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
初期的戰略指導
張鑄勳
前國防大學中將副校長
兼戰爭學院院長
兼戰爭學院院長
國 史 館 館 刊
第五十期(2016年12月)
頁97-146
第五十期(2016年12月)
頁97-146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謹此致謝。對於蔣中正日記的引用,得助於黃自進、潘光哲兩位博士所編《蔣中正總統五記》,敬表謝忱。又承劉維開教授、戚錦章將軍提供寶貴意見,均表感謝。
收稿日期:2016年4月1日;通過刊登日期:2016年7月11日。
收稿日期:2016年4月1日;通過刊登日期:2016年7月11日。
摘 要
中國抗日戰爭最重要的戰略指導是什麼?一般認為導引日軍作戰線改變最重要。日軍侵華的主力在華北,任其繼續從北向南沿平漢鐵路攻占武漢,可先截斷國軍補給線,再迫中國決戰,對國軍極為不利。國軍迫其由東向西沿長江仰攻武漢,雙方形成正面作戰,可逐步引敵深入內陸,利於中國持久作戰。惟是否確有這項戰略,由於史證不足,長期以來是個爭議性的問題。
本文經由史料探證,發現國民政府於 1935 年進入四川時,已經訂下這項戰略。1937年1月頒布作戰計畫並於8月發動淞滬會戰時付諸實施,迫使日軍主力從華北轉移到華東。1938年徐州會戰,日軍主力更向華東集中。會戰末期,黃河決堤,阻礙日軍重回平漢線的攻擊路線,作戰線遂被迫改變,形成主力由東向西沿長江流域作戰。抗日戰爭從日本所希望的速戰速決,導向中國策劃的持久作戰。
這項戰略的達成,從策定構想、提出指導、完成計畫、發動戰爭及淞滬、徐州兩次會戰的實踐,歷時3年,奠定中國持久戰爭的基礎。蔣中正認為此係抗戰全局最重要的戰略指導。
關鍵詞: 蔣中正、淞滬會戰、作戰線、徐州會戰、抗日戰爭
Interpreting Chiang Kai-shek’s Strategic Guideline for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Chu-shiun Chang
Abstract
Former Vice-president and Commandant of the War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hat was to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strategic guideline for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re has been a belief that China’s most important strategy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was to divert the Japanese army’s Operational Line. Since the Japanese main force was positioned in northern China, it would have been extremely disadvantageous to China’s national army if the Japanese army was allowed to attack and occupy Wuhan from the North along the Pinghan Railway, as this would cut off the supply line of the national army and force them to engage in a reluctant decisive battle. On the other hand, it would be advantageous for China to conduct a protracted war if the national army could have compelled the Japanese army to attack Wuhan from the East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as this would engage them in a frontal war against the national army who would then lure them to move further inland step by step. However, whether or not there was actually such a strategic plan has long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due to lack of historical evidence.
Through an exhaustive explor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key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has confirmed tha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d formulated the strategy as it moved into Sichuan Province in 1935. In January of 1937,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nounced an operational plan to launch the Songhu Campaign in August, which successfully forced the main body of the Japanese army to move southwards to eastern China. Later in 1938,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launched the Xuzhou Campaign, which forced even more Japanese troops to gather up in eastern China. In the final stage of the Xuzhou Campaign, when the Yellow River banks happened to burst out, causing turbid flows to hinder the Japanese army from returning to the Pinghan Railway. Consequently, the Japanese army was forced to change its Operational line and moving its main force from Eastern to Western to fight the National army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At the end, the ton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was turned from a deliberately conducted blitzkrieg strategy wished by Japan to a protracted war initiated by China.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is strategic plan, which lasted three years with stages including concept formation, provision of directions, plan completion, and engagement of the Songhu and Xuzhou Campaigns, di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s hoped-for protracted war. Chiang Kai-shek believed that,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this strategic plan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one in the course of the whole Sino-Japanese War.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Songhu Campaign, Operational Line, Xuzhou Campaign, Sino-Japanese War
壹、前言
1937(民國 26)年抗日戰爭為中華民族歷史上規模最大、犧牲最慘烈的一場反侵略戰爭。農業社會的中國對抗工業建軍的日本,以步槍、機槍為主的國軍,抵禦擁有戰車、重砲及強大海空兵力的日軍,必然策訂爭取主動的戰略以為因應,否則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這個戰略是什麼?一般認為,盧溝橋事變的危機升高到日軍占領平、津,國民政府從上海發動攻勢,將主戰場從華北轉移到華東,引敵主力到長江流域作戰最具關鍵。這個戰略「迫誘日軍自北向南之有利作戰線,改為自東向西之不利作戰線,達成以空間換取時間之目的」。[1] 將戰爭從日本所企望的速決戰,導引為中國策劃的持久戰,係抗戰能夠堅持八年,獲得最後勝利的主要原因。惟此一論點,長期以來仍存史證不足的疑惑,致使中華民族歷史最大的一場戰爭,其發動迄今將屆八十週年,而奠定勝利基礎最重要的戰略指導竟然沒有定論,誠屬憾事。本文旨在探討國民政府是否曾經策訂此項戰略,以期印證史實。
[1]蔣緯國等撰,《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頁93。
戰爭係以武力為中心的國力總體戰。國家武力的運用屬於大軍作戰的範疇,「大軍」指軍團或獨立作戰軍以上部隊的三軍聯合作戰,[2] 側重戰略性的作為。大軍作戰兵力龐大、期程較長、後勤複雜,具鈍重性,為計畫性的作戰,切忌臨機性的大幅變動。無論國家武力的整體運用,或策劃戰役、發動會戰,均需擬訂概念清晰的全程構想,具體實踐的戰略指導及兵力運用的作戰計畫,藉以掌握主動,引領戰爭(作戰)的進行。[3] 探求抗日戰爭的戰略,按照這個決策程序去蒐證,再從戰爭爆發後,會戰的過程及發展去驗證結果,應可確認史實。本文循此途徑進行研究,以中日雙方的戰史為基準,引用蔣中正講詞、日記、相關檔案及當時重要人士所留下的資料做成解讀。由於受軍事思想演進及時代變遷等影響,抗戰年代的思考模式及語文表達和現在有所不同,為減少觀念上的差異,也參考《戰爭指導》、《大軍統帥之理論與例證》等早期兵學理論,[4] 引用其要義做解釋,以貼近當時的決策思維。
[2]國防大學軍事學院編修,《國軍軍語辭典─2003年修訂本》(臺北:國防部,2004年),頁2-12。獨立作戰軍指轄兩個師级以上的兵力,編配後勤支援部隊,可以獨立遂行方面作戰任務的軍級部隊。
[3]國家武力的運用和戰役、會戰不同,考量因素廣及敵我的國內政情、戰爭潛力及國際局勢,並動員綜合國力支持軍事勝利。武力運用為軍事專業,在政治指導下仍需以用兵的理論、原則為基礎。
[4]這些學理包含抗戰時期的背景元素,均為戰史精華及中日雙方作戰經驗匯集的經典名著。
[3]國家武力的運用和戰役、會戰不同,考量因素廣及敵我的國內政情、戰爭潛力及國際局勢,並動員綜合國力支持軍事勝利。武力運用為軍事專業,在政治指導下仍需以用兵的理論、原則為基礎。
[4]這些學理包含抗戰時期的背景元素,均為戰史精華及中日雙方作戰經驗匯集的經典名著。
閱讀同一份資料,研究領域不同者,會有不同的解讀。作戰線的研究畢竟屬於軍事作戰的範圍,係指揮大軍作戰的要務,本文試從這個面向提出看法。現下論述抗日戰爭迫使日軍作戰線改變的著作,多數從淞滬會戰找答案。惟戰略重在布局,大軍講究先制,淞滬會戰只是戰略布局的起手式,大軍爭取先制的開端,戰火一經引爆,會戰就進入戰術階段,專注於會戰研究,甚難透視上級的戰略意圖。本文以國民政府在戰爭準備時期對持久戰略的策劃,及戰爭發動後在淞滬、徐州兩次會戰的實踐,鋪陳日軍侵華作戰線改變的歷程。全文架構,持久戰略的形成一節説明抗日戰爭的全程構想及戰略指導,並解析作戰計畫的要點,為本文重點所在。淞滬會戰的發動一節係探討國軍開闢華東戰場的決策,包含華北情勢與淞滬會戰的連動關係,會戰前、會戰中的指導及戰後檢討,為迫使華北日軍南下的主要關鍵。徐州會戰的延續説明日軍自行犯錯,改變原先不擴大事態的決定,打了一場不該打的會戰,導致主力更加南下,造成追隨國軍行動的結果。經過較有系統的整理,發現相關資料雖然分散各處,而其內容豐碩,史證可考。在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2015)的幾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引起討論興趣,經過剴切說明,重要疑問概可澄清,本文歸納其中要點,以饗讀者。
貳、文獻回顧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是否曾經策訂「導引日軍作戰線改變」這項戰略,不同意見概分3種觀點:持肯定論者認為國家準備長期戰爭,不會沒有想法和做法。中國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期間,在日軍侵略下受盡屈辱,積極從事戰爭準備。於是戰前策劃此項爭取主動的戰略,開戰後據以指導戰爭的進行,藉以奠定最後勝利的基礎;持否定論者表示,至今尚未見到任何具體事證支持這種說法,難以令人確信;另外一種推論,認為中國統帥部這項爭取主動的戰略是有的,但不是在戰前就預先策劃完成,是在作戰過程中,隨戰況發展所作成的決定。
持肯定論者,主要為蔣中正次子蔣緯國、抗戰時期參與重要決策的何應欽、知名學者張其昀、吳相湘、李雲漢等。持否定論者,如余子道在〈論抗戰初期正面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5] 一文指出:關於八一三事變爆發後不久,國民政府最高統帥部即決定擴大淞滬會戰的規模,主動把中日戰爭的作戰重點由華北轉移到華東,引誘日軍改變作戰方向,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因而認為這個決策的制定和實施,是抗戰初期戰略之最大成功,也是抗戰致勝的決定性作為,從而奠定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余子道表示這個說法沒有根據,研究軍事史與民國史的學者,在提出這項論點時,都沒有引證任何足以置信的史實。因此,認為淞滬會戰規模的急遽擴大,全國作戰重點南移華東戰場,是戰爭的客觀發展趨勢所形成。
[5]余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1992年8月),頁1-21。
馬振犢則認為國府發動八一三淞滬會戰時,一開始就具有引敵南下的戰略意圖是完全可能的。在〈開闢淞滬戰場有無「引敵南下」戰略意圖?〉[6] 一文中引證《陳誠回憶錄》,指出滬戰爆發後,8 月 20 日陳誠向蔣中正建議:「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線南下直撲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事以牽制之」。蔣對此表示:「一定打!」陳誠又說:「若打須向上海增兵。」另指蔣中正在戰爭爆發前就曾明確表示:「這一仗打起來,上海、南京都不能守。我之所以要打……最擔心的是日本人由盧溝橋入山西,再經漢中入四川,這是當年忽必烈亡宋的戰略。如果日本人進入西南,從雲南、貴州到廣西一抄,我們即便保有南京、上海,這個仗也打不下來。現在唯一的辨法是在上海作戰,引導他沿長江西上,屆時他就敗了。」[7] 馬振犢說明蔣中正和陳誠的戰略意圖是一致的。再引軍事委員會8月20日下達的作戰命令: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持久抵抗,主力集中華東,攻擊上海之敵。這項指令發布後,國軍紛紛向淞滬戰場增援,主戰場很快便轉到華東,顯然是中國統帥部執行「引敵南下」的戰略決策所起的作用。余子道做出回應,在〈淞滬會戰的戰略企圖和作戰方針論析:兼答馬振犢先生〉[8] 一文中指出,從蔣中正在戰後的總結和黃紹竑回憶錄中可以證實,淞滬之戰確有吸引敵軍兵力,牽制敵軍在華北的進攻,以打亂其目的和預定計畫的想法。但是,若因此認為當時蔣中正已經設定了改變日軍作戰方向,從「由北至南」改變為「由東至西」的戰略,只能說是馬振犢的一種推測,並無任何事實根據。
[6]馬振犢,〈開闢淞滬戰場有無「引敵南下」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2期(1994年5月),頁213-220。
[7]蔣中正擔心日本侵華師法忽必烈亡宋路線,為何家驊所講。何聽自胡璉轉述陳誠的說法。見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四冊(臺北: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1年),頁29。
[8]余子道,〈淞滬會戰的戰略企圖和作戰方針論析:兼答馬振犢先生〉,《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2期(1995年5月),頁26-44。
[7]蔣中正擔心日本侵華師法忽必烈亡宋路線,為何家驊所講。何聽自胡璉轉述陳誠的說法。見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四冊(臺北: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1年),頁29。
[8]余子道,〈淞滬會戰的戰略企圖和作戰方針論析:兼答馬振犢先生〉,《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2期(1995年5月),頁26-44。
黃道炫在〈淞滬戰役的戰略問題〉[9]一文中提到,華北戰場國軍處境艱難,中國統帥部決定主動開闢新戰場,在上海地區對日軍發動攻勢,這一決定和國民政府的戰前準備,總體戰略思想及戰略計畫有著密切關係。黃文綜合性的指出,中國統帥部開闢淞滬戰場的意圖是多方面的,其直接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解除寧滬地區敵軍威脅,以既有優勢殲滅敵軍,取得速勝。二是支援華北戰場,以上海之長,補華北之短。而由於戰爭的複雜性,戰局發展不完全合乎中國統帥部取得速勝的計畫,遂在戰爭進行中調整,逐漸擴大滬戰規模,將其發展為主戰場,其總體戰略是在會戰中逐漸形成、發展的。黃道炫認為中國統帥部在戰役進行中,審時度勢,適時確定國軍的總體戰略方針,對戰役發展及整個中日戰爭產生了積極影響。但認為誇張地估計中國統帥部從一開始就有誘敵改變進攻方向的戰略,稍失嚴謹。黄道炫並指出正、反兩種意見多侷限於戰役本身的進行,對戰略制定的背景、過程及發展的階段性研究不夠。
[9]黄道炫,〈淞滬戰役的戰略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2期(1995年5月),頁45-60。
上列專論分為同意、不同意,以及同意但不認為戰爭準備時期已經策訂這項戰略,係戰爭爆發後,在作戰過程中逐漸調整形成。三種看法概可涵蓋相關著作的不同觀點,爭論並未解決。亦有指稱這項戰略為蔣百里建議,或指德籍軍事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所提出,都屬推測性質。蔣百里對持久抗戰的見解卓越,但未見提出是項建議的具體事證。1937 年滬戰爆發後,蔣百里上書蔣中正,判斷當前狀况:「現在戰局擴大,各方形勢不同,就大勢言之,滬寧方面,敵人不利於使用大部陸軍,我方應取速決主義,不宜多控制預備隊於後方,使敵人轉得以少數兵力,牽制我大部兵力。平津方面,敵人仍將集中優勢兵力,我方應取持久主義,兵力應有縱長之配置。」[10] 蔣百里建議在滬寧方面不多控制預備隊,避免被敵牽制大部兵力,和陳誠建議增兵上海,擴大滬戰正好相反;與統帥部迫使日軍主力南移華東,以牽制日軍沿平漢線直撲武漢的著眼大相逕庭。蔣百里不在決策核心,上書的內容證實他直到滬戰爆發,還不知道統帥部策訂迫使日軍作戰線改變的戰略。法肯豪森協助中國建軍備戰的貢獻甚大,在作戰方面的建議為:北方陸上的黃河防線,最初抵抗線務必向北推進到滄縣、保定之線;對來自海上的防衛,首推長江,敵方苟能控制長江沿線到武漢,中國可能被一分為二。因此重視長江口的兩岸及江陰、馬當、京滬沿線等防務,並在上述地區積極整建作戰工事。[11] 此為準備在長江流域「堅强固守,阻滯敵軍」的防禦部署,不能證明與「主動攻勢,引敵南下」的積極作為有關。兩者的用兵思想截然不同,不宜牽強解釋。由於研究「迫使日軍作戰線改變」的著作,多數以淞滬會戰為中心,對於戰爭準備時期的戰略規劃,以及滬戰結束後的作戰發展,均少見深度研究。整體性的觀察不足,從局部論全局,往往各有所見,難求共識。另戰爭為敵我雙方的武力對抗,少見引用日方資料印證戰局,盲點在所不免。本議題的性質,為國家發動戰爭時在武力戰的決策及執行,然從軍事作戰的途徑,以用兵的觀點進行探討者更少,主軸的研究不足,疑惑也就不得其解。上述諸因素均為長期以來此爭議未能定論的重要原因。
[10] 蔣復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先生全集》,第一輯(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 年),頁﹙全一﹚7。
[11] 傅寶真,《德籍軍事顧問與抗戰前的中德合作及對軍事的貢獻》(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頁276。
[11] 傅寶真,《德籍軍事顧問與抗戰前的中德合作及對軍事的貢獻》(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頁276。
叁、持久戰略的形成
戰爭指導不外決戰或持久。[12] 研究國防軍事者,只要對比中、日兩國的國力、軍力、地理特性、人口眾寡及資源條件,都明白對日作戰唯有採取持久戰,避免速決戰。本節説明中國持久抗戰的概念、全程構想、戰略指導及作戰計畫,從這些相互關連,由上向下指導的成套配合,可以完整看到中國持久抗戰的戰略形成及內涵。
[12] 李傳薰,《戰爭指導》(臺北︰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兵學研究所,1984年再版),頁147。
—、持久作戰的概念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以戰爭準備尚未完成,還不到開戰時機。為避免過早引起戰爭,對日政策尋求外交解決,訴諸國際聯盟進行調停,然亦逐步進行戰爭準備。10月3日蔣中正與熊式輝談備戰計畫,日記曰:「此次對日,無論和戰,而西北實為我政府之第二根據地,準備首都遷於洛陽,以便持久作戰,即在平時,洛陽與西安亦可為陪都也。」[13] 1932年1月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淞滬地區成為戰場,距首都南京不到200公里,為避免黨政中樞暴露在日軍的直接攻擊,決定移駐洛陽辦公。在29日的日記,曰:「余決心遷移政府,與日本長期作戰。」[14] 2月 20 日,曰:「余決定以個人名義,密告英美,中國決作長期抵抗,以探其態度如何?」[15]持久戰的決定,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這段時期已經相當明確。
[13]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上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307。蔣中正日記尚未出版,本文所引參考《蔣中正總統五記》所載為主。
[1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一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1年),頁205。
[15]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上冊,頁330。
[1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一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1年),頁205。
[15]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上冊,頁330。
蔣中正曾多次表示,對日作戰要戰而不屈、抗戰到底,展現長期抗戰的決心和意志。1934 年 12 月 20 日,蔣口述〈敵乎?友乎?〉一文,由陳布雷手記,以徐道鄰的名義發表,其中對持久戰的看法提出具體說明:
戰爭開始,在勢力相等的國家,以決戰為戰事的終結,但在兵力絕對不對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佔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澈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為戰事的終結。兩國開戰之際,本以佔領政治中心為要著,但在對中國作戰,如以武力佔領了首都,制不了中國的死命[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佔領對方首都通常戰爭即將結束。]日本至多也不過能佔領到中國若干交通便利的城市與重要的海港,決不能佔盡四千五百萬[按:一千一百餘萬之誤]平方里中國全土……換言之,不論控制中國,或消滅中國,皆為不可能。[16]
[16] 蔣中正,〈敵乎?友乎?〉,收入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3(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年),頁147。
觀察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的作戰發展,指揮中樞設在南京,南京失守遷到武漢,武漢退卻又遷重慶,並不因首都失守而終止抵抗。國軍一面避免過早決戰,一面引敵深入內陸。日軍到達武漢已經推進約1,080公里,若要到達重慶,也只走到半途。而占領的地域廣袤,可用兵力明顯不足,再往西進,則由平原丘陵地帶進入川、黔、滇、桂、陝諸省的複雜山嶺地形,不利其優勢裝備發揮戰力,繼續擴大戰事非軍力所能及。抗戰全程國軍歷經重大會戰22次,大小戰鬥4萬餘次,死傷官兵3百餘萬,人民直接、間接而死傷者更達2千萬人以上。[17] 而中國的抗戰意志始終堅定,是為「戰而不屈」。中國領土太大,日軍沒有能力全部占領,只要國軍的戰力存在,必將帶領人民抗戰到底,以待時局轉變。從這段文意印證抗戰的過程,蔣中正持久抗戰的想法,是運用中國廣大的領土空間,以激勵民族志節為動能,進行全民戰爭的總體戰思想。
[17]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修訂1版),頁1。
持久戰只是個抽象的大方向,尚不足以指導戰爭。總體戰的思想確立,抗戰到底的決心堅定,仍需針對敵情威脅,提出可以具體實踐、克敵制勝的戰略才是關鍵,這項戰略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均無方策。由於遂行持久戰首需建立軍需民用的基地(根據地),以維持長期戰爭的持續力,並做為策訂戰略的基礎。國民政府對基地的選擇,西北、湖南、西南、四川都曾列入考慮。由於地方勢力擁兵自重,中共游擊形成威脅,或縱深不足,或資源匱乏等因素而甚難選定。基地未定,則戰略難以定策。這個戰略何時策訂完成?1937年11月淞滬會戰末期,國民政府準備遷都重慶,19 日蔣中正在南京國防最高會議講話,有下述要點:
軍事上最重要之點不但勝利要有「預定計畫」,即挫折亦要有「預定的打算」;不但勝利要立於主動地位,就是「退卻也要立於主動地位」……自從「九一八事變」經過「一二八事變」以至於長城戰役,中正苦心焦慮,都不能定出一個妥當的方案來執行抗日之戰。關於如何使國家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我個人總想不出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祗有忍辱待時,鞏固後方,埋頭苦幹。但後來終於定下了抗日戰爭的根本計畫。這個根本計畫什麼時候才定下來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訴各位,就是決定於二十四年入川剿共之時。
我們今天「並不是無計畫」,也更不是冒險,可以說,敵人在事實上已立於失敗地位,而「我們是有一定的目標」……自從二十四年開始將四川建設成後方根據地後,就預先想定四川作為國民政府的基礎。日本如要以兵力進入四川來消滅國民政府,至少也要三年時間,以如此長的時間來用兵,這在敵人內部是事實上所不許,他一定要先敗的。我軍節節抵抗,不惜犧牲,就希望吸引他的兵力到內地來,愈深入內地,就於我們抗戰愈有利……我要鄭重告訴各位同志,抗戰以來的戰局,其失利的程度,並不曾超過我們預想以外,「我們早就預想失敗的形勢而定下了一貫的計畫」。[18]
[18] 蔣中正,〈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4,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4年),頁653-656。
這份講詞説明中國抗戰是有預定計畫的,打仗無論勝利或退卻都要爭取主動,挫折亦要有預定的打算,不是冒險。指出在抗戰爆發前的1935年,已經訂下抗日戰爭的計畫及目標,是預想失敗形勢下而定之「一貫的計畫」。也因為完成這樣的預定計畫,所以當日軍主力南下華東,強力攻占長江下游的淞滬地區時,反而認為敵人已立於失敗地位。這個掌握主動的預定計畫是什麼?講詞提示一條線索:在「確定以四川為基地後,武力戰的根本計畫得以策劃完成」。從國民政府入川以後的資料去尋找,可以探知中國在戰爭準備時期的重要決策。
二、全程構想的規劃
全程構想為大軍野戰行動,由作戰發起以迄到達最後戰略目標,自始至終均應納入的預定計畫,並依計畫指導全程行動。[19]或稱「全程戰略構想」,抗日戰爭的全程構想,為戰爭發動後運用武力戰的全般規劃,藉此凝聚共識,統一觀念,以期重要幹部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可依據當前任務及前瞻未來發展,掌握階段重點,配合總體目標的達成。1935 年國民政府入川以後,積極建設地方,整軍經武儲備戰力,並舉辦峨嵋軍官訓練團召訓幹部,[20] 凝聚共識,團結内部,以期建立必勝信念,堅定抗戰意志。軍訓團於8月1日開訓,萬耀煌在日記中有如次記載:
[19] 國防大學軍事學院編修,《國軍軍語辭典─2003年修訂本》,頁2-11。
[20] 開辦峨嵋軍官訓練團的意義:勗勉幹部立志做一個現代的新軍人;軍官團乃全國軍人唯一的大團體與大家庭;期勉各學員虛心受訓,完成現代軍人「德、智、體、群」四育之修養;完全獨立之人格、自強自立之精神與自治自動之能力,訓期三週。見蔣中正開訓講詞,〈峨嵋軍訓團之意義及其使命〉,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3,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4年),頁338。開辦峨嵋軍官訓練團的時代背景:川黔地區原為地方勢力把持,國民政府力量進入後,為使幹部瞭解國家處境及重要政策,摒棄地域觀念,成為國家的軍隊,共同團結抗日而召訓幹部。
[20] 開辦峨嵋軍官訓練團的意義:勗勉幹部立志做一個現代的新軍人;軍官團乃全國軍人唯一的大團體與大家庭;期勉各學員虛心受訓,完成現代軍人「德、智、體、群」四育之修養;完全獨立之人格、自強自立之精神與自治自動之能力,訓期三週。見蔣中正開訓講詞,〈峨嵋軍訓團之意義及其使命〉,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3,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4年),頁338。開辦峨嵋軍官訓練團的時代背景:川黔地區原為地方勢力把持,國民政府力量進入後,為使幹部瞭解國家處境及重要政策,摒棄地域觀念,成為國家的軍隊,共同團結抗日而召訓幹部。
川、滇、黔三省為民族復興基地。我們今天的形勢,是華北雖受壓迫太甚,但在廣大國土上仍是金甌無缺,然不戰則已,一戰則最初我或可小勝,以後就不得不向內地撤退,引敵深入,至平漢路以西地區,作持久戰,嗣後由根據地反攻,最後勝利終屬於我。這是國策,也是戰略,也可以說是決心,峨嵋訓練精神在此。[21]
[21] 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上冊(臺北:湖北文獻社,1978年),頁255。
日記所載,可視為中國持久抗戰的全程構想,區分3個期程:
第一期作戰:初期採取主動作為,爭取首勝。
第二期作戰:狀況不利時向內地撤退,引敵深入,於平漢線以西地區進行持久戰。最後防線北自秦嶺經豫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22] 長期困陷日軍,同時整軍經武,蓄養戰力,積極準備反攻。
第三期作戰:待敵我優劣形勢改變,轉移攻勢爭取最後勝利。[23]
第二期作戰:狀況不利時向內地撤退,引敵深入,於平漢線以西地區進行持久戰。最後防線北自秦嶺經豫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22] 長期困陷日軍,同時整軍經武,蓄養戰力,積極準備反攻。
第三期作戰:待敵我優劣形勢改變,轉移攻勢爭取最後勝利。[23]
[22] 最後防線另見何智霖編,《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年),後述。
[23] 全程構想為總體方向,不宜更動,期程隨戰況發展可做局部調整,抗戰初期以盧溝橋開戰到南京失陷為第一時期,魯南會戰到徐州撤退為第二時期,保衛武漢為第三時期。武漢會戰以後,戰爭進入持久對峙狀態,修正為盧溝橋開戰到武漢退軍岳州淪陷為第一時期,之後為第二時期。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第一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1年),頁127。
[23] 全程構想為總體方向,不宜更動,期程隨戰況發展可做局部調整,抗戰初期以盧溝橋開戰到南京失陷為第一時期,魯南會戰到徐州撤退為第二時期,保衛武漢為第三時期。武漢會戰以後,戰爭進入持久對峙狀態,修正為盧溝橋開戰到武漢退軍岳州淪陷為第一時期,之後為第二時期。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第一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1年),頁127。
這個構想定為國策,視為戰略,並透過軍訓團教育宣示政策,堅定決心,為峨嵋精神所在。國軍欲引敵到平漢線以西進行持久戰,則作戰正面要向東,與日軍形成東西方向的對抗,且戰且退,引敵深入內陸才成。因之,敵我對抗的作戰線必須東西走向,方可貫徹全程構想。作戰線的觀念自古即有,早期有稱為戰爭線、後勤線或作戰軸線者。現代依據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理論統稱作戰線,[24] 其定義為:「作戰基地至戰略目標間,律定作戰軍主力行動方向的基準線,具有實際之空間,包括公路、鐵路與海空航線等。」[25] 其範圍涵蓋沿線的山川地形、水陸交通、天候狀況、資源條件及政經社情等作戰地區的特性。這些有形、無形特性影響戰力發揮,是決定作戰勝負的重要關鍵。沿著作戰線的方向,有許多後勤廠庫等設施,這些設施與水、陸及航空交通所構成的連線,稱為補給線。[26] 補給線是軍隊維持戰力的生命線,一旦被截斷,即處於被擊滅的險境,為大軍作戰的敏感要害。作戰線的範圍包含主要的補給線在內,使作戰線更為重要。
[24] 約米尼並説明某個相同的作戰正面,若是有好幾條路線,可以供各師當進路用,這整個空間當作一條作戰線看待。見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著,鈕先鍾譯,《戰爭藝術》(The Art of War)(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101。
[25] 國防大學軍事學院編修,《國軍軍語辭典─2003年修訂本》,頁2之16。
[26] 補給線定義:「從基地至前方作戰部隊間各種後勤設施相連之線,為大軍作戰所需各種軍品與兵員前運及傷患與損壞裝備後送之路(航)線,其安全與暢通確保,可增進持續戰力。」見國防大學軍事學院編修,《國軍軍語辭典─2003年修訂本》,頁6之3。
[25] 國防大學軍事學院編修,《國軍軍語辭典─2003年修訂本》,頁2之16。
[26] 補給線定義:「從基地至前方作戰部隊間各種後勤設施相連之線,為大軍作戰所需各種軍品與兵員前運及傷患與損壞裝備後送之路(航)線,其安全與暢通確保,可增進持續戰力。」見國防大學軍事學院編修,《國軍軍語辭典─2003年修訂本》,頁6之3。
三、戰略指導的策訂
「戰略指導為根據戰略構想而產生,目的在演繹戰略構想之全般意圖,使其更為具體。」[27] 全程構想係清晰的全般概念,戰略指導是落實構想的具體方案,兩者通常併同作業,為研擬長程作戰計畫的綱領。由於「作戰線為作戰計畫的中心」,[28 ] 因此在戰略指導上,抗戰基地選定後,應儘早決定作戰線,以利完成計畫。「一般而言,作戰線以指向敵之心臟部;或指向足以制敵死命之處為當。同時須注意勿使我軍作戰線陷於危險,至為緊要。」[29] 大軍作戰能夠截斷敵軍補給線(作戰線範圍內最脆弱的部分)即足以制敵死命,就是中國古籍中所說的「絕其糧道」,係速戰速決,創造殲滅戰最經濟有效的方法。[30] 就野戰戰略(亦稱作戰戰略,美軍稱戰區戰略)的學理,會戰最有利的態勢為迅速截斷敵軍補給線,迫敵於不利狀況下決戰,[31] 是自古即有的用兵原則。中日衝突如果升高為大戰,日軍為求速決,極可能採取截斷國軍補給線的行動。國軍自東征、北伐以來的實戰經驗豐富,抗日戰爭不會忽視這項基本原則。
[27] 國防大學軍事學院編修,《國軍軍語辭典─2003年修訂本》,頁2之8。
[28] 范健,《大軍統帥之理論與例證》,第三卷(臺北: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室,1967年),頁31。
[29] 范健,《大軍統帥之理論與例證》,第三卷,頁30。
[30] 何世同,《殲滅論》(臺北:上揚國際,2009年),頁74。
[31] 李啟明,〈蔣緯國將軍的戰略思想〉,收入中華戰略學會編,《永遠的將軍蔣緯國》(臺北:中華戰略學會,2000年),頁30。「野戰戰略」一辭為早期英軍用語,為前三軍大學校長余伯泉引進,名稱至今未改,其内容融合歐洲軍事學術及國軍軍事思想另成一格。蔣緯國師承余伯泉,在「野戰戰略」這部分的論述沿自余伯泉的軍事學說。
[28] 范健,《大軍統帥之理論與例證》,第三卷(臺北: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室,1967年),頁31。
[29] 范健,《大軍統帥之理論與例證》,第三卷,頁30。
[30] 何世同,《殲滅論》(臺北:上揚國際,2009年),頁74。
[31] 李啟明,〈蔣緯國將軍的戰略思想〉,收入中華戰略學會編,《永遠的將軍蔣緯國》(臺北:中華戰略學會,2000年),頁30。「野戰戰略」一辭為早期英軍用語,為前三軍大學校長余伯泉引進,名稱至今未改,其内容融合歐洲軍事學術及國軍軍事思想另成一格。蔣緯國師承余伯泉,在「野戰戰略」這部分的論述沿自余伯泉的軍事學說。
就中國的地理形勢,日本侵華作戰線主要有兩條:其一,以東北、華北為基地,沿平漢線南下武漢;其二,以上海為基地,沿長江流域西進武漢。另以廣東為基地,沿粵漢線北上為次要路線。當時國軍主力在平漢線以東的長江中下游,基地在此線以西的四川,武漢位在兩者的中間,又為平漢線、粵漢線及長江這三條交通大動脈的交會點,係連結抗戰前、後方的戰略要域及後勤補給樞紐。日軍主力在華北,沿平漢線南下直取武漢的態勢自然。一則直趨國軍深遠後方,可迅速截斷補給線,迫國軍在喪失持續戰力的不利狀況下決戰;二則沿線地形有利其戰甲車及各型火砲發揮打擊力,可速戰速決,日軍採用此案對中國危害最大。高階司令部的參謀群,要做出這樣的分析並不困難,在策訂抗戰計畫時,作戰線的選擇由蔣中正決定。時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在1935年10月15日的日記寫下:
蔣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戰屈中國之手段,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前時所以避戰,是因為與敵成為南北對抗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自川黔剿共後,與敵為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32]
[32]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318。
當時作戰線還不是普遍使用的軍語,作戰方向就是作戰線的方向。蔣中正評估敵我作戰方向的利弊,認為日軍作戰線由北向南,不利中國持久作戰,由東向西,則足以長期對抗。華北繼九一八事變成為中日衝突嚴重的地區,引爆戰爭的機率最大,當時徐永昌為華北軍政要員,故得與聞決策並寫下日記。說明國民政府早在1935 年入川時,已經策定誘迫日軍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的戰略指導。從作戰觀點評析,若能誘致日軍主力南下華東沿海,由東向西溯長江仰攻武漢,則抗戰將按中國全程構想所策定的方案進行,掌握到戰爭的主動性。此案在戰略上敵我形成正面作戰,可排除側背威脅,確保中國補給線安全。在戰術上可運用長江流域的河川、湖澤及仰攻地形,限制日軍戰力發揮,利於持久作戰。
四、抗日大計的解讀
1936 年是中央政府以抗日為中心的一年,陳誠回憶: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因西北風雲日緊,我奉委員長電召由廬山隨節進駐洛陽,策劃抗日大計,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即均於此時策定。至於如何制敵而不為敵所制問題,亦曾初步議及。即敵軍入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關於戰鬥序列,應依戰事發展不斷調整部署,以期適合機宜;關於最後防線,應北自秦嶺經豫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以為退無可退之界限,亦均於此時作大體之決定。總之,我們作戰的最高原則,是要以犧牲爭取空間,以空間爭取時間,以時間爭取最後勝利。[33]
[33]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3。
上述洛陽抗日大計,綜合並補充了萬耀煌和徐永昌日記的內容,對抗日戰爭的全程構想與戰略指導有較完整的記述。為繼《徐永昌日記》,再次見到導引日軍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的記載。
國軍選擇從上海發動攻勢,可迫使華北日軍主力增援華東,打破其在華北與中國速戰速決之戰略。[34] 再者,日軍主力南下後,就不再有足夠兵力沿平漢線由北向南攻擊武漢,排除其截斷中國補給線的威脅,類似「圍魏救趙」的策略。[35] 大軍作戰兵力龐大,後勤複雜,需要良好的交通線以利運輸。長江為東西向的交通大動脈,若日軍主力南移華東,爾後作戰勢必由東向西溯長江而上,侵華作戰線將隨之改變。惟定策時間未必在1936年10月。其中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與萬耀煌日記:「向內地撤退,引敵深入,至平漢路以西地區」,作持久戰的意義相同,只是表達方式不同,在1935年8月峨嵋軍訓團講習時已經定為國策。萬耀煌日記指不得已時將退到平漢線以西,內容並沒有寫全,實施持久作戰需律定最後確保線,否則策訂計畫及戰場經營都不知將退到何處為止。這條線就是陳誠所指從秦嶺以達黔滇之線。基地選定後,要決定作戰目標及作戰線,《徐永昌日記》只提到作戰線的選擇,沒有說明作戰目標,陳誠指出準備在上海作戰,可填補《徐永昌日記》的不足。日記給自己看,可以簡要,[36] 回憶錄事過境遷,已無保密顧慮,經過整理就比較清晰。但在決策思考及參謀作業時,攻擊的作戰目標必須律定,持久作戰要預劃最後防線,均為策訂全程構想及戰略指導時,必須明確列舉的要項。綜合來看陳誠回憶錄及萬耀煌、徐永昌日記,儼然見到中國持久抗戰的指導精義,應該是在入川時期完成的整套概念。1934 年12 月 31日,蔣中正電飭劉湘轉令鄧錫侯,將昭化、廣元地區交由中央軍胡宗南部接防,政府的軍力及於四川。[37] 1935年1月12日軍事委員會駐川參謀團進駐重慶監督、指導剿共,下令川省各軍各派一高級參謀到行營辦公,便於管控地方,中央軍並陸續自湖北入川。2月10日四川新省政府成立,任命劉湘為省府主席,[38] 川省情勢概可掌握。3月4日蔣中正在重慶演講,定四川為復興民族之根據地。[39] 當時華北衝突不斷,形勢日趨緊迫,萬事莫如戰備急。國民政府好不容易利用剿共機會進軍四川,基地確定後,各項計畫必然儘速策劃,以利各級早日推動。抗日大計不會等到將近1年8個月以後,到1936年10月底才在洛陽定策。前引蔣中正在南京國防最高會議所講︰「抗日戰爭的根本計畫,就是決定於24年入川剿共之時。」是年,萬耀煌日記記載持久抗戰的全程構想訂為國策,徐永昌日記寫下蔣中正提出日軍作戰線從「由北向南」對國軍不利,改變為「由東向西」對國軍有利的戰略,抗日大計在1935年已經形成決策。
[34] 蔣中正語,在滬戰結束、南京失守後說明為何要在上海作戰的原因。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第一冊,頁65。
[35] 周顯王15(公元前354)年,魏國伐趙都邯戰,趙請救於齊,齊威王以田忌為將,孫臏為師,率軍救援。孫臏以魏攻趙,精兵鋭卒必竭於外,不若引兵急走魏都大梁(今河南開封),衝其虛,魏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解趙圍而斃魏。田忌從之,魏果釋趙,與齊戰於桂陵,為齊所敗。見〈孫子吳起列傳〉,收入司馬遷著,《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619。
[36] 攻擊目標及最後防線均為高度機密,峨嵋軍訓團受訓者眾,不宣布最後防線為正常,所以萬耀煌日記沒寫。徐永昌日記只寫作戰方向,沒提攻擊目標,可能刻意保留或並未告知,因為這與華北任務無關。
[37] 《大公報》,天津,1935 年1月1日,版7。轉引自朱匯森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4年7至12月份》(臺北:國史館,1988年),頁1151。
[38] 朱匯森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5年1至6月份》(臺北:國史館,1987年),頁47、155。
[39]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3,演講,頁113。
[35] 周顯王15(公元前354)年,魏國伐趙都邯戰,趙請救於齊,齊威王以田忌為將,孫臏為師,率軍救援。孫臏以魏攻趙,精兵鋭卒必竭於外,不若引兵急走魏都大梁(今河南開封),衝其虛,魏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解趙圍而斃魏。田忌從之,魏果釋趙,與齊戰於桂陵,為齊所敗。見〈孫子吳起列傳〉,收入司馬遷著,《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619。
[36] 攻擊目標及最後防線均為高度機密,峨嵋軍訓團受訓者眾,不宣布最後防線為正常,所以萬耀煌日記沒寫。徐永昌日記只寫作戰方向,沒提攻擊目標,可能刻意保留或並未告知,因為這與華北任務無關。
[37] 《大公報》,天津,1935 年1月1日,版7。轉引自朱匯森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4年7至12月份》(臺北:國史館,1988年),頁1151。
[38] 朱匯森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5年1至6月份》(臺北:國史館,1987年),頁47、155。
[39]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3,演講,頁113。
1936 年 10月 31日為蔣中正50歲生日,去洛陽是為了避壽。蔣為國家領導人,即使避壽洛陽也難免賀客盈門,並非議定重大決策的適當時機。或許趁親信幾人都到洛陽之便,臨時召集大家,把抗日要務再做一次研討。由於不是正式會議,所以沒有留下紀錄。[40] 陳誠即使留有手記,也在西安事變時遺失,[41] 回憶錄就記憶所及寫上最重要的部分。
五、作戰計畫的完成
全程構想及戰略指導的決策既定,即應完成作戰計畫備用。1937 年度的國軍作戰計畫(甲案)在1月頒布,為全國各戰區在戰爭爆發時,所應遵行的行動方案。歸納這份計畫的情報判斷要點︰
敵軍在華北建立強大的根據地,對我的作戰方針將採取積極攻勢,速戰速決。敵軍攻擊方向由古北口─山海關經北平─天津,沿平漢─津浦兩路,向鄭州─濟南─徐州前進,以期殲滅我軍主力。長江下游太湖附近為我國最重要的經濟工業中心及首都所在,敵今在上海已構成相當根據地,將以有力之部隊在本方面登陸,協同海軍進攻,期挫折我國的抵抗意志。[42]
[4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5年),頁3,第(一)、(二)、(三)項。
情報判斷指出日軍攻擊重點在華北,一部在華東。主力沿平漢、津浦兩路由北向南採取攻勢,概以黃河為界,控制華北為一個階段。同時占領黃河南岸的鄭州、濟南與徐州等要點,為下階段作戰建立前進基地。爾後可沿平漢、津浦兩條作戰線,從北向南進攻華中及華東。日軍主力由北向南攻擊的態勢明顯,國軍依據敵情威脅策定作戰計畫,歸納其指導要領為:
華北採取守勢,策劃三道抵抗線,保持重點在平漢線方面,以縱深配置、據點工事、側面陣地、攻守互用等部署實施逐次抵抗,拒止日軍沿平漢線南下。華東初期採取攻勢,以擊滅上海日軍為全部作戰之核心,不得已時逐次後退,佔領預設陣地拱衛首都。空軍主力在作戰之先,海軍全力在戰爭初期,均使用於淞滬地區。[43]
[4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歸納自第四:作戰指導要領,重點在第二、三、四、五、八項,頁6-8。
此為戰爭啟動時,律定三軍部隊行動的主要依據。其要旨為北守東攻,華北採取守勢,構築多線陣地實施逐次抵抗,重點在阻敵沿平漢線南下;華東以擊滅上海日軍為全部作戰之核心,凸顯抗日戰爭一旦爆發,國軍將傾力從上海發動攻勢,迫華北敵軍主力南下增援淞滬。爾後可順勢引敵溯長江而上,到平漢線以西作持久戰,與萬耀煌、徐永昌及陳誠所記載的精要若合符節,證實年度作戰計畫在落實抗日戰爭的全程構想及戰略指導。
識者認為日軍原本也有沿長江作戰的計畫,此言甚是。重大的作戰計畫通常另訂備案以保持彈性。日本侵華為其長期一貫的政策,1923年「帝國國防方針」的對華作戰構想,其中有一項:「依情況,以沿平漢鐵路南下的軍隊與沿長江西進的軍隊相策應,在漢口〔按:武漢〕附近進行作戰。」[44] 按正常的參謀作業,這兩條作戰線都要完成作戰計畫備用,如何選擇依當時情況而定。盧溝橋事變的推移,日本不願公開宣戰,希望儘快屈服中國,把衝突限定在華北;陸軍表明其目標是「一舉」消滅華北中國軍隊,占領保定(位於北平南方約140公里)以北地區。[45] 日軍既然決定在華北決戰,就不可能把主力南調華東沿長江作戰。爾後日軍主力南下,係淞滬會戰僵局難解,其參謀本部判斷,如蘇俄趁機對日採取攻勢,可能在11、12 月的晚秋初冬左右,於是企圖在這時間以前打開華東戰局。10 月 5 日決定自華北轉用兵力,將主作戰轉移至上海方面。[46] 可見日軍主力南下,是受到國軍增兵上海,滬戰規模擴大而被迫改變,原本並沒有沿長江作戰的意向。
[44]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大本營陸軍(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頁403。
[45] 芮納.米德(Rana Mitter)著,林添貴譯,《被遣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頁140。
[46]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552。
[45] 芮納.米德(Rana Mitter)著,林添貴譯,《被遣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頁140。
[46]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552。
肆、淞滬會戰的發動
1937 年 8 月 13日的淞滬會戰,國軍依年度作戰計畫所賦予的任務為殲滅上海日軍,以攻勢爭取主動,迫敵主力南下增援。惟目的能否達成,端賴會戰的實踐。觀察淞滬會戰的進行,可以明瞭日軍主力從華北轉移華東的作戰經過。
一、誰先發動會戰
淞滬會戰由國軍或日軍誰先發起?也有不同看法,試為解讀。中國發動抗日戰爭,需視全國政治、軍事及内政、外交等情勢而決定,不因某個地區性的衝突而輕易引爆。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日衝突的嚴重地區在華北,雙方均向華北增兵,戰爭危機升高,蔣中正發表「廬山宣言」,幾近最後通牒。7月29日北平失守,30 日天津陷落,情勢緊張。當天負責上海作戰的張治中向南京建議,萬一戰爭形勢已成,應先制攻擊以爭取主動,並列舉攻擊發起的時機:
若敵方有左列徵候之一,如:(一)敵決派陸軍師團來滬,已開始登輪輸送時;(二)敵派航空母艦來滬時;(三)敵在長江艦隊來滬集合時;(四)敵在滬提出無理要求,甚至限期答覆,即斷定敵發動無疑。則因我主力軍遠在蘇、常以西,輸送展開在在需時,且上海保安團抵抗力薄,諸種關係,似宜立於主動地位,首先發動,較為有利。曾迭電具申意見,未蒙核示。茲預擬本軍行動標準,謹申呈核,是否有當,敬祈示遵。
南京覆電:「卅未電悉,應由我先發制敵,但時機應待命令。」[47] 張治中多次建議先制攻擊均未獲核覆,這次得到同意。從張治中電報的內容看,是從上海日軍的動向提出建議,而蔣中正考慮者,為盧溝橋事變以後的全般情勢。平、津失陷已有開戰準備,決心先發制敵,故覆電張治中同意所請。惟「廬山宣言」有曰:「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何時啓戰,就看日本態度而定,蔣中正關注的焦點在華北,因此要張治中待命。31日對中外聲明:「政府有保衛國土,維護主權,保護人民的責任,現在政府唯一的急務即在實施它既定的計畫,領導全國軍民為保衛國土而奮鬥到底。」[48] 特需注意者,「既定的計畫」就是在上海開戰的年度作戰計畫。當日並邀約胡適等人午餐,宣告決定作戰。[49] 日軍侵擾平、津地區,國人抗日情緒高漲,日軍強硬立場則未見緩和,再不發動抗日戰爭恐將造成內部分裂,雖然戰爭準備還需2-3年方可一戰,[50] 迫於形勢則不得不戰。8月 4 日,蔣中正日記曰:「平津既陷,人民荼毒,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對倭抗戰。」[51] 說明盧溝橋事變演變到平、津失陷,為中國決定抗戰的主因。也有認為滬戰起因是上海發生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擅闖虹橋機場,與國軍保安隊發生衝突,大山在雙方互相槍擊中被殺的虹橋事件所引起。那是8月9日所發生,距平、津失陷,7月30日蔣中正同意張治中先制攻擊,31日決心作戰,已經是9天以後的事。國軍年度作戰計畫律定「北守東攻」,係為落實抗日戰爭的全程構想及戰略指導。因此無論決定開戰的因素為何,衝突的地區在何處,戰爭都將從上海發動,虹橋事件無關宏旨。不排除利用虹橋事件談判僵持的時機在上海開戰,藉此隱藏滬戰真正目的在迫敵主力南下華東,到長江流域作戰。陳誠直言:「淞滬會戰是我們導演的戰役……因之由北向南的侵擾,變成由東向西的仰攻,這便是滬戰最大的成功所在。」[52] 欺敵為作戰常態,故孫子曰:「兵者,詭道也」。[53] 陳誠所言,證明發動滬戰是為落實改變日軍作戰線的戰略,並允為滬戰最大成功。
[47]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頁117。
[48]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5版),頁309。
[49] 朱匯森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7年7至12月份》(臺北:國史館,1987年),頁237。在座除胡適外,有梅貽琦、張伯苓、陶希聖、陳布雷、蔣宋美齡等人。
[50] 蔣中正,〈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4,頁654。
[51]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冊,頁570。
[5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66。
[53] 魏汝霖註譯,《孫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7版),頁66。
[48]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5版),頁309。
[49] 朱匯森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7年7至12月份》(臺北:國史館,1987年),頁237。在座除胡適外,有梅貽琦、張伯苓、陶希聖、陳布雷、蔣宋美齡等人。
[50] 蔣中正,〈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4,頁654。
[51]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冊,頁570。
[5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66。
[53] 魏汝霖註譯,《孫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7版),頁66。
從上海看淞滬會戰的發動,華中、華南反日情緒升高,係受到盧溝橋事變演變到平、津失陷,華北一連串衝突所造成的緊張局勢所帶動,戰爭根源在華北。日本在上海的軍事任務由海軍負責,8月4日其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中將鑑於情勢緊迫,要求祕密逐次派遣特別陸戰隊進駐,但軍令部持慎重態度,答覆再作觀察。[54] 此時華北的情況迫使蔣中正準備發動戰爭,當天的日記如前述「與其國內分崩不如對倭抗戰。」7 日,米內海軍大臣對杉山陸軍大臣建議「為保護日僑,應作迅速派遣陸軍兵力的準備」,但未舉行閣議處理。是日,國民政府舉行國防會議,討論華北危機的因應措施,晚上召開國防黨政聯席會議,至午夜始畢決定主戰。[55] 此時中國已經完成開戰決策程序,日本則對上海的情勢尚未舉行閣議,仍由陸、海兩軍協商中。8日,長谷川清基於中央指示,為因應上海事態可能擴大而重新部署兵力。9日發生虹橋事件,10日,日方要求國軍即時撤退保安隊及撤除停戰協定地區內的軍事設施,國軍反而增強保安隊,並在租界四周構築陣地,開戰的徵候明顯。長谷川清認為是一種挑戰態度,遂決心增強海軍兵力,於是命令在佐世保待機中的陸戰隊推進至上海(11日抵達)。海軍高層亦即時研究虹橋事件的解決方式,認為現在雖然採取外交措施,最後可能以武力解決。如果派遣陸軍,攻擊時間要在動員20天以後。故目前不宜將事態引導至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應慎重行事。同日,米內海軍大臣在閣議中說明上海狀況,表示待瞭解真相後再妥善處理,目前希望陸軍準備派兵前往,杉山陸軍大臣表示瞭解,閣議基於保護上海日僑,認可派遣陸軍部隊增援上海。[56] 由於還待瞭解真相,決策未定,軍事上只做護僑準備,没有採取攻勢的想法。此時日本關注的重點為華北的情勢發展,歷次閣議未見在上海另闢戰場,進行兩面攻勢的討論。11 日,國軍拒絕長谷川清所提與虹橋事件有關的要求(撤除保安隊、拆除工事),並向上海集中兵力,情勢急速惡化。[57] 當天國軍在上海方面的作戰日記:「日本第二艦隊聞已到滬。日方一面贊同以外交方式解決本案,一方增兵威脅。中央決心圍攻上海,本晚處置如下:(一)令張司令治中率領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於今晚向預定之圍攻線推進,準備對淞滬圍攻。(二)令蚌埠之第五師星夜開蘇州,歸張治中指揮。(三)令嘉興砲二旅即開砲兵一團赴蘇州歸張治中指揮。(四)令砲十團在京之一營開赴蘇州,歸張治中指揮。(砲十團之一營及砲八團原已在蘇、鍚一帶)。」[58] 這份日記說明11 日中央加強張治中兵力,準備從上海發動攻勢。12日,國防部長何應欽召集會議,協調將正在前運華北的第十八軍所屬十一師、十四師、六十七師轉運至津浦路南端,準備使用於江南,以應付上海作戰。會議並商討後續增援兵力的預備計畫,舉其要者,廣西準備出兵4師,3個月內再增編30 個團。廣東先調2師,並先成立5個預備師。四川出兵10師,或先出3-4師,其餘第二期再調。雲南可先出2師、寧夏1師、青海1-2師。各省儘速籌辦補充兵若干師,湘、豫、滇、黔等省尤應速辨。[59] 商討事項雖然尚未正式下令,已見中國準備全國總動員,發動長期戰爭。當日張治中致蔣中正、何應欽密電:「本軍各部於本日黃昏前可輸送展開完畢,可否於明(元)日拂曉前開始攻擊。我空軍明晨能否同時行動?能否調張大隊長廷孟擔任是項任務?乞示知。職見一般空軍似有微詞,如能於此役發揮我空軍極大威力,則可稍一振中外人士之觀感,幸甚,禱甚。」[60] 張治中完成攻擊準備,請令13日拂曉攻擊。
[54]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頁365。
[55]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冊,頁570。
[56]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66-368。
[5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694。
[5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339。
[59]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285。
[6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341。
[55]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冊,頁570。
[56]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66-368。
[5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694。
[5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339。
[59]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285。
[6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341。
此際(12日),日軍參謀本部尚在依陸軍省的協議,擬定兵力派遣要綱,準備以第十一師團(欠)及第三師團為基幹,編成軍級部隊增援上海,[61] 並未警覺戰爭瀕臨爆發。13 日上午 9 時,日本召開閣議︰「鑑於目前緊迫的上海狀況,為直接保護日僑,決定陸軍部隊派遣至該方面。惟在參謀本部及軍令部協議後,決定陸軍部隊之兵數及下令動員時機。」[62] 此時閣議才決定派遣陸軍到上海,沒料到中國即將發動戰爭,因此詳確的兵力數量及動員時機還待協議,若要編組成軍再船運上海尚需時日。10時30分,上海中日兩軍在商務印書館附近發生射擊事件,黃昏升高為砲擊,進入交戰狀態。[63] 是夜,蔣中正下令:「第九集團軍於十四日拂曉開始攻擊虹口、楊樹浦。空軍於明(十四)日出動,協同陸軍作戰。令海軍部封鎖江陰江面。第十八軍羅卓英部第十一、十四、六十師[64] 由平漢線方面轉向吳縣輸送。」[65] 這是調集三軍部隊,從上海發動總攻擊的命令,抗日戰爭爆發。空軍原來在華北支援作戰,連夜轉用於淞滬地區,14 日創造八一四空戰的輝煌戰績;海軍採取守勢作戰,計劃在長江下游堵塞水道,限制日艦發揮戰力;正在前運華北途中的第十八軍3個師以鐵路運輸轉往淞滬參戰。14日戰事擴大,15 日日軍大本營下令編成上海派遣軍,以松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轄第三師團及第十一師團(欠天谷支隊),發布臨參命令第七十三號:「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應協助海軍,掃蕩擊滅上海附近之中國軍,占領上海以及其北方地區之要線,保護日本僑民。」[66] 上海派遣軍只編組兩個師團不到的兵力,待23日於海軍支援下急促登陸,[67] 距13日滬戰爆發已經是10天以後的事。蔣中正於平、津失陷後即準備發動戰爭,既使在和、戰之間有所猶疑,決心開戰後加強張治中的兵力火力,拒絕虹橋事件日軍所提條件,陸續向上海集中部隊,按年度計畫發動戰爭,步驟井然。日軍處理虹橋事件的態度雖然強硬,仍以談判解決為主,政策上維持不擴大事態的原則,軍事上做派兵護僑的準備。上海派遣軍在滬戰爆發兩天後才匆促編成,為被動應戰性質。對照中、日雙方每個重要時間點的決策及動向,淞滬會戰由國軍首先發動。至於上海第一線部隊的衝突,究竟由何方引起,意義不大。
[6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68。
[62]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70。
[63]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71。
[64] 以南京二檔館資料,六十師為六十七師之誤。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册,頁285。
[65] 朱匯森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7年7至12月》,頁289。當時第十八軍先頭已到鄭州,轉向吳縣輸送增援上海。
[66]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77。
[6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09。
[62]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70。
[63]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71。
[64] 以南京二檔館資料,六十師為六十七師之誤。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册,頁285。
[65] 朱匯森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7年7至12月》,頁289。當時第十八軍先頭已到鄭州,轉向吳縣輸送增援上海。
[66]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77。
[6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09。
二、會戰前的指導
抗戰時期負責國際宣傳的董顯光指出,日軍進占天津、北平時,蔣中正已經決定其對此次戰爭的整個戰略:
這個戰略即為世人所稱之「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換言之,即在必要時寧放棄地點,以爭取時間;但必須使敵人對所得的空間付重大代價……依此戰略,敵軍將被引入內地,直至其戰線散布很長而薄弱,其交通線亦伸展甚遠而易受攻擊,這是持久戰的策略。
至對於眼前的危機,蔣總統則作現實的決定,而集中其主力於沿長江一線,他將選擇自己的主動戰場。在北方仍繼續抵抗;但因很難維持供給線[按:指補給線],故北方衹能視為消耗性[按:指持久]的地域。重要的援軍不能在北方前線孤注一擲;中國的主要軍事力量必須保留在長江流域的城市決戰。假如長江陣線亦不能保,則將在深入的腹地作第三道或最後一道防線。
這是機巧的軍事計畫,後來的事態確實證明蔣總統所採取的立場極其正確。中國人民須飽受長期的艱苦,此計畫始能使中國終達於勝利。蔣總統對於局勢的明確估計,不久便獲得實證,那就是上海旋即發生敵對行動。[68]
[68] 董顯光,《蔣總統傳》,第二冊(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年3版),頁276。董顯光為蔣中正求學時的英文教師。原為媒體工作者,抗戰時期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副部長,負責國際宣傳。為中國第一任新聞部長,戰後第一任駐日大使,曾任駐美大使。
按董顯光的記述,蔣中正在平、津失陷之後、淞滬會戰以前,已經決定主動選擇戰場,集中主力於長江一線,引敵深入內陸,進行多線陣地的逐次抵抗,並非開戰後才因應戰況發展所產生的方案。抗戰時期的國際宣傳由蔣中正直接掌握,董顯光深得倚重,8年負責其事不曾更動,故能與聞決策,見證歷史,比蔣緯國提早24年就講到轉移日軍作戰線的戰略(董著1954年,蔣著1978年見註1)。《時代》週刊駐華特派員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對蔣中正在滬戰初期1937年 7-8月的決策做綜合敘述:「日人滿望在北方打,到南方來談判。蔣選擇了一個全民抗戰的辦法,引導敵人到長江下游他自己方寸之地應戰。」[69] 西方媒體在戰地的報導,指日本計劃在華北決戰,中國則主動選擇戰場,引敵到長江下游作戰,比蔣緯國更早 41 年就提出相同的評論。3 人分別從參與決策、戰地採訪及軍事觀點提出所見,均與徐永昌、陳誠所記載,在戰爭準備時期所定下的戰略相符合。
[69]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2版),頁 174。
8 月13日滬戰初起,尚未擴大。16日陳誠與熊式輝奉命前往上海勘察戰情,陳誠表示:
18 日晚返京請示,熊的報告是「不能打」,我的報告是「不是能不能打的問題,而是要不要打的問題」,委員長要我加以說明,我接著說:「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路南犯,直趨武漢;如武漢不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于我大為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誘敵至淞滬作戰,以達成我二十五年所預定之戰略[按:此略在二十四年議定]。」委員長說:「打!打!一定打。」我趁此機會建議:「若打,須向上海增兵。」[70]
[70]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53。
當時中國尚未完成戰爭準備,熊式輝認為不能打,應從戰力評估的觀點提出建議。陳誠從作戰發展看,指出日軍若占領華北,可順勢沿平漢線直衝武漢,則國軍主力的補給線將被縱向截斷,於中國大為不利,建議按預定戰略擴大滬戰,誘敵南下華東作戰。此案雖然在入川時已經形成決策,作戰計畫亦已頒發備用。惟發動戰爭事關重大,蔣中正在戰備尚未完成,決戰無勝算的情况要下達這麽重大的決心,誠為不可承受之重。故滬戰雖然爆發,仍存猶疑。為求慎重再詢陳誠和熊式輝意見。但茲事體大,不可能聽取兩人建議後,就不再與統帥部主管情報、作戰等重要主管研議,也不需多加思考就立刻同意,若非胸有定見,絕無可能。軍隊作戰需按計畫行事,年度作戰計畫律定從上海發動攻勢,以誘敵主力南下淞滬,則決定開戰後,增兵上海勢在必行。按照部隊指揮程序,統帥部在開戰前必須召開作戰會議,對重大軍事行動做最後協調,增兵上海此時應已議定。由於陳誠的建議與統帥部的決議相同,於是蔣的決心更加篤定。這個決心在13日以前議定,否則滬戰不會發動,所以視為會戰前的指導。
統帥部召開作戰會議時,陳誠還在牯嶺養病及負責廬山訓練任務,回憶錄的記載為自己經歷這部分。開戰後為何趕到南京,又去上海?陳誠日記指出,16日奉命由牯嶺回到南京,有3項任務:(一)即擬定整個戰鬥序列;(二)調整華北部隊之部署;(三)至上海一行,計劃解決日租界之敵。[71] 試為解讀:部隊先有作戰需求,再有戰鬥序列的擬定。陳誠任務牽動到整個戰鬥序列的調整,表示中國即將展開重大軍事行動。13 日滬戰開打,按年度作戰計畫,主戰場將從華北轉移華東,戰鬥序列必將大幅調整,前時第十八軍羅卓英3個師從鄭州轉向吳縣輸送就是一例。何應欽調動各省部隊的派令已於12日擬妥,只待動員令下達,各省增援兵力亦將陸續趕抵戰場。這些行動涉及全國近百萬大軍的調動,在戰鬥序列重新調整的計畫協調及行動管制上極其複雜,陳誠奉命到京,不在研商決策,係負責執行上的重任。其中「上海解決日租界之敵」為主戰場。派陳誠、熊式輝到滬,是與張治中研討攻擊部署。蔣在兩人返京報告上海所見時,順便徵詢和、戰意見。「調整華北部隊之部署」一事,蔣中正原本屬意陳誠前往華北襄組大本營,聽完報告,認為陳誠對既定戰略瞭解,也熟悉滬戰狀況,旋即改派第三戰區(華東)前敵總指揮。[72]
[71] 陳誠,《陳誠先生日記》(一)(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頁151。
[7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62、63。
[7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62、63。
國軍在上海及其附近的兵力約 50,000 餘名,日軍兵力集結在其海軍司令部附近的特別陸戰隊不足5,000名(含新登陸約3,000人),附砲20門外,另有在鄉軍人約3,600人,各艦可抽調1,600人及其他作戰人力,總共接近12,000人。[73] 國軍兵力超越日軍甚多,日軍雖有各種口徑的火砲及戰車、裝甲車,並獲得強大的空軍、戰艦支援,兵力畢竟相差懸殊。料定日軍為確保上海利益,必將派兵增援。國軍亦需增兵以擴大戰事,方可迫敵主力轉移華東。
三、會戰中的指導
作戰計畫係先期完成,開戰後,需視敵情發展適時下達訓令。8 月 20 日,統帥部頒發訓令第三號,對第一戰區(華北)的敵情判斷:「日軍積極攻略南口後……以主力由平漢路,有力之一部由津浦路互相向我側面壓迫,逐次收獲側面攻擊之成果。」[74] 此為開戰後最新情報判斷。國軍主作戰在上海,各省逐次到達戰場的兵力,形成向西縱長配置。日軍分沿平漢、津浦線全面南下,將對國軍的部署形成側面壓迫。其主力沿平漢線南下,更威脅國軍後方補給線安全。敵情發展正如當初策訂計畫時所預判,對第一戰區的指導方針:「本戰區北正面目前主要任務,為拒止敵人沿津浦、平漢兩鐵路南下,同時側擊敵人對南口之攻擊,鞏固南口、萬全之線,以策定爾後轉移攻勢收復失地之基礎。」[75] 另頒第四號訓令,對第三戰區(華東)的指導方針:「該戰區應以掃蕩上海敵軍根據地,並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陸取包圍行動之敵,以達成鞏固首都及經濟策源地,為作戰指導之基本原則。」[76] 統帥部依據當前敵情下達訓令,由於敵情無重大變化,北守東攻的要旨不變。
[7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43。
[7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43。
[7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46。
[7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43。
[7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46。
23 日,日軍上海派遣軍抵達上海,戰況日見激烈,9月2日,另從青島增援的天谷支隊從海路抵達吳淞外海。[77] 蔣中正日記︰「敵之戰略,其弱點,乃以支戰場為主戰場……我之戰略,應盡其全力,貫注一點,使彼愈進愈窮,進退維谷,不難曠日持久,以達我持久抵抗之目的。」[78] 認為日軍增兵華東,犯了主、支戰場倒置的錯誤,中國應集中最大兵力投入戰場要點,迫敵愈是增兵愈入困境。此時國軍增援部隊亦達15個師,[79] 日軍處於被包圍狀態,其第三及第十一師團戰鬥不及1個月即蒙受重大損失。9月11日參謀本部不得不以臨參命令第九十九號增派第九、第十三及第101等3個師團增援上海(額外增編的重砲、迫砲部隊及飛行團等均未列計)。[80] 會戰規模逐漸擴大,日軍在上海的總兵力達到5個師團,並有強大砲兵及海空兵力支援。27日,蔣中正研究對敵戰略,日記曰:「引其在南方為主戰場。」[81] 會戰中的指導,仍在迫敵南下,改變主、支戰場以利持久作戰。抗戰軍興,在國民政府號令下,川、滇、桂、粵、湘、西北等各地部隊陸續到達戰場,共禦外侮。會戰規模持續擴大,國軍參戰部隊達 70 個師、7 個旅。[82] 兵力約70餘萬,日軍亦達30萬左右,[83] 形成百萬人的大會戰。
[7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95。
[78]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冊(臺北:國史館,2011 年),頁575。
[79]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543。
[80]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10。
[81]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冊,頁578。
[82]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臺北︰三軍大學,1994 年),第四節─抗日,頁223。
[83]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64。
[78]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冊(臺北:國史館,2011 年),頁575。
[79]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543。
[80]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10。
[81]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冊,頁578。
[82]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臺北︰三軍大學,1994 年),第四節─抗日,頁223。
[83]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64。
或謂迫使日軍作戰線改變這麼重要的戰略,何以未見於蔣中正日記?蔣決定國家重大事務,不可能全都寫進日記。職業軍人對極機密的戰略規劃具高度警覺,通常不會全盤寫在日記中。然運用可信度高的資料做出合理推論,仍可印證史實,史學研究的價值與旨趣亦在於此。抗日戰爭的全程構想見於《萬耀煌日記》,落實構想的戰略指導由《徐永昌日記》寫下,比較完整的記載出現在《陳誠回憶錄》的兩次說明,具體行動頒布於年度作戰計畫,令各級遵行。蔣中正在滬戰中的兩則日記,已經寫下迫敵主力南下,引其到長江流域作戰的指導,以利實施多線陣地的持久抵抗(見董顯光記載)。滬戰期間,10 月 16 日《徐永昌日記》記載蔣中正與他研判爾後的作戰發展。徐認為:「只要上海不失,山西固守一半,恐怕敵人將急轉海州〔按:連雲港〕,由此登陸威脅徐州,則我軍將腹背受敵。」又曰:
「蔣先生以為,海州決無事,又一、二戰區﹝按:華北﹞力不足,蔣先生以為敵如越黃河南下,斯真不了〔按:才是真正不得了的事〕。」[84] 指出蔣中正看法與他不同,認為華北日軍渡黃河由北向南攻擊,從側面威脅淞滬戰場通往後方基地的補給線最為嚴重,[85] 與1935年國軍入川時所言:「與敵成為南北對抗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的顧慮相同。從蔣中正與徐永昌的對話,得見蔣在戰爭準備時期及戰爭啟動以後,始終視日軍從北向南攻擊為最大威脅。因此會戰中著眼於改變抗日戰爭的主、支戰場,迫敵南下華東,引其沿長江西上,以貫徹「與敵為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的戰略指導。
[84]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149。
[85] 見前文統帥部對第一戰區(華北)的敵情判斷:日軍主力由平漢路,有力之一部由津浦路互相向中國「側面壓迫」,逐次收獲「側面攻擊」之成果。
[85] 見前文統帥部對第一戰區(華北)的敵情判斷:日軍主力由平漢路,有力之一部由津浦路互相向中國「側面壓迫」,逐次收獲「側面攻擊」之成果。
原先華北盧溝橋事變爆發後,7 月 11 日,日軍的陸、海軍確立作戰指導,將戰事限定在平、津地區,對華東及華南原則上不行使武力。8 月 15 日決定出兵上海只為護僑,惟戰況愈演愈烈,已非日軍所能控制,雖在上海投入5個師團,戰況仍然沒有進展,10 月遂將主作戰轉移至華東。[86] 為扭轉不利戰局,陸續投入獨立野戰重砲1個大隊、獨立攻城重砲2個大隊、戰車1個大隊、獨立輕裝甲車 3 個中隊等,[87] 都是進行城鎮作戰最具威力的部隊。10月是戰鬥最激烈的階段,國軍曾發動大規模反擊未能奏功,傷亡重大。日軍傷亡亦眾,進展困難,其參謀本部為打破僵局,20 日下達臨參命令第 119 號,命編組第十軍增援上海,於杭州灣北岸登陸。司令官由柳川平助中將出任,主要作戰部隊由華北調用第六師團及第五師團的一部(國崎支隊),由滿洲調用第十八師團,動員第114 師團等,共3個師團1個支隊編成(其他增編的重砲、山砲、後備步兵團等均未列計),另從華北調用第十六師團受上海派遣軍之指揮。於是華東方面變成2個軍的9個師團,並加強大量砲兵及戰、甲車部隊,華北方面則為2個軍的7個師團,主作戰明顯轉移至華東,形成敵我主力的對決,[88] 國軍達成引敵南下的戰略目的。
[86]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30。
[8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13。
[88]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32、733。
[8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13。
[88]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32、733。
11 月 5 日拂曉,日本第十軍主力第六、第十八師團從杭州灣登陸,[89] 嚴重威脅國軍側背。當時九國公約國正在布魯塞爾開會討論中國問題,國民政府以滬戰為國際觀瞻所繫,準備再支持3日,企望國軍英勇奮戰所展現的抗日意志,有利於爭取國際支持,藉以影響會議結論。待發現將被敵軍包圍始決定撤退時,部隊秩序已亂,命令不能順利下達。[90] 國軍在指揮掌握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撤出淞滬地區,人員、裝備損失重大,滬戰傷亡近30萬,[91] 前3個月為18萬7千,[92] 兩者差距約10萬。大軍作戰撤退最難,這個數據判斷大部分為日軍第十軍在金山衛登陸後,國軍匆促撤退時失去掌握,人員傷亡、失散的數據。13 日,軍事委員會籌定抗戰大計,蔣中正自計:「抗戰最後地區與基本戰線,將在粵漢、平漢鐵路以西。」[93] 此時策定的最後防線,和1935年8月在峨嵋軍訓團所宣達的國策相同,貫徹全程構想的指導沒有改變。
[89]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574。
[90]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58。
[91]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4,講演,頁652。
[92]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上卷(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3 年),頁168。
[93] 朱匯森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7年7至12月》,頁658。
[90]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58。
[91]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4,講演,頁652。
[92]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上卷(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3 年),頁168。
[93] 朱匯森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7年7至12月》,頁658。
四、會戰後的檢討
滬戰結束,南京失守,1938年1月11日蔣中正對前階段的抗戰檢討有如次說明:
我們此次為什麼要在上海作戰呢?就是要打破敵人的戰略,使他們不能按照預定計畫、集中兵力侵略我們華北,現在他這個戰略,已完全被我們打破了。至於敵人的政略,最初是想用不戰而屈的方式威迫利誘,使我屈服,後來看見計不得逞,就想動員他新式的陸海空軍,遂行他速戰速決的詭謀……但現在雖然佔據了我們太原、濟南、上海、杭州,甚至公然侵佔我們南京,我們仍不屈服,仍要抗戰下去,他這個速戰速決的政略,就完全被我們打破,我們六個月來,犧牲這許多官兵和人民的生命財產,所爭的就是在此……他現兵力已經用盡,預定的戰略政略亦被我打破,這就是我們抗戰的初步成功,我們最後勝利的把握也就在此。[94]
[9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第一冊,頁65。
這段講詞說明盧溝橋事變所觸發的戰爭,中國從上海反擊的原因,就是要引敵南下華東,打破日軍集中兵力蠶食華北的企圖。就抗日戰爭全程構想第一期作戰:「初期採取主動作為,爭取首勝」而言,在戰略上可說初步成功。惟日軍從杭州灣登陸,從側背包圍國軍時仍然堅持抵抗,未斷然撤退以保存戰力,造成人員、裝備重大損失,「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95] 戰術上失敗。
[95] 魏汝霖註譯,《孫子今註今譯》,頁96。
抗日戰爭的全程構想及戰略指導為頂層設計,年度作戰計畫是抗戰發起時三軍部隊的兵力運用,淞滬會戰係執行上的具體實踐。若單獨看年度作戰計畫的內容,只見到華北拘束,華東打擊,在上海殲滅日軍的要旨。若僅觀察淞滬會戰的作戰經過,概為政局的考量及戰術、戰鬥行動。從作戰計畫與會戰實施去推論會戰目的,未必全知真義。須從頂層設計、年度作戰計畫、會戰經過及結果都連貫起來看,得見淞滬會戰的戰略意義係中國發動抗日戰爭,爭取主動以貫徹全程構想及戰略指導的開始。所以蔣中正與陳誠均稱滬戰為緒戰。緒戰定義為「戰役發起,與敵第一次之作戰行動」。[96] 目的在為爾後作戰開拓有利戰機。僅就滬戰看滬戰,只看到一場百萬人的大會戰,看不到滬戰主要目的在爭取主動,為持久抗戰的全局奠定先勝基礎。若從頂層設計看八一三淞滬會戰,得見此役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歷史意義及深遠影響。
[96] 國防大學軍事學院編修,《國軍軍語辭典─2003 年修訂本》,頁2-16。抗日戰爭的導火線起於盧溝橋事變軍事衝突逐次擴大,為抗戰的開始。就抗日戰爭第一期作戰(戰役)言,淞滬會戰是緒戰,依據年度作戰計畫實施。1937年8月14日滬戰初起,蔣中正日記:「聞我空軍出擊緒戰,炸上海敵陣及公大紗廠,成績皆良。」見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冊,頁571。11月20日日記,檢討滬戰失敗的總因,第一項為:「緒戰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滅滬上敵軍。」見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省克記》,頁128。指張治中不能在滬戰第一星期,日軍增援的上海派遣軍還沒登陸前,先擊滅上海租界日軍。否則可以各個擊滅,全般態勢就不一樣。蔣中正在滬戰之初及戰後檢討均稱滬戰為緒戰。淞滬會戰擔任前敵總指揮的陳誠指日軍:「他們又錯把我們長期抗戰的序戰,當作背城借一的決戰。」稱此役為長期抗戰的緒戰。見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66。
國民政府決心全面抗戰,發動淞滬會戰時調動最大兵力向上海集中,在民族大義的號召,全國人民的殷望下,各據一方的部隊奔赴戰場一致抗日,收到破除割據,統一號令的效果。對國民革命軍自北伐以來,中原大戰以後所致力於國家統一,發揮重大效果。陳誠語:「蓋上海一隅之抵抗,實促進全國一致,共赴國難。邊省部隊,皆出而應戰,形成統一之局。」[97]
[97]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65。
日本的戰爭指導何以錯誤?滬戰爆發後,雙方一再反復激烈戰鬥,日本於1937 年 9 月 4 日召開第七十二次(臨時)議會,研議建立戰時體制。開會當天的天皇詔書,具有對中國宣戰的性質。5日,首相近衛文麿的施政報告言明不惜遂行長期作戰,並通過軍需工業動員法案,表示舉國進入戰時體制,輿論一致支持,[98] 日本對華政策從不擴大事態調整為準備長期戰爭。歸納日本爾後在中國擴大戰事,形成持久戰的檢討:
[98]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大本營陸軍部(一),頁707-709。
(一)輕視中國的成見強烈,忽略中國正在逐次進行統一,情勢已產生新的變化,日本仍然不合時宜地認為可以分而治之。(二)對中國民族意識覺醒,終必進行堅強抵抗也未予警惕,仍維持其優越感,以討伐的心態追求戰爭目的。(三)軍、政領導者及高級軍事指揮官的看法不同,決策不定,造成不斷擴張而難以嚴守不擴大事態的方針。(四)當時日本尚未建立戰爭指導機構,雖然設立大本營聯繫會議,但政府及軍部對大規模現代戰爭的指導並無經驗,即使有部分人士注意到避免造成持久戰,但大多數人認為可以速戰速決。[99] 由於日本對華政策缺乏政、軍一體的規劃,沒有明確的全程構想及有效率的協調管制,加以軍國主義干涉政策,前方悍將牽引中樞,終於在中國戰場進行長期戰爭。其中以淞滬會戰最具關鍵,日軍對滬戰有如次檢討:
[99]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710-711。
在企圖決戰的華北河北省,因為中國軍使出退避戰法,而無法舉行會戰。且在不得已之狀況下派兵至當時最不願意派兵的上海方面,也未能在此一方面給予敵人重大的打擊,而且,逐次被吸引兵力以消耗戰力;其戰區與投入之兵力一直擴大下去。[100]
[100]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711。
盧溝橋事變的發展,日軍原本計劃在華北決戰,增兵上海為不得已之狀況,係受制於國軍主動攻勢的壓迫殆無疑問。其逐次被吸引兵力以消耗戰力,使戰區與投入之兵力一直擴大下去,正是追隨國軍意志的明證。
伍、徐州會戰的延續
1938 年的徐州會戰,係淞滬會戰所帶動的另一次會戰。徐州位於津浦路與隴海路的交會點,為攻必取、守必固的戰略要域,中日兩軍經歷淞滬及南京作戰,雙方主力都集中在華東地區,敵對力量匯集在同一要域,引爆戰火為形勢使然,這兩次會戰的連動關係密切。本文概述與日軍作戰線改變相關者。
一、會戰指導
日軍於攻占南京後,即積極策動徐州會戰。此為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所堅決主張,旨在打通華北及華東兩地日軍的連絡線,並追擊作戰失利的國軍,華東日軍亦表贊同。從用兵觀點言,侵華日軍乘勝追擊,不予對方喘息整補的機會,其作戰指導正確。國軍南京撤守以後,抗戰指揮中心移駐武漢,主力集結精銳於武漢外圍積極整補。另由晉南、豫北抽出有力兵團,轉用於皖北、豫東,加強第五戰區的兵力並廣泛發動游擊,積極攻擊、襲擊,以消耗、疲憊敵軍。[101] 軍事委員會的作戰指導︰「確保魯南及蘇北與敵持久抗戰」。[102] 國軍新敗,急需整補,面對氣勢正盛,積極求戰的日軍,採取避其鋒銳,持久抵抗的指導也正確。第五戰區曾經計劃實施袞州、徐州兩次會戰,[103] 亦曾奉命向津浦北段、濟寧以北採取攻勢,[104] 均因狀況改變或戰力不足而未實施。會戰以攻勢為手段,壓倒殲滅敵軍為目的,[105] 應具旺盛的決戰意圖。國軍任務在持久,所以第五戰區是應戰而不求戰,爾後在臨沂、台兒莊發起的局部攻勢,係以攻勢手段達成持久目的,不在尋求敵軍主力決戰。徐州會戰為日軍所發動,這個時期的作戰,日軍攻勢,國軍守勢。
[10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年再版),頁1。
[10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頁7。
[10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第五戰區作戰計畫,頁8、9。
[10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頁18。
[105] 范健,《大軍統帥之理論與例證》,第四卷(臺北:陸軍指揮參謀大學,1968年),內容提要,頁1。
[10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頁7。
[10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第五戰區作戰計畫,頁8、9。
[10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頁18。
[105] 范健,《大軍統帥之理論與例證》,第四卷(臺北:陸軍指揮參謀大學,1968年),內容提要,頁1。
1937 年 12月中旬,華東日軍攻陷南京後強渡長江,主力沿津浦鐵路北上。華北方面軍更為積極,有乘勢南渡黃河繼續攻擊的企圖。[106] 日軍南北對進,準備會攻徐州,圍殲國軍的徵候明顯。1938年1月11日蔣中正在開封對第五戰區(轄津浦路)的重要幹部指示:「現在我軍戰略,就是東面要保持津浦鐵路,北面要保持道清鐵路,來鞏固武漢核心基礎。我軍戰法,務在交通要線上配置有力部隊,使任正面阻止戰鬥。同時以軍隊聯合組織訓練之民眾,施行游擊,以牽制破壞敵之後方。前呼後應,如敵攻我正面,則游擊隊由各方進攻;敵如攻我游擊隊,則不與決戰,以收長期抗戰之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遵照此項指示,以徐州為中心,集結64個師及3個旅,約45萬人於津浦路南北兩段間占領既設陣地,以守勢作戰併用游擊行動,「誘致其主力於津浦鐵路方面,以遲滯日軍溯長江西攻武漢。」[107] 2月3日下達戰命第三號,其要旨:「戰區決對津浦南段之敵,拒止於淮水以南地區,由其側方連續予以打擊,漸次驅除肅清之。同時鞏固魯南山地。對津浦北段及隴海東段,取側擊之勢以拱衛徐州。」[108] 戰區在津浦路南、北兩段的作戰採取守勢,併用攻守、打擊肅清及側擊牽制等行動拱衛徐州。這個時期統帥部的戰略指導,已經從淞滬會戰的迫敵南下華東,改變成遲滯日軍西攻武漢。為華東戰局由攻勢掌握主動,調整為持久爭取時間的轉折點。中國抗日戰爭的全程構想如《萬耀煌日記》所載:「然不戰則已,一戰則最初我或可小勝,以後就不得不向內地撤退,引敵深入」。滬戰迫敵南下的戰略成功,未適時轉移兵力,遭受重大傷亡則戰術失敗,或可視為最初小勝。爾後著意於避免決戰,引敵深入內陸,符合全程構想所規劃的作戰期程。此後抗日戰爭進入以空間換取時間的階段,必須遲滯日軍前進速度。所以第五戰區的作戰指導為誘致其主力於津浦鐵路方面,引其朝武漢相反的方向作戰,以延宕日軍溯長江西進的時間。雖然未見國軍有繼續迫敵南下的指導,由於日軍急於求戰而再次增兵華東,亦產生相同效果。
[10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頁11。
[107] 蔣緯國,《抗日戰爭指導》(臺北:遠流出版社,1989年),頁311。另第五戰區於1937年10月成立時,最初始的作戰計畫即為持久抗戰,其中亦有逐次誘敵深入魯南及蘇北的指導,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頁7。
[10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頁17。
[107] 蔣緯國,《抗日戰爭指導》(臺北:遠流出版社,1989年),頁311。另第五戰區於1937年10月成立時,最初始的作戰計畫即為持久抗戰,其中亦有逐次誘敵深入魯南及蘇北的指導,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頁7。
[10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頁17。
二、會戰概要
日軍發動徐州會戰必須得到參謀本部同意,華北方面軍從1937年底以來,即屢次向上建議:「為進行連結華北、華中的徐州會戰,及對武漢方面中國軍施加壓力,必須占領黃河右岸〔按:南岸〕的據點〔按:指鄭州、開封、徐州〕。」[109] 其南渡黃河,發動徐州會戰的意圖強烈,參謀本部不表同意。1938年 2月 4日覆電表示:
但我方之所考慮者為,被中國軍引誘而不知不覺中擴大戰面……如貴電所說意欲給予中國軍重大的打擊,但從地勢上,看來主要是僅能擊退……因此,盼能了解在目前的占領地域以南,儘管說是自衛上的攻勢動作,結果是擴大占領地域或被吸收更多的兵力,對於已經確立的中央大方針來說,絕對不能允許。[110]
[110]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689。
據參謀本部第一部長橋本群的回憶,1938年2月11日省部會議的內容:
漢口作戰的方法,有南下平漢鐵路及溯長江的二個方法,但兩種均屬兵力不足。又如前所述,當時現地軍有意見欲貫穿津浦鐵路[按:指發動徐州會戰];這種構想並非參謀本部的想法。其為解決中國事變而達成大局目的之意義不大,且為確保亦將吸收相當之兵團。故此際應以不太擴大戰爭面為方針而從事軍備工作,而實施對解決事變[按:指逼迫中國議和]有貢獻的作戰為宜,也因此在這方面進行必要之研究。
其結果認為,於昭和十三[按:1938]年從事於整備工作,且不擴大占據地域而儲蓄彈性力量,而準備於昭和十四年澈底進行積極作戰,以一擊導向於解決事變為上策。[111]
[11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96。
1938 年初,南京作戰後,日軍參謀本部的主流意見為整頓華東地區戰後的部隊,重新編組陸軍,以加強軍備為原則。[112] 所以拍回覆電及省部會議的討論,都不贊成華北方面軍的請求。日軍決策當局的顧慮,認為無論對中國作戰及防備俄軍趁隙南下的兵力均有所不足,尤其滬戰以後,華東龐大的部隊,還在重新調整階段(2月14日重新編成華中派遣軍),時下應以整建戰力為主,不必浪費資源及時間實施徐州會戰。參謀本部計劃以1年時間充實軍備,於1939年直接進兵武漢,集中力量以「一擊」解決中國問題,目前不希望中國戰場再生事端。但侵華日軍看法又自不同,認為滬戰以後,迅速攻下南京及不戰而據山東,以現有兵力即可戰敗國軍,迫使國民政府屈服,提早結束戰爭。華北方面軍及華中派遣軍,都企圖以既成事實迫使大本營同意其行動。2月上旬,南線日軍已經攻占蚌埠,正企圖北渡淮河;北線日軍也攻占青島、鄒縣並繼續南下,正在諸城、兩下店附近與國軍激戰。[113] 日軍分由南北兩路向徐州集中,以攻勢壓縮國軍作戰空間,積極布局會戰的有利態勢。試評日軍參謀本部與侵華日軍的不同觀點:淞滬及徐州兩次會戰,為連續實施的會戰,兩次會戰間隔的時間固然務必短暫,以保持連續攻勢的壓力。但發動第二次會戰,仍需衡量全般情勢,並視戰力提升程度,是否足以達成任務再做決定。滬戰結束後,參謀本部基於對蘇俄及中國作戰的全般立場,暫時不在中國擴大事態。[114] 為著眼全局,謀定而後動的做法。侵華日軍著眼於擊滅當面國軍,則從華東作戰看問題,難免重視戰場利益而因木失林。大軍作戰雖應把握戰機速戰速決,總以先求穩當,次圖戰功為常則,參謀本部的決定正確。
[112]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桂明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頁5。
[113]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頁673。
[114]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桂明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頁44。
[113]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頁673。
[114]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桂明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頁44。
華北方面軍所屬第二軍,無視於參謀本部不擴大事態的覆電,仍令部隊繼續攻擊。其所屬第十師團另外編成瀨谷支隊,逐次擊破當面國軍,主力集結於濟寧。第五師團編組坂本支隊,向沂州(以下稱臨沂)方向前進,占領莒縣。華北方面軍對第二軍逾越命令的攻擊行動,非但未予阻止,反而把第二軍南進的作戰計畫及增兵申請轉報大本營。表示請允准驅逐眼前敵軍,絕非深入南進作戰,並請增加兵力以警備後方。期間,參謀本部急進派得勢,一貫主張慎重的作戰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已經調職,由主張急進的稻田正純中佐繼任,一般認為這是迅速批准第二軍作戰計畫和增兵要求的重要原因。然此事決非稻田中佐所能左右,當出自長官授意或支持,作戰課長的人事調整見其端倪。3 月 13 日,第二軍令第十師團沿滕縣擊敗大運河以北的國軍,令第五師團以一部占領臨沂,爾後協同第十師團作戰。第二軍企圖於達成上述目標後,概於滕縣、臨沂一線,積極準備爾後作戰,中央不擴大事態的政策,大部分為之崩解。[115]
[115]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桂明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頁44、45。
嗣後,中日雙方發生滕縣、臨沂、台兒莊等作戰。瀨谷支隊編配萬餘人攻擊滕縣,國軍第122師師長王銘章及所屬3,000餘人堅强固守,全體壯烈殉國,無一人投降。坂本支隊攻擊臨沂時,張自忠率部以強行軍趕抵戰場增援,出敵意表實施側背打擊,守軍龐炳勳部從正面出擊,坂本支隊在國軍夾擊下戰敗潰退。台兒莊的激戰,瀨谷支隊久攻不下,敗退的坂本支隊奉命趕往支援,由於湯恩伯增援部隊適時到達及孫連仲等守軍的協同反擊,日軍兩個支隊在國軍包圍攻擊下傷亡重大,自承死2,369人、傷9,615人,傷亡計11,984人。[116] 西方資料稱日軍死傷16,000 人、喪失戰車40輛、裝甲車70輛,國軍死傷數大致相等。[117] 瀨谷及坂本支隊均為師團主力所編成的聯合兵種特遣部隊,戰力强大。[118] 受此重創為日本自明治維新建立新軍以來,正規師團所未見,打破其皇軍不敗的神話。此役為中國發動抗日戰爭以來最重大的勝利,民心士氣大振。台兒莊激戰時,日軍大本營發現當面國軍約50個師,其中包括中央軍精銳的10個師,認為有機會擊滅國軍主力,因而產生發動徐州會戰的動機。也憂慮中國在國內、外擴大宣傳台兒莊之勝利,勢必鞏固民眾團結抗日的意志,並有促使列國積極援華的可能。若能給予國軍重擊,對挫折中國抗戰意志極有效果。[119] 遂於4月7日下達徐州會戰的命令,預定4月下旬以華北方面軍為主體,華中派遣軍協助,由作戰部長橋本群編成大本營指導組,直接指導、協調兩兵團會攻徐州。[120] 另為加強徐州會戰的兵力,10日又命關東軍派遣2個混成旅團等,編入華北方面軍的戰鬥序列。[121] 國軍第五戰區為防止日軍南北夾擊,截斷隴海路包圍徐州。於5月12日策訂作戰計畫,準備乘日軍兵力分離之際,依内線作戰指導實施各個擊破。先集中兵力擊破淮北敵軍,再轉移兵力於其他方面。[122] 日軍則以外線作戰部署,從南、北兩路向徐州分進合擊,進行包圍殲滅戰。5 月 16 日李宗仁以徐州至鄭州間的隴海鐵路已被截斷,大軍補給益感困難,決定放棄徐州,遂令各軍向豫、皖間山地轉移,準備爾後作戰。[123] 此役國軍不待日軍完成合圍,主動脫離戰場以保存戰力,日軍沒有達成擊滅國軍主力的會戰目的。正如其參謀本部早先不同意實施徐州會戰的覆電所預判:「從地勢上,看來是僅能擊退。」當時日軍大本營的動員整備尚未完成,為實施徐州會戰,在中國總共15個師團中(不含駐偽滿防俄的關東軍),調至徐州約10個師團,[124] 占在中國總兵力的三分之二,主力更加南移。
[117]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202。
[118] 瀨谷支隊及坂本支隊各為步兵6個大隊,砲兵2-3個大隊為基幹,編配戰甲、甲車及工兵的聯合兵種特遣隊並有空中支援,均為師團的主力部隊。
[119]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800、803。
[120]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桂明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頁68、69。
[12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桂明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頁93。
[12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頁60。
[12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頁68。
[124]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頁744。不含抽調關東軍兩個混成旅團。
[118] 瀨谷支隊及坂本支隊各為步兵6個大隊,砲兵2-3個大隊為基幹,編配戰甲、甲車及工兵的聯合兵種特遣隊並有空中支援,均為師團的主力部隊。
[119]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800、803。
[120]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桂明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頁68、69。
[12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桂明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頁93。
[12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頁60。
[12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第一冊,頁68。
[124]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頁744。不含抽調關東軍兩個混成旅團。
三、日軍作戰線改變
1938 年 4 月上旬,日軍大本營陸軍部在準備徐州會戰期間,已經開始研究武漢會戰。研究主任為井本熊男大尉與今岡豐大尉,當初的計畫,分為一個軍沿平漢線南下及一個軍沿長江西上,仍然沿用前述1923年策訂的對華作戰構想,沒有改變(參閱圖 1)。由於華北日軍為參加淞滬及徐州兩次會戰,主力陸續南下,很難再抽調部隊編組有力兵團沿平漢線作戰,故中止前案。決定主力從大別山以北沿淮河地區進攻,另以一個軍沿長江作戰。著眼於主力利用流經蚌埠、正陽關及信陽的淮河水運作為補給線,從北方席捲武漢。[125] 成為由東向西的正面作戰,主攻在北的一翼包圍,日軍侵華作戰線隨之改變(參閱圖 2)。此案不再沿平漢線直趨國軍後方,失去以快速機動截斷國軍補給線的戰略效益。
[125]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808。
1923 年日軍所策訂的作戰線,主、助攻視狀況決定。徐州會戰並未形成中日兩軍的主力決戰,雙方後續行動在進行武漢會戰的機動布勢。6月1日,日軍在黃河南岸沿隴海路向西進攻的第二軍,於兵力重新調整後,賦予所屬3個師團的攻擊任務:第十四師團目標為開封西面的中牟,第十六師團目標為中牟南方的尉氏,第十師團目標為商丘西南的柘城附近。[126] 惟中牟、尉氏均超越蘭封50公里以上,已經脫出大本營限定的管制線以外地區。這些行動固然在追擊國軍,亦顯示日軍預期將實施武漢作戰,有儘早推進到鄭州附近的意識。[127] 鄭州位於平漢路和隴海路的交會點,占領鄭州即可沿平漢線南下武漢。日軍此項行動,為不放棄沿平漢線由北向南威脅國軍後方的方案。7日,第十四師團攻陷隴海路從開封到鄭州間的中牟縣城,再向前推進即可占領鄭州。12 日,黃河在花園口決堤(距鄭州北方15公里),中牟首遭水淹,濁流奔往東南,日軍被洪水所困,人員、裝備損失嚴重,不得不停止大規模的攻擊。黃河潰堤亦使淮河汜濫,造成日軍利用水運困難,遂決定主力改沿長江進攻,[128] 以一部沿大別山北麓進攻,[129] 作戰線再次改變(參閱圖3)。
[126] 朱匯森,《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8年1至6月份》(臺北:國史館,1989年),頁523。
[12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桂明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頁117。
[128]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桂明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頁172。
[129] 蔣緯國等撰,《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頁113。
[12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桂明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頁117。
[128]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桂明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頁172。
[129] 蔣緯國等撰,《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頁113。
時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的王世杰,在1938年6月15日的日記寫下:據何敬之〔按:何應欽〕在國防最高會議報告,敵軍移調長江方面作戰者已有7、8 師團之眾。敵軍初意或擬一面由隴海路取鄭州,一面由合肥進取信陽州,因以威脅武漢。但自黃河在中牟附近決口後,敵軍在隴海線已無法西進。現時敵軍作戰計畫,似沿長江西進,並趁此水漲時,發揮其海陸空軍之聯合力量。[130] 從日軍一再調整主力進攻方向,對照何應欽的報告相互印證,國軍達成導引日軍作戰線改變的戰略目的。
[130]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284。
(一)國軍發動淞滬會戰,以最大兵力投入戰場,迫使日軍一再增援,主力由華北轉移華東,轉換主、支戰場,達成導引日軍作戰線改變的奠基工作。
(二)日軍發動徐州會戰,未能擊滅國軍主力卻造成部隊更加南移,導致華北不再有足夠的兵力編組兵團沿平漢線南下武漢。爾後改為主力從大別山以北進攻,一部沿長江配合作戰,此案失去先截斷國軍補給線再迫我決戰的戰略效益。
(三)黃河決堤阻止日軍沿隴海線西進鄭州,使其重回平漢線的企圖破滅,淮河水運受黃氾影響亦不可用。日軍主力改沿長江西攻武漢,一部沿大別山北麓配合作戰,作戰線隨之改變。決堤也造成日軍往後6年無法跨入黃氾區以西,鄭州直到1944年4月才淪陷,[131] 對屏障抗戰大後方的北翼,產生長期性的阻絕效果。
(二)日軍發動徐州會戰,未能擊滅國軍主力卻造成部隊更加南移,導致華北不再有足夠的兵力編組兵團沿平漢線南下武漢。爾後改為主力從大別山以北進攻,一部沿長江配合作戰,此案失去先截斷國軍補給線再迫我決戰的戰略效益。
(三)黃河決堤阻止日軍沿隴海線西進鄭州,使其重回平漢線的企圖破滅,淮河水運受黃氾影響亦不可用。日軍主力改沿長江西攻武漢,一部沿大別山北麓配合作戰,作戰線隨之改變。決堤也造成日軍往後6年無法跨入黃氾區以西,鄭州直到1944年4月才淪陷,[131] 對屏障抗戰大後方的北翼,產生長期性的阻絕效果。
[131] 陶涵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卷,頁173。鄭州在日軍發動一號作戰大攻勢時淪陷。
四、第一期作戰檢討
1938 年 11 月 25 日,蔣中正在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檢討作戰時,重新調整抗戰期程,以盧溝橋事變到武漢退軍,岳州淪陷這17個月為第一期,以後是第二期。對第一期作戰經過的檢討包括如次說明﹕
「從整個長期的戰局上說……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爭取最後勝利戰略上一切布置的完成。」亦就是我們已經依照我們「預定的戰略」陷敵軍於困敝失敗莫能自主的地位……所以在形勢上我們雖然失敗但戰略上始終一貫的成功,可以說自開戰以來,我們始終是站在主動地位,而使敵人始終處於被動地位,這就是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礎」。反之,如果我們在去年盧溝橋事件發生,敵人侵占我們平津的時候,我們不依照這種「一貫的戰略」,運用妥善的方法,來打擊敵人,攻破他的狡謀,消耗他的力量,而拿我們全部軍隊使用在平津一帶,與敵人爭一日之短長,那我們的主力或許早就被敵人消滅,中華民國也許早就有滅亡的危險……所以去年平津失陷的時候,我們不能將全國所有的部隊調到華北去與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將我們主力部隊,作機動的使用,節節抵抗逐步消耗敵人,「一定先要引誘他到長江流域來」,現在我們這種戰略的布置已經完成。[132]
[13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第一冊,頁127。
吾人依據入川時期所策訂的戰略,觀察淞滬會戰及徐州會戰的發展,以現代的軍語解讀講詞要點:「從整個長期的戰局看,最重要的戰略指導(蔣語:最重要的一件事)為誘致日軍主力南下華東,迫其沿長江西上,導引其侵華作戰線改變。國軍則沿長江逐次抵抗,持久消耗,完成抗戰最後勝利的布局。」這項戰略在戰爭準備時期已經策訂完成,是「預定的戰略」。戰爭發動後在會戰中貫徹執行,是「一貫的戰略」。若未貫徹這項預定戰略,中國野戰軍主力或許早就被擊滅,中國或許早就有滅亡的危險,則日軍速戰速決得逞。檢討第一期作戰,由於日軍作戰線改變,中國持久戰略形成,遂能長期抗戰到底,並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與世界反侵略戰爭建立同盟,赢得最後勝利。
這項戰略也見證於黨政要員,1941年12月23日(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蔣中正對中國國民黨九中全會中央委員演講「本黨抗戰之成就與幹部同志革命建國之要道」,提到對抗日本侵略的辦法時,有如次說明:
我們在九一八事變以後,知道與敵國和平相處之不可能,就研究他的政策,來決定對抗的辦法。到了七七事變發生,第一步就決定要打破敵人的蠶食政策,所以發動了當時上海的抗戰,吸引敵人的兵力南下,不許他從容不迫從東北而華北,而華中華南一步一步的來侵略我們。[133]
[133]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8,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4年),頁459。
講詞指出,發動上海抗戰是早就預想的辦法,目的在吸引敵軍南下華東,除打破其集中兵力蠶食華北外,還「不許日軍從華北而華中」步步侵略,就是不容許其作戰線從華北沿華中的平漢線南下。再參考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的檢討:「一定先要引誘他到長江流域來」,兩者合併解讀:「阻止日軍作戰線從由北至南沿平漢線直下,迫其改變為由東向西溯長江而上」。為落實這項戰略,擬定作戰計畫並於滬戰時付諸實施,再經徐州會戰及黄河決堤完成。國軍在戰略、戰術一貫執行,掌握到抗日戰爭的主動性,奠定持久抗戰的基礎。日本前外相重光葵云:「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日戰爭,從北到南,一步步被中國軍拖著走。」[134] 綜觀8年持久抗戰的態勢形成,重光葵所言不失為持平之論。
[134] 重光癸著,密汝卓節譯,《昭和之動亂》(臺北:中華日報社,1952年),頁27。轉引自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年),頁871。
陸、結論
中國抗日戰爭的戰略,於1935年選定四川為基地時定策。這個時期規劃持久戰的全程構想,訂為國策。提出迫使日軍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的戰略指導。1937 年 1 月完成作戰計畫,以殲滅上海日軍為手段誘其華北主力南下增援,並在8月13日發動淞滬會戰付諸實施。此役改變抗日戰爭的主、支戰場,主作戰從華北轉移到華東。1938年 4 月 7日,日軍下令徐州會戰,華北兵力繼續南移,主力更向華東集中。徐州會戰以後,日軍準備沿淮河流域及隴海線西進,企圖回到平漢線再從北向南攻擊。其動向又為黃河決堤所阻,主力被迫改溯長江西上,作戰線隨之改變,形成正面作戰而難以速戰速決。爾後日軍深入中國內陸,戰爭面擴大,造成備多力分,兵力稀釋。於占領武漢以後,戰線延伸過長,不再有發動大規模攻勢的能力,敵我形成對峙局面。抗日戰爭從日本意圖的速決戰,導向中國策劃的持久戰,開創勝利的契機。
蔣中正表示,引敵到長江流域作戰為抗戰全局最重要的戰略。本研究發現,這項戰略從規劃構想,提出指導、完成計畫、發動戰爭,經淞滬及徐州兩次會戰的實踐,脈絡一貫而環環相扣,歷時約3年(自1935年8月1日峨嵋軍訓團宣達抗戰全程構想定為國策,到1938年6月15日《王世杰日記》寫下日軍作戰線改沿長江西進)。國軍從緒戰就掌握到抗戰全局的主動性,以攻勢迫敵追隨國軍意志,在中國所選定的戰場及方向作戰。日軍失去先截斷國軍補給線,再迫國軍決戰的戰機,終究難以速戰速決。嗣後不再有機會擊滅國軍主力,陷入在中國戰場進行持久戰的泥淖。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曰:「欲屈服一國之意志,必先擊滅其野戰軍」。國軍屹立不搖的犧牲奮戰,始終是展現國民意志,堅持抗戰到底,贏得最後勝利的中流砥柱。
徵引書目
一、史料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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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寶真,《德籍軍事顧問與抗戰前的中德合作及對軍事的貢獻》。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1 年 2版。
董顯光,《蔣總統傳》,第二冊。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 年 3 版。
蔣復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先生全集》,第一輯。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
蔣緯國,《抗日戰爭指導》。臺北:遠流出版社,1989 年。
蔣緯國等撰,《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
魏汝霖註譯,《孫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7 版。
五、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李啟明,〈蔣緯國將軍的戰略思想〉,收入中華戰略學會編,《永遠的將軍蔣緯國》。臺北:中華戰略學會,2000 年。
余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1992 年第 3 期(1992 年 8 月)。
余子道,〈淞滬會戰的戰略企圖和作戰方針論析:兼答馬振犢先生〉,《抗日戰爭研究》,1995 年第 2 期(1995 年 5 月)。
馬振犢,〈開闢淞滬戰場有無「引敵南下」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 2 期(1994 年 5 月)。
黃道炫,〈淞滬戰役的戰略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5 年第 2 期(1995 年 5月)。
余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1992 年第 3 期(1992 年 8 月)。
余子道,〈淞滬會戰的戰略企圖和作戰方針論析:兼答馬振犢先生〉,《抗日戰爭研究》,1995 年第 2 期(1995 年 5 月)。
馬振犢,〈開闢淞滬戰場有無「引敵南下」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 2 期(1994 年 5 月)。
黃道炫,〈淞滬戰役的戰略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5 年第 2 期(1995 年 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