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統的建構──重論
朱熹四書編次
陳逢源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東華漢學》第3期;頁223-254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5年5月
【摘要】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乃是一生思索建構的成果,不僅影響深遠,尤其關乎學術流變,更是必辨析精微,方能深中肯綮,然而歷來有關四書次第,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僅後世祖述各有取用,觀點分歧;就以朱熹而言,同樣也有諸多說法,未可一概而論。尤其後人常以朱熹論及四書次第,須由《大學》而《論語》、《孟子》,再至《中庸》的進學方式,斷定《四書章句集注》應以此為序,於是其中失去統緒,結構頗有扞格。筆者重新檢視朱熹撰作歷程,深覺其中有待釐清,於是分析〈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文意脈絡,按覈《朱子文集》,以及相關語錄,似乎必須回歸於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序,重新排定《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次第,方能彰顯朱熹建構「道統」的深意。
關鍵詞:朱熹 四書 理學 經學
一、前言
朱熹建構四書固然是前有所承,但形就體系,出自朱熹,有關研讀四書的次第,自然必須溯至朱熹的意見,只是歷來卻有諸多不同的安排情形,最常見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方式,包括真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胡炳文《四書通》、詹道傳《四書纂箋》、蔡清《四書蒙引》、呂柟《四書因問》等,據《四庫全書總目》「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為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前」[1]的說法,其中純就刊刻編輯方便,實在無關宏旨。至於按照朱熹建構道統的架構,明代科舉命題移《中庸》於《孟子》之前,體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聖賢相傳的精神,則是另一種方式[2]。至於清末光緒「欽定學堂章程」規定之研習順序,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序,則是考慮以切近淺易的內容為先,有關學理精義者為後,強調從日常生活,為人處世中著手,漸次而進,終至了解儒學精義[3]。延續至民國,中學課程架構中有「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同樣也是依《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順序安排,臺灣學子對於四書並不陌生[4],只是對於其中順序,顯然並未多所留意,尤其在課程精減的原則下,逐漸以《論語》、《孟子》作為核心,對於四書次第緣由,自然也就不甚了了[5]。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乃是一生思索建構的成果,不僅影響深遠,尤其關乎學術流變,更是必辨析精微,方能深中肯綮,然而歷來有關四書次第,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僅後世祖述各有取用,觀點分歧;就以朱熹而言,同樣也有諸多說法,未可一概而論。尤其後人常以朱熹論及四書次第,須由《大學》而《論語》、《孟子》,再至《中庸》的進學方式,斷定《四書章句集注》應以此為序,於是其中失去統緒,結構頗有扞格。筆者重新檢視朱熹撰作歷程,深覺其中有待釐清,於是分析〈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文意脈絡,按覈《朱子文集》,以及相關語錄,似乎必須回歸於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序,重新排定《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次第,方能彰顯朱熹建構「道統」的深意。
關鍵詞:朱熹 四書 理學 經學
一、前言
朱熹建構四書固然是前有所承,但形就體系,出自朱熹,有關研讀四書的次第,自然必須溯至朱熹的意見,只是歷來卻有諸多不同的安排情形,最常見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方式,包括真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胡炳文《四書通》、詹道傳《四書纂箋》、蔡清《四書蒙引》、呂柟《四書因問》等,據《四庫全書總目》「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為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前」[1]的說法,其中純就刊刻編輯方便,實在無關宏旨。至於按照朱熹建構道統的架構,明代科舉命題移《中庸》於《孟子》之前,體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聖賢相傳的精神,則是另一種方式[2]。至於清末光緒「欽定學堂章程」規定之研習順序,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序,則是考慮以切近淺易的內容為先,有關學理精義者為後,強調從日常生活,為人處世中著手,漸次而進,終至了解儒學精義[3]。延續至民國,中學課程架構中有「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同樣也是依《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順序安排,臺灣學子對於四書並不陌生[4],只是對於其中順序,顯然並未多所留意,尤其在課程精減的原則下,逐漸以《論語》、《孟子》作為核心,對於四書次第緣由,自然也就不甚了了[5]。
[1]紀昀奉敕纂《四書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鉛印本1971年7月)卷三十五〈四書類〉「《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句》一卷」提要,頁721。按:以《四庫全書》所收四書論著為例,多數皆是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序,不過所收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卻是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次第,相同者有陳天祥《四書辨疑》、張存中《四書通證》、王充耘《四書經疑貫通》、史伯璿《四書管窺》、胡廣等奉敕撰《四書大全》等,兩種次序最為多見。至於其他少數例外,如袁俊翁《四書疑節》、毛奇齡《四書賸言》、程大中《四書逸箋》以《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為序、楊名時《四書劄記》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序,已屬少數。
[2]同注1,頁721。
[3]見張百熙《欽定學堂章程》(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欽定蒙學堂章程」規定第一年讀《論語》,第二年讀《論語》、《孟子》,第三年讀《孟子》,第四年讀《大學》、《中庸》。頁8─11。
[4]民國四十三學年度起,師範學校教授四書,四十五學年度起高中也教授「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選錄《論語》四分之三、《孟子》五分之三、《大學》全部、《中庸》五分之二,佔四書三分之二分量,不過至民國五十一年修正「中學課程標準」,則以選授《論》、《孟》為範圍,詳見馮大綸〈高中國文選授論語孟子之我見〉,《孔孟月刊》(1963年1月)1卷5期,頁11─12。
[5]從研究四書進一步集中於孔、孟的探討,一方面《論》、《孟》內容明確,分量較豐;另一方面也是「經學」逐漸「子學」化的結果,孔、孟思想成為文化核心,詳見拙作〈四書研究〉,林慶彰編《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5月),頁226─227。
[2]同注1,頁721。
[3]見張百熙《欽定學堂章程》(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欽定蒙學堂章程」規定第一年讀《論語》,第二年讀《論語》、《孟子》,第三年讀《孟子》,第四年讀《大學》、《中庸》。頁8─11。
[4]民國四十三學年度起,師範學校教授四書,四十五學年度起高中也教授「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選錄《論語》四分之三、《孟子》五分之三、《大學》全部、《中庸》五分之二,佔四書三分之二分量,不過至民國五十一年修正「中學課程標準」,則以選授《論》、《孟》為範圍,詳見馮大綸〈高中國文選授論語孟子之我見〉,《孔孟月刊》(1963年1月)1卷5期,頁11─12。
[5]從研究四書進一步集中於孔、孟的探討,一方面《論》、《孟》內容明確,分量較豐;另一方面也是「經學」逐漸「子學」化的結果,孔、孟思想成為文化核心,詳見拙作〈四書研究〉,林慶彰編《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5月),頁226─227。
事實上,朱熹本身思考四書架構,其實也包括其中學習進程,既強調為學有要,順序當然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朱子語類》所錄足以了解此一思索的內容,撮舉其要:
「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 《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6」」
「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 《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6」」
[6]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12月)卷十四「綱領」,頁249─250。
可見其中次第安排攸關進程的工夫,從《朱子語類》朱熹屢屢以「大坯模」、「間架」、「規模」、「行程」、「腔子」等來形容《大學》,而《論語》、《孟子》則是《大學》中「肉菜」,揣摩其中,研讀《大學》可以提綱挈領,幫助學者建立規模,而《論語》、《孟子》所載多屬具體之行事,學者可以藉此有更堅實明確的體認,如能融會貫通,推至精微,自然有助於了解《中庸》開示的內涵,其中是彼此銜接,不僅具體呈顯儒學規模,也提供學者依序而進的方向。相較於漢代「遞稟師承」的經學傳統,學者僅能「訓詁相傳」,各守專經,學術彼此歧出[7],朱熹由博返約,以《大學》綰合四書,以四書引領五經,學者終於有簡易操持的工夫與明確的進學路徑,儒學也終於有完整的體系,朱熹思索的進程,對於儒學發展而言,非常具有意義。進一步檢視《朱子語類》更可印證朱熹確實是以依此教誨門人,徐寓錄云:
「庚戌五月,初見先生於臨漳。……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為力。」
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為力。」[8 ]門人黃㽦錄云:
「先生問㽦與伯豐、正淳:「此去做甚工夫?……每日看一經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自依次序循環看。……」[9]」
「庚戌五月,初見先生於臨漳。……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為力。」
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為力。」[8 ]門人黃㽦錄云:
「先生問㽦與伯豐、正淳:「此去做甚工夫?……每日看一經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自依次序循環看。……」[9]」
[7]參見拙作〈乾嘉漢宋學之分與經學史觀關係試析──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為中心〉,蔣秋華主編《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年10月),頁163─168。
[8]同注6。卷一百一十五「訓門人」,頁2778。
[9]同注6。卷一百一十五「訓門人」,頁2812─2813。
[8]同注6。卷一百一十五「訓門人」,頁2778。
[9]同注6。卷一百一十五「訓門人」,頁2812─2813。
門人郭友仁錄云: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異問相發明,卻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語》、《孟》、《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曉者,況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颺了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10]」
朱熹師生既是以四書相砥礪,也就無怪乎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序。事實上,弟子黃榦撰〈朱子行狀〉也是以此總括朱熹一生教學旨趣,云:
「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11]」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異問相發明,卻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語》、《孟》、《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曉者,況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颺了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10]」
朱熹師生既是以四書相砥礪,也就無怪乎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序。事實上,弟子黃榦撰〈朱子行狀〉也是以此總括朱熹一生教學旨趣,云:
「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11]」
[10]同注6。卷一百一十五「訓門人」,頁2843。
[11]黃榦〈朱子行狀〉,《勉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第1168冊)卷三十六,頁426。
[11]黃榦〈朱子行狀〉,《勉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第1168冊)卷三十六,頁426。
既有理據,又有朱熹晚年講論行事可供參證,所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序,乃是朱熹一生思索的結果,應無可疑。對此前輩學者,申之已詳,如程元敏先生就認為「研究四書,必由朱註,既由朱註,則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這規模就是明明德;『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論語》的根本為仁;『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孟子發越了仁裡面的義;最後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一理應萬事,就是這微妙處」[12],陳鐵凡先生認為教學可以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序,但四書次第仍應以朱熹原訂為準[13],其他相同之見既多,難以一一贅舉,學者對於朱熹四書次第,似乎已具定見。
筆者曾參與「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設置及運作計劃第三期」林慶彰教授負責的「臺灣地區近五十年經學研究成果報告」中有關《四書》部分的撰寫,在二年半的資料蒐輯當中,嘗試了解臺灣五十年來研究《四書》的成果,有關四書次第,雖然只是一個小環節,但前輩學者推究淵源,已無疑義,所以也就少有思考,不過晚近反覆檢閱《朱子文集》,按覈《四書章句集注》,卻覺其中似乎仍有值得推敲之處:一、朱熹既已稱之「四書」,四書應為一體,但朱熹卻撰寫兩篇序文;二、《中庸》列之最後,但朱熹卻以〈中庸章句序〉,另起開端,安排殊為奇怪;三、《論語》、《孟子》既關乎孔子、孟子,地位無庸置疑,但朱熹卻並未撰序引介,有違常例;四、《孟子集注》最後列舉程頤序「明道先生」一段文字,表彰程顥為「孟子之後,一人而已」[14],明顯與經旨闡釋無關,卻綴之文末,大加表彰。凡此種種,關乎體例,但卻令人不解,以目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編輯順序,問題既無法釐清,按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進學次第,也有扞格之處,心有不安,是以嘗試釐清其中線索,希望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
筆者曾參與「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設置及運作計劃第三期」林慶彰教授負責的「臺灣地區近五十年經學研究成果報告」中有關《四書》部分的撰寫,在二年半的資料蒐輯當中,嘗試了解臺灣五十年來研究《四書》的成果,有關四書次第,雖然只是一個小環節,但前輩學者推究淵源,已無疑義,所以也就少有思考,不過晚近反覆檢閱《朱子文集》,按覈《四書章句集注》,卻覺其中似乎仍有值得推敲之處:一、朱熹既已稱之「四書」,四書應為一體,但朱熹卻撰寫兩篇序文;二、《中庸》列之最後,但朱熹卻以〈中庸章句序〉,另起開端,安排殊為奇怪;三、《論語》、《孟子》既關乎孔子、孟子,地位無庸置疑,但朱熹卻並未撰序引介,有違常例;四、《孟子集注》最後列舉程頤序「明道先生」一段文字,表彰程顥為「孟子之後,一人而已」[14],明顯與經旨闡釋無關,卻綴之文末,大加表彰。凡此種種,關乎體例,但卻令人不解,以目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編輯順序,問題既無法釐清,按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進學次第,也有扞格之處,心有不安,是以嘗試釐清其中線索,希望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
[12]程元敏〈談四書原來的編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孔孟月刊》(1966年11月)五卷三期,頁13。
[13]陳鐵凡〈四書章句集注考源〉,錢穆等《論孟研究論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10月),頁39。
[14]朱熹《孟子集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卷十四,頁377。覈以朱熹編程顥、程頤《二程全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6月)原文,頁252。朱熹僅刪削調整部分文字,呼應孟子「無有乎爾」的感慨,然而重點所在,似乎更在於藉此建立二程直接孟子道統之傳的線索。
[13]陳鐵凡〈四書章句集注考源〉,錢穆等《論孟研究論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10月),頁39。
[14]朱熹《孟子集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卷十四,頁377。覈以朱熹編程顥、程頤《二程全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6月)原文,頁252。朱熹僅刪削調整部分文字,呼應孟子「無有乎爾」的感慨,然而重點所在,似乎更在於藉此建立二程直接孟子道統之傳的線索。
二、朱熹列舉情形的檢討
朱熹於四書特別表彰「河南程氏兩夫子」,凡有見解,往往溯至二程,然而檢校《二程全書》,言論雖兼及《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容,但其中並未有體系性的思考,僅有一處唐棣所錄伊川之語,云: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15]」
以《大學》為入道之門,似乎已啟朱熹思考為學進程的方向,不過此外並未有太多的闡發,自然也就無法彰顯進程的意義。至於影響朱熹至鉅的李侗,強調於喜怒哀樂之未發,體認天理,於是涵養工夫,歸於純粹,學術重點則在於《春秋》、《中庸》、《論語》、《孟子》,此於朱熹所作〈行狀〉已可具見[16],與朱熹以《大學》為先的主張,明顯不同。事實上,覈以朱熹成學過程,從父親朱松的安排,以及劉子翬、劉勉之、胡憲三先生的啟蒙,都以北宋伊洛二程為宗,所以對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等,皆是時時體驗,處處參詳,甚至援據禪理,以求悟道,對於內容自然並不陌生[17],只是早年未及於體系的思考,所以列舉也就頗為隨意,以紹興三十二年(西元一一六二年)孝宗即位,朱熹應詔上封事,言及「道統」之傳,展現思索學術的成果,也僅提及由《大學》而入於六經的路徑,云:
「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18]」
隔年召見,奏事於垂拱殿,同樣推闡《大學》格物窮理以至於治國、平天下的旨趣,而未及其他[19]。可見朱熹此時著力於《大學》義理,但似乎尚未思索與《論語》、《孟子》、《中庸》相互的關係,自然對於體系進程並未多所闡發。事實上,以《朱子文集》所載朱熹撰作文字為例,其中列舉情形有:
《大學》、《論語》、
《孟子》、《中庸》
卷二十六〈舉陳丞相別紙二〉(五十一歲)[20]、卷五十二〈答吳伯豐二〉(六十歲)、卷五十三〈答胡季隨十二〉(?)、卷五十四〈答郭希呂五〉(五十九歲)、卷六十〈答潘子善九〉(六十九歲)、卷六十二〈答王晉輔四〉(六十九歲)、〈答黎季忱〉(六十四歲)
《論語》、《孟子》、
《大學》、《中庸》
卷四十三〈答陳明仲七〉(三十五歲)、卷四十九〈答陳膚仲一〉(五十五歲)、卷五十三〈答胡季隨二〉(五十五歲)
《論語》、《孟子》、
《中庸》、《大學》
卷四十六〈答潘叔昌四〉(五十五歲)、卷四十七〈答呂子約一〉(四十四歲)、〈答呂子約二十三〉(五十五歲)、〈答呂子約二十四〉(五十五歲)、續卷五〈答羅參議〉(三十六歲)
《大學》、《中庸》、
《論語》、《孟子》
卷五十〈答潘恭叔四〉(五十七歲)
《大學》、《論語》、
《中庸》、《孟子》
卷五十四〈答郭希呂四〉(五十九歲)、卷五十八〈答胡平一〉(五十二歲)、卷五十九〈答曹元可〉(六十二歲)、卷六十九〈學校貢舉私議〉、卷七十四〈滄洲精舍諭學者〉、卷八十〈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卷八十二〈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論語》、《中庸》、
《大學》、《孟子》
卷七十八〈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論語》、《大學》、
《中庸》、《孟子》
卷九十二〈潘氏婦墓誌銘〉
朱熹於四書特別表彰「河南程氏兩夫子」,凡有見解,往往溯至二程,然而檢校《二程全書》,言論雖兼及《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容,但其中並未有體系性的思考,僅有一處唐棣所錄伊川之語,云: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15]」
以《大學》為入道之門,似乎已啟朱熹思考為學進程的方向,不過此外並未有太多的闡發,自然也就無法彰顯進程的意義。至於影響朱熹至鉅的李侗,強調於喜怒哀樂之未發,體認天理,於是涵養工夫,歸於純粹,學術重點則在於《春秋》、《中庸》、《論語》、《孟子》,此於朱熹所作〈行狀〉已可具見[16],與朱熹以《大學》為先的主張,明顯不同。事實上,覈以朱熹成學過程,從父親朱松的安排,以及劉子翬、劉勉之、胡憲三先生的啟蒙,都以北宋伊洛二程為宗,所以對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等,皆是時時體驗,處處參詳,甚至援據禪理,以求悟道,對於內容自然並不陌生[17],只是早年未及於體系的思考,所以列舉也就頗為隨意,以紹興三十二年(西元一一六二年)孝宗即位,朱熹應詔上封事,言及「道統」之傳,展現思索學術的成果,也僅提及由《大學》而入於六經的路徑,云:
「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18]」
隔年召見,奏事於垂拱殿,同樣推闡《大學》格物窮理以至於治國、平天下的旨趣,而未及其他[19]。可見朱熹此時著力於《大學》義理,但似乎尚未思索與《論語》、《孟子》、《中庸》相互的關係,自然對於體系進程並未多所闡發。事實上,以《朱子文集》所載朱熹撰作文字為例,其中列舉情形有:
《大學》、《論語》、
《孟子》、《中庸》
卷二十六〈舉陳丞相別紙二〉(五十一歲)[20]、卷五十二〈答吳伯豐二〉(六十歲)、卷五十三〈答胡季隨十二〉(?)、卷五十四〈答郭希呂五〉(五十九歲)、卷六十〈答潘子善九〉(六十九歲)、卷六十二〈答王晉輔四〉(六十九歲)、〈答黎季忱〉(六十四歲)
《論語》、《孟子》、
《大學》、《中庸》
卷四十三〈答陳明仲七〉(三十五歲)、卷四十九〈答陳膚仲一〉(五十五歲)、卷五十三〈答胡季隨二〉(五十五歲)
《論語》、《孟子》、
《中庸》、《大學》
卷四十六〈答潘叔昌四〉(五十五歲)、卷四十七〈答呂子約一〉(四十四歲)、〈答呂子約二十三〉(五十五歲)、〈答呂子約二十四〉(五十五歲)、續卷五〈答羅參議〉(三十六歲)
《大學》、《中庸》、
《論語》、《孟子》
卷五十〈答潘恭叔四〉(五十七歲)
《大學》、《論語》、
《中庸》、《孟子》
卷五十四〈答郭希呂四〉(五十九歲)、卷五十八〈答胡平一〉(五十二歲)、卷五十九〈答曹元可〉(六十二歲)、卷六十九〈學校貢舉私議〉、卷七十四〈滄洲精舍諭學者〉、卷八十〈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卷八十二〈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論語》、《中庸》、
《大學》、《孟子》
卷七十八〈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論語》、《大學》、
《中庸》、《孟子》
卷九十二〈潘氏婦墓誌銘〉
[15]朱熹編程顥、程頤《二程全書》卷二十四「伊川語錄」,頁206。朱熹〈經筵講義〉並且引以說明《大學》的重要,見朱熹《朱子文集》(陳俊民校編,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2月)第二冊,卷十五〈經筵講義〉,頁475。足見朱熹對此之重視。
[16]朱熹《延平答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六九八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附錄」云:「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雒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頁671。
[17]朱熹〈祭開善謙禪師文〉見明釋心泰《佛法金湯篇》卷十五云:「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說,不出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師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嶺間之,但有瞻仰。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親。」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五輯第十三冊,頁693。
[18]同注15。第二冊,卷十一〈壬午應詔封事〉,頁347。
[19]同注15。第二冊,卷十三〈癸末垂拱奏劄一〉,頁409。
[20]其中年歲,依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所考。
[16]朱熹《延平答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六九八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附錄」云:「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雒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頁671。
[17]朱熹〈祭開善謙禪師文〉見明釋心泰《佛法金湯篇》卷十五云:「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說,不出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師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嶺間之,但有瞻仰。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親。」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五輯第十三冊,頁693。
[18]同注15。第二冊,卷十一〈壬午應詔封事〉,頁347。
[19]同注15。第二冊,卷十三〈癸末垂拱奏劄一〉,頁409。
[20]其中年歲,依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所考。
其中列舉形情相當複雜,既非不同時期列舉有所差異,順序也不一定以《大學》為先,《中庸》為末,至於《論語》、《孟子》與《大學》、《中庸》更常是交互排列。以對象而言,有同一個人,卻有不同的列舉情形,如胡大時(字季隨);甚至前後書信之間,順序安排已有不同,如郭津(字希呂),其中似乎缺乏一定的原則。此一情形同樣反映在《朱子語類》,其中雖然多數列舉《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序,但其中也不乏不同的排序[21],似乎說明朱熹講論之際,確實常有不同的排序。只是一方面言談之間,未必嚴謹,門人筆錄,難免有誤,所以《朱子語類》所錄也就不再一一深究,然而從文獻材料所見,不免讓人懷疑朱熹列舉乃是出於隨意,但以朱熹〈答呂子約一〉云:
「今觀來諭,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以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22]」
明確要求循序而進,似乎又代表朱熹列舉確實是有順序上的考量。只是其中次第歧出,與普遍習知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進程路徑不同,凡此種種,在在使人疑惑,或許朱熹留意其中次第,思索既久,但究竟何者為先?如何安排架構?一直未有定論,也或許有諸多思考的面相,臨文寫作,即席講論,各有不同,所以才有如此紛雜的情形,文獻檢討,似乎未能給定答案。不過,如果勉強推究,以列舉的次數分析,《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以及《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兩種安排最為頻繁,次數也不相上下,前者固然是我們所熟知的進程,但後者出現於朱熹對於課程的研議,訓勉後學,甚至是表彰前賢的文章,比較而言,屬於更為正式的書面記錄,朱熹全然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序,比例既高,似乎已非出於偶然。可見以往習知的四書次第,並非可以執一而論,而《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序,似乎也深具安排用意。
「今觀來諭,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以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22]」
明確要求循序而進,似乎又代表朱熹列舉確實是有順序上的考量。只是其中次第歧出,與普遍習知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進程路徑不同,凡此種種,在在使人疑惑,或許朱熹留意其中次第,思索既久,但究竟何者為先?如何安排架構?一直未有定論,也或許有諸多思考的面相,臨文寫作,即席講論,各有不同,所以才有如此紛雜的情形,文獻檢討,似乎未能給定答案。不過,如果勉強推究,以列舉的次數分析,《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以及《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兩種安排最為頻繁,次數也不相上下,前者固然是我們所熟知的進程,但後者出現於朱熹對於課程的研議,訓勉後學,甚至是表彰前賢的文章,比較而言,屬於更為正式的書面記錄,朱熹全然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序,比例既高,似乎已非出於偶然。可見以往習知的四書次第,並非可以執一而論,而《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序,似乎也深具安排用意。
[21]檢校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其中多數是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序,但亦不乏其他方式,如卷十一李杞所錄「《語》、《孟》、《中庸》、《大學》」,頁195。卷十四襲蓋卿所錄「《大學》、《中庸》、《語》、《孟》」,頁249。卷一百二十一沈僩所錄「《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頁2918。
[22]同注15。第五冊,卷四十七〈答呂子約一〉,頁2117。
[22]同注15。第五冊,卷四十七〈答呂子約一〉,頁2117。
三、朱熹撰作的考察
朱熹對於四書次第的安排,如此分歧,似乎必須回歸於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歷程考察,朱熹繼承北宋二程伊洛之學,其中反覆咀嚼思考,實乃一生事業,朱熹〈答胡季隨二〉云:
「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23]」
其中惕厲反省,仔細思索,具體可見,甚至臨終之前,仍為《大學》改作思索不已[24],以今所見,從朱熹任同安主簿兼主縣學,親為縣學諸生講授《論語》開始,似乎已有纂輯講論內容的情況[25]。此後反覆纂修,最終完成《四書章句集注》,業師董金裕先生〈朱熹與四書集注〉特別分別朱熹撰作三個階段:一、南宋孝宗隆興元年(西元一一六三年)朱熹年三十四完成《論語要義》,之後又刪錄成《論語訓蒙口義》,作為家塾童子學習入門之用。二、從孝宗乾道八年(西元一一七二年)朱熹年四十三,延續到孝宗淳熙七年(西元一一八零年)年五十一,撰成《論孟精義》,範圍兼及《孟子》,之後又補充遺漏,更名為《論孟要義》[26]。三、從孝宗淳熙四年(西元一一七七年),朱熹年四十八,撰成《論孟集注》,以及《論孟或問》兩書,延續到寧宗慶元六年(西元一二零零年)年七十一,臨終之前。《四書章句集注》代表朱熹一生思索的成果,業師董金裕先生論述層次井然,可以參據[27]。然其中較具爭議是《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朱熹序定於孝宗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年)年六十,不免讓人以為《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晚出,其實朱熹對於《大學》、《中庸》思索既久,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推斷朱熹完成《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草稿應在乾道八年(西元一一七二年)年底[28],至淳熙四年(西元一一七七年)已具完稿,四書乃是同時而成,王懋竑纂訂《宋朱子年譜》「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下云:「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29]《年譜》雖然僅言及《論孟集注》以及《或問》,但其實也包括《大學》、《中庸》[30],束景南並據以撰成〈朱熹前四書集注考──從四書集解到四書集注〉一文,認為「集解」是「集注」的基礎[31],以「集解」來概括朱熹撰作有一段漫長準備過程,至於後人對於朱熹的撰作會有疑而未定,難究其實的困擾,實乃肇因朱熹注解四書,其間反復增刪修改,既是時時改易,自然難以清楚釐清時間,《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一生思索聖人之道的成果,反映的是與時俱進的內容,思考面相不同,列舉四書順序多有分歧,似乎也就不足為奇。
朱熹對於四書次第的安排,如此分歧,似乎必須回歸於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歷程考察,朱熹繼承北宋二程伊洛之學,其中反覆咀嚼思考,實乃一生事業,朱熹〈答胡季隨二〉云:
「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23]」
其中惕厲反省,仔細思索,具體可見,甚至臨終之前,仍為《大學》改作思索不已[24],以今所見,從朱熹任同安主簿兼主縣學,親為縣學諸生講授《論語》開始,似乎已有纂輯講論內容的情況[25]。此後反覆纂修,最終完成《四書章句集注》,業師董金裕先生〈朱熹與四書集注〉特別分別朱熹撰作三個階段:一、南宋孝宗隆興元年(西元一一六三年)朱熹年三十四完成《論語要義》,之後又刪錄成《論語訓蒙口義》,作為家塾童子學習入門之用。二、從孝宗乾道八年(西元一一七二年)朱熹年四十三,延續到孝宗淳熙七年(西元一一八零年)年五十一,撰成《論孟精義》,範圍兼及《孟子》,之後又補充遺漏,更名為《論孟要義》[26]。三、從孝宗淳熙四年(西元一一七七年),朱熹年四十八,撰成《論孟集注》,以及《論孟或問》兩書,延續到寧宗慶元六年(西元一二零零年)年七十一,臨終之前。《四書章句集注》代表朱熹一生思索的成果,業師董金裕先生論述層次井然,可以參據[27]。然其中較具爭議是《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朱熹序定於孝宗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年)年六十,不免讓人以為《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晚出,其實朱熹對於《大學》、《中庸》思索既久,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推斷朱熹完成《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草稿應在乾道八年(西元一一七二年)年底[28],至淳熙四年(西元一一七七年)已具完稿,四書乃是同時而成,王懋竑纂訂《宋朱子年譜》「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下云:「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29]《年譜》雖然僅言及《論孟集注》以及《或問》,但其實也包括《大學》、《中庸》[30],束景南並據以撰成〈朱熹前四書集注考──從四書集解到四書集注〉一文,認為「集解」是「集注」的基礎[31],以「集解」來概括朱熹撰作有一段漫長準備過程,至於後人對於朱熹的撰作會有疑而未定,難究其實的困擾,實乃肇因朱熹注解四書,其間反復增刪修改,既是時時改易,自然難以清楚釐清時間,《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一生思索聖人之道的成果,反映的是與時俱進的內容,思考面相不同,列舉四書順序多有分歧,似乎也就不足為奇。
[23]同注15。第五冊,卷五十三「書」〈答胡季隨二〉,頁2509。
[24]佚名《兩朝綱目備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三二九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六「三月甲子朱熹卒」下云:「先是庚申熹臟腑微利,……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此熹絕筆也。是日午刻暴下,自此不復出書院……。」頁778。
[25]同注15。第四冊,卷三十九〈答戴邁〉云:「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為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頁1613─1614。
[26]同注15。第八冊,卷八十一「跋」〈書語孟要義序後〉云:「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于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頁4022。毗陵周氏即周孚先,字伯忱,為程頤弟子。可見此書乾道八年初刻於建陽後,淳熙七年又刻版於隆興,改名為《語孟要義》,增補程、張、周氏之說後,又再度更名為《語孟集義》,但今則復其原名作《論孟精義》。詳見紀昀編修《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5月)卷三十五「《四書》類」「《論孟精義》三十四卷」提要,頁723。然而不論是「精義」、「要義」、「集義」,所列全為宋儒,所重在於義理,於此極為明晰。
[27]董金裕〈朱熹與四書集注〉《國立政治大學學報──人文學科類》70期上1995年6月,頁2─4。
[28]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據《張南軒先生文集》中答朱熹書信考云:「按書十三言及魏掞之疾危,魏卒於乾道九年閏正月。……可見朱熹先約在十月寄《中庸章句》首章,然後約在十二月寄去全本《中庸章句》。朱熹之草成《中庸章句》約在十一二月間。」頁480。按:《朱子文集》卷三十一〈答張敬夫十〉標為「壬辰冬」,內容討論「在中之義」,而〈答張敬夫十一〉則已舉出《中庸章句》。頁1186─1188。可以據此佐證朱熹確實在乾道八年壬辰年冬完成《中庸章句》。而依朱熹〈答林擇之十三〉所載,《大學章句》則似乎更在之前完成。
[29]王懋竑纂訂《宋朱子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8月),頁65。
[30]諸本年譜均只言及是年完成《論語孟子集注》、《或問成》,至於《大學》、《中庸》部分則成為淳熙十六年己酉,但束景南依〈答皇甫文仲四〉以及李性傳〈饒州刊本朱子語續錄後序〉云:「《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成書雖久,至己酉乃始序而傳之。」認為其實朱熹《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有兩次序定,淳熙十六年己酉所作〈大學章句序〉與〈中庸章句序〉乃由淳熙四年序定《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所作序修改而成。詳見氏《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卷上淳熙四年丁酉六月二十四日「《論語集注》、《或問》、《孟子集注》、《或問》、《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輯略》成,序定之」一條所考。頁585─588。又〈朱熹前四書集注考〉考之更詳云:「《章句》乃以己意去取諸家,《或問》乃設問答以述去取之意,故序定《章句》必當同時作《或問》以相發明。……前考《論語集注、或問》與《孟子集注、或問》亦稿成于淳熙四年(丁酉本),《大學章句、或問》與《中庸章句、或問》亦序定于淳熙四年,決非巧合,是年朱又序定《詩集傳》,《易傳》稿具(舊作《周易本義》成),可見淳熙四年本為朱熹生平經學思想發展轉捩之年,而以《四書集注》之成為標志也。又朱熹《文集》卷八十一有〈記大學後〉,乃定《大學》之本;又有〈書中庸後〉,乃定《中庸》之本。卷八十一皆為題跋,按年編次,此二跋正作在淳熙四年,此亦為朱熹淳熙四年序定《大學章句、或問》與《中庸章句、或問》之一證,朱熹必是據己所定《大學》、《中庸》之本以序定《章句》、《或問》,則淳熙四年亦可謂朱熹生平《四書》學正式確立之年矣。」收入氏著《朱熹佚文輯考》(鹽城: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頁612。
[31]束景南〈朱熹前四書集注考──從四書集注到四書集注〉,《朱熹佚文輯考》,頁592─618。
[24]佚名《兩朝綱目備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三二九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六「三月甲子朱熹卒」下云:「先是庚申熹臟腑微利,……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此熹絕筆也。是日午刻暴下,自此不復出書院……。」頁778。
[25]同注15。第四冊,卷三十九〈答戴邁〉云:「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為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頁1613─1614。
[26]同注15。第八冊,卷八十一「跋」〈書語孟要義序後〉云:「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于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頁4022。毗陵周氏即周孚先,字伯忱,為程頤弟子。可見此書乾道八年初刻於建陽後,淳熙七年又刻版於隆興,改名為《語孟要義》,增補程、張、周氏之說後,又再度更名為《語孟集義》,但今則復其原名作《論孟精義》。詳見紀昀編修《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5月)卷三十五「《四書》類」「《論孟精義》三十四卷」提要,頁723。然而不論是「精義」、「要義」、「集義」,所列全為宋儒,所重在於義理,於此極為明晰。
[27]董金裕〈朱熹與四書集注〉《國立政治大學學報──人文學科類》70期上1995年6月,頁2─4。
[28]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據《張南軒先生文集》中答朱熹書信考云:「按書十三言及魏掞之疾危,魏卒於乾道九年閏正月。……可見朱熹先約在十月寄《中庸章句》首章,然後約在十二月寄去全本《中庸章句》。朱熹之草成《中庸章句》約在十一二月間。」頁480。按:《朱子文集》卷三十一〈答張敬夫十〉標為「壬辰冬」,內容討論「在中之義」,而〈答張敬夫十一〉則已舉出《中庸章句》。頁1186─1188。可以據此佐證朱熹確實在乾道八年壬辰年冬完成《中庸章句》。而依朱熹〈答林擇之十三〉所載,《大學章句》則似乎更在之前完成。
[29]王懋竑纂訂《宋朱子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8月),頁65。
[30]諸本年譜均只言及是年完成《論語孟子集注》、《或問成》,至於《大學》、《中庸》部分則成為淳熙十六年己酉,但束景南依〈答皇甫文仲四〉以及李性傳〈饒州刊本朱子語續錄後序〉云:「《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成書雖久,至己酉乃始序而傳之。」認為其實朱熹《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有兩次序定,淳熙十六年己酉所作〈大學章句序〉與〈中庸章句序〉乃由淳熙四年序定《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所作序修改而成。詳見氏《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卷上淳熙四年丁酉六月二十四日「《論語集注》、《或問》、《孟子集注》、《或問》、《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輯略》成,序定之」一條所考。頁585─588。又〈朱熹前四書集注考〉考之更詳云:「《章句》乃以己意去取諸家,《或問》乃設問答以述去取之意,故序定《章句》必當同時作《或問》以相發明。……前考《論語集注、或問》與《孟子集注、或問》亦稿成于淳熙四年(丁酉本),《大學章句、或問》與《中庸章句、或問》亦序定于淳熙四年,決非巧合,是年朱又序定《詩集傳》,《易傳》稿具(舊作《周易本義》成),可見淳熙四年本為朱熹生平經學思想發展轉捩之年,而以《四書集注》之成為標志也。又朱熹《文集》卷八十一有〈記大學後〉,乃定《大學》之本;又有〈書中庸後〉,乃定《中庸》之本。卷八十一皆為題跋,按年編次,此二跋正作在淳熙四年,此亦為朱熹淳熙四年序定《大學章句、或問》與《中庸章句、或問》之一證,朱熹必是據己所定《大學》、《中庸》之本以序定《章句》、《或問》,則淳熙四年亦可謂朱熹生平《四書》學正式確立之年矣。」收入氏著《朱熹佚文輯考》(鹽城: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頁612。
[31]束景南〈朱熹前四書集注考──從四書集注到四書集注〉,《朱熹佚文輯考》,頁592─618。
不過以其漫長撰作過程,朱熹卻於孝宗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年)六十之齡,正式序定《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似乎代表思索四書義理有了具體成果,翌年更於臨漳刊刻「四經」、「四子」,四經包括《書》、《詩》、《易》、《春秋》[32],至於「四子」也者,〈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云:
「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33]」
「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33]」
[32]同注15。第八冊,卷八十二「跋」〈書臨漳所刊四經後〉,頁4069─4073。
[33]同注15。第八冊,卷八十二「跋」〈書臨漳所刊四子後〉,頁4079。
[33]同注15。第八冊,卷八十二「跋」〈書臨漳所刊四子後〉,頁4079。
所謂「四子」是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既是以經文為主,附以音讀,顯然並非刊刻《四書章句集注》,但朱熹於正式序定《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之後進而刊刻「四子」,似乎也證明「四子」的架構乃是多年撰作《四書章句集注》所獲致的心得。朱熹強調恢復原本,一方面落實二程先四書而後六經的成學順序,另一方面則使學子直接上究聖人經典,自此一改漢儒以師法家法傳經的概念,開啟宋學遙接聖人的學術主軸,新的經學「典範」於茲建立,其意義之重大,也就無怪乎朱熹慎重其事撰〈刊四經成告先聖文〉以昭告先聖先賢[34]。至於使用「四子」的名稱,落實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聖賢相傳的意象,無疑是補入其中失落的環節,於是四書代表聖人家法,而《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序,也就代表道統之傳的線索,意義更關乎朱熹學術的建構,此為朱熹晚期著力之處。事實上,以朱熹〈答楊子直二〉一文可以一窺始末,云:
「來書譙責不少置,不記前書云何,何所得罪,一味皇恐而已。……且如今書「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冊,難作標題。故如此寫,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顛倒。只如《大學》,據程先生說,乃是孔氏遺書,而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熹之私說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復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為《大學》壓《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祟,意欲擯斥孟子耳。萬一揣料失當,所言非是,亦告且為平心息怒,子細見教,使得反復,以究實是之歸,幸甚!幸甚![35]」
楊方(字子直)隨趙汝愚入蜀之時,大抵是淳熙十三年(西元一一八六年)[36],今雖無法按覈來信內容,但從朱熹文中,可見楊方對於朱熹置《大學》於《論語》之前,頗有意見,朱熹雖然宣稱只是因為調整卷帙的「一時偶見」,但無可諱言,朱熹以「四子」稱「四書」,不僅四書的架構已經確立,似乎也代表四書的次第已然成形。至於其中比較具爭議性的問題是《大學》與《論語》的關係,朱熹以二程之見為依據,置《大學》於前,但如果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架構而言,《大學》屬於曾子,而《論語》屬於孔子,其間順序不免顛倒,朱熹與楊方的爭執,關鍵即在於此,不過如果進一步分析朱熹之意,可知朱熹觀點不同於今,《大學》乃是孔氏遺書,而《論語》卻是後學綴輯孔子言論而成,所以由《大學》而入《論語》,反而符合孔子、曾子的傳授脈絡[37],也無怪乎《大學章句》篇首引程氏之言云:「《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分經別傳之餘,朱熹甚至推究作者「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38],而《論語集注.序說》引程氏之言云:「《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於二子以子稱。」[39]甚至注解《論語》時更往往推尋弟子門人可能的撰作情形[40],而〈答韓無咎〉一文朱熹更直揭:「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41],所以《大學》分量雖少,卻是孔子遺教;《論語》分量雖多,乃是雜出於門人弟子眾人之手,輕重之間,清楚明白。至於由《中庸》而《孟子》代表由子思傳至孟子的脈絡,雖然與習知進程順序顛倒,但其間道統相傳的順序卻無太大爭議。此外,不同於《論語》出於孔門弟子的觀點,朱熹認為《孟子》出自一人所作,〈答吳伯豐十九〉云:「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42],朱熹對於《論語》、《孟子》的觀點截然不同,雖然有其理據,但細加揣摩,《孟子》出於孟子親作,其實也正落實「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的說法[43],於此不僅呼應聖賢相傳的「道統」觀點,也開啟宋人遙接聖人之傳的理論依據,所以四書的架構,《大學》、《中庸》卷帙雖少,卻有關鍵地位;《論語》、《孟子》篇幅雖多,卻有其對應承接的位置,於是由《大學》而至《論語》,由《中庸》而至《孟子》,《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序,正具體展現朱熹建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聖人相傳的「道統」體系,既關乎宋儒學術的「淵源」所在,也就無怪乎朱熹於正式論述時多所留意。
「來書譙責不少置,不記前書云何,何所得罪,一味皇恐而已。……且如今書「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冊,難作標題。故如此寫,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顛倒。只如《大學》,據程先生說,乃是孔氏遺書,而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熹之私說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復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為《大學》壓《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祟,意欲擯斥孟子耳。萬一揣料失當,所言非是,亦告且為平心息怒,子細見教,使得反復,以究實是之歸,幸甚!幸甚![35]」
楊方(字子直)隨趙汝愚入蜀之時,大抵是淳熙十三年(西元一一八六年)[36],今雖無法按覈來信內容,但從朱熹文中,可見楊方對於朱熹置《大學》於《論語》之前,頗有意見,朱熹雖然宣稱只是因為調整卷帙的「一時偶見」,但無可諱言,朱熹以「四子」稱「四書」,不僅四書的架構已經確立,似乎也代表四書的次第已然成形。至於其中比較具爭議性的問題是《大學》與《論語》的關係,朱熹以二程之見為依據,置《大學》於前,但如果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架構而言,《大學》屬於曾子,而《論語》屬於孔子,其間順序不免顛倒,朱熹與楊方的爭執,關鍵即在於此,不過如果進一步分析朱熹之意,可知朱熹觀點不同於今,《大學》乃是孔氏遺書,而《論語》卻是後學綴輯孔子言論而成,所以由《大學》而入《論語》,反而符合孔子、曾子的傳授脈絡[37],也無怪乎《大學章句》篇首引程氏之言云:「《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分經別傳之餘,朱熹甚至推究作者「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38],而《論語集注.序說》引程氏之言云:「《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於二子以子稱。」[39]甚至注解《論語》時更往往推尋弟子門人可能的撰作情形[40],而〈答韓無咎〉一文朱熹更直揭:「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41],所以《大學》分量雖少,卻是孔子遺教;《論語》分量雖多,乃是雜出於門人弟子眾人之手,輕重之間,清楚明白。至於由《中庸》而《孟子》代表由子思傳至孟子的脈絡,雖然與習知進程順序顛倒,但其間道統相傳的順序卻無太大爭議。此外,不同於《論語》出於孔門弟子的觀點,朱熹認為《孟子》出自一人所作,〈答吳伯豐十九〉云:「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42],朱熹對於《論語》、《孟子》的觀點截然不同,雖然有其理據,但細加揣摩,《孟子》出於孟子親作,其實也正落實「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的說法[43],於此不僅呼應聖賢相傳的「道統」觀點,也開啟宋人遙接聖人之傳的理論依據,所以四書的架構,《大學》、《中庸》卷帙雖少,卻有關鍵地位;《論語》、《孟子》篇幅雖多,卻有其對應承接的位置,於是由《大學》而至《論語》,由《中庸》而至《孟子》,《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序,正具體展現朱熹建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聖人相傳的「道統」體系,既關乎宋儒學術的「淵源」所在,也就無怪乎朱熹於正式論述時多所留意。
[34]同注15。第八冊,卷八十六「祝文」〈刊四經成告先聖文〉,頁4261。
[35]同注15。第五冊,卷四十五「書」〈答楊子直二〉,頁2011─2012。
[36]詳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下「淳熙十三年五月,修訂《四書集注》,由廣西安撫使詹儀之印刻於桂林,四川制置使趙汝愚印刻於成都」一條所考,頁846─848。
[37]朱熹《四書或問.大學或問上》(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云:「《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急緩言之,……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頁515。
[38]朱熹《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頁3─4。
[39]朱熹《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頁43。
40朱熹《論語集注》常引胡寅推斷篇章撰作情形,如《論語.里仁篇》云:「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頁74。〈公冶長〉云:「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頁75。〈先進篇〉云:「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頁123。〈憲問篇〉云:「此篇疑原憲所記。」頁148。用意並非在於注解而已,更在於說明《論語》的撰作屬性。
[41]同注15。第四冊,卷三十七「書」〈答韓無咎〉,頁1500。
[42]同注15。第五冊,卷五十二「書」〈答吳伯豐十九〉,頁2436─2437。
[43]朱熹《孟子集注.序說》,《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引韓愈之言。頁198。道統之傳本就是虛構而出的歷史意象,出於繼承聖人之傳的使命感,卻未必符合歷史實情,朱熹自然也並非不了解,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九「《語》、《孟》綱領」載「《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433。對於孟子之後是否有傳,答案似乎較為保留,不過本是針對《孟子》撰作的推測,卻引出「軻死不傳」說法的檢討,正可以了解朱熹確實頗為留意「道統」之傳的問題。
[35]同注15。第五冊,卷四十五「書」〈答楊子直二〉,頁2011─2012。
[36]詳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下「淳熙十三年五月,修訂《四書集注》,由廣西安撫使詹儀之印刻於桂林,四川制置使趙汝愚印刻於成都」一條所考,頁846─848。
[37]朱熹《四書或問.大學或問上》(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云:「《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急緩言之,……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頁515。
[38]朱熹《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頁3─4。
[39]朱熹《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頁43。
40朱熹《論語集注》常引胡寅推斷篇章撰作情形,如《論語.里仁篇》云:「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頁74。〈公冶長〉云:「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頁75。〈先進篇〉云:「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頁123。〈憲問篇〉云:「此篇疑原憲所記。」頁148。用意並非在於注解而已,更在於說明《論語》的撰作屬性。
[41]同注15。第四冊,卷三十七「書」〈答韓無咎〉,頁1500。
[42]同注15。第五冊,卷五十二「書」〈答吳伯豐十九〉,頁2436─2437。
[43]朱熹《孟子集注.序說》,《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引韓愈之言。頁198。道統之傳本就是虛構而出的歷史意象,出於繼承聖人之傳的使命感,卻未必符合歷史實情,朱熹自然也並非不了解,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九「《語》、《孟》綱領」載「《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433。對於孟子之後是否有傳,答案似乎較為保留,不過本是針對《孟子》撰作的推測,卻引出「軻死不傳」說法的檢討,正可以了解朱熹確實頗為留意「道統」之傳的問題。
四、《四書章句集注》中道統的線索
了解朱熹思索「道統」的用心,也釐清《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順序的關係,有助於重新思考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以往常為人所忽略之處,〈大學章句序〉與〈中庸章句序〉撰成於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年)二月甲子、三月戊申,相距一個月左右,但按覈其內容,除說明《大學》、《中庸》旨趣之外,朱熹用力所在,幾乎全在於鋪排「道統」之傳的線索,〈大學章句序〉云:
「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44]」
其中有三項重點:一是聖人之道的具體內涵;二、二程接續孟子之傳的線索;三、宋儒學術的主體價值,而三者皆由於《大學》一篇而建構起來。此段文字,可說是朱熹一生的學術事業所在,列於《四書章句集注》之首,提醒學術的宗旨,彰顯「聖經賢傳」的歷史意象,具有綱領的作用,自然是別具意義。只是其中「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易生順序誤解,所以朱熹於《大學章句》篇首即引程子之言「《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並且直接說明其序順是「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45],《大學》居四書之首也就清楚明白,朱熹甚至分別經傳,以「經」為孔子之言(詳見前引),
雖然其中線索微薄,以清戴震童子之齡,就直指其中不合邏輯[46],但如果了解「道統」之傳的脈絡結構,似乎也就不難理解朱熹安排的用意。 至於「《論》、《孟》次之」之意,乃是純就「為學次第」而言,並非《論語》、《孟子》相續,以《論語集注》而言,今本僅見附錄〈序說〉,保留輯錄諸家說法的線索,卻未見朱熹序定,與之前撰〈論語要義目錄序〉、〈論語訓蒙口義序〉、〈語孟集義序〉,態度迥然不同,令人殊不可解,《朱子語類》載云:
「語吳仁父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 《論語集注》如稱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47]」
了解朱熹思索「道統」的用心,也釐清《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順序的關係,有助於重新思考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以往常為人所忽略之處,〈大學章句序〉與〈中庸章句序〉撰成於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年)二月甲子、三月戊申,相距一個月左右,但按覈其內容,除說明《大學》、《中庸》旨趣之外,朱熹用力所在,幾乎全在於鋪排「道統」之傳的線索,〈大學章句序〉云:
「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44]」
其中有三項重點:一是聖人之道的具體內涵;二、二程接續孟子之傳的線索;三、宋儒學術的主體價值,而三者皆由於《大學》一篇而建構起來。此段文字,可說是朱熹一生的學術事業所在,列於《四書章句集注》之首,提醒學術的宗旨,彰顯「聖經賢傳」的歷史意象,具有綱領的作用,自然是別具意義。只是其中「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易生順序誤解,所以朱熹於《大學章句》篇首即引程子之言「《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並且直接說明其序順是「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45],《大學》居四書之首也就清楚明白,朱熹甚至分別經傳,以「經」為孔子之言(詳見前引),
雖然其中線索微薄,以清戴震童子之齡,就直指其中不合邏輯[46],但如果了解「道統」之傳的脈絡結構,似乎也就不難理解朱熹安排的用意。 至於「《論》、《孟》次之」之意,乃是純就「為學次第」而言,並非《論語》、《孟子》相續,以《論語集注》而言,今本僅見附錄〈序說〉,保留輯錄諸家說法的線索,卻未見朱熹序定,與之前撰〈論語要義目錄序〉、〈論語訓蒙口義序〉、〈語孟集義序〉,態度迥然不同,令人殊不可解,《朱子語類》載云:
「語吳仁父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 《論語集注》如稱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47]」
[44]同注38。《大學章句》,頁2。
[45]同注38。《大學章句.序》,頁3。
[46]戴震十歲從學,就質疑朱子《大學》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的說法,雖然近乎軼事,但正代表清代乾嘉學者求實的學術精神,已與宋明理學有所不同。參見洪榜〈戴先生行狀〉、王昶〈戴東原先生墓志銘〉所載,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10月)第七冊「附錄」,頁4及30。
[47]同注6。卷十九「《語》、《孟》綱領」,頁437。
[45]同注38。《大學章句.序》,頁3。
[46]戴震十歲從學,就質疑朱子《大學》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的說法,雖然近乎軼事,但正代表清代乾嘉學者求實的學術精神,已與宋明理學有所不同。參見洪榜〈戴先生行狀〉、王昶〈戴東原先生墓志銘〉所載,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10月)第七冊「附錄」,頁4及30。
[47]同注6。卷十九「《語》、《孟》綱領」,頁437。
朱熹如此看重《論語集注》,而《論語集注》也並非所謂未竟之作,朱熹甚至認為其中「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一生著力於此,有此自信,本屬自然,對於後學未能用功於此的遺憾,溢於言表,也是全然可以理解,只是《論語集注》既是思之有成,朱熹卻未撰序說明心得,提供進一步的指引門徑,不免令人詫異,然而遍檢《朱子文集》,卻僅有一段文字透露一點訊息,云: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48]」
揣摩「聖人氣象」本是宋代理學的核心課題,朱熹列《語孟精義》之首,卻於《論語集注》略去,改列程氏讀書之法,去取之間,所謂「嚴科級」,當可了解朱熹對於《論語》的定位,觀點已有不同,《論語》既非上究聖人唯一門徑,聖人氣象應有更為宏觀的視野,《論語》續於《大學》之後,重要的是研讀之法,也就無怪乎《朱子語類》載葉賀孫所錄朱熹安排次第之意,云:
「某《論語集注》已改,公讀令《大學》十分熟了,卻取去看。《論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49]」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48]」
揣摩「聖人氣象」本是宋代理學的核心課題,朱熹列《語孟精義》之首,卻於《論語集注》略去,改列程氏讀書之法,去取之間,所謂「嚴科級」,當可了解朱熹對於《論語》的定位,觀點已有不同,《論語》既非上究聖人唯一門徑,聖人氣象應有更為宏觀的視野,《論語》續於《大學》之後,重要的是研讀之法,也就無怪乎《朱子語類》載葉賀孫所錄朱熹安排次第之意,云:
「某《論語集注》已改,公讀令《大學》十分熟了,卻取去看。《論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49]」
[48]同注15。第八冊,卷七十四「雜著」〈讀書之要〉,頁3726。
[49]同注6。卷十九「《語》、《孟》綱領」,頁428。
[49]同注6。卷十九「《語》、《孟》綱領」,頁428。
《論語》、《孟子》既成為《大學》中驗證聖人規模的基礎,未加序定,似乎可以推測朱熹認為四書乃是融合一體之作,《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並非獨立而出,而是必須配合《大學》來了解。筆者曾統計《論語集注》中朱熹對於顏淵等三十一位孔子弟子的評論[50],並非僅是引介注解而已,朱熹不僅分別其中高下,推究與聖人的分別,甚至嘗試從中找尋聖人之教的線索,如《論語.顏淵篇》云: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51]」
《論語.雍也篇》朱熹引程子云: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在,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52]」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51]」
《論語.雍也篇》朱熹引程子云: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在,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52]」
50統計朱熹《論語集注》中注解孔門弟子,顏淵四十一則、閔子騫五則、冉伯牛二則、冉雍十一則、冉求十三則、子路四十三則、宰我十三則、子貢三十三則、子游五則、子夏十二則、子張二十則、曾子十六則、澹臺滅明三則、宓子賤二則、原憲四則、公冶長二則、南宮适六則、曾點三則、顏路一則、高柴三則、漆雕開四則、司馬耕五則、樊遲六則、有子二則、公西華五則、巫馬施一則、申棖二則、琴牢一則、陳亢二則、孟懿子一則、孺悲一則,共 有三十一位,其中雖有重複之處,但可以了解朱熹對於孔門弟子不僅是引介,或是針對經旨闡發而已,而是對於其中學養高下,多所留意,如〈子張篇〉「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頁188。凡此皆可概見朱熹嘗試於孔門中分別高下,進而推尋聖人之道的努力。其中統計有賴政大中研所吳曉昀同學協助,謹以致謝。
51同注39。卷三,頁132。
52同注39。卷三,頁84─85。
51同注39。卷三,頁132。
52同注39。卷三,頁84─85。
其中對「學」之所在,反復申述,而貶抑今人「記誦文辭」也正與〈大學章句序〉中痛陳「俗儒記誦詞章之習」相呼應,朱熹對於孔門傳習既多所留意,看待《論語》的態度,也就十分清楚。後人不明於此,不免多有誤解,例如清汪中〈大學平義〉就認為《論語》未列於前,頗為奇怪[53];再者,「道統」之傳未列顏淵也令人不解,明豐坊偽《石經大學》甚至於「正修章」添入「顏淵問仁」二十二字,補充朱熹建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統之傳中失落的環節[54];至於朱熹特別留意於孔門弟子學行高下的分判,清毛奇齡《四書改錯》更直斥「貶抑聖門錯」,大加撻伐,認為有違注解分際[55],凡此總總,皆是對於朱熹思索「道統」的架構,未能深契於心,然而如果了解朱熹乃是將《論語》視為孔門弟子傳習聖道的材料,既是弟子所錄言行,深究其中,辨析分毫,似乎也是理之當然。筆者曾以毛奇齡《四書改錯》批評為是,對於朱熹注解推尋孔門弟子缺失,有違詮釋分際,頗為不解,然而重新檢視朱熹「道統」的架構,了解四書次第,疑惑似乎也就渙然冰釋矣。
[53]汪中《述學》(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10月)卷四「大學平義」云:「宋儒既藉《大學》以行其說,慮其孤立無輔,則牽引《中庸》以配之。然曾子受業于孔門,而子思則其孫也,今以次于《論語》之前,無乃慎乎。」頁19 ─20。清儒對於朱熹建構「道統」既未能深契於心,遂難以了解朱熹安排用意。
[54]豐坊於偽《石經大學》「正修章」補入「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乃是以《大學》屬於曾子,於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統之傳,將未見顏淵之學,於是特別造偽添入「顏淵問仁」,使孔門傳道情形更為合理,見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8月),頁167。
[55]毛奇齡《四書改錯》(張文彬等輯嘉慶十六年重刊本)卷二十有「貶抑聖門錯」,於《四書章句集注》批評孔門弟子過於嚴苛之處,一一糾正,如批評有子「譬之木,有子說枝葉」、原憲「邦有道而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做得甚事」、「夫子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雖無枉道之誡,而未免于素餐之媿」、樊遲「粗鄙近利」、「志則陋矣」、宰我是「良心死了也」、「信道不篤」、子貢是「有志于仁,徒事高遠,不知其方」、冉求是「扶不起」等,頁3─18。朱注詮釋稍過,遂為毛奇齡所批判,詳見拙作《毛西河四書學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1996年5月),頁130─134。
[54]豐坊於偽《石經大學》「正修章」補入「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乃是以《大學》屬於曾子,於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統之傳,將未見顏淵之學,於是特別造偽添入「顏淵問仁」,使孔門傳道情形更為合理,見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8月),頁167。
[55]毛奇齡《四書改錯》(張文彬等輯嘉慶十六年重刊本)卷二十有「貶抑聖門錯」,於《四書章句集注》批評孔門弟子過於嚴苛之處,一一糾正,如批評有子「譬之木,有子說枝葉」、原憲「邦有道而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做得甚事」、「夫子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雖無枉道之誡,而未免于素餐之媿」、樊遲「粗鄙近利」、「志則陋矣」、宰我是「良心死了也」、「信道不篤」、子貢是「有志于仁,徒事高遠,不知其方」、冉求是「扶不起」等,頁3─18。朱注詮釋稍過,遂為毛奇齡所批判,詳見拙作《毛西河四書學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1996年5月),頁130─134。
至於《中庸》部分,朱熹於接續次序的說明十分清楚,篇首引程子云: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書,以授孟子。……[56]」
《中庸》乃子思所作,於是由子思而至孟子,此書成為綰合的關鍵,子思與孟子世系既不相及,但朱熹卻以「筆之書,以授孟子」,來加強道統之傳的印記,有趣的是原本表彰曾子傳「規模之大」、「節目之詳」的《大學》「明法」,到《中庸章句》卻是呼應《論語集注》中朱熹「傳授心法」的說法(詳見前引),一方面朱熹於「道統」之傳的內涵,更趨於密,「心法」成為其中的核心;再者,孔門之中,顏淵並未於朱熹道統中失落,似乎也可以由此得其證明,此於〈中庸章句序〉言之更詳,茲錄如下: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57]」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書,以授孟子。……[56]」
《中庸》乃子思所作,於是由子思而至孟子,此書成為綰合的關鍵,子思與孟子世系既不相及,但朱熹卻以「筆之書,以授孟子」,來加強道統之傳的印記,有趣的是原本表彰曾子傳「規模之大」、「節目之詳」的《大學》「明法」,到《中庸章句》卻是呼應《論語集注》中朱熹「傳授心法」的說法(詳見前引),一方面朱熹於「道統」之傳的內涵,更趨於密,「心法」成為其中的核心;再者,孔門之中,顏淵並未於朱熹道統中失落,似乎也可以由此得其證明,此於〈中庸章句序〉言之更詳,茲錄如下: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57]」
[56]朱熹《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頁17。
[57]同注56。《中庸章句.序》,頁14─15。 58張麗珠《清代義理學新貌》(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5月)即以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與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之爭,實在肇因於義理的分歧。頁87─88。
[57]同注56。《中庸章句.序》,頁14─15。 58張麗珠《清代義理學新貌》(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5月)即以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與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之爭,實在肇因於義理的分歧。頁87─88。
其中對於「道統」之傳,推之更遠,也援據更多,所謂「人心惟危」之說,引發後世考據風潮[58],其中真確與否,並非本文論述重點,茲不贅言,然而其中有諸多論點,卻是必須從「道統」之傳的角度分析,朱熹補入堯、舜授受內容,「心法」之說更為具體;再者,除曾子之外,其實顏淵也得孔子之傳,然而不論是「心法」之說,或是顏淵之學,皆可上究於朱熹《論語集注》的注解內容,所以從《論語》而至《中庸》,確有朱熹義理上安排的脈絡。事實上,與〈大學章句序〉相較,對於聖人相傳,朱熹不僅有更為清楚的世系,也凸顯孔子雖然無位,但「繼往聖,開來學」,功反而大於堯舜,於是「德」高於「位」,儒學不再依附政治,宋儒道學的地位,也於茲成立,而自唐韓愈以來高倡傳道訴求,形塑儒者自我認同意識,直至朱熹〈中庸章句序〉終於建構完成[59]。
59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冊(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6月)則考據「道統」一詞,始於李元綱《聖門事業圖》,而終成朱熹弟子黃幹〈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頁43。李元綱原文其實是作「傳道正統」,而黃幹乃是推衍朱熹之說,余氏認為朱熹〈中庸章句序〉中聖王相傳乃是「道統」,而孔子以下乃屬「道學」,概念並不相同,直至黃幹推衍其說,才綰合兩者。余氏推究精微,令人佩服,不過朱熹〈中庸章句序〉既已經明白揭示「道統之傳」,而後文「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則此「統」遙契上文「道統」,文意語脈相續,似乎並沒有必要勉強區分「道統」與「道學」有別,事實上,「道統」是形塑「道學」的核心,朱熹不僅是以「道統」來呼應韓愈以來傳承孟子的訴求,建構其中「德」高於「位」的內涵,更由於二程得其不傳之緒,宋儒道學主體價值的歷史意涵,也得以成立。
事實上,朱熹不僅強調曾子再傳得子思,子思再傳得孟氏,明白揭示由《中庸》而至《孟子》之序,甚至由補入言心性、斥異端之說,強調子思懼「愈久而愈失其真」的撰作動機,於是《中庸》與《孟子》有旨趣承繼的關係。事實上,闢楊、墨,言四端,孟子確實有更清楚的發揮,所以朱熹《孟子集注.序說》撮舉前賢之說,作為全書綱領,其中不外二項主軸,強調孟子闢異端,得宗傳之正,以及發明心性的貢獻,如引韓愈之言云: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也,必自孟子始。」 又曰:「楊子雲:『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除如。』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60]」
引楊時之言,云: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61]」
朱熹引列用意,無疑乃是推尊孟子傳承孔子之學,呼應「道統」之傳的世系,而申明四端,求其放心,於是聖人之學,歸於性善之論,不僅是申明孟子的學術,而且從《論語集注》、《中庸章句》中的「心法」之說,似乎也在《孟子》得其印證。朱熹引列前賢之論,為《孟子》一書定調,用意也就不難推知,有趣的是朱熹除以〈序說〉指明旨趣,呼應「道統」線索,朱熹於《孟子集注》最後,同樣也是巧為安排,云: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61]」
孟子慨然承擔發揚孔子的主張,在朱熹詮釋之下,孟子既是得「群聖之統」之傳,又期以後世儒者的追隨,所謂「天理民彝」終不可泯滅,後世必能心領神會的「深指」,無疑乃是呼應「道統」之傳的說法,於是原本要求儒者勇於承擔的意識,從聞見之間的體會,遂成具體的「道統」內涵,此一聖聖相傳的歷史意象,原本無可考察,後繼之人,更非注家所能為言,然而朱熹卻又附入一段程頤所撰「明道先生」墓之序文,云: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其情也哉?」[63]」
雖未見朱熹評論,但前後之間,已可見其「深指」,孟子憂道失傳,而程顥「明道先生」正是千載之下「神會而心得之」者,如果只是因為「道」之名,就比附牽合,理由實為牽強,興滅繼絕,程顥有功於儒,本屬學術評價的問題,但朱熹完成《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經典的重構,形塑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世系相承的「道統」,卻以「明道先生」接續其後,於是「道統」除聖聖相傳之外,必須更及於宋之二程,所以四書是聖人心法所在,也是宋儒學術遙接聖人成就之所在,「道統」之傳成為儒學慨然自承的歷史責任,「道學」更是代表不必依附權勢、功利的天地間偉業。可見四書次第,有其繼承傳續的意涵,而朱熹一生用心,並非僅是經典詮釋而已,更在儒學「典範」的重構工作。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也,必自孟子始。」 又曰:「楊子雲:『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除如。』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60]」
引楊時之言,云: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61]」
朱熹引列用意,無疑乃是推尊孟子傳承孔子之學,呼應「道統」之傳的世系,而申明四端,求其放心,於是聖人之學,歸於性善之論,不僅是申明孟子的學術,而且從《論語集注》、《中庸章句》中的「心法」之說,似乎也在《孟子》得其印證。朱熹引列前賢之論,為《孟子》一書定調,用意也就不難推知,有趣的是朱熹除以〈序說〉指明旨趣,呼應「道統」線索,朱熹於《孟子集注》最後,同樣也是巧為安排,云: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61]」
孟子慨然承擔發揚孔子的主張,在朱熹詮釋之下,孟子既是得「群聖之統」之傳,又期以後世儒者的追隨,所謂「天理民彝」終不可泯滅,後世必能心領神會的「深指」,無疑乃是呼應「道統」之傳的說法,於是原本要求儒者勇於承擔的意識,從聞見之間的體會,遂成具體的「道統」內涵,此一聖聖相傳的歷史意象,原本無可考察,後繼之人,更非注家所能為言,然而朱熹卻又附入一段程頤所撰「明道先生」墓之序文,云: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其情也哉?」[63]」
雖未見朱熹評論,但前後之間,已可見其「深指」,孟子憂道失傳,而程顥「明道先生」正是千載之下「神會而心得之」者,如果只是因為「道」之名,就比附牽合,理由實為牽強,興滅繼絕,程顥有功於儒,本屬學術評價的問題,但朱熹完成《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經典的重構,形塑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世系相承的「道統」,卻以「明道先生」接續其後,於是「道統」除聖聖相傳之外,必須更及於宋之二程,所以四書是聖人心法所在,也是宋儒學術遙接聖人成就之所在,「道統」之傳成為儒學慨然自承的歷史責任,「道學」更是代表不必依附權勢、功利的天地間偉業。可見四書次第,有其繼承傳續的意涵,而朱熹一生用心,並非僅是經典詮釋而已,更在儒學「典範」的重構工作。
61同注43。《孟子集注.序說》,頁199─200。
62同注43。卷十四,頁377。
63同注43。卷十四,頁377。
62同注43。卷十四,頁377。
63同注43。卷十四,頁377。
五、結論
朱熹彰顯四書價值,影響後世深遠,四書次第,非關宏旨,聖人宏謨懿訓,一字一句,皆有值得深究咀嚼之處。只是研讀四書之餘,自然必須取徑於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反覆檢覈朱熹相關言論,卻深覺其中似乎另有玄機,朱熹並非僅揀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注解經文而已,而是從中思索儒學的內涵,建構宋儒學術主體價值,朱熹深具「體系」思惟方式,卻以經注形態表現,遂於訓詁文義,引述講論之中,言隱於榮華,難以了解朱熹著力所在。事實上,就以朱熹引述的材料,「道統」的概念,遠承於孟子,繼之於韓愈表彰,更重要是北宋諸儒對此之思索,可以說自唐以來,繼承孟子之傳,已經成為儒者共同的想望,也代表儒者繼之而起的一種共同自覺意識,所以覈其思想進程,「道統」並非朱熹獨創而出,然綰合北宋以來諸儒有關儒學的體會,揭櫫「道統」之傳,形構具有傳承的歷史意涵,最終匯歸於二程脈絡,朱熹的貢獻卻是無庸置疑,自此儒學有體系、有淵源、有法門,更有超然獨立的歷史價值,只是以往拘於考據的觀點[64],惑於四書編集的形式,或是朱熹講論之間的進學次第,無法清楚了解朱熹建構「道統」的用心,因此對於四書本身的義理內涵,也就無法有對應的了解,藉由本文的釐清:一方面可以重新檢視朱熹撰作《四書章句集注》更為深刻的用意;另一方面,也了解宋儒接續聖人之統的努力過程,茲以下列數點作為結論:
(一)有關四書次第,歷來說法多矣,但朱熹既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進學次第,後學遂多以此為依歸。
(二)然而《朱子文集》之中,卻可以發覺朱熹有關四書次第之說,其實相當分歧,而《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的順序,於正式書錄時,更是朱熹經常列舉的方式。
(三)朱熹正式序定《大學章句》與《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的體系也於茲成形,其中次第即是《大學》、《論語》、《中庸》、《孟子》。
(四)朱熹認為《大學》乃孔氏遺書,《論語》為門人弟子之作,《中庸》為子思憂心聖人之道失傳而作,而《孟子》發揚善性,闢異端,確立孔門宗傳,四書遂成為符應聖人相承、心法相傳的重要典經。
(五)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不僅重構儒學經典,確立儒學的內涵與價值,更從《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的排序中,暗示宋儒繼之而起的歷史地位。
朱熹對於四書的次第,一方面思索其中學習進程,另一方面則是關乎「道統」的設計,其中似乎有諸多思考的面相,未可一概而論,然而以《四書章句集注》而言,則似乎後者更符合朱熹建構用意,以朱熹正式序定《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代表朱熹於六十歲之齡,終於揭櫫「道統」之傳,完成儒學經典的重構工作,意義非常,自此宋儒學術有其核心思想,也完成宋儒學術的歷史定位,《朱子語類》載沈僩所錄云:
「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個道理。[65]」
朱熹彰顯四書價值,影響後世深遠,四書次第,非關宏旨,聖人宏謨懿訓,一字一句,皆有值得深究咀嚼之處。只是研讀四書之餘,自然必須取徑於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反覆檢覈朱熹相關言論,卻深覺其中似乎另有玄機,朱熹並非僅揀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注解經文而已,而是從中思索儒學的內涵,建構宋儒學術主體價值,朱熹深具「體系」思惟方式,卻以經注形態表現,遂於訓詁文義,引述講論之中,言隱於榮華,難以了解朱熹著力所在。事實上,就以朱熹引述的材料,「道統」的概念,遠承於孟子,繼之於韓愈表彰,更重要是北宋諸儒對此之思索,可以說自唐以來,繼承孟子之傳,已經成為儒者共同的想望,也代表儒者繼之而起的一種共同自覺意識,所以覈其思想進程,「道統」並非朱熹獨創而出,然綰合北宋以來諸儒有關儒學的體會,揭櫫「道統」之傳,形構具有傳承的歷史意涵,最終匯歸於二程脈絡,朱熹的貢獻卻是無庸置疑,自此儒學有體系、有淵源、有法門,更有超然獨立的歷史價值,只是以往拘於考據的觀點[64],惑於四書編集的形式,或是朱熹講論之間的進學次第,無法清楚了解朱熹建構「道統」的用心,因此對於四書本身的義理內涵,也就無法有對應的了解,藉由本文的釐清:一方面可以重新檢視朱熹撰作《四書章句集注》更為深刻的用意;另一方面,也了解宋儒接續聖人之統的努力過程,茲以下列數點作為結論:
(一)有關四書次第,歷來說法多矣,但朱熹既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進學次第,後學遂多以此為依歸。
(二)然而《朱子文集》之中,卻可以發覺朱熹有關四書次第之說,其實相當分歧,而《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的順序,於正式書錄時,更是朱熹經常列舉的方式。
(三)朱熹正式序定《大學章句》與《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的體系也於茲成形,其中次第即是《大學》、《論語》、《中庸》、《孟子》。
(四)朱熹認為《大學》乃孔氏遺書,《論語》為門人弟子之作,《中庸》為子思憂心聖人之道失傳而作,而《孟子》發揚善性,闢異端,確立孔門宗傳,四書遂成為符應聖人相承、心法相傳的重要典經。
(五)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不僅重構儒學經典,確立儒學的內涵與價值,更從《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的排序中,暗示宋儒繼之而起的歷史地位。
朱熹對於四書的次第,一方面思索其中學習進程,另一方面則是關乎「道統」的設計,其中似乎有諸多思考的面相,未可一概而論,然而以《四書章句集注》而言,則似乎後者更符合朱熹建構用意,以朱熹正式序定《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代表朱熹於六十歲之齡,終於揭櫫「道統」之傳,完成儒學經典的重構工作,意義非常,自此宋儒學術有其核心思想,也完成宋儒學術的歷史定位,《朱子語類》載沈僩所錄云:
「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個道理。[65]」
[64]錢穆《四書釋義》(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8月)「例言」云:「故以四書為四子書,為孔曾思孟之道統相傳,實為無稽之說,殆無再拘守信從之意義矣。」頁4。
[65]同注6。卷五十二「《孟子》二」,頁1243。
[65]同注6。卷五十二「《孟子》二」,頁1243。
朱熹的「剛果決烈」,或許即是根源於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聖人傳道的氣魄。筆者從《朱子文集》中一窺朱熹思索方向,進而深究《四書章句集注》體系安排,遂不得不重新思索以往四書次第的觀點,管見所及,不敢自是,謹以就教於方家。
後記: 本文乃是檢閱《四書章句集注》之心得,並非有定執之見。大抵而言,朱熹屢屢以彰顯聖學為念,故進學次序,乃是深思所得。只是在建構學術體系時,卻又可見其另外之思惟,「道統」之說,遂為其中關鍵。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寶貴的意見,不僅是本文修改的依據,也是日後進一步推究思考的方向。
後記: 本文乃是檢閱《四書章句集注》之心得,並非有定執之見。大抵而言,朱熹屢屢以彰顯聖學為念,故進學次序,乃是深思所得。只是在建構學術體系時,卻又可見其另外之思惟,「道統」之說,遂為其中關鍵。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寶貴的意見,不僅是本文修改的依據,也是日後進一步推究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