抗戰論述,在立國前夕便已經十分公式化概念化和規範化。它其實已變成了「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以致任何人說起來都一模一樣。
[141] 彭真,〈彭真開幕詞〉,《人民日報》,1949年7月9日。
[142] 馬敘倫,〈紀念「七七」抗日戰爭十二周年〉,《人民日報》,1949年7月9日。
利用國家的節日和慶典,以及為此奉行的各種祭祀、禮儀和藝文活動,藉以建構和強化國民對某一歷史事件或歷史創傷(historical trauma)的集體記憶,凝聚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和效忠,是所有國家尤其是現代國家賴以教育、動員和操控其國民,確立其統治和權力合法性的必然手段。這一道理,業經無數從事記憶研究、文化研究或民族主義研究的學者的反覆闡明和證實,[143]可謂彰彰甚明。中共之紀念抗戰與「平型關大捷」,本來亦是其應有之舉。祇是,其他由國家權力建構的集體記憶,儘管在社會上佔據著主流的地位,但總不免要與社會上其他非主流的集體記憶共存(co-existence)、競賽(contest)與協商(negotiation),並作出相應的調整和更變。[144]正因如此,建構者對於被記憶的歷史事件的真實性,便不能完全抹殺和任意竄改,而必須予以一定程度的尊重。但中共政權對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乃至思想全面控制(total control)的特質,使得它在建構抗日戰爭的集體記憶之時,完全不必考慮到與其他集體記憶的共存、競賽與協商;正由於絕不可能遭遇任何的質疑和挑戰,中共也就完全不必顧及抗戰歷史的真實性。歷史好像變成了絕對權力手中的軟麵團,中共要把它捏多圓它就有多圓,要把它壓多扁它就有多扁。
[143] 有關此一方面的著述,簡直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讀者如欲嘗一臠肉而知一鼎之味,可參看Richard Terdiman, Present Past: Modernity and the Memory Crisi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Dan Ben-Amos and Liliane Weissberg, eds.,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Kathryn Woodward, e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Bo Strath, ed., Myth and Mem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Historical Patterns in Europe and Beyond (Brussels: PIE Lang, 2000); Jacob J. Climo and Maria G. Cattell, eds., Social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alifornia: AltaMira Press, 2003).
[144] 關於主流與非主流的集體記憶之間的互動關係,請參看Paul Connerton, How Societies Rememb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40
除了利用節日、慶典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除了利用大眾傳媒與文學藝術,除了利用政治課本和教科書,中共為了宣傳「平型關大捷」,還特別樹立了許多「標兵」和「樣板」。見賢思齊本是人類的天性,而天真爛漫的青年對崇拜英雄又最為熱中。中共堅信「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它多方安排青年和平型關的英雄們直接睹面,讓英雄們在被青年競相學習和模仿的同時,發揮其標兵和樣板的最大宣傳功效。職是之故,中共把參加過平型關伏擊的個人和團隊,塗抹上一層燦爛奪目的金漆,稱之為「曾經參加過平型關大戰的老戰士」、[145]「平型關痛擊日本鬼子的英雄」、[146]「平型關大戰突擊連」、[147]「平型關大戰屢建戰功的紅一連」[148]……,讓這些英雄個人和英雄團隊以當事人的資格,站出來現身說法。英雄們來到機關、學校和部隊,向幹部、師生和青年指戰員作報告,講傳統,回憶他們當年如何在林彪的直接揮下,「包圍了日寇精銳主力部隊板垣師團的一個旅團四千多人,消滅了三千多人,嚴重地打擊了日寇的侵略凶焰……。」[149]例如在1965年9月初,解放軍福建前線某部,就曾組織了吳嘉德等100多名參加過平型關大戰的「老紅軍」和「老八路」,來到各基層連隊講授自己和戰友的「英雄事跡」。[150]甚至中共的高級將領──共和國青年心目中「英雄中的英雄」──也紛紛跳到臺前表演。一一五師六八六團團長李天佑在中共立國後官拜上將,他撰寫了革命回憶錄〈首戰平型關〉,繪聲繪影地描述八路軍英雄們是如何揮起「中國人民的鐵拳」,一舉讓「瘋狂、殘暴、凶惡的日本侵略軍精銳板垣師團二十一旅團」「遭到了徹底的毀滅」。[151]蕭華上將也賦長詩回憶抗戰:「抗戰勝利二十春,艱苦歲月記猶新。日本強盜伸魔爪,半壁江山被鯨吞。……禍國殃民國民黨,外戰外行當逃兵。延安聖地如燈塔,主席思想是南針。……平型關下殲板垣,陽明堡前敵機焚。力挽狂瀾作砥柱,我軍威名中外聞。……。」[152]由李志民上將擔任指揮的將軍合唱團,全團 4位上將、20多位中將、70多位少將「戴著金光閃閃的將軍肩章和各種勳章」,在北京體育館一字排開,為6,000多名聽眾放開喉嚨齊聲高唱八路軍軍歌:「一旦強虜寇邊疆,慷慨悲歌奔戰場。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153]甚至連林彪元帥也親自披掛上陣,他在下連隊檢閱時,乘機向連隊的司號員介紹,八路軍的許多司號兵是如何在平型關四面的山頭都吹響了衝鋒號,「把日本鬼子弄得矇頭轉向,不知從哪裏應付好」。[154]林彪在平型關火線上指揮部隊作戰的鏡頭,也通過了大型文獻紀錄片《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公開上映,傳遍了全國每一個角落。[155]
[145] 見《人民日報》,1960年5月25日。
[146] 見周良弼,〈老紅軍王榮江新傳〉,《人民日報》,1961年10月7日。
[147] 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九連,〈永遠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建軍路線勝利前進〉,《人民日報》,1967 年 8 月7日。
[148] 見《人民日報》,1967年8月8日。
[149] 陳樹立,〈英雄的連隊〉,《人民日報》,1952年8月2日。
[150] 見《人民日報》,1965年9月8日。
[151] 李天佑的〈首戰平型關〉,最早於1965年9月8日刊於《人民日報》,後來收入《紅旗飄飄》,其文字有所改動。
[152] 蕭華,〈勝利之本是兵民──憶敵後抗戰〉,《人民日報》,1965年8月30日。
[153] 周澤民,周長宗,〈紅色的歌手〉,《人民日報》,1959年6月2日。
[154] 楊子才,〈元帥聽我吹軍號──記司號員張自安的談話〉,《人民日報》,1962年7月4日。
[155] 葉家林,蕭泉,〈人民贏得徹底解放的光輝道路──看大型文獻紀錄片《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人民日報》,1965年8月30日。
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就已經把「平型關大捷」印成年畫、連環圖,譜寫為散曲、民歌和大鼓詞廣為宣傳,據說還頗受群眾的喜愛與歡迎。[156]立國以後,土八路既已鳥槍換炮,其宣傳手法自然更上層樓。〈平型關大捷〉的油畫不僅被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型畫冊,[157]〈平型關前講傳統〉的照片也被選為全軍攝影代表作在北京公開展覽,158「平型關大捷」還被編成了一部題為《首戰平型關》七場話劇,藉以痛詆國民黨反共投降賣國,宣揚八路軍英勇殺敵救國救民。話劇最後還通過了「工人階級」鄭大壯之口加以畫龍點睛:「平型關一戰,老百姓的心更明眼更亮!祇有共產黨,八路軍,纔能救中國,祇有共產黨的軍隊,纔是真正抗日的軍隊。」[159]該話劇事實上已變成了文革前的樣板戲,由北京解放軍總政治部話劇團和上海話劇團等文藝單位帶到全國各地到處公演。[160]在由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排演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的歌舞劇中,〈首戰平型關〉的歌舞便在八場表演中佔據了極重要的一場。在〈松花江上〉、〈保衛大中華〉、〈大刀進行曲〉的慷慨悲歌聲中,舞臺上「出現了八路軍在平型關與日寇拼殺的刀光閃閃……。」此劇由1961年8月至12月在北京一連演出50多場,備受北京觀眾和部隊官兵的「熱烈讚賞」。[161]為了擴大宣傳效果,八一電影製片廠還把此劇攝製成彩色歌舞藝術片,推廣到全國各地四處公映。而〈首戰平型關〉的歌舞場經過改造之後,據說「組織得相當完整和出色」。[162]
[156] 分見王楠,〈「兒童團長」〉,《人民日報》,1948年12月22日;王朝聞,〈年畫的裝飾性與現實性──對於新年畫的檢討致友人書〉,《人民日報》,1949年4月26日。
[157] 見《人民日報》,1962年8月25日。
[158] 見《人民日報》,1964年7月29日。
[159] 傅鐸、白雲亭,《首戰平型關》(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64),頁108。
[160] 分見1965年8月30日與9月5日之《人民日報》。
[161] 新華社記者,〈歌頌中國人民武裝鬥爭的勝利:空軍歌舞團演出《歷史歌曲表演唱》受到讚賞〉,《人民日報》,1961年12月9日。
[162] 彥克,〈革命歌兒似星河──影片《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觀後記〉,《人民日報》,1964年8 月3日。
此外,中共還經常派遣記者到平型關實地採訪拍攝,[163]組織幹部群眾到平型關學習參觀,當年伏擊戰場遺址的山坡之上,拔地而起修築了一座莊嚴宏偉的五層樓高的平型關戰役紀念館,館前斜插著兩桿數米高的銅鑄步槍,槍口上綠鏽斑斑的刺刀戳破青天,與高高聳立的紀功豐碑遙遙相對。[164]自1950年代開始,向絡繹不絕的訪問者和參觀者講述當年的伏擊故事,便成了平型關當地的幹部和群眾重要的政治任務。由於練習有素,老實交巴的莊稼漢也就變成了口若懸河的宣傳家。他們或以當年八路軍嚮導、挑夫、擔架員的身分、或以目擊證人的身分,不斷向一批又一批來訪者,「滔滔不絕地」覆述著八路軍「動人的戰鬥故事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165]經過中共的慘淡經營,平型關已變成了繼「革命聖地」延安之外的另一「抗日聖地」,紀念館就是朝拜的神廟。[166]成千上萬的朝聖者,在聖地撫今追昔壯懷難歇,在神廟揮淚泣血緬懷先烈,「祇有共產黨纔能救中國,祇有共產黨的軍隊,纔是真正抗日的軍隊」的聲音,便一再盤旋在他們的靈魂深處,揮之不散又驅之不去,最後凝結成他們共同的記憶胚胎。
[163] 人民日報記者,〈雁北塞上千斤山〉,《人民日報》,1958年11月19日。
[164] 雨蔚,〈平型關:撥開硝煙的今日和諧〉,《南方航空報》,期764(2005年7月4-10日)。
[165] 莎蔭、郭潔,〈漫步平型關話舊〉,《人民日報》,1957年7月30日。
[166] 關於歷史遺跡,紀念館和紀念碑與建構集體記憶的討論,請參看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63-362.
不過,平型關的「殲敵三千」,和中共聲稱在抗戰八年中共擊斃日軍 52萬,生俘1萬的數目相比,[167]畢竟有太大的差距。為了彌補此一巨大的差額,中共把平型關之外的斬獲,籠統說成是敵後游擊戰的戰果。但中共除了百團大戰之外,便再也舉不出還有什麼游擊戰,曾在國人心中留下殺敵甚眾的印象。中共祇好又一次以虛代實,在建國後製作了大量弘揚抗日游擊戰的電影。其中1950 年代的代表作,包括《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衝破黎明前的黑暗》、《撲不滅的火焰》等,1960 年代較著名者則有《地雷戰》、《地道戰》、《紅燈記》、《沙家滨》等。電影中的游擊隊長全都雄姿英發漂亮瀟灑,手中的雙槍又永遠百步穿楊彈不虛發,而游擊隊員又大都身懷絕藝武功超群……,游擊英雄們上天入地飛車泅水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日軍總難免被動挨打吃虧中計損兵折將最後祇能全軍覆滅。每齣電影還譜寫了慷慨激昂動人心魄的主題曲。這些情節相近主題相同的電影,既是休閒和消費的商品,又是政治和歷史教育的宣傳品;而共和國的公民們除了這些概念化公式化加上人物面譜化的電影之外,亦再難有其他更多的選擇。他們往往在休閒和消費中接受了政治和歷史的教育,又把接受政治和歷史的教育當成了消費與休閒。和劇院、戲院、歌廳以及其他的文藝表演場所一樣,大陸的電影院既是黨國體制意識形態的灌輸站,以及共和國公民道德與集體記憶的育成所,同時又是共和國公民展現其認同(identity)、參與(participation)和身體力行(body practice)的教堂。[168]通過中共的寓教於樂和以樂施教,億萬共和國的新生代,便在虛擬的電影中無條件地接受了中共的抗戰論述,甚至還極可能運用設身處地的「想像」(imagination),參加了中共的敵後游擊戰。每當他們從電影院走出來,或兩手齊揮模仿著李向陽的雙槍射擊,[169]或口中高唱著:「我們爬飛車那個搞機槍,闖火車那個炸橋樑,好像鋼刀插入敵胸膛,打得鬼子魂飛膽喪」,[170]先前理性的種種駁詰和質疑,連同無法在賬面上交代的53萬日本侵軍,便都在他們的比手劃腳之中──或引吭高歌聲中──被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了!
[167] 見李林,〈光榮的歷史鬥爭〉,《人民日報》,1950年1月3日。
[168]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pp. 185-259.
[169] 李向陽是電影《平原游擊隊》中的游擊隊長,手中的雙槍百步穿楊左右開弓,射殺日軍無數,在1950、1960 年代曾是無數大陸青少年崇拜的偶象。
[170] 這是電影《鐵道游擊隊》著名的主題曲,〈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中的一段唱詞,在1950、1960年代的中國大陸曾被萬口傳唱。
通過上述各種「硬」的和「軟」的思想控制和宣傳策略的交替運用,中共已完全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針,建構出一整套以「平型關大捷」為主體的抗戰論述,並以此改寫了抗戰的「寫的歷史」;它雖然還不能完全改變抗戰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但卻相當程度地干擾、壓制、分解和弱化了此一集體記憶。更嚴重的是,通過把記載著當時抗戰史實的文字和圖像材料的層層包裹和封鎖,它幾乎完全禁制和封閉了抗戰一代人集體的「記憶載體」(memory vehicle),阻絕了此一集體記憶往下一個世代的自然傳遞。[171]由於父輩的集體記憶無法傳承,而其他資訊又完全無法獲得,共和國的新生代便祇有完全接受中共的抗戰論述,而「平型關大捷」也就成了他們的集體記憶。
[171] 關於記憶載體與記憶傳遞的討論,請參考Andreas Huyssen,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1-29.
但是,到了後文革時代,隨著毛澤東主義的逐漸退潮以及中共當局對晚年毛澤東愈來愈嚴厲的清算和批判,毛澤東的話不再「句句是真理」,毛澤東文本和胡喬木文本對抗戰歷史的敘述和書寫的規範性威權亦日漸褪色。更兼出於對臺灣統戰的需要,中共開始承認國民黨和國軍在抗日正面戰場的奮戰事實及其功勞──儘管這一遲來的承認,還是局部的,不徹底的,語焉不詳的,遮遮掩掩的和羞人答答的。中共以「平型關大捷」為主體的抗戰論述,本是一個絕對封閉的敘事系統;而全面的控制──亦即絕對不容許理性的任何質疑和挑戰,不容許任何的討論或協商,甚至不允許任何的「不同」(difference),以及絕對不容許抗戰世代的記憶載體(包括文字的和影像的材料、資訊,證據和事實)的洩漏和流傳──正是此一封閉系統得以維持的必要條件。絕對封閉的系統的絕對僵硬性,使得它無法作出任何微小的讓步和修正。因為,任何哪怕最微小的讓步,便會演變成無窮後退;任何哪怕最微小的修正,就會導致瓦解土崩。一俟「全面控制」因中共批毛和對臺統戰的干擾而局部退縮,中共的抗戰論述便立刻露出致命的破綻。隨著毛澤東走下神壇由神再變回凡人,億萬被「個人崇拜」蠱惑和封閉的心靈,也經由「除魅」的程序(process of disenchantment)而開始了獨立思考。被解放出來的理性,開始向以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威論述提出駁詰與質疑,中共的抗戰論述自然無法置身事外。過去曾被干擾、壓制、分解和弱化的抗戰世代的集體記憶,也開始有重新凝聚和逐步強化的傾向,回憶國軍抗戰勞績的文章大量湧現。而以往被層層包裹和封鎖的「記憶載體」,就如同被深埋在地底的文物,也在文史工作者的努力發掘之下紛紛出土。隨著歷史材料的不斷披露,檔案材料的不斷解密與開放,中共以往的抗戰論述強加在國民黨和國軍身上的種種誣枉不實之詞,也愈來愈難以立足。路不平,眾人踏,大陸的社會正開始為蒙冤受屈的民族英魂平反洗冤。數百萬國軍在抗日戰場上慷慨赴義死不還踵的英雄事跡,被寫成了《血色雄關》[172]和《燃燒的太陽》[173]等歷史長篇紀實小說;郝夢齡、佟麟閣、趙登禹等為國捐軀的國軍將領,也一一以民族英雄高大而光輝的形象,現身在大陸攝製的電影《太行山上》[174]和《七七事變》[175]之中──所有這些,在1980 年代以前的中國社會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國軍在抗日戰場上的各次大規模會戰及其重要戰鬥的歷史,也被寫成了《中國抗戰軍事史》、《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等多本學術專著。[176]在2002年中共初級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中,「平型關大捷」與「淞滬會戰」、「臺兒莊戰役」、「百團大戰」並列,而平型關伏擊的殲敵人數,也由3,000人縮減為1,000人,[177]使得「平型關大捷」和國軍的各種會戰相比,更加顯得黯然失色。其實,共和國新生代關於抗戰的歷史認識和集體記憶,其塑成的素材主要是中共的「隱瞞」加「欺騙」;它就如同密封的木乃伊,祇要一接觸到新鮮空氣,便注定要腐爛和消解的。目前大陸網站上的許多文章,例如〈打破平型關大捷的神話〉、[178]〈中共自吹自擂的「平型關戰役」真相〉、[179]〈中國需要重寫抗戰史〉、[180]〈誰是中國最大的賣國賊〉[181]……等等,正強烈地顯出此一端倪。政治權力對歷史和集體記憶再強大的改造和操控,畢竟有時而窮,祇要控制出現一絲絲的破綻或空隙,理性與常識的陽光便能乘虛而入,進而摧陷廓清政治權力建構在歷史和集體記憶上的一切沙灘建築。「平型關大捷」的建構和解構,正是其中的顯例。
[172] 詳見陶純,《血色雄關──太原會戰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5)。
[173] 詳見張洪濤、張樸寬,《燃燒的太陽──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紀實》(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174] 《太行山上》由陸柱國編劇,韋廉、沈東、陳健導演,王伍福、徐光明等主演,八一電影製片廠2005年攝製。
[175] 《七七事變》由尤建華編劇,李前寬、蕭桂雲導演,長春電影製片廠2004年攝製。
[176] 詳見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中國抗戰軍事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卷中;何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李蓉,《中國民族抗日戰爭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177] 見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中國歷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冊 4,頁35-41。
[178] 〈打破平型關大捷的神話〉。 http://www.chilicity.com/cgi-bin/bigate.cgi/b/x/[email protected]/publishhtml/3/2004-08-03/ 20040803
[179] 〈中共自吹自擂的「平型關戰役」真相〉。 http://www.csgnet.com/europa/city/showghread.php?threadid=105777
[180] 黃鍾,〈中國需要改寫抗戰史〉。http://xinsheng.net/xs/gb/da4print.asp?ID=30177
[181] 余杰,〈誰是中國最大的賣國賊?〉──評《中共壯大之謎》。 http://www.epochtimes.com/gb/4/1/6/n443652.htm
[130]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378-404.
[131] 詳見翟志成,〈馮友蘭的抉擇及其轉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期20(2002年3月),頁484-486。
[132] 「五四」運動發生在1919年,二年後纔有中共的建黨,但中共的「對外宣傳」,卻可以因「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袖之中,有後來變成了共產黨員的陳獨秀和李大釗,便咬定中共領導了「五四」運動。
[133] 「北伐」戰爭時,中共並沒有擁有自己的軍隊,中共的建軍是「北伐」以後的事。參加北代的軍隊都是國民黨的黨軍,連葉挺的「獨立團」也不例外。但中共的「對外宣傳」,卻可以因「獨立團」的團長葉挺有共產黨員的身分,便把「北伐」的功勞全歸自己。
[134] 毛澤東在〈愚公移山〉(共和國的新聖經「老三篇」之一)一文中說:「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國主義,一座叫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002。
但是,中共要獨佔抗戰的功勞,簡直難於「挾泰山以超北海」。這不僅僅因為在八年抗戰之中,中日兩軍像淞滬、太原、臺兒莊、武漢、南昌、長沙、桂南、浙贛、湘西等大規模的會戰就發生過22次,其他重要戰鬥1,117次,國軍傷亡失蹤官兵的總數高達138萬人,[135]而中共僅有的平型關伏擊和「百團大戰」最多祇能厠身於「重要戰鬥」之列,還遠遠夠不上「會戰」的資格。這不僅僅因為在八年抗戰之國共關係,儘管中共後來宣稱是「國共第二次合作」,但從紅軍必須改名為國軍的「八路軍」或第「十八集團軍」,以及朱德、彭德懷等致蔣中正的電報必須稱「職」這一事實而言,即令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也不能否認共軍在抗戰期間至少在名義上是蔣中正的部屬。[136]更重要的還在於,中國在八年抗戰中,付出了2,000萬條人命的代價;無論是在戰場上浴血奮戰,在逃亡中流離播遷,或者在大後方苦撐待變,在淪陷區企盼光復……,對於每一個倖存的中國人,抗戰已不再是政治學裏抽象的概念,歷史書中機械的圖表,統計學裏冰冷的數字,抗戰的歷史已內化為他們生命中的血和肉,凝聚為他們共同的集體記憶,而每一個倖存者又都是這一段歷史的活見證!此一現實,試問世上有什麼力量能加以改變?
[135] 見《聯合報》新聞稿,〈何應欽昨在紀念週說明抗日勝利經過〉,《聯合報》,1965年10月5日,第2版。
[136] 彭德懷在回憶抗戰時的國共關係時說:「蔣介石根本沒有承認統一戰線,工農紅軍要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強迫戴國民黨軍隊的帽子,與國民黨軍成一種隸屬關係,同化於它的體系,根本沒有承認合作。」可見抗戰時的國共關係,根本就沒有「第二次國共合作」這麼一回事。彭德懷講的是大實話。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233。
然而,毛澤東和中共不愧是權力拜物教的最忠實信奉者和倡導者。毛澤東強調:每個中共黨員都必須牢牢記住「槍桿子裏出政權」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毛澤東的「好學生」們隨即「活學活用」:「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失去了政權就失去了一切。」權力萬能的邏輯,使中共堅信「一切」都可由權力而創造,「一切」也都可由權力而改造。八年抗戰的歷史和中國人對這段歷史的集體記憶,當然也被包涵在「一切」之中。當然也可以被權力按照其實際需要重新加以改寫或改造。
其實,抗戰纔剛剛結束,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地為日後中共的改寫歷史和改造集體記憶提供了最權威的文本。這文本就是毛澤東在1945年8月13日發表的〈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在該文中,指責蔣介石和國軍在抗戰八年中,躲在峨眉山上「按兵不動」、「袖手旁觀」,結果只剩下了中共所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留在淪陷區與日寇周旋。但在抗戰勝利後,身無尺寸之功的蔣介石卻為了搶奪勝利的果實,竟不惜發動內戰,率領國軍下山向共軍進攻。為此毛澤東憤憤地說:「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137]中共則根據毛澤東的文本,把抗戰勝利的「桃子」全部一口獨吞,並把國民黨在八年抗戰的表現,定調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甚至是「假抗日,真反共」。中共立國之初,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胡喬木負責分管中宣部。胡喬木撰寫了一本《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這本僅有77頁的小冊子,其實並不是胡喬木的私人著述,而是代表著中共最高當局,對應如何正確地理解並詮釋由1921年至1951年的中共歷史,向共和國的教育和文宣部門頒布其最權威的統一範本。胡書根據毛澤東的文本,又一次把中共說成是「抗日戰爭的真正的領導者」,以及「贏得抗日的勝利」的「主力」;並把國府在抗日期間的「基本立場和政策」,規定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避免觀戰……坐收漁人之利,然後以保存和聚積起來的力量消滅共產黨和人民力量。」胡書甚至還進一步指控:「蔣介石曾經密令他自己很多的軍隊投降日寇,然後在日寇指揮下去進攻八路軍和新四軍。」[138]由於中共對知識分子思想的不斷改造和嚴格掌控,以及對一切文化藝術教育機構和大眾傳媒的全面接管和嚴厲管控,事實上已使得中國大陸所有的媒體都已變成了黨的喉舌或傳聲筒,所有的文化藝術單位都已變成了為黨的政治服務的工具,所有的學術教育機構都已變成了黨的意識形態的灌輸基地,[139]而任何有關抗戰的公開論述或描寫,都祇能是胡喬木範本的複述或複製。因為,任何與胡本不同的論述或描寫,都不可能有人敢於公開提出──即令有人敢於公開提出,也絕對不能通過中共一重又一重的嚴苛審查。國軍官兵在抗日戰場上無數氣壯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甚至連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巨頭曾給予過的許多致敬褒揚,[140]都被刻意地全部遺忘了。倖存的抗日英雄,不是在後來的國共內戰中被共軍消滅,就是被驅趕到臺灣,留在大陸的也多成了「戰犯」被中共關在大牢中,或者成了中共「鎮壓反革命」運動「關、管、殺」的對象。對於他們曾為國流血禦侮的歷史,運氣最好者祇不過是被消音,更多人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威逼利誘之下,被迫站出來作偽證,往自己和同袍身上淋墨汁噴污血……。
[137] 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026-1027。
[138] 均見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35-51。
[139] 參翟志成,《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頁 379-381。
[140] 例如,國軍第五軍二○○○師師長戴安瀾將軍於1942年5月26日在緬北壯烈殉國,其骨灰於同年7月31日運回廣西全州,桂林行營主任李濟深主持了萬人追悼會,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巨頭均獻了輓詩、輓詞和輓聯。其中毛澤東的輓詩,因辭情並茂而傳頌一時。其詩云:「外侮須人御,將軍賦採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殉節,壯志也無違。」此詩在中共立國之後再也無人提起,它既沒有收入《毛選》,也沒有收入《毛澤東詩詞》。一直到了1982年,該詩纔在黃濟人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一書中再次出現,後收入徐濤,《毛澤東詩詞全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338-340。
於是,絕大多數共和國的新生代,從他們日常所能接觸的一切資訊所聽到的,看到的,無非是國民黨的軍隊在八年抗戰中,是如何一觸即潰丟失了大半個中國,如何姦淫擄掠禍國殃民,如何投身賣靠認賊作父,如何在背後向英勇抗日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暗下毒手……;而八路軍和新四軍又是如何地英雄無敵百戰勝,如何地前殲日軍後挫「頑」「奸」,如何地驅除日寇光復失土解民於倒懸……。而「平型關大捷」更被時時刻刻提出,被歌頌,被紀念,被崇拜,被作為支撐中共抗戰論述的歷史的鐵證。
中共立國以來,每逢七一建黨、八一建軍和十一國慶等重要慶典,或者是七七抗戰和九三抗戰勝利的紀念日,中共總要在黨政軍巨頭的演講辭中,在兩報一刊的社論或評論員特約稿中,在專門為此舉辦的各種電影展、畫展和攝影展中,以及在各種歌詠、舞蹈、演劇和其他藝文活動中,不斷地誇耀自己戰勝日寇的豐功偉績和不斷地醜詆國民黨的投降賣國,而「平型關大捷」便總要被當成不容爭辯的歷史鐵證,不斷地被加強調和放大,成為萬方矚目的熱點。風氣所被,就連向中共靠攏的「民主人士」,一談到抗戰,也很快就學了會使用「政治正確」的語言。其實,更準確地說,「民主人士」的「政治正確」,在共和國正式成立的前夕便已初見端倪。例如北大教授馬敘倫,就曾在北平各界紀念「七七」抗戰十二周年的大會上,緊跟中共北平市長彭真的演講之後,[141]痛斥國民黨「反動派有許多官僚頭子,公開做了漢奸,大批軍隊做了偽軍,向日寇投降,回頭來殺害人民。……因為反動派的根本目的不是抗日,而是反對人民反對共產黨。它一面在蔣管區破壞人民團結,破壞抗戰力量,一面則用重兵與敵人配合,進攻新四軍與八路軍。」馬敘倫還列舉了許多事例,證明了「抗日的主力是中國共產黨」。而「著名的平型關大捷」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當然成了馬氏最重要的舉證。[142]如果把彭真和馬敘倫二人的抗戰講話作一比較,我們實在看不出二者的立論宗旨和論證邏輯有何不同。這並不是說堂堂中共的政治局委員的政論水準,與黨外人士祇在伯仲之間,而是說明了共和國的抗戰論述,在立國前夕便已經十分公式化概念化和規範化。它其實已變成了「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以致任何人說起來都一模一樣。
[141] 彭真,〈彭真開幕詞〉,《人民日報》,1949年7月9日。
[142] 馬敘倫,〈紀念「七七」抗日戰爭十二周年〉,《人民日報》,1949年7月9日。
利用國家的節日和慶典,以及為此奉行的各種祭祀、禮儀和藝文活動,藉以建構和強化國民對某一歷史事件或歷史創傷(historical trauma)的集體記憶,凝聚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和效忠,是所有國家尤其是現代國家賴以教育、動員和操控其國民,確立其統治和權力合法性的必然手段。這一道理,業經無數從事記憶研究、文化研究或民族主義研究的學者的反覆闡明和證實,[143]可謂彰彰甚明。中共之紀念抗戰與「平型關大捷」,本來亦是其應有之舉。祇是,其他由國家權力建構的集體記憶,儘管在社會上佔據著主流的地位,但總不免要與社會上其他非主流的集體記憶共存(co-existence)、競賽(contest)與協商(negotiation),並作出相應的調整和更變。[144]正因如此,建構者對於被記憶的歷史事件的真實性,便不能完全抹殺和任意竄改,而必須予以一定程度的尊重。但中共政權對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乃至思想全面控制(total control)的特質,使得它在建構抗日戰爭的集體記憶之時,完全不必考慮到與其他集體記憶的共存、競賽與協商;正由於絕不可能遭遇任何的質疑和挑戰,中共也就完全不必顧及抗戰歷史的真實性。歷史好像變成了絕對權力手中的軟麵團,中共要把它捏多圓它就有多圓,要把它壓多扁它就有多扁。
[143] 有關此一方面的著述,簡直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讀者如欲嘗一臠肉而知一鼎之味,可參看Richard Terdiman, Present Past: Modernity and the Memory Crisi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Dan Ben-Amos and Liliane Weissberg, eds.,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Kathryn Woodward, e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Bo Strath, ed., Myth and Mem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Historical Patterns in Europe and Beyond (Brussels: PIE Lang, 2000); Jacob J. Climo and Maria G. Cattell, eds., Social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alifornia: AltaMira Press, 2003).
[144] 關於主流與非主流的集體記憶之間的互動關係,請參看Paul Connerton, How Societies Rememb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40
除了利用節日、慶典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除了利用大眾傳媒與文學藝術,除了利用政治課本和教科書,中共為了宣傳「平型關大捷」,還特別樹立了許多「標兵」和「樣板」。見賢思齊本是人類的天性,而天真爛漫的青年對崇拜英雄又最為熱中。中共堅信「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它多方安排青年和平型關的英雄們直接睹面,讓英雄們在被青年競相學習和模仿的同時,發揮其標兵和樣板的最大宣傳功效。職是之故,中共把參加過平型關伏擊的個人和團隊,塗抹上一層燦爛奪目的金漆,稱之為「曾經參加過平型關大戰的老戰士」、[145]「平型關痛擊日本鬼子的英雄」、[146]「平型關大戰突擊連」、[147]「平型關大戰屢建戰功的紅一連」[148]……,讓這些英雄個人和英雄團隊以當事人的資格,站出來現身說法。英雄們來到機關、學校和部隊,向幹部、師生和青年指戰員作報告,講傳統,回憶他們當年如何在林彪的直接揮下,「包圍了日寇精銳主力部隊板垣師團的一個旅團四千多人,消滅了三千多人,嚴重地打擊了日寇的侵略凶焰……。」[149]例如在1965年9月初,解放軍福建前線某部,就曾組織了吳嘉德等100多名參加過平型關大戰的「老紅軍」和「老八路」,來到各基層連隊講授自己和戰友的「英雄事跡」。[150]甚至中共的高級將領──共和國青年心目中「英雄中的英雄」──也紛紛跳到臺前表演。一一五師六八六團團長李天佑在中共立國後官拜上將,他撰寫了革命回憶錄〈首戰平型關〉,繪聲繪影地描述八路軍英雄們是如何揮起「中國人民的鐵拳」,一舉讓「瘋狂、殘暴、凶惡的日本侵略軍精銳板垣師團二十一旅團」「遭到了徹底的毀滅」。[151]蕭華上將也賦長詩回憶抗戰:「抗戰勝利二十春,艱苦歲月記猶新。日本強盜伸魔爪,半壁江山被鯨吞。……禍國殃民國民黨,外戰外行當逃兵。延安聖地如燈塔,主席思想是南針。……平型關下殲板垣,陽明堡前敵機焚。力挽狂瀾作砥柱,我軍威名中外聞。……。」[152]由李志民上將擔任指揮的將軍合唱團,全團 4位上將、20多位中將、70多位少將「戴著金光閃閃的將軍肩章和各種勳章」,在北京體育館一字排開,為6,000多名聽眾放開喉嚨齊聲高唱八路軍軍歌:「一旦強虜寇邊疆,慷慨悲歌奔戰場。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153]甚至連林彪元帥也親自披掛上陣,他在下連隊檢閱時,乘機向連隊的司號員介紹,八路軍的許多司號兵是如何在平型關四面的山頭都吹響了衝鋒號,「把日本鬼子弄得矇頭轉向,不知從哪裏應付好」。[154]林彪在平型關火線上指揮部隊作戰的鏡頭,也通過了大型文獻紀錄片《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公開上映,傳遍了全國每一個角落。[155]
[145] 見《人民日報》,1960年5月25日。
[146] 見周良弼,〈老紅軍王榮江新傳〉,《人民日報》,1961年10月7日。
[147] 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九連,〈永遠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建軍路線勝利前進〉,《人民日報》,1967 年 8 月7日。
[148] 見《人民日報》,1967年8月8日。
[149] 陳樹立,〈英雄的連隊〉,《人民日報》,1952年8月2日。
[150] 見《人民日報》,1965年9月8日。
[151] 李天佑的〈首戰平型關〉,最早於1965年9月8日刊於《人民日報》,後來收入《紅旗飄飄》,其文字有所改動。
[152] 蕭華,〈勝利之本是兵民──憶敵後抗戰〉,《人民日報》,1965年8月30日。
[153] 周澤民,周長宗,〈紅色的歌手〉,《人民日報》,1959年6月2日。
[154] 楊子才,〈元帥聽我吹軍號──記司號員張自安的談話〉,《人民日報》,1962年7月4日。
[155] 葉家林,蕭泉,〈人民贏得徹底解放的光輝道路──看大型文獻紀錄片《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人民日報》,1965年8月30日。
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就已經把「平型關大捷」印成年畫、連環圖,譜寫為散曲、民歌和大鼓詞廣為宣傳,據說還頗受群眾的喜愛與歡迎。[156]立國以後,土八路既已鳥槍換炮,其宣傳手法自然更上層樓。〈平型關大捷〉的油畫不僅被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型畫冊,[157]〈平型關前講傳統〉的照片也被選為全軍攝影代表作在北京公開展覽,158「平型關大捷」還被編成了一部題為《首戰平型關》七場話劇,藉以痛詆國民黨反共投降賣國,宣揚八路軍英勇殺敵救國救民。話劇最後還通過了「工人階級」鄭大壯之口加以畫龍點睛:「平型關一戰,老百姓的心更明眼更亮!祇有共產黨,八路軍,纔能救中國,祇有共產黨的軍隊,纔是真正抗日的軍隊。」[159]該話劇事實上已變成了文革前的樣板戲,由北京解放軍總政治部話劇團和上海話劇團等文藝單位帶到全國各地到處公演。[160]在由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排演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的歌舞劇中,〈首戰平型關〉的歌舞便在八場表演中佔據了極重要的一場。在〈松花江上〉、〈保衛大中華〉、〈大刀進行曲〉的慷慨悲歌聲中,舞臺上「出現了八路軍在平型關與日寇拼殺的刀光閃閃……。」此劇由1961年8月至12月在北京一連演出50多場,備受北京觀眾和部隊官兵的「熱烈讚賞」。[161]為了擴大宣傳效果,八一電影製片廠還把此劇攝製成彩色歌舞藝術片,推廣到全國各地四處公映。而〈首戰平型關〉的歌舞場經過改造之後,據說「組織得相當完整和出色」。[162]
[156] 分見王楠,〈「兒童團長」〉,《人民日報》,1948年12月22日;王朝聞,〈年畫的裝飾性與現實性──對於新年畫的檢討致友人書〉,《人民日報》,1949年4月26日。
[157] 見《人民日報》,1962年8月25日。
[158] 見《人民日報》,1964年7月29日。
[159] 傅鐸、白雲亭,《首戰平型關》(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64),頁108。
[160] 分見1965年8月30日與9月5日之《人民日報》。
[161] 新華社記者,〈歌頌中國人民武裝鬥爭的勝利:空軍歌舞團演出《歷史歌曲表演唱》受到讚賞〉,《人民日報》,1961年12月9日。
[162] 彥克,〈革命歌兒似星河──影片《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觀後記〉,《人民日報》,1964年8 月3日。
此外,中共還經常派遣記者到平型關實地採訪拍攝,[163]組織幹部群眾到平型關學習參觀,當年伏擊戰場遺址的山坡之上,拔地而起修築了一座莊嚴宏偉的五層樓高的平型關戰役紀念館,館前斜插著兩桿數米高的銅鑄步槍,槍口上綠鏽斑斑的刺刀戳破青天,與高高聳立的紀功豐碑遙遙相對。[164]自1950年代開始,向絡繹不絕的訪問者和參觀者講述當年的伏擊故事,便成了平型關當地的幹部和群眾重要的政治任務。由於練習有素,老實交巴的莊稼漢也就變成了口若懸河的宣傳家。他們或以當年八路軍嚮導、挑夫、擔架員的身分、或以目擊證人的身分,不斷向一批又一批來訪者,「滔滔不絕地」覆述著八路軍「動人的戰鬥故事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165]經過中共的慘淡經營,平型關已變成了繼「革命聖地」延安之外的另一「抗日聖地」,紀念館就是朝拜的神廟。[166]成千上萬的朝聖者,在聖地撫今追昔壯懷難歇,在神廟揮淚泣血緬懷先烈,「祇有共產黨纔能救中國,祇有共產黨的軍隊,纔是真正抗日的軍隊」的聲音,便一再盤旋在他們的靈魂深處,揮之不散又驅之不去,最後凝結成他們共同的記憶胚胎。
[163] 人民日報記者,〈雁北塞上千斤山〉,《人民日報》,1958年11月19日。
[164] 雨蔚,〈平型關:撥開硝煙的今日和諧〉,《南方航空報》,期764(2005年7月4-10日)。
[165] 莎蔭、郭潔,〈漫步平型關話舊〉,《人民日報》,1957年7月30日。
[166] 關於歷史遺跡,紀念館和紀念碑與建構集體記憶的討論,請參看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63-362.
不過,平型關的「殲敵三千」,和中共聲稱在抗戰八年中共擊斃日軍 52萬,生俘1萬的數目相比,[167]畢竟有太大的差距。為了彌補此一巨大的差額,中共把平型關之外的斬獲,籠統說成是敵後游擊戰的戰果。但中共除了百團大戰之外,便再也舉不出還有什麼游擊戰,曾在國人心中留下殺敵甚眾的印象。中共祇好又一次以虛代實,在建國後製作了大量弘揚抗日游擊戰的電影。其中1950 年代的代表作,包括《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衝破黎明前的黑暗》、《撲不滅的火焰》等,1960 年代較著名者則有《地雷戰》、《地道戰》、《紅燈記》、《沙家滨》等。電影中的游擊隊長全都雄姿英發漂亮瀟灑,手中的雙槍又永遠百步穿楊彈不虛發,而游擊隊員又大都身懷絕藝武功超群……,游擊英雄們上天入地飛車泅水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日軍總難免被動挨打吃虧中計損兵折將最後祇能全軍覆滅。每齣電影還譜寫了慷慨激昂動人心魄的主題曲。這些情節相近主題相同的電影,既是休閒和消費的商品,又是政治和歷史教育的宣傳品;而共和國的公民們除了這些概念化公式化加上人物面譜化的電影之外,亦再難有其他更多的選擇。他們往往在休閒和消費中接受了政治和歷史的教育,又把接受政治和歷史的教育當成了消費與休閒。和劇院、戲院、歌廳以及其他的文藝表演場所一樣,大陸的電影院既是黨國體制意識形態的灌輸站,以及共和國公民道德與集體記憶的育成所,同時又是共和國公民展現其認同(identity)、參與(participation)和身體力行(body practice)的教堂。[168]通過中共的寓教於樂和以樂施教,億萬共和國的新生代,便在虛擬的電影中無條件地接受了中共的抗戰論述,甚至還極可能運用設身處地的「想像」(imagination),參加了中共的敵後游擊戰。每當他們從電影院走出來,或兩手齊揮模仿著李向陽的雙槍射擊,[169]或口中高唱著:「我們爬飛車那個搞機槍,闖火車那個炸橋樑,好像鋼刀插入敵胸膛,打得鬼子魂飛膽喪」,[170]先前理性的種種駁詰和質疑,連同無法在賬面上交代的53萬日本侵軍,便都在他們的比手劃腳之中──或引吭高歌聲中──被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了!
[167] 見李林,〈光榮的歷史鬥爭〉,《人民日報》,1950年1月3日。
[168]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pp. 185-259.
[169] 李向陽是電影《平原游擊隊》中的游擊隊長,手中的雙槍百步穿楊左右開弓,射殺日軍無數,在1950、1960 年代曾是無數大陸青少年崇拜的偶象。
[170] 這是電影《鐵道游擊隊》著名的主題曲,〈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中的一段唱詞,在1950、1960年代的中國大陸曾被萬口傳唱。
通過上述各種「硬」的和「軟」的思想控制和宣傳策略的交替運用,中共已完全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針,建構出一整套以「平型關大捷」為主體的抗戰論述,並以此改寫了抗戰的「寫的歷史」;它雖然還不能完全改變抗戰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但卻相當程度地干擾、壓制、分解和弱化了此一集體記憶。更嚴重的是,通過把記載著當時抗戰史實的文字和圖像材料的層層包裹和封鎖,它幾乎完全禁制和封閉了抗戰一代人集體的「記憶載體」(memory vehicle),阻絕了此一集體記憶往下一個世代的自然傳遞。[171]由於父輩的集體記憶無法傳承,而其他資訊又完全無法獲得,共和國的新生代便祇有完全接受中共的抗戰論述,而「平型關大捷」也就成了他們的集體記憶。
[171] 關於記憶載體與記憶傳遞的討論,請參考Andreas Huyssen,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1-29.
但是,到了後文革時代,隨著毛澤東主義的逐漸退潮以及中共當局對晚年毛澤東愈來愈嚴厲的清算和批判,毛澤東的話不再「句句是真理」,毛澤東文本和胡喬木文本對抗戰歷史的敘述和書寫的規範性威權亦日漸褪色。更兼出於對臺灣統戰的需要,中共開始承認國民黨和國軍在抗日正面戰場的奮戰事實及其功勞──儘管這一遲來的承認,還是局部的,不徹底的,語焉不詳的,遮遮掩掩的和羞人答答的。中共以「平型關大捷」為主體的抗戰論述,本是一個絕對封閉的敘事系統;而全面的控制──亦即絕對不容許理性的任何質疑和挑戰,不容許任何的討論或協商,甚至不允許任何的「不同」(difference),以及絕對不容許抗戰世代的記憶載體(包括文字的和影像的材料、資訊,證據和事實)的洩漏和流傳──正是此一封閉系統得以維持的必要條件。絕對封閉的系統的絕對僵硬性,使得它無法作出任何微小的讓步和修正。因為,任何哪怕最微小的讓步,便會演變成無窮後退;任何哪怕最微小的修正,就會導致瓦解土崩。一俟「全面控制」因中共批毛和對臺統戰的干擾而局部退縮,中共的抗戰論述便立刻露出致命的破綻。隨著毛澤東走下神壇由神再變回凡人,億萬被「個人崇拜」蠱惑和封閉的心靈,也經由「除魅」的程序(process of disenchantment)而開始了獨立思考。被解放出來的理性,開始向以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威論述提出駁詰與質疑,中共的抗戰論述自然無法置身事外。過去曾被干擾、壓制、分解和弱化的抗戰世代的集體記憶,也開始有重新凝聚和逐步強化的傾向,回憶國軍抗戰勞績的文章大量湧現。而以往被層層包裹和封鎖的「記憶載體」,就如同被深埋在地底的文物,也在文史工作者的努力發掘之下紛紛出土。隨著歷史材料的不斷披露,檔案材料的不斷解密與開放,中共以往的抗戰論述強加在國民黨和國軍身上的種種誣枉不實之詞,也愈來愈難以立足。路不平,眾人踏,大陸的社會正開始為蒙冤受屈的民族英魂平反洗冤。數百萬國軍在抗日戰場上慷慨赴義死不還踵的英雄事跡,被寫成了《血色雄關》[172]和《燃燒的太陽》[173]等歷史長篇紀實小說;郝夢齡、佟麟閣、趙登禹等為國捐軀的國軍將領,也一一以民族英雄高大而光輝的形象,現身在大陸攝製的電影《太行山上》[174]和《七七事變》[175]之中──所有這些,在1980 年代以前的中國社會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國軍在抗日戰場上的各次大規模會戰及其重要戰鬥的歷史,也被寫成了《中國抗戰軍事史》、《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等多本學術專著。[176]在2002年中共初級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中,「平型關大捷」與「淞滬會戰」、「臺兒莊戰役」、「百團大戰」並列,而平型關伏擊的殲敵人數,也由3,000人縮減為1,000人,[177]使得「平型關大捷」和國軍的各種會戰相比,更加顯得黯然失色。其實,共和國新生代關於抗戰的歷史認識和集體記憶,其塑成的素材主要是中共的「隱瞞」加「欺騙」;它就如同密封的木乃伊,祇要一接觸到新鮮空氣,便注定要腐爛和消解的。目前大陸網站上的許多文章,例如〈打破平型關大捷的神話〉、[178]〈中共自吹自擂的「平型關戰役」真相〉、[179]〈中國需要重寫抗戰史〉、[180]〈誰是中國最大的賣國賊〉[181]……等等,正強烈地顯出此一端倪。政治權力對歷史和集體記憶再強大的改造和操控,畢竟有時而窮,祇要控制出現一絲絲的破綻或空隙,理性與常識的陽光便能乘虛而入,進而摧陷廓清政治權力建構在歷史和集體記憶上的一切沙灘建築。「平型關大捷」的建構和解構,正是其中的顯例。
[172] 詳見陶純,《血色雄關──太原會戰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5)。
[173] 詳見張洪濤、張樸寬,《燃燒的太陽──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紀實》(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174] 《太行山上》由陸柱國編劇,韋廉、沈東、陳健導演,王伍福、徐光明等主演,八一電影製片廠2005年攝製。
[175] 《七七事變》由尤建華編劇,李前寬、蕭桂雲導演,長春電影製片廠2004年攝製。
[176] 詳見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中國抗戰軍事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卷中;何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李蓉,《中國民族抗日戰爭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177] 見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中國歷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冊 4,頁35-41。
[178] 〈打破平型關大捷的神話〉。 http://www.chilicity.com/cgi-bin/bigate.cgi/b/x/[email protected]/publishhtml/3/2004-08-03/ 20040803
[179] 〈中共自吹自擂的「平型關戰役」真相〉。 http://www.csgnet.com/europa/city/showghread.php?threadid=105777
[180] 黃鍾,〈中國需要改寫抗戰史〉。http://xinsheng.net/xs/gb/da4print.asp?ID=30177
[181] 余杰,〈誰是中國最大的賣國賊?〉──評《中共壯大之謎》。 http://www.epochtimes.com/gb/4/1/6/n443652.htm
徵引書目
一、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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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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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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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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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孚三,〈從戴潤生「將軍」看八路軍打日本〉。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bib5/articles/5/8/29/125452.html
黃 鍾,〈中國需要改寫抗戰史〉。http://xinsheng.net/xs/gb/da4print.asp?ID=30177
五、電影、紀錄片
《七七事變》,長春電影製片廠,2004年攝製。
《太行山上》,八一電影製片廠,2005年攝製。
《平原游擊隊》,長春電影製片廠,1955年攝製。
《地道線》(教學片),八一電影製片廠,1965年攝製。
《地雷線》(教學片),八一電影製片廠,1962年攝製。
《抗戰》(紀錄片),共12集,中央電視台,2005年攝製。
《撲不滅的火焰》,長春電影製片廠,1956年攝製。
《衝破黎明前的黑暗》,八一電影製片廠,1956年攝製。 《鐵道游擊隊》,上海電影製片廠,1956攝製。
《人民日報》,1948-1952、1957-1959、1960-1967。 《大公報》,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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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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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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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文
李天佑,〈首戰平型關〉,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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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資料
〈中共自吹自擂的「平型關戰役」真相〉。 http://www.csgnet.com/europa/city/showghread.php?threadid=105777 〈打破平型關大捷的神話〉。 http://www.chilicity.com/cgi-bin/bigate.cgi/b/x/[email protected]/publishhtml/3/2004-08-03/20040803
余 杰,〈誰是中國最大的賣國賊?〉──評《中共壯大之謎》。 http://www.epochtimes.com/gb/4/1/6/n443652.htm
柳孚三,〈從戴潤生「將軍」看八路軍打日本〉。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bib5/articles/5/8/29/125452.html
黃 鍾,〈中國需要改寫抗戰史〉。http://xinsheng.net/xs/gb/da4print.asp?ID=30177
五、電影、紀錄片
《七七事變》,長春電影製片廠,2004年攝製。
《太行山上》,八一電影製片廠,2005年攝製。
《平原游擊隊》,長春電影製片廠,1955年攝製。
《地道線》(教學片),八一電影製片廠,1965年攝製。
《地雷線》(教學片),八一電影製片廠,1962年攝製。
《抗戰》(紀錄片),共12集,中央電視台,2005年攝製。
《撲不滅的火焰》,長春電影製片廠,1956年攝製。
《衝破黎明前的黑暗》,八一電影製片廠,1956年攝製。 《鐵道游擊隊》,上海電影製片廠,1956攝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