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於徐州會戰撤退過程再探
蘇聖雄
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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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徐州會戰為中日雙方以徐州為中心,在津浦鐵路周邊展開的一場大規模會戰。會戰約始於1938年4月,迄於同年6月。[1]日本陸軍(以下簡稱日軍)所以發動這場會戰,目的在捕捉殲滅該地國民革命軍(以下簡稱國軍)主力。而國軍則欲藉此戰持久消耗日軍,爭取武漢備戰時間。5月中旬,國軍戰事不利,全軍撤退。論者對此撤退過程,評價甚高,認為國民政府軍事高層判斷得宜,部署得當,使國軍主力安然突破日軍包圍,日軍因而無法達到其圍殲國軍之目的。[2]
[1]關於徐州會戰時間起迄,論者意見分歧,有數種說法。一說自1937年12月起,迄於1938年5月,即日軍占領南京後,在津浦線兩端展開軍事行動,迄於占領徐州。一說為1938年1月至6月,即北線日軍於1938年1月南渡黃河發動進攻開始,迄於6月花園口決堤日軍停止追擊。一說為1938年1月至5 月,開始時間與上項相同,惟結束時間為日軍占領徐州之後。一說從1938年2月3日至5月28日,即國軍統帥部對第五戰區下達作戰命令,至戰區部隊突圍撤退到指定地點為止。一說為1938年4月24日至5月18日,即台兒莊戰役結束後,至國軍於徐州撤守。本文參考馬仲廉的說法,認為會戰開始時間,應以中日兩軍何時決定於徐州地區決戰和何時開始作戰行動為準,並首先考慮攻方(日軍)的動向。因此,徐州會戰開始時間,應從1938年4月16 日日軍第五師團攻擊臨沂開始。會戰結束時間,應以按照作戰計畫(或補充作戰計畫)達到作戰目的,並實際停止作戰行動為準。由於6月6日華北方面軍(北支那方面軍)下令停止追擊,部隊集結,而前線仍有部分部隊向西追擊,至6月9日花園口決堤之後,始受影響而全面終止追擊回撤,故本文以6月9日為會戰結束時間(馬仲廉視1938年6月6日為徐州會戰結束時間,本文略有不同)。至於台兒莊戰役,可視為徐州會戰前的單獨戰役,開始於3月14日日軍發動攻勢,迄於4月15日國軍第五戰區改變作戰方案。馬仲廉,〈關於徐州會戰時間之我見〉,《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1期,頁170-180。馬仲廉,〈台兒莊戰役的幾個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4期,頁128-131。
[2]如何應欽,《八年抗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年),頁78。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第4冊:華東地區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頁362-363、415-416。馬仲廉,〈評馬振犢《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4期,頁189。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749-750。步平、榮維木主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全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頁168。
[2]如何應欽,《八年抗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年),頁78。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第4冊:華東地區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頁362-363、415-416。馬仲廉,〈評馬振犢《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4期,頁189。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749-750。步平、榮維木主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全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頁168。
國軍在前線的指揮官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於回憶錄中,對國軍徐州撤退的記述,深具代表性。李宗仁提到,台兒莊勝利之後,統帥部鼓起勇氣,調集大批援軍,想要擴大戰果,在徐州附近與日軍一決雌雄,他早已料到日軍調集精銳,要將第五戰區野戰軍一網打盡,因此不贊成統帥部續調大軍增援的決定。5月初,李宗仁為避免與優勢日軍作消耗戰,開始有計畫地撤退。他的撤退計畫是令魯南孫桐萱部及淮河廖磊部,自北、南兩方盡最大努力,阻止日軍會師於隴海線,又乘日軍尚未合圍之時,督率徐州東北方面的孫連仲、孫震、張自忠、龐炳勳、繆澂流諸軍,憑運河天險並在運河以東地區擇要固守,以掩護徐州四郊大軍向西南方向撤退,脫離日軍包圍圈。5月中,各部陸續撤退,17日晚,因日軍砲火射入徐州,李宗仁將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遷出城外。18日,由於各路大軍泰半撤退就續,乃決定放棄徐州。李自豪地認為,「敵人再也沒有想到,他以獅子搏兔之力於五月十九日竄入徐州時,我軍連影子也不見了。數十萬大軍在人不知鬼不覺之中,全部溜出了他們的包圍圈」。徐州會戰「在雙方百萬大軍的會戰史上也可以說是個奇蹟。澈底毀滅了敵人捕捉我軍主力、速戰速決的侵略迷夢」。[3]
[3]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頁723-731。
《李宗仁回憶錄》所述,失實之處甚多,這早已為學界所熟知,惟回憶錄所述的徐州撤守情況,與諸多論著相呼應。論者多認為,國軍徐州撤守,為統帥部或戰區司令長官卓越之指導,主動為之,並十分順利,有效保全國軍戰力。[4]本文對此說提出商榷,重新探討徐州撤守過程,復及統帥部當時所獲情報和戰略,最後對國軍的持久消耗戰略,提出一些反思。
[4]蔣緯國總編著,《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5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頁172-173。張國奎、雷聲宏主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第2冊初期戰役(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年),頁100。
貳、國軍撤退實況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強調他反對統帥部與日軍在魯南一決雌雄,並早已計畫撤退,放棄徐州。然而,這並非史實。李宗仁在台兒莊戰役後,其實與統帥部一同,皆有意在徐州周邊持久消耗日軍,李甚至主持對魯南日軍的攻擊,[5]於5月3日指揮發動總攻,惟進展不大,各戰線形成膠著。[6]因此,5月初之時,李宗仁尚指揮國軍進攻,並非計畫撤退。[7]
[5]〈李宗仁李品仙發布臨沂等地作戰部署命令〉(1938年4月25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滙編》,第5輯第2編:軍事(2)(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年),頁573-574。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38年5月3-4日,頁283-285。以下註釋該日記,僅記引用日期,不著編者、冊數、頁數。
[7]鄧宜紅亦指出《李宗仁回憶錄》提到蔣中正不能將將、未參與第五戰區的指揮等,皆非事實。鄧宜紅,〈蔣中正與第五戰區—兼論《李宗仁回憶錄》中的幾處失實〉,《民國檔案》,1996年第2期,頁104-112。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38年5月3-4日,頁283-285。以下註釋該日記,僅記引用日期,不著編者、冊數、頁數。
[7]鄧宜紅亦指出《李宗仁回憶錄》提到蔣中正不能將將、未參與第五戰區的指揮等,皆非事實。鄧宜紅,〈蔣中正與第五戰區—兼論《李宗仁回憶錄》中的幾處失實〉,《民國檔案》,1996年第2期,頁104-112。
其後,5月8日,李宗仁為了準備爾後攻勢,重新部署魯南兵團,以第二十軍團等部為右翼軍,歸湯恩伯指揮,「準備攻擊當面之敵」;以第二集團軍等部為左翼軍,歸孫連仲指揮,「準備攻擊當面之敵,一部守備台兒莊」。10日,李宗仁按統帥部指示,決不待集中完畢,先行擊破淮北日軍,下令各部出擊。[8]
[8]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年),頁52-53、58;林洽波,〈台兒莊大捷後盲目決戰誰擔其咎〉,《軍事歷史》,1994年第4期,頁57-59。
第五戰區真正有撤退計畫性質者,提出時間在5月12日,當日,李宗仁頒布作戰計畫,判斷日軍對魯南國軍取守勢,主力由淮北、魯西兩方夾擊,有截斷國軍隴海交通,包圍徐州之企圖。面對此情勢,李宗仁將全軍劃分為魯南兵團(孫連仲)、淮北兵團(廖磊)、淮南兵團(李品仙)、蘇北兵團(韓德勤)、預備兵團(湯恩伯)。作戰計畫方針一為「戰區擬乘敵兵力分離之先,集結兵力,擊破淮北之敵,再轉兵力於其他方面,施行各個擊破」。方針二便是為撤退做準備:「敵如將會師隴海線,我後方連絡有被敵遮斷之虞時,則各以一部攻擊永城及蒙城之敵,以主力轉移至亳縣、渦陽、阜陽以西地區,準備爾後之作戰。」該計畫對於日軍若未遭國軍擊破,淮北日軍與魯西日軍會合時,國軍各兵團之撤退,有較詳細的指導:
(1) 魯南、淮北兩兵團,應各以有力之一部,先占銅山、宿縣兩地,阻止敵之追擊,掩護主力之西撤⋯⋯。
(2) 兩兵團各以有力之一部,襲占或監視永城、蒙城,主力分多數縱隊,各由蒙、永間及其附近各道西進,迅速通過敵之包圍線,爾後在亳縣、渦陽間線上,各派掩護部隊,主力向其以西地區集結,準備反攻。
(3)蘇北兵團即在蘇北、魯東南地區游擊。
(4) 淮南兵團主力,竭力保持合肥,一部後撤至阜陽、鳳台,掩護戰區之右側。
(5)魯南兵團向微山湖以西撤退時,務與第一戰區魯西兵團連繫。
(6) 預備兵團之行動,視情況由他兵團區處,或增援於最急要之方面。[9]
(2) 兩兵團各以有力之一部,襲占或監視永城、蒙城,主力分多數縱隊,各由蒙、永間及其附近各道西進,迅速通過敵之包圍線,爾後在亳縣、渦陽間線上,各派掩護部隊,主力向其以西地區集結,準備反攻。
(3)蘇北兵團即在蘇北、魯東南地區游擊。
(4) 淮南兵團主力,竭力保持合肥,一部後撤至阜陽、鳳台,掩護戰區之右側。
(5)魯南兵團向微山湖以西撤退時,務與第一戰區魯西兵團連繫。
(6) 預備兵團之行動,視情況由他兵團區處,或增援於最急要之方面。[9]
[9]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一)》,頁60-63。
因此,在5月中旬,李宗仁才提出撤退計畫,惟該計畫,主要還是一種攻擊計畫,其所擬之撤退指導,是在攻擊不利之後才實行的備案。以故李宗仁並非早知日軍將合圍成功,很早就計畫撤退,他仍與統帥部一同,有在徐州附近繼續持久消耗之想。
12 日的計畫策定後,李宗仁為迅速擊潰淮北日軍,使隴海線以北各兵團作戰容易,於14日下令淮北兵團發動總攻。適日軍後續部隊到達,當即展開激戰。同時,徐州西方戰況危急,李當即調遣部隊增援。15日,參謀總長何應欽、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為隴海路作戰指導向最高統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具申意見,針對日軍向隴海線上之碭山、蘭封間數個要點突進,建議作戰指導以最小兵力,拒止魯南、魯西日軍,以充分兵力,擊破皖北日軍,確保魯南後路,並另做隴海鐵路不可確保之準備。對此意見,蔣原則同意。[10]
[1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一)》,頁66-68。
日軍自北而南之攻勢,截斷了隴海鐵路,爆破鐵橋,擄獲國軍許多貨車,國軍多數列車因此進退不能。[11] 15日,蔣中正聞李莊之橋不能收復,黃口消息不通,判斷該地必被日軍占領,自記:「如此要點為徐州周邊,健生〔按:副參謀總長白崇禧,時在前線協助李宗仁〕不早派兵駐守,何以用兵?空車在徐州以東者有廿餘列之多,司令部不注重於此,徒要前方車多,而不知其為害之大也。」是日,蔣處理戰務至晚間12時,不克成眠,自記:「上周連失廈門、鄆城、菏澤、魚台、金鄉各縣,而合肥亦於十四日被陷,徐源泉軍老不堪用也。聞第廿三師師長李必藩以鄆城與菏澤失陷,負責自戕,可悲亦可壯,殊為我軍增氣也。」雖戰況如此,蔣仍對會戰有一定信心,記云:「自本月十日以來,敵軍轟炸徐州、開封各車站路軌,可謂極其所有炸力,除徐州昨日交通停止以外,其他仍無甚妨礙也。」[12]
[11] 「徐州作の段階」(昭和13年3月∼昭和5月中旬),《高嶋少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878400。
[12] 《蔣介石日記》,1938年5月15日、16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12] 《蔣介石日記》,1938年5月15日、16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16 日,日軍進至徐州郊外,猛烈砲擊徐州城內,李宗仁因而將第五戰區長官部移駐城南段家花園。同時,隴海鐵路徐州、鄭州段已遭日軍切斷,李宗仁以大軍補濟困難,決定放棄徐州,並重新編組兵團,除上述之魯南、淮北、淮南、蘇北兵團,將預備兵團(湯恩伯)改為隴海兵團。以魯南兵團掩護大軍撤退,另規定其他各兵團撤退抵達地點。[13] 17日,日軍攻陷徐州西方高地霸王山要塞,在山頂布置砲兵,向城內砲擊,[14]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遭炸,李宗仁因此退出該城,移駐宿縣。[15]
[1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一)》,頁68。
[14] 「徐州作の段階」(昭和13年3月∼昭和5月中旬),《高嶋少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878600。
[1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一)》,頁69。
[14] 「徐州作の段階」(昭和13年3月∼昭和5月中旬),《高嶋少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878600。
[1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一)》,頁69。
18 日,統帥部因徐州電台叫不通,特派飛機到徐探詢,始獲悉第五戰區長官部已移徐州外三十里,徐州留駐第二集團軍孫連仲的司令部。[19]當晚,電報終於暢通,李宗仁電蔣其為指揮便利計,擬於今晚移動指揮位置。[20]蔣聽聞李宗仁離開徐州,甚為感嘆,謂:「徐州自昨日李、白離城後,軍心必動搖,恐不能久保矣。如此重鎮〔正可固守〕,緊急之時主帥更不能移動,只要主帥鎮定必可轉危為安。今擅自棄移,〔亦不奉命〕,何以抗戰?何以立身?」[21]戰況如此,蔣仍望藉由他的「函電督勉者數十通」來挽救戰局、固守徐州。[22]同時,蔣電夫人宋美齡告以「徐州被圍,當能固守」。[23] 軍令部部長徐永昌與蔣相同,亦判斷戰局可以挽救,謂:「過去余不甚同意台兒莊之總攻,以不願攖敵之羞怒耳,今果悉力來迫,此敵若摧,其兇燄沒大半矣。」[24]
[19]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18日。
[20] 「李宗仁白崇禧呈蔣中正電」(1938年5月18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46。
[21] 《蔣介石日記》,1938年5月18日。
[22] 《蔣介石日記》,1938年5月18日。
[23] 「蔣中正致宋美齡電」(1938年5月18日),〈蔣中正致宋美齡函(五)〉,《蔣檔》,典藏號:002-040100-00005-021。
[24]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18日。
[20] 「李宗仁白崇禧呈蔣中正電」(1938年5月18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46。
[21] 《蔣介石日記》,1938年5月18日。
[22] 《蔣介石日記》,1938年5月18日。
[23] 「蔣中正致宋美齡電」(1938年5月18日),〈蔣中正致宋美齡函(五)〉,《蔣檔》,典藏號:002-040100-00005-021。
[24]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18日。
蔣中正所以要求徐州堅守,除後文提及受情報、戰略影響,亦可就主、客觀因素作討論。就主觀而論,蔣個性甚強,有時相當執拗。戰況緊急之時,常衝動地要求死守或強攻,事後才檢討自己指揮的缺失。[25]就客觀因素來說,徐州此一戰略要地,在全面戰爭爆發前,參謀本部便派員偵察,擬具防守意見,策定防禦方案,德國軍事顧問,亦提供相關建議。據「徐州附近地區防禦方案」,其防禦方針係以一個師為基幹部隊確保徐州,維持南北軍連繫交通及後方之掩護,並作第一線友軍之支援,情況許可時,可擊攘或遠拒敵人於運河之線,或占領運河右岸諸山地,相機轉移攻勢;不得已時,亦應以徐州附近一帶高地為據點,利用準備之工事,實行最後抵抗。[26]徐州附近要地國防工事,戰前由第二師負責,自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底,完成機關槍工事82,小砲工事18,指揮所5,觀測所11,共116個工事。[27]至1937年8月,完成工事175個,並繼續編列經費增強之。迄1938年春,徐州附近工事概已完成。參謀本部戰前判斷,如各地陣地之工事堅固,徐州或不致一時陷於敵手。[28]
[25] 如1939年5月南昌會戰,蔣要求強攻南昌,前線指揮官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深感部隊戰力不足,然仍未能勸阻此令,最後第二十九軍軍長陳安寶陣亡,陳誠甚為痛心。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239-240、244。八年中日戰爭期間,蔣數次固執地下令死守,造成國軍不必要的傷亡與負擔。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中正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頁253、364、373。
[2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一)》,頁6;〈徐州附近地區防禦方案〉,收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四)》,頁271283。
[27] 「隴海沿線總區國防工事進度報告表」(1936年3月起至1937年2月底止),〈作戰計畫及設防(一)〉,《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07-006;「國防各項已完成工程報告表」(1937年3月),〈國防設施報告及建議(四)〉,《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56-002。
[28] 「二十六年度第二次國防工事經費概算綱目」(1937年8月),〈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三)〉,《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40-239;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一)》,頁6;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四)》,頁280-281。
[2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一)》,頁6;〈徐州附近地區防禦方案〉,收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四)》,頁271283。
[27] 「隴海沿線總區國防工事進度報告表」(1936年3月起至1937年2月底止),〈作戰計畫及設防(一)〉,《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07-006;「國防各項已完成工程報告表」(1937年3月),〈國防設施報告及建議(四)〉,《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56-002。
[28] 「二十六年度第二次國防工事經費概算綱目」(1937年8月),〈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三)〉,《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40-239;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一)》,頁6;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四)》,頁280-281。
19 日上午6時,日軍攻占徐州城外重要要塞臥牛山,自此俯瞰徐州全城。9時,突擊徐州西側城牆,占領一腳,豎立日本國旗於城壁。11時,潰亂的國軍從東門和北門殺出,展開總撤退,[29]日軍遂攻占徐州。此時,國軍統帥部尚不知徐州失陷,德國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從香港廣播獲悉徐州陷落,徐永昌聞知,謂「足見日人造謠能事」。[30]
[29] 「徐州作の段階」(昭和13年3月∼昭和5月中旬),《高嶋少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878600。
[30]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19日。
[30]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19日。
20 日,華中派遣軍(中支那派遣軍)第十三師團舉行入城式。[31]蔣中正聞徐州失陷,自省曰:「不能料敵如神,不能先占黃口,致徐州被陷,深用慚惶。知人不明,用人不察,戒之!」[32]
日軍占領徐州後,蔣中正於21日獲日軍廣播徐州國軍猶在混戰之報,乃以徐州尚未失陷,電李宗仁、白崇禧詢問情形,並告以深信前線必得勝利,完成任務。[33]其後又電李、白,告以國軍突圍後,如能反攻徐州更好,否則暫在亳州、潁川、正陽關之線集結整理後,再定部署。[34]
[33] 「蔣中正致李宗仁白崇禧電」(1938年5月21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49。
[34] 「蔣中正致李宗仁白崇禧電」(1938年5月21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51。
[34] 「蔣中正致李宗仁白崇禧電」(1938年5月21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51。
26 日,李宗仁親函蔣中正,對津浦路會戰指揮無方,致遭挫敗,表達歉意。[35]綜合上述,可知國軍撤守徐州事實上是個匆促的決定,統帥部甚至尚未下達撤退命令。日軍迫近徐州郊外,戰況緊迫,李宗仁才自徐州撤出。此過程,絕非早有計畫、部署完善的撤退。
[35] 「李宗仁呈蔣中正函」(1938年5月26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62。
參、順利撤守之虛實
白崇禧日後受訪表示,徐州撤退秩序嚴整,遠較淞滬戰場之撤退為佳,其認為原因有二:(一)徐州會戰未待敗潰,於合適時機先行撤退,故部隊相當完整。(二)軍事委員會對徐州會戰撤退有完整周密之部署,故部隊能從容撤退,避免敵機轟炸。[36]如上節所述,徐州撤守並非統帥部早就擬訂的縝密計畫,第五戰區撤出徐州時,也未經統帥部核定。那麼,為何國軍能夠突破日軍包圍圈,且未遭致淞滬會戰之潰退?
[36] 郭廷以校閱,賈廷詩、陳三井、馬天綱、陳存恭訪問記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頁173。
徐州撤守所以相對順利,非因李宗仁高瞻遠矚,及早計畫撤退,不過,李宗仁、白崇禧等選定日軍兵力薄弱且地域廣大的徐州西南為撤退方向,是撤退得以順利施行之一因。據當時駐徐州之第二軍第九師戰砲兵連連長安占海回憶,一日,他到徐州長官部地下指揮室領受任務,見到高個戴眼鏡的長官,其令參謀拉開地圖布帳,圖上呈現徐州外圍大部已遭日軍包圍,只有在安徽、河南交界處永城以北地區有一缺口,該長官命令安連前往蕭縣南門。安占海後來才知道,此長官為白崇禧。該連之後遵示往赴西南,在第六十八軍劉汝明軍長指揮之下,完成突圍任務。[37]此外,李宗仁未謹守蔣中正死守徐州的強硬命令,在危急關頭緊急撤出,充分發揮「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旨,亦為撤守順利之重要關鍵。
[37] 安占海,〈徐州突圍片斷〉,收入孫連仲、劉斐,《正面戰場:徐州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頁324325。
從日軍角度來看,其主要目標在圍殲國軍,因此頗為注意國軍撤退狀況。5月15日,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注意到徐州東方國軍已有總撤退之徵候。18日,畑俊六已預判國軍將從西南方、徐州和宿縣間撤出,此區域為華中派遣軍負責區域,畑俊六積極展開部署。20日,畑獲報徐州東南方之國軍大兵團企圖從西南方脫出,命各師團突進。然而,日軍兵力不足,在徐州西南,僅華中派遣軍3個師團(第三、九、十三師團),後方並已遭國軍殘軍攻擊,且地域廣大,因而無法全面包圍國軍。[38]又日軍兵力分散,大者二、三千,小者數百,附以戰車、山砲向前挺進,[39]難以形成堅固的包圍圈。像是從徐州最後撤出的國軍第六十軍盧漢部,撤退途中不斷遭日機襲擾,仍能驅逐途中遭遇的少數日軍警戒部隊,甚至進攻永城,使日軍不支退入城內堅守,第六十軍一部再從西南郊通過,突出重圍。[40]
[38]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3-134;《支那方面作記》,第1,昭和21年12月調(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752700。
[39]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18日。
[40] 盧漢,〈第六十軍赴徐州作戰記〉,收入孫連仲、劉斐,《正面戰場:徐州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頁50-54。
[39]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18日。
[40] 盧漢,〈第六十軍赴徐州作戰記〉,收入孫連仲、劉斐,《正面戰場:徐州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頁50-54。
若與納粹德國閃擊戰(Blitzkrieg)的成功做比較,日軍所以無法取得如此戰績,亦與兵力不足不脫關係,尤其閃擊戰相當倚賴戰車和飛機,日軍這些軍備的數量,與德軍相較,十分不足。1940年5月德國進攻法國時,出動16個機械化師,戰車達2,574輛,飛機達3,600架,相較之下,日軍於徐州會戰,僅投入3個戰車大隊,戰車數量不到100輛,出動空軍也遠無法與德軍相比。[44]至於投入會戰的總人數,德軍高達136個師,[45]相較之下,日軍僅投入約8個師團。[46]
[44] 服部聡,〈日中爭における短期決方針の挫折〉,收入軍事史編,《日中再論》(東京:錦正社,2008年),頁81-105。
[45] 庫特.馮.蒂佩爾斯基希著,賴銘傳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年),頁77。
[45] 庫特.馮.蒂佩爾斯基希著,賴銘傳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年),頁77。
天氣狀況亦影響日軍之追擊。自5月5日華中派遣軍發動攻勢以來,畑俊六時常憂慮天候,認為這是作戰的一大障礙。[47]國軍大部自徐州西南撤退到亳州、漯河時,兩地遍地皆兵,城內亦走不通,如此情狀,國軍無法立即恢復戰鬥力,若遭受日軍攻擊,勢釀慘重傷亡。因當時連日大雨,日機無法出動襲擊,國軍才未受嚴重損害。[48]
[47]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2-133。
[48]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軍令部,1940年),頁105。
[48]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軍令部,1940年),頁105。
國軍撤退,許多部隊撤退秩序良好,遭遇損失不多,如前述之盧漢部。孫連仲亦在撤退後,向統帥部報告「徐東西撤之部分,紀律均好」。[49]不過,亦有許多部隊撤退秩序混亂,尤其徐州撤守是日軍兵臨城下所為,各級指揮難免迫促。如第二軍軍長李延年見徐州撤退時,有友軍事前既未奉命令,實施時又前後皆敵,且因道路擁擠,部隊混雜,遇敵阻前,即無法抵抗,於是日軍三、五人可敗國軍百、千,國軍更有無人統率之小隊,行則同行,止亦同止,每到一處,騾馬拉走,雞犬不留,乘車騎驢,橫衝直撞,甚至有士兵騎牛,醜態百出。李延年對此,深感「不忍看亦不忍言」,曾派隊維持,槍斃十餘人,然亦不能糾正十分之一,因而感嘆:「撤退時,事前應有詳細計畫,實施時,應有嚴格之規定」,「若不詳為計劃,及作嚴格之規定,每致撤退變為潰退」。[50]又如,徐州失守後,第十三師某軍官呈送統帥部的報告書,云魯南撤退因戰區處置失當,無統一指揮,不能協同動作,於是爭先恐後而退,致令各遭日軍截擊。徐永昌因謂:「非戰敗而招潰散惡果,殊堪痛惜!」[51]
[49]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30日。
[50]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103-104。
[51] 《徐永昌日記》,1938年6月7日。
[50]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103-104。
[51] 《徐永昌日記》,1938年6月7日。
由於部分軍隊撤退失序,因此部隊星散或傷亡嚴重,如5月22 日第十九軍團馮治安部撤至渦陽,只集結得2、3千人,同日,統帥部仍無法掌握前線24個師的消息。[52]又如,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率部掩護撤退,一度被日軍包圍在符離集數日,與大部隊失去聯繫。[53]因此,李宗仁、白崇禧回憶他們指揮的徐州撤守如何成功,其實很大程度上不符事實。6月3日,第五戰區正、副司令長官李宗仁、李品仙,以「措置無方,喪師失地」,上電請蔣中正議處。[54]此復證李宗仁指揮成功之不實。
[52]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22日。
[53] 吳延環編,《孫連仲回憶錄》(臺北:孫仿魯先生古稀華誕籌備委員會,1962年),頁47。
[54] 「李宗仁李品仙呈蔣中正電」(1938年6月3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66。
[53] 吳延環編,《孫連仲回憶錄》(臺北:孫仿魯先生古稀華誕籌備委員會,1962年),頁47。
[54] 「李宗仁李品仙呈蔣中正電」(1938年6月3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66。
肆、情報、戰略對統帥部判斷之影響
日軍的徐州作戰計畫,是由華北方面軍(北支那方面軍)第二軍在魯南發動牽制作戰,吸引國軍主力於津浦線以東(敵主力抑留作戰),再從徐州西方及西南方包圍,切斷國軍退路。4月中旬,華北方面軍第二軍在魯南展開牽制。[55] 5月初,大量國軍被吸引至魯南。5月5日,華中派遣軍展開砲擊,向北發動總攻,日軍開始著手由西方包圍。7日,第二軍將戰鬥司令部從濟南推進至兗州,向南發動總攻。[56]於是日軍成南北夾擊國軍的態勢(圖1)。
[55] 防衛防衛研修所史室,《史叢書:支那事陸軍作〈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年),頁46、52-61。
[56]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1-132;防衛防衛研修所史室,《史叢書:支那事陸軍作〈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6162。
[56]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1-132;防衛防衛研修所史室,《史叢書:支那事陸軍作〈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6162。
統帥部對日軍的動向,有所掌握,許多訊息呈現日軍增援,將打通津浦路,而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亦報告日軍積極布置,擬於5月初旬發動總攻,攻克徐州。[57]因此,統帥部早已得知日軍將大舉來攻。那麼,統帥部為何不如李宗仁在回憶錄的判斷,及早撤出徐州,避免遭到包圍呢?本文以為,戰地情報、國軍戰略是個中關鍵。
[57] 《徐永昌日記》,1938年4月27日。
一、戰地情報
戰時國軍統帥部非常仰賴來自前線部隊的情報,但此項報告相當不確實。徐州會戰後,徐永昌檢討國軍缺點,第一項便是「報告不確」,「上下欺矇捏造事實,影響上級官判斷」。[58]由於前線希求邀功倖賞或求援,又或欲推卸責任,故妄報軍情極其嚴重,此係國軍抗戰一年來普遍現象,實際上也是古今通病。除對日軍兵力誇大報告,對日軍傷亡亦粉飾浮誇,各級若小有斬獲,斃敵百餘,必曰斃敵數百,虜獲槍枝十餘,或曰俘獲無算,至於作戰不力,要地不守,不曰敵情如何嚴重,即曰自己如何不得已。[59]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便批評第二十軍團軍團長湯恩伯還沒有打仗,便先報功。[60]第七十一軍軍長宋希濂也批評第二十七軍軍長桂永清、第二零零師副師長邱清泉,將日軍搜索隊主動後退,吹噓為「蘭封大捷」。[61]類似這樣的謊報,第十三師參謀蘇民謂:
[58] 《徐永昌日記》,1938年6月7日。
[59]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33-34。
[60] 吳延環編,《孫仿魯先生述集》(臺北:孫仿魯先生九秩華誕籌備委員會,1981 年),頁103。
[61] 宋希濂,〈蘭封戰役的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1962年6月),頁166。
[59]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33-34。
[60] 吳延環編,《孫仿魯先生述集》(臺北:孫仿魯先生九秩華誕籌備委員會,1981 年),頁103。
[61] 宋希濂,〈蘭封戰役的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1962年6月),頁166。
總之務使自己頭頭是道,主官以粉飾好看為判行唯一條件,承辦人員以捏造不漏破綻而盡,思之能事,養成一種欺矇無恥惡習,其團長以下遇師旅督戰嚴厲,遇攻地則報告已攻占某處,遇攻城則報告已攻進兵力若干,結果全係子虛,事後另捏理由,似此上下欺矇,最足影響高級長官之判斷。[62]
[62]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34。
不過,除了這種有意欺瞞的狀況,不少情報所以不確實,是因為情報訓練、組織之不完善。前線軍隊利用當地土人獲取情報,但他們可能缺乏國家觀念,且無軍事知識,甚至以訛傳訛反為敵欺。[63]
[63]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127。
在日軍發動總攻後,統帥部雖得到許多城市、陣地失去之報,卻也獲得諸多國軍士氣尚佳,甚至擊退日軍之不實回報。如5月7日據前方電話,日軍已逼近阜寧,韓德勤等準備巷戰,「但我守軍氣極好,似尚無虞」;龍亢集日軍進至距蒙城二十餘里,「我作戰頗有把握」。關麟徵報稱該軍(第二、第二十五兩師)陣地前五百米達內,掩埋日軍屍體八、九百具,因天熱發臭,又報拾槍若干枝。11 日,獲報臨城西有日軍五千向夏鎮前進,其一部偷渡微山湖被國軍擊退。14日,獲報楊森部昨夜克復巢縣,並由巢分兵夾擊侵攻合肥之敵;金鄉、魚台敵人士氣不旺,金鄉敵被我反攻而退。15日,獲報考城東北三、四十里之龍亢集到日軍騎六、七百,被國軍第八十七師之某旅擊退。16日,參謀次長林蔚、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劉斐自徐州電報:「我軍士氣極旺,不難一鼓摧敵。」[64]統帥部及戰區司令長官部,便在這些不實情報中,作出錯誤的判斷。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因此認為徐州失敗,「因兵力強弱者少,因不知敵情者多」。[65]
[64]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7、11、14-16日。
[65] 《徐永昌日記》,1938年6月24日。
[65] 《徐永昌日記》,1938年6月24日。
二、國軍戰略
國軍未及早全面撤退的另一關鍵,在所持的戰略。國軍的對日戰略,是為持久戰。此一戰略,蔣中正在戰前便不斷構思設計,認為若能長期抵抗,國際上及日本國內必發生新的變化。[66]此外,蔣亦十分強調消耗戰,時人將持久戰與消耗戰,併稱為持久消耗戰。蔣明確指出:「我們的戰略,是以持久抗戰,消耗敵人的力量,爭取最後決戰的勝利。」[67]
[66]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頁292-295。
[67] 〈「八一三」週年紀念告戰地民眾書〉(1938年8月13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卷30,書告,頁286。
[67] 〈「八一三」週年紀念告戰地民眾書〉(1938年8月13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卷30,書告,頁286。
淞滬會戰時,蔣中正指揮部隊與日軍進行大規模戰爭,傷亡慘重,戰後,其對過於堅守淞滬有所反思。1937年11月13日,考慮「抗倭最後地區與基本線在粵漢、平漢路以西」,並預定「全盤作戰方略(發動游擊戰)」。[68] 30日,蔣記曰:「毋憚初難,毋忘初衷,抗倭原定計劃本以平漢與粵漢兩路以西地區為根據,今日猶在其以東地區抗戰」;「戰敗敵軍制服倭寇之道,今日除在時間上作長期抗戰,以消耗敵力,在空間上謀國際干涉,與使敵軍在廣大區域駐多數兵力,使之欲罷不能,進退維谷,方能制敵之死命,貫徹我基本主張,此旨萬不可稍有動搖」。[69]
[68] 《蔣介石日記》,1937年11月13日。
[69] 《蔣介石日記》,1937年11月30日,「本月反省錄」。
[69] 《蔣介石日記》,1937年11月30日,「本月反省錄」。
南京失守前後,統帥部頒布「軍事委員會第三期作戰計畫」,確保武漢核心,持久抗戰,以各戰區為外廓,發動廣大游擊戰,同時重新構成強韌陣地於湘東、贛西、皖南各山地,配置新銳兵力,待日軍深入,與之決戰。本期作戰,不能保土地不失,亦不希冀殲滅敵人,唯一目的,在消耗日軍力量,贏得時間,以達長期抗戰之目的;一面培養國軍戰力,疲憊日本,並俟國際形勢轉變,轉取攻勢,收拾戰局。[70]
[70] 「軍事委員會第三期作戰計畫」(1937年12月13日),〈全面抗戰(一)〉,《蔣檔》,典藏號:002-080103-00034-003。
由於武漢為上海、南京失守之後,國民政府的政治、外交、經濟中心,因此有必要予以鞏固;欲鞏固武漢,就需要保衛屏障武漢的津浦路。同時,國軍改變淞滬會戰所行之陣地戰而為運動戰,強調正面陣地要能穩定持久,使側擊部隊有充裕運動與作戰的時間。[71]由是,徐州會戰為國軍保衛武漢的一環,於津浦路周圍實施運動戰,與日軍持久消耗,以達戰略目的,國軍因而不致未充分抵抗,便全軍撤退。
[71] 〈抗戰檢討與必勝要訣(下)〉(1938年1月12日)、〈抗倭戰術之研究與改進部隊之要務〉(1938年1月2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5,演講,頁49、88-89。
五、結語
論者對於徐州會戰國軍之撤退,多強調國軍因達到逐次消耗日軍之目的,為保全戰力,避免決戰,乃實施戰略退卻,主動放棄徐州。[72]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強調他早已窺破日軍南北夾擊,斷國軍退路的戰略,因此在5月初便已下令撤退。實則,李宗仁與統帥部一同,都希望在徐州附近持久消耗日軍,他並主持對魯南日軍的總攻,而非及早部署撤退。5月中旬日軍進迫徐州時,李才下令全軍撤退,而其退出徐州,並未獲統帥部的核定,蔣中正事後才知悉,因此十分不滿指揮官棄城,認為這將影響徐州固守。蔣抱怨的次日,日軍隨即攻陷徐州。
[72] 蔣緯國總編著,《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第5卷,頁114、172173。
徐州失陷後,國軍突破日軍包圍圈,往西南撤退。國軍所以未遭圍殲或潰退,非因論者或李宗仁、白崇禧在回憶錄所說的及早計畫撤退,而是因為當地平原地形廣闊,且日軍兵力不足,無法形成堅固的包圍圈,又,受天候影響,日機無法全面出動打擊國軍撤退部隊。如此,方使國軍未遭致如淞滬會戰後的潰敗。
論者對台兒莊戰役,多持肯定態度,對徐州會戰,則沒有那麼高的評價。這樣的看法,有以成敗論英雄的味道。從國軍統帥部的角度來看,對台兒莊戰役或徐州會戰的戰略,皆是基於爭取武漢備戰時間,所持運動戰法,亦無太大差別。較大的不同,以國軍來說,是投入了更多兵力;以日軍來說,詳擬戰爭計畫,未孤軍深入。至於或有論者主張國軍藉徐州會戰爭取到武漢備戰時間,達到持久作戰目的,此說則忽略了日軍便是因徐州會戰,而決定提前實施武漢作戰,[73] 且國軍若於魯西留置足夠預備兵力,或能與日軍相持較久,爭取更多時間。[74]另有論者強調徐州會戰國軍撤守成功,保全有生力量,為統帥部或戰區指揮官的一大貢獻;事實上,統帥部根本沒有下令撤出徐州,戰區命令全軍撤退,時間也過於遲緩。
[73] 防衛防衛研修所史室,《史叢書:支那事陸軍作〈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45。
[74]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26日。
[74]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26日。
如是說來,該如何評價統帥部與戰區司令長官於徐州撤守之作為?就統帥部來說,受到情報導引及蔣中正主觀、客觀判斷的影響,本有意繼續於徐州及其周邊陣地持久消耗。如是,由於日軍已詳擬包圍計畫,國軍此舉勢將造成極其慘重之傷亡。因此,統帥部在撤守過程,指導難稱適當。就戰區司令長官來說,在日軍發動總攻之後,李宗仁本與統帥部一同,欲繼續持久消耗日軍,及至戰況突變,日軍兵臨城下,方臨機應變,全面撤守。此過程,並未如李、白所稱之深謀遠慮與成功,且若非地理、氣候等因素之配合,恐亦將遭致嚴重挫敗。因此,李宗仁之作用在臨機應變及正確選定西南撤退方向,非精確預判日軍動態,及早撤退。此過程,得失相半。
論者或認為,淞滬會戰之後,統帥部真切認識到對日抗戰是持久戰,必須以空間換時間,懂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不在局部地區拚消耗。[75]經過本文的探討,可知徐州會戰時即便統帥部認識到空間換時間的重要,但在情報導引及綜合判斷之下,仍有意堅守徐州,在局部地區拚消耗。及至日軍全面包圍態勢已成,若非李宗仁等之抗命,國軍可能重複淞滬會戰之潰退。此戰例呈現持久消耗戰實際施行之問題—國軍雖不計較一城一地之得失,但對於重要城市或陣地,仍無法未經相當抵抗而撤,蓋如此,將使日軍長驅直入,縱有再大戰略地理縱深,也無法長期持久下去。此一情狀,在日後重大戰役中,不斷發生。[76]本文呈現徐州撤守指揮過程的複雜性,也呈現國軍持久消耗戰的困境。
[75] 姜從山、崔斌,〈國民黨持久戰略是何時形成的?〉,《許昌師專學報》,1998年第1期,頁86-88。楊天石,〈蔣中正與一九三七年的淞滬、南京之戰〉,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 年),頁243。
[76] 何智霖、蘇聖雄,〈後期重要戰役〉,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2):軍事作戰》(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292-293。
[76] 何智霖、蘇聖雄,〈後期重要戰役〉,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2):軍事作戰》(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292-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