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蔣委員長於武漢會戰之決策
蘇聖雄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壹、前言
民國26年(1937)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中日衝突加劇。7月12日,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率同國民政府要員與民間知名人士,於廬山舉 行談話會,商討對日議題。[1]17日,蔣發表廬山談話,宣布國家準備應戰。19日, 談話稿對外發表,述及盧溝橋事變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並言「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2] 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中、日在上海展開大規模戰事,蔣委員長調集全國軍隊支援上海。11月初,日軍於金山衛(杭州灣北岸)登陸,國民政府軍隊(以下簡稱國軍)頓失側翼防衛,全軍潰退,日軍追擊。12月中,日軍攻佔我國首都南京。民國27年 (1938)初,日軍為打通京浦線,實現華北、華中軍隊之會師,以及擊潰國軍之目的,與我國發生徐州會戰;此役仍以國軍戰敗告終。是年年中,日軍為澈底解消國軍戰力,決定乘勝追擊,前鋒直指武漢,武漢會戰(又稱「武漢保衛戰」,日 稱「漢口攻略作戰」)遂以爆發。
[1]吕芳上,〈凝聚抗戰共識:廬山談話會的召開〉,收入張玉法主編,《紀念七七抗戰勝利六十週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册(臺北:國史館,1998),頁25-84。
[2]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臺北,出版者不詳,1978),頁79-84。
武漢為我國自南京失陷之後的軍政中心,日軍巫思速戰速決,欲攻取此處以瓦解我國之民心士氣,以戰逼降。日本天皇在民國27年6月中旬的御前會議上,,i乃指示實施漢口攻略作戰。國軍在淞滬會戰、徐州會戰等重要戰役之後,軍隊往內陸轉進,大軍雲集於武漢周邊各省。中日全面戰爭以來規模最大、戰線最長、時間最久、傷亡最巨的戰役遂以爆發。[3]過去研究武漢會戰之專著、論文豐碩,“但聚焦於蔣委員長者相對較少。[5]既然蔣委員長為實際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其對戰事的決策,影響著我國的走向、成敗,有深入探討之必要。隨著國史館庋藏的《蔣 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陳誠副總統文物》,及其他相關資料的開放、出版,相關課題已有進一步開展的空間。[6]筆者整理《蔣檔》及其他資料之相關敘述,探討蔣委員長於武漢會戰之相關決策、指導,並嘗試說明其特色、影響。[7]除一章「前言」外,第二章「戰前蔣委員長的考量與布置」,略述武漢會戰之戰前態勢、日軍戰略目標,以及蔣委員長之考量與布置,尤將重點集中於後者。第三章「戰事中蔣委員長的決策,以戰事發展為經,蔣委員長之決策為緯,將二者交織一起,呈現蔣委員長獲知的情報,對日軍動態之理解,以及相關應變。第四章「廣州戰事與武漢撤守」,敘述對武漢會戰有重大影響的廣州戰鬥始末,以及該戰事發生後,蔣委員長之態度、轉變,及撤守武漢。第五章「結論」則整合上列各章,對此戰中蔣委員長之決策分項探討。
[3]柱中原、繆經中,〈武漢會戰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收入陳富安、劉光明主編,《武漢 會戰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頁50 + 舉要如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
[4]毛磊、劉繼增、袁繼 成、楊存厚,《武漢抗戰史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劉翰,〈武漢保衛戰研究》,《抗日戰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319-391 - 陳富安,劉光明主編,《武漢(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劉筱龄,〈中日武漢會戰概述〉,《中華民國史 專題論文集第一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2),頁591-628。陳道阔,《長河落日:武漢 會戰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5)。魏宏運,〈一九三八年武漢戰役的探討〉,紀 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996),頁 671-679。方知今,《江漢哀歌:武漢會戰紀實》(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李夢文,《武漢會戰:保衛大武漢》(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李永銘,1938:武漢大會戰》(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陳道闊,武漢大會戰內幕全解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 張洪濤,《血祭:中日武漢大會戰》(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2008 年在中國湖北省 武漢市,召開「海峽兩岸紀念武漢抗戰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並於次年出版論文集。參見于 麗、呂一群主編,《海峽兩岸紀念武漢抗戰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長江出版社, 2009)。最新的研討會為 2010年舉辦的「中山艦及武漢會戰國際研討會」,會議紀要參見陳鵬仁,〈兩岸史學交流的我見我聞簡——介日據初期的台灣報導和蒋介石、胡適之的交往〉,《海 峽評論》第237期(2010,臺北),頁55-58。張寫勤,〈解析歷史的現代意蕴——中山艦及武 漢會戰國際研討會綜述〉,《學習與實踐》2010年第6期(武漢),頁136-140。
[5]舉要如敖文蔚,〈武漢抗戰時期蔣介石的戰略戰術思想》,《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北 「京),頁128-156。数文蔚,〈蔣介石與武漢抗戰〉,《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4期(武漢),頁14-20。敖文蔚,〈武漢抗戰時期蔣介石治軍對策研究〉,《長江論壇》 2009年第2期(武漢),頁70-79。
[6]如楊維真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探討武漢會戰時期蔣委員長之「政略」,參見楊維真,〈蔣中正對中日武漢會戰的佈局——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為中心的探討〉,《中華 軍史學會會刊》第8期(2003,臺北),頁317-342。
[7]雖蔣委員長身處最高領導人地位,但其決策,不僅含括戰略層面,亦及於戰術層次(詳正文), 故本文不以「論蔣委員長於武漢會戰之戰略」名之。此外,翻閱史料,可如蔣委員長當時十分注· 重外交層面,李君山教授認為可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概括當時情態。限於篇幅,本文對外交層面,所談較略。
[1]吕芳上,〈凝聚抗戰共識:廬山談話會的召開〉,收入張玉法主編,《紀念七七抗戰勝利六十週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册(臺北:國史館,1998),頁25-84。
[2]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臺北,出版者不詳,1978),頁79-84。
武漢為我國自南京失陷之後的軍政中心,日軍巫思速戰速決,欲攻取此處以瓦解我國之民心士氣,以戰逼降。日本天皇在民國27年6月中旬的御前會議上,,i乃指示實施漢口攻略作戰。國軍在淞滬會戰、徐州會戰等重要戰役之後,軍隊往內陸轉進,大軍雲集於武漢周邊各省。中日全面戰爭以來規模最大、戰線最長、時間最久、傷亡最巨的戰役遂以爆發。[3]過去研究武漢會戰之專著、論文豐碩,“但聚焦於蔣委員長者相對較少。[5]既然蔣委員長為實際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其對戰事的決策,影響著我國的走向、成敗,有深入探討之必要。隨著國史館庋藏的《蔣 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陳誠副總統文物》,及其他相關資料的開放、出版,相關課題已有進一步開展的空間。[6]筆者整理《蔣檔》及其他資料之相關敘述,探討蔣委員長於武漢會戰之相關決策、指導,並嘗試說明其特色、影響。[7]除一章「前言」外,第二章「戰前蔣委員長的考量與布置」,略述武漢會戰之戰前態勢、日軍戰略目標,以及蔣委員長之考量與布置,尤將重點集中於後者。第三章「戰事中蔣委員長的決策,以戰事發展為經,蔣委員長之決策為緯,將二者交織一起,呈現蔣委員長獲知的情報,對日軍動態之理解,以及相關應變。第四章「廣州戰事與武漢撤守」,敘述對武漢會戰有重大影響的廣州戰鬥始末,以及該戰事發生後,蔣委員長之態度、轉變,及撤守武漢。第五章「結論」則整合上列各章,對此戰中蔣委員長之決策分項探討。
[3]柱中原、繆經中,〈武漢會戰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收入陳富安、劉光明主編,《武漢 會戰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頁50 + 舉要如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
[4]毛磊、劉繼增、袁繼 成、楊存厚,《武漢抗戰史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劉翰,〈武漢保衛戰研究》,《抗日戰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319-391 - 陳富安,劉光明主編,《武漢(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劉筱龄,〈中日武漢會戰概述〉,《中華民國史 專題論文集第一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2),頁591-628。陳道阔,《長河落日:武漢 會戰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5)。魏宏運,〈一九三八年武漢戰役的探討〉,紀 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996),頁 671-679。方知今,《江漢哀歌:武漢會戰紀實》(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李夢文,《武漢會戰:保衛大武漢》(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李永銘,1938:武漢大會戰》(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陳道闊,武漢大會戰內幕全解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 張洪濤,《血祭:中日武漢大會戰》(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2008 年在中國湖北省 武漢市,召開「海峽兩岸紀念武漢抗戰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並於次年出版論文集。參見于 麗、呂一群主編,《海峽兩岸紀念武漢抗戰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長江出版社, 2009)。最新的研討會為 2010年舉辦的「中山艦及武漢會戰國際研討會」,會議紀要參見陳鵬仁,〈兩岸史學交流的我見我聞簡——介日據初期的台灣報導和蒋介石、胡適之的交往〉,《海 峽評論》第237期(2010,臺北),頁55-58。張寫勤,〈解析歷史的現代意蕴——中山艦及武 漢會戰國際研討會綜述〉,《學習與實踐》2010年第6期(武漢),頁136-140。
[5]舉要如敖文蔚,〈武漢抗戰時期蔣介石的戰略戰術思想》,《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北 「京),頁128-156。数文蔚,〈蔣介石與武漢抗戰〉,《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4期(武漢),頁14-20。敖文蔚,〈武漢抗戰時期蔣介石治軍對策研究〉,《長江論壇》 2009年第2期(武漢),頁70-79。
[6]如楊維真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探討武漢會戰時期蔣委員長之「政略」,參見楊維真,〈蔣中正對中日武漢會戰的佈局——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為中心的探討〉,《中華 軍史學會會刊》第8期(2003,臺北),頁317-342。
[7]雖蔣委員長身處最高領導人地位,但其決策,不僅含括戰略層面,亦及於戰術層次(詳正文), 故本文不以「論蔣委員長於武漢會戰之戰略」名之。此外,翻閱史料,可如蔣委員長當時十分注· 重外交層面,李君山教授認為可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概括當時情態。限於篇幅,本文對外交層面,所談較略。
貳、戰前蔣委員長的考量與布置
一、徐州會戰後的考量與布置
武漢當平漢,粤漢兩鐵路之交,長江、漢水之會,為中國東西南北水路交通樞紐,華南、華北兩戰場之聯繫,戰略地位重要,且為國軍失守南京後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不啻為事實上的首都。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在攻克南京之後,便曾進行攻略漢口、廣東之研究,該研究雖在民國27年初以「戰面不擴大方針」而停止,但在徐州會戰爆發之後,此研究再度展開。4月上旬,日軍以井本熊男大尉與今岡豐大尉任研究主任。5月底,日方預計於今年秋天實施漢口攻略作戰,再繼之實施廣州攻略作戰。同時,近衛文麿內閣改組,宇垣一成大將擔任外務大臣兼拓殖大臣,池田成彬擔任大蔵大臣兼商工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將擔任陸軍大臣,米內光政大將續任海軍大臣。6月10日,設立由總理、外務大臣、大藏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組成的五相會議。該會議其後議定「集中國力,以概在本年內達成戰爭目的為前提。6月15日,日本天皇在御前會議中,正式決定實施漢口攻略作戰。日軍估計此戰需要兵力約40萬,其中新增兵員共 24 萬,並需籌措戰費32億 5000 萬日圓。 [8]
[8](日)秦郁彦編,《日本官僚制総合事典:1868-200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頁 18-19(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支那事變陸軍作戰二(東京:朝雲新聞社, 1973),本文對此書之譯文採用國防部史政編譯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 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頁131、134-135、170-171。
日軍原先計畫以一個軍沿京漢線南下,及以一個軍沿長江西上進攻兩案,後來考量到京漢線作戰所需兵力過大,而此時華北「治安不良」難以抽調兵力,故終止前案,決定以一個軍沿淮河進攻大别山東北方地區,另以一軍沿長江進攻。此案除可節省兵力,亦有統一由華中派遣軍作戰指揮之優點。5月底,日本大本營策定華中派遣軍於6月中、下旬在長江方面占領安慶,淮河方面占領壽縣、正陽關,六安附近,以備爾後之作戰。6月12日,因國軍於花園口破壞黃河大堤,黄河潰決,日軍認為利用淮河水運將有困難,乃決定主力沿長江一路前進,另一路以大别山北麓向西作為助攻。6月18日,日軍發布〈大本營陸軍命令第一一九號》、 〈大本營陸軍指示第一六一號》,指示「大本營於以初秋為期,企圖攻略漢口。[9]
[9]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170-174。日本稱中國為「支那」,華中派遣軍日文原作「中支那派遣軍」。
5月31日,蔣委員長對於徐州會戰後日軍之動向進行評估:「敵將先攻洛陽,打通隴海路,再由西安荊紫關公路直搗襄樊、截斷宜荊,包圍武漢乎?此應特別注意。」[10]委員長是時之估計,與日軍計畫並不相合,但已預見日軍將進犯武漢。委員長乃於6月4日針對武漢之防禦,指示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總長白崇禧:「武漢附近之作戰,應特別注重湖沼地之戰術與必要之準備,希切實研究组具體計劃詳報。」[11]同日,蔣委員長對日本內閣改組評論謂:「此次倭內閣改組,言坂垣繼任陸相,形成對俄作戰之內閣,如其果能佔領我武漢,則當即時向俄開戰。以其不解決俄國問題,則中國問題無從解決耳。」[12]再次預測日軍將進犯武漢。蔣委員長對日軍進攻武漢之時間點,亦有所評估:「八月以前兩季水漲,敵或不敢急攻武漢,故我應即時整理內部,增強實力,待時乘機,再反攻。」[13]其預測頗為準確,日軍的確不於8月以前實施攻擊,而在8月底發動總攻。6月6日,委員長手諭頒布更新之武漢衛戍區戰鬥序列,仍以陳誠為武漢衛戍總司令。[14]此際,委員長獲報日軍有攻擊華南之意圖,乃電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曰:「據報倭決增兵華南,由海豐、惠來等處登陸,請注意」。[15]委員長此情報亦頗為準確,日軍的確有意在攻略漢口時,繼之奪取廣州。8日,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頒布保衛武漢作戰計[16],委員長審時度勢,自謂:
[10]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臺北:國史館,2010),民國27年5月 | 31 日記事,頁575 。 民國27年5月19日徐州撤守。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 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頁73。
[11]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4日記事,頁600。
[12]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4日記事,頁601。「坂」垣應作「板」,原文如此,暫不改動。
[13]葉健責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6日記事,頁608。
[14]〈手論頒發武漢衛戍區戰鬥序列〉(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六日),收入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 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臺北:國史館,2007),頁311-312。陳誠於民國27 年1月1日即奉命為武漢衛戍總司令。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74、80。
[15]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7日記事,頁609 。
[16]計畫全文參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毫 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308。
敵已抽調東北防俄兵力增援關內,晉綏察各省、平漢膠濟兩路均已增兵,此為其大舉南侵之準備,然無論其先攻武漢或粤漢並攻,或先侵洛陽潼關,再圖漢寧,我皆有其策應方案。總之,有利則固守進攻,否則避戰以保實力,此與敵做持久戰之要義也。[17]
[17] 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8日記事,頁612。
委員長對日軍進犯之各種方式,有種種設想,自謂不管敵軍如何進犯,皆有策應方案,並提出其戰略構想,即「持久戰,有利則国守進攻,否則避戰以保實力」。[18] 基於此,委員長雖然對於武漢之重要性知之甚深,聲言「武漢決可堅守,軍事委員會絕不他徙,[19]並自調「若武漢再被敵攻陷,則我窮苦之婦孺同胞,將不知遭遇如何之浩劫,但整體戰略仍為「如決戰無勝算,則擇地扼守,以待整軍後再取攻勢。」6月30日,委員長與倫敦每日快報記者談話,復提到「華軍必堅守武漢,但即若華軍須由武漢撤退,此亦無關重要。」[20]7月26日,又謂:「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應保持相當兵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 [21]
[18]6月10日蔣委員長答外國記者訪問,復謂「現在戰關鍵,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據守,最要緊 的是一方面選擇有利地區,以擊破敵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區以及敵軍後方,盡量消耗敵人 的力量。.... 長期抗戰,此為最大要著。」李澤主編,武漢抗戰史料選編》(出版地、出版 者不詳,1985),頁273。
[19]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一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民國27年6月20日日記,頁289-290。
[20]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1 冊,民國27年6月26-27、30 日記事,頁580-681、689。
[21]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研(臺北:國史館,2010),民國27年7月26日記事,頁105。
為配合「持久戰,委員長是時亦重「焦土抗戰」,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破壞黄河大堤以阻滯日軍。於是第一戰區第二十集團軍(軍長商震)參謀處長魏汝霖負責監工,新編第八師(師長蔣在珍)和一個工兵營負責執行挖掘和爆破任務。6月9日,炸堤成功,黃河氾濫,日軍各部乃停止徐州會戰後的追擊。[22]同月10日,委員長以日軍進攻安慶甚急,電令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楊森激底破壞安慶機場,「最好灌水成湖,使其不能作用。又安慶東西各區堤壩,凡於我軍事有利者,從速準備掘堤放水,以阻止敵軍之前進」。 [23]12日再電楊森謂:「機場必須晝夜加急破壞,儘速淹沒,務限三日內負責掘毁,使成沼澤勿誤。」[24]14日,以電話指示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將星子至萬杉寺間的公路破壞,永修武寧間公路亦 可破壞。 [25]
[22]炸提成功之後,蔣委員長以密電致程潛,令其向民眾宣傳黄河大堤為日軍飛機炸毀。各報隨即 於12 日以後報導日機轟炸造成決口。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鄭州市委員會文史資 料研究委員會編,《鄭州文史資料》第二輯:黃河花園口掘賭專輯(鄭州:編者印行,1986), 頁25-32。宋希濂,後遷大將軍 ——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頁146-147。 「程潛黨蔣中正黄河決口情形及預擬宣傳方案」(1938年6月10日),《蔣中正總統文物, 特交檔案》(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一般資料,典藏號: 002080200283022。魏汝霖,抗 「戰期間黄河決口紀實〉,《東方雜誌》5卷1期(1971,臺北,頁78-81。魏汝霖,〈抗戰期 間黄河决口紀實〉,《中原文獻》4卷3期(1972,臺北),頁33-37。魏汝霖,〈抗戰期間黃 河決口經過紀實〉,《中原文獻》8卷7期(1976,臺北),頁14-18。魏汝霖,〈抗戰時期黃 河決口真相,《中外雜誌第26卷4期(1979,臺北),頁64-66。上列魏氏文章,為其將自 錯情形撰為紀實,分日敘述,並附圖說,30年後才發表,各篇內容皆相同。
此際,蔣委員長為迎接會戰,展開種種相關布置,整理歸納概略有五點:
(一)補充、訓練兵力:
為面對日軍大舉進攻,亟需補充、訓練兵員;或加緊徵兵,或調其他戰區部隊前來增援。舉要如6月11日,電令軍事委員會軍政部長何應欽限期補充各師缺額。 7月19日,以手諭令第二、五預備軍司令兼鄂湘川邊區綏靖主任劉峙編練士兵10 萬,軍政部第四補充兵訓練總處處長祝紹周編練5萬。[27] 8月2 日,電程潜擬調宋希濂的第七十一軍向平漢路南段增援,並盼其嚴督該部加緊訓練。同日,電宋希濂詳報所部各師最近補充訓練程度以何師最好、何師最壞,待有必要時,將調至武漢附近增援。又電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第十七軍軍團長胡宗南準備最完善之四個師,隨時候車向武漢附近增援。[28]
[23]「蔣中正電楊森安慶飛機場應速破壞各有利區堤琪速設備以阻敵軍前進(1938年6月10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抗戰時期,典藏號: 002020300011018。
[24]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12日記事,頁636。
[25]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226。蔣委員長此時對 焦土作戰做出大量指示,尚有〈手論破壞公路橋樑之時機按情況自行決定〉(民國27年6月 10日)、〈手論黄梅廣濟公路應即時破壞具報》(民國27年6月12日)、〈手論為防敵戰車 重砲登陸及渡江應將原有設備徹底破壞(民國27年6月13日)、(手論負責破壞之公路請 遵照並迅速與第五戰區協商辦理具報》(民國27年6月14日)、〈手論已飾戴笠計劃破壞石 灰窯各工廠〉(民國27年6月24日)等等,參見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 先生往來函雷》上册,頁312、314-316319、324-325、328、333-334。
[26]〈蔣委員長指示軍事委員會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前方各師缺額限期補充完畢手令〉(1938年6月 1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 312。何應欽任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
[27]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7月19日記事,頁73 。
[28]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2日記事,頁134-135
(二)計畫疏散、物資後送:
委員長早有戰事不利便撤守之想,故人員疏散、物資後送亦為其所重。舉要如6月6日,指示何應欽將堆積於宜昌與長沙、衡陽各地重要物品,趕速搬運至巴東、萬縣與常德、沅陵。[29] 6月30日,手諭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擬定疏散武漢附近難民與工廠女工、幼童之計畫。[30]
[29]〈蔣委員長指示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將堆積在宜昌與長沙、衡陽各地重要物品速搬運至 巴東等地手令》(1938年6月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是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抗 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06-307。
[30]〈手擬定疏散武漢附近難民與工廠女工幼童計畫〉(民國27年6月30日),收入何智霖編 輯,陳誠先生害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頁318、320。
(三)構築工事、通信與修路:
面對日軍攻擊,不論防禦建物、通信或交日,要通,皆有必要積極建設,以利戰事進行。舉要如6月11日,電何應欽、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徐永昌趕築後方事。[31]7月14求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約同蘇俄顧問,限期改正沿江各工事。[32] 8月2日,又電陳誠應特別注重大冶前方之黃石港、石灰窯、道士袱, 與緯源口一帶之預備陣地。[33]
[31]〈蔣委員長指示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經速構築後方各處之工事及派部 隊駐防之地點條論〉(1938年6月1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 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12。
[32](手諭约同俄顧問限期改正沿江各地工事(民國27年7月14日),收入何智霖編輯,《陳 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頁322。
[33]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2日記事,頁134。
(四)積存糧彈:
戰事進行時,彈藥消耗甚巨:為進行持久戰,糧食亦十分重要,委員長乃積極要求糧彈之積儲。舉要如8月2日,手令何應欽速籌第五戰區之糧彈補給。[34] 8月4日,手諭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副司令萬耀煌曰:「武漢附近各部隊,須在其陣地附近,儲積兩個月以上之糧彈,以為固守之計。」[35]
[34](蔣委員長指示軍事委員會軍政部長何應欽速籌第五戰區之糧彈補給手令(1938年8月2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 ——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25。
[3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4日記事,頁146-147。
(五)民生與組織:
為有效支援戰爭,民眾有必要予以組織,而戰爭爆發後之民生問題(防疫、 衛生等),亦不可偏廢。舉要如6月22日手論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36]設立戰地動員委員會,並規定具體工作方案及主持人員。[37]8月14日,手諭軍政部軍需署署長周駿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轉萬耀煌,要求發給武漢三鎮守備部隊各師特別費各一萬元,令其多用於現款雇用民伕、預防瘟疫,及衛生設備方面,另一部分則用於組織其所部附近之民眾,以期在戰爭中能與官兵合作,盡力協助與救護。[38]
[36]陳誠當時身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武漢衛戍總司令、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等職。
[37]〈手諭設立戰地動員委員會並規定具體工作方案及主持人員〉(民國27年6月22日),收入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頁318。
[38]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14日記事,頁182-183。 當時之難民收容諸項課題,可參閱Mackinnon Stephen R., Wuhai, 1938. War, Refugees, vie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至8月中旬,蔣委員長觀測敵軍動向時日:
敵軍部署已漸明,其第二、第三師各一旅,第六、第九、第十一、第十三各師,將全用於北岸。而其在南岸者,為第一零六、第十六、第一零一各師與波田旅,或加第十八師與近衛師之一部,目的在於本月內攻略武漢也。[39]
[39]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12日記事,頁173。
雖對日軍參戰兵力觀察有所誤差(詳下),但對攻擊日期之判斷甚為準確,日軍的
確於8月底,發動漢口攻略作戰。
二、張鼓峰事件之波折
日本自日俄戰爭(1904-1905)以來,以俄國為假想敵之一,極為重視日俄(蘇)關係。蔣委員長深知日蘇矛盾,在全面抗戰前,便有日蘇先戰之想。[40]其後雖無法如願,但仍對日蘇互動極為關切。6月12日,蔣委員長出席武漢黨政軍各界擴大紀念週,在講演中便提到:
[40]蔣中正,〈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收入黃自進主編,《蔣中正先生對日言論選集》 (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4),頁286-306。黃自進,〈「安內攘外」的另一章:將介石對 「日蘇先戰」的期盼〉,收入氏編,《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上冊(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
頁 123-17)。
此次敵閣改組,在加緊對大陸的侵略,準備積極進攻蘇俄,企圖同時解決中蘇問題:(1)日本大陸政策的目標在侵略中國,亦在侵略遠東的蘇俄。(2) 宇垣、荒木、板垣等「對俄論」者入閣,是為積極進攻蘇俄之証。(3)日本欲解決中國問題,必先解決蘇俄問題。[41]
[41]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12 日記事頁633。
22日,委員長復針對日本情勢謂:「是其少壯派對俄緩華之主張,或能至實現之時乎。」[42]可見委員長對日蘇是否發生戰事之關注。在此思維脈絡之下,日蘇張鼓峰事件之爆發,格外獲委員長重視。
[42]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22日記事,頁665。
張鼓峰事件為日本、滿洲與蘇俄的邊境衝突。7月9日,位在滿洲國國境東南。端的張鼓峰,有十數名蘇軍士兵進入,並陸續增加兵力構築陣地。此地由日本朝鮮軍第十九師團負責守備,朝鮮軍接獲情報後,向中央提出「首先進行外交談判,若對方不理會,則以實力驅逐」的建議。日本大本營為使外交交涉有相當後盾,並預防緊急情況,於16日命令朝鮮軍「因應需要得將部隊集結在國境附近,但行使武力必須等待命令」。於是第十九師團尾高龜藏中將率部在 20 日前後集結在國 境附近。29日,蘇軍再度「越境」構築工事,尾高師團長接獲報告,採取斷然處置,逕行命令所部驅逐蘇軍。31 日,日軍占領張鼓峰。蘇軍隨即於次日在空軍、砲兵支援下猛烈反擊,但為日軍擊退。日本大本營雖堅持不擴大方針,但朝鮮軍司令官仍認可下級增強兵力之建議。8月6日至10日,蘇軍再度發動攻勢,仍為 日軍擊退。日本關東軍見情況益趨嚴重,自動將下轄師團向國境推進,以為增援;大本營亦將部署於南滿的直轄第一零四師團推進到琿春,以牵制蘇俄遠東軍。[43]
[43]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 213-215。[日]日本防衛廳驶史室編,《關東軍(1)——对〉戰備·毛Y八y事件》(東京: 朝雲新聞社,1969),本文譯本採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關東軍作戰(一) 一九一八 事變與關東軍》(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8),第三章:張鼓峰事件,頁480-583。
蔣委員長甚為注意張鼓峰事件之發展,逐日記下事變過程:
七月十二日,蘇軍進佔張鼓峰。十四日,偽滿「滿洲國向蘇抗議。十五日,蘇軍對倭[日本]偽憲兵射擊,死傷各一名。十六日,倭駐蘇代辦在蘇外交部交涉至四小時之久,至翌晨三時半始畢。依中俄一八九六年揮春條約,証明張鼓峰(即長濟湖西)為俄領。十七日,美聯社莫斯科電,蘇俄任 加倫「曾於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任國軍軍事顧問】為遠東戰線總司令,最近西 北利亞「即西伯利亞】各地均有作戰準備云。十八日,偽滿派二人往西北利亞交涉,蘇外交部聲明紅軍並無越界舉動。十九日,近衛(日本首相近衛文磨刀見倭王(即日本天皇],蘇機飛偽滿邊境視察。二十日,板垣訪宇垣,見倭王,談二小時十分之久。重光【日本駐蘇聯大使重光葵]訪李維諾夫【蘇聯外交部長),蘇俄認張鼓峰為俄領,拒絕撤兵要求。二十一日,宇垣訪板垣,見倭王;板垣訪近衛;近衛見倭王。蘇機三十餘架向偽鮮(即朝鮮]邊 境東一帶示威。[44]
[44]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7月21日記事,頁79-80。
7月22日,委員長對此事件發生以後日本之動向,進行預測:
俄佔張鼓峰至今已足十日,俄既對倭拒絕撤兵,其政府又間接向我明言,對倭決不退讓,是俄已決定備戰,此後祇視倭之動向如何。余觀察不出如下之數點:(甲)先對俄恫嚇,逼其撤兵。(乙)如俄不為所動,堅不撤兵,則設法緩和,先以現有兵力猛攻武漢,待佔領武漢,對華軍事告一段落,再向俄進攻。(丙)倭為根本解決東亞問題,對華以湖口現地為止,暫取守勢,而以全力進攻蘇俄,待擊敗蘇俄後,則對華問題,彼當以為不解自決也。今甲計已然失敗,姑不具論。若其出於乙計,則現有兵力進攻武漢,決無把握,戰事將無了期,俄決不能坐視久待,且冬季作戰為俄之利,最遲至本年十一月,俄決不肯失機待攻也。若其出於內計,則係以現有疲憊之兵兩面作戰,雖竭全力,亦無把握,反不如先求解決武漢後,再對蘇俄,較為得策。然從此國威墮落千丈,此又非倭寇氣短者之所能忍也。總之,以其戰略言,則應先攻武漢,以其政略言,則應先攻蘇俄。攻俄而敗,猶可對其國內交代,若為戰華而敗,則倭閥更不能為其國內所恕宥。故此種少壯無謀,以國事為兒 戲之倭閥,或將以全力侵俄,以為孤注一擲之計,亦未可知耳。[45]
[4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7月22 日記事,頁84-86。
委員長歸納日本對蘇方策有三,而以後兩者較為可能,即先攻武漢或先攻蘇俄。委員長認為兩者利弊皆具,難定優劣,但日本少壯派軍閥或許氣短不能忍, 將孤注一擲,全力侵蘇。
站在中國的立場,若日蘇全面開戰,將大大解中國戰場之壓力,委員長必定對此有深切期望,故極為關注日蘇張鼓峰邊界衝突之後續發展,且不斷試圖預測目軍動向。然而,委員長也不僅僅懷抱幻想,自謂「倭寇如能藉對俄憤激之民氣,以收束對華戰局,是其政略上之上策,然倭未必果行,故吾人仍須做抗戰到底之打算也」。[46]
[4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7月25日記事,頁101-102。
隨著時間推進,日蘇戰事愈發激烈,蔣委員長益為期待日蘇大戰。7月31日,委員長獲報日軍於晨5時奪回張鼓峰,日蘇正劇戰中,謂:「俄倭戰事其將從此開始矣!願上帝佑我中華,使我能轉危為安,避凶趨吉也。」8月1日,委員長得消息日蘇仍在張鼓峰附近相持中,日方宣稱擊落俄機5架,蘇稱日軍已侵佔其領土達2英里半,委員長乃謂:「近日倭軍在華未有積極行動,似為張鼓峰案所牽制。」2日,委員長曰:「張鼓峰又被俄軍克復,如果屬實,則敵之關東軍有不待其東京命令,對俄軍自由行動,擅自作戰之可能。如此,則俄雖欲避戰,亦不可得矣。」3日,委員長繼續觀察戰為:「據莫斯科消息,倭寇自二日晨起,以大兵奪取張鼓峰,至今激戰未止。而倭寇則稱,自三日十時起,俄軍已退。此必倭欺騙其民眾,使恐慌耳。 14日,委員長謂「法國總理聲稱,如張鼓峰擴大、德、意進攻捷克,則法國必遵約盡其同盟義務。此於蘇俄得以專心對倭之助力不少,俄倭戰爭必不可免乎」,預測日蘇已不免一戰。6日,委員長獲報英、法有勸蘇俄退讓之意,乃連電駐英大使郭泰祺、駐法大使顧維鈞探詢英法政府之態度,希望法國政府能「積極協助蘇俄,向東發展。[47]7日,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呈意見,認為日蘇「戰事應不能免,最小限亦須取對峙態勢」。[48] 10日,委員長以為日本內部形勢動盪已極,中國「苦戰經年,至今始得攻破其吞滅中國之野心也。”11日,委員長認為日本「不僅進攻武漢計畫,已呈動搖,即其對我中國整個政策,亦在動盪,而將有所變更也。」[49]同時,委員長約集相關人士,商討日蘇問是否即將發生大戰,並研究相關方策。
[47]蕭李岳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7月31日、8月14、石日記事, 頁122、130-131、137、141、147、150。
[48]趙正楷、陳存恭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頁75。
[49]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10、11日記事,頁165、12。
然而,張鼓峰事件最終結果,並不如蔣委員長之期望。在日、蘇皆不欲擴大戰事的情況下,雙方於8月10日夜12時在莫斯科簽訂停戰協定。11日中午,日蘇停戰,事件結束。[50]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蔣廷黻,對蔣委員長面對張鼓峰事件 的這一段歷史,描述得頗為傳神:
[5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215。
在我赴渝前一天,蔣委員長的秘書電告我,要我當晚與委員長共進晚餐。 我們「與行政院副院長張群]共同推測當天晚上的情形,當時日本軍隊已經 與蘇俄遠征軍布魯嫩〔即加倫將軍的部隊在朝鮮邊境發生武裝衝突。....... 有人認為這就是我們大家所盼望已久的日俄戰爭。....(張群猜測)由於我新從蘇聯回來,委員長可能要我發表意見。....晚餐後,他「蔣委員長)說他要在當晚討論張鼓峰事件。(大公報》主筆張季鸞首先發言。他認為張鼓峰事件一定就是新日俄戰爭的開始。許多人都發言贊同他的看法。有一位先生為了強調樂觀的遠景,甚至宣稱日本財政將於九月崩潰。.....許多人發過言後,委員長轉身對我說:「廷敲,你對蘇聯很了解。你分析一下張鼓峰事件。」我回答說:「我認為那只是一次邊界衝突,起於雙方的帶兵官,並非雙方政府事先命令他們開戰的。就布魯賴本人說,我認為他的行動不僅受到上級命令,而且可能是違反上級規定的。」當我發言時,所有以前發言的人都反對我,認為我不智。但委員長卻在討論結束時說:「廷黻說的對,散會吧。我們要自己努力,就當作張鼓峰事件沒有發生。」如果說他(蔣委員長)對蘇聯直接軍事援助曾經存在任何幻想的話,他一定是放棄這種幻想而面對殘酷事實的第一人。[51]
[51]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長沙:岳麓書社,2003),頁219-220。
蔣委員長在期望落空之後,並未萎靡不振,反而很早就「放棄這種幻想」,並自謂「審察俄倭張鼓峰衝突之結果,以軍事言,似倭勝於俄,今後倭更不畏俄矣。 能與倭軍抗衡者,惟我華軍,倭亦自認不敢輕侮華軍矣」,[52]頗有自我慰勉之概。8 月22日,委員長對張鼓峰事件進行回顧,記入雜錄之中:
[52]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18日記事,頁194。
俄倭張鼓峰事件突趨緊急,雙方衝突,無異大戰爆發。此時吾人固望俄勝倭敗,使倭遭受打擊而不肯甘休,則中倭之戰可急轉直下。十二日俄倭停戰 協定成立,証明倭戰勝於俄,張鼓峰始終在陸軍手中而未被俄奪回。是俄力弱,竟至退讓,竊恐以後倭不懼俄,亦不受其牵制矣。但俄倭衝突結果,可得如下之結論:(一)對俄決不示弱退讓。(二)倭恨俄從此益甚。(三)德倭以俄為弱,更協以謀俄。此則於我未始無益也。[53]
[53]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22日記事,頁208-209。
委員長對事件後之估計,較為樂觀,以後見之明觀之,不見得正確,但可視為其自我激勵之作。
蔣委員長在張鼓峰事件中從期待到落空,卻又能樂觀看待局勢,積極、務實地面對即將發生的武漢會戰。
武漢當平漢,粤漢兩鐵路之交,長江、漢水之會,為中國東西南北水路交通樞紐,華南、華北兩戰場之聯繫,戰略地位重要,且為國軍失守南京後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不啻為事實上的首都。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在攻克南京之後,便曾進行攻略漢口、廣東之研究,該研究雖在民國27年初以「戰面不擴大方針」而停止,但在徐州會戰爆發之後,此研究再度展開。4月上旬,日軍以井本熊男大尉與今岡豐大尉任研究主任。5月底,日方預計於今年秋天實施漢口攻略作戰,再繼之實施廣州攻略作戰。同時,近衛文麿內閣改組,宇垣一成大將擔任外務大臣兼拓殖大臣,池田成彬擔任大蔵大臣兼商工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將擔任陸軍大臣,米內光政大將續任海軍大臣。6月10日,設立由總理、外務大臣、大藏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組成的五相會議。該會議其後議定「集中國力,以概在本年內達成戰爭目的為前提。6月15日,日本天皇在御前會議中,正式決定實施漢口攻略作戰。日軍估計此戰需要兵力約40萬,其中新增兵員共 24 萬,並需籌措戰費32億 5000 萬日圓。 [8]
[8](日)秦郁彦編,《日本官僚制総合事典:1868-200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頁 18-19(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支那事變陸軍作戰二(東京:朝雲新聞社, 1973),本文對此書之譯文採用國防部史政編譯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 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頁131、134-135、170-171。
日軍原先計畫以一個軍沿京漢線南下,及以一個軍沿長江西上進攻兩案,後來考量到京漢線作戰所需兵力過大,而此時華北「治安不良」難以抽調兵力,故終止前案,決定以一個軍沿淮河進攻大别山東北方地區,另以一軍沿長江進攻。此案除可節省兵力,亦有統一由華中派遣軍作戰指揮之優點。5月底,日本大本營策定華中派遣軍於6月中、下旬在長江方面占領安慶,淮河方面占領壽縣、正陽關,六安附近,以備爾後之作戰。6月12日,因國軍於花園口破壞黃河大堤,黄河潰決,日軍認為利用淮河水運將有困難,乃決定主力沿長江一路前進,另一路以大别山北麓向西作為助攻。6月18日,日軍發布〈大本營陸軍命令第一一九號》、 〈大本營陸軍指示第一六一號》,指示「大本營於以初秋為期,企圖攻略漢口。[9]
[9]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170-174。日本稱中國為「支那」,華中派遣軍日文原作「中支那派遣軍」。
5月31日,蔣委員長對於徐州會戰後日軍之動向進行評估:「敵將先攻洛陽,打通隴海路,再由西安荊紫關公路直搗襄樊、截斷宜荊,包圍武漢乎?此應特別注意。」[10]委員長是時之估計,與日軍計畫並不相合,但已預見日軍將進犯武漢。委員長乃於6月4日針對武漢之防禦,指示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總長白崇禧:「武漢附近之作戰,應特別注重湖沼地之戰術與必要之準備,希切實研究组具體計劃詳報。」[11]同日,蔣委員長對日本內閣改組評論謂:「此次倭內閣改組,言坂垣繼任陸相,形成對俄作戰之內閣,如其果能佔領我武漢,則當即時向俄開戰。以其不解決俄國問題,則中國問題無從解決耳。」[12]再次預測日軍將進犯武漢。蔣委員長對日軍進攻武漢之時間點,亦有所評估:「八月以前兩季水漲,敵或不敢急攻武漢,故我應即時整理內部,增強實力,待時乘機,再反攻。」[13]其預測頗為準確,日軍的確不於8月以前實施攻擊,而在8月底發動總攻。6月6日,委員長手諭頒布更新之武漢衛戍區戰鬥序列,仍以陳誠為武漢衛戍總司令。[14]此際,委員長獲報日軍有攻擊華南之意圖,乃電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曰:「據報倭決增兵華南,由海豐、惠來等處登陸,請注意」。[15]委員長此情報亦頗為準確,日軍的確有意在攻略漢口時,繼之奪取廣州。8日,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頒布保衛武漢作戰計[16],委員長審時度勢,自謂:
[10]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臺北:國史館,2010),民國27年5月 | 31 日記事,頁575 。 民國27年5月19日徐州撤守。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 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頁73。
[11]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4日記事,頁600。
[12]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4日記事,頁601。「坂」垣應作「板」,原文如此,暫不改動。
[13]葉健責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6日記事,頁608。
[14]〈手論頒發武漢衛戍區戰鬥序列〉(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六日),收入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 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臺北:國史館,2007),頁311-312。陳誠於民國27 年1月1日即奉命為武漢衛戍總司令。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74、80。
[15]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7日記事,頁609 。
[16]計畫全文參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毫 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308。
敵已抽調東北防俄兵力增援關內,晉綏察各省、平漢膠濟兩路均已增兵,此為其大舉南侵之準備,然無論其先攻武漢或粤漢並攻,或先侵洛陽潼關,再圖漢寧,我皆有其策應方案。總之,有利則固守進攻,否則避戰以保實力,此與敵做持久戰之要義也。[17]
[17] 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8日記事,頁612。
委員長對日軍進犯之各種方式,有種種設想,自謂不管敵軍如何進犯,皆有策應方案,並提出其戰略構想,即「持久戰,有利則国守進攻,否則避戰以保實力」。[18] 基於此,委員長雖然對於武漢之重要性知之甚深,聲言「武漢決可堅守,軍事委員會絕不他徙,[19]並自調「若武漢再被敵攻陷,則我窮苦之婦孺同胞,將不知遭遇如何之浩劫,但整體戰略仍為「如決戰無勝算,則擇地扼守,以待整軍後再取攻勢。」6月30日,委員長與倫敦每日快報記者談話,復提到「華軍必堅守武漢,但即若華軍須由武漢撤退,此亦無關重要。」[20]7月26日,又謂:「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應保持相當兵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 [21]
[18]6月10日蔣委員長答外國記者訪問,復謂「現在戰關鍵,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據守,最要緊 的是一方面選擇有利地區,以擊破敵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區以及敵軍後方,盡量消耗敵人 的力量。.... 長期抗戰,此為最大要著。」李澤主編,武漢抗戰史料選編》(出版地、出版 者不詳,1985),頁273。
[19]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一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民國27年6月20日日記,頁289-290。
[20]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1 冊,民國27年6月26-27、30 日記事,頁580-681、689。
[21]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研(臺北:國史館,2010),民國27年7月26日記事,頁105。
為配合「持久戰,委員長是時亦重「焦土抗戰」,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破壞黄河大堤以阻滯日軍。於是第一戰區第二十集團軍(軍長商震)參謀處長魏汝霖負責監工,新編第八師(師長蔣在珍)和一個工兵營負責執行挖掘和爆破任務。6月9日,炸堤成功,黃河氾濫,日軍各部乃停止徐州會戰後的追擊。[22]同月10日,委員長以日軍進攻安慶甚急,電令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楊森激底破壞安慶機場,「最好灌水成湖,使其不能作用。又安慶東西各區堤壩,凡於我軍事有利者,從速準備掘堤放水,以阻止敵軍之前進」。 [23]12日再電楊森謂:「機場必須晝夜加急破壞,儘速淹沒,務限三日內負責掘毁,使成沼澤勿誤。」[24]14日,以電話指示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將星子至萬杉寺間的公路破壞,永修武寧間公路亦 可破壞。 [25]
[22]炸提成功之後,蔣委員長以密電致程潛,令其向民眾宣傳黄河大堤為日軍飛機炸毀。各報隨即 於12 日以後報導日機轟炸造成決口。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鄭州市委員會文史資 料研究委員會編,《鄭州文史資料》第二輯:黃河花園口掘賭專輯(鄭州:編者印行,1986), 頁25-32。宋希濂,後遷大將軍 ——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頁146-147。 「程潛黨蔣中正黄河決口情形及預擬宣傳方案」(1938年6月10日),《蔣中正總統文物, 特交檔案》(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一般資料,典藏號: 002080200283022。魏汝霖,抗 「戰期間黄河決口紀實〉,《東方雜誌》5卷1期(1971,臺北,頁78-81。魏汝霖,〈抗戰期 間黄河决口紀實〉,《中原文獻》4卷3期(1972,臺北),頁33-37。魏汝霖,〈抗戰期間黃 河決口經過紀實〉,《中原文獻》8卷7期(1976,臺北),頁14-18。魏汝霖,〈抗戰時期黃 河決口真相,《中外雜誌第26卷4期(1979,臺北),頁64-66。上列魏氏文章,為其將自 錯情形撰為紀實,分日敘述,並附圖說,30年後才發表,各篇內容皆相同。
此際,蔣委員長為迎接會戰,展開種種相關布置,整理歸納概略有五點:
(一)補充、訓練兵力:
為面對日軍大舉進攻,亟需補充、訓練兵員;或加緊徵兵,或調其他戰區部隊前來增援。舉要如6月11日,電令軍事委員會軍政部長何應欽限期補充各師缺額。 7月19日,以手諭令第二、五預備軍司令兼鄂湘川邊區綏靖主任劉峙編練士兵10 萬,軍政部第四補充兵訓練總處處長祝紹周編練5萬。[27] 8月2 日,電程潜擬調宋希濂的第七十一軍向平漢路南段增援,並盼其嚴督該部加緊訓練。同日,電宋希濂詳報所部各師最近補充訓練程度以何師最好、何師最壞,待有必要時,將調至武漢附近增援。又電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第十七軍軍團長胡宗南準備最完善之四個師,隨時候車向武漢附近增援。[28]
[23]「蔣中正電楊森安慶飛機場應速破壞各有利區堤琪速設備以阻敵軍前進(1938年6月10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抗戰時期,典藏號: 002020300011018。
[24]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12日記事,頁636。
[25]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226。蔣委員長此時對 焦土作戰做出大量指示,尚有〈手論破壞公路橋樑之時機按情況自行決定〉(民國27年6月 10日)、〈手論黄梅廣濟公路應即時破壞具報》(民國27年6月12日)、〈手論為防敵戰車 重砲登陸及渡江應將原有設備徹底破壞(民國27年6月13日)、(手論負責破壞之公路請 遵照並迅速與第五戰區協商辦理具報》(民國27年6月14日)、〈手論已飾戴笠計劃破壞石 灰窯各工廠〉(民國27年6月24日)等等,參見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 先生往來函雷》上册,頁312、314-316319、324-325、328、333-334。
[26]〈蔣委員長指示軍事委員會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前方各師缺額限期補充完畢手令〉(1938年6月 1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 312。何應欽任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
[27]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7月19日記事,頁73 。
[28]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2日記事,頁134-135
(二)計畫疏散、物資後送:
委員長早有戰事不利便撤守之想,故人員疏散、物資後送亦為其所重。舉要如6月6日,指示何應欽將堆積於宜昌與長沙、衡陽各地重要物品,趕速搬運至巴東、萬縣與常德、沅陵。[29] 6月30日,手諭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擬定疏散武漢附近難民與工廠女工、幼童之計畫。[30]
[29]〈蔣委員長指示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將堆積在宜昌與長沙、衡陽各地重要物品速搬運至 巴東等地手令》(1938年6月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是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抗 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06-307。
[30]〈手擬定疏散武漢附近難民與工廠女工幼童計畫〉(民國27年6月30日),收入何智霖編 輯,陳誠先生害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頁318、320。
(三)構築工事、通信與修路:
面對日軍攻擊,不論防禦建物、通信或交日,要通,皆有必要積極建設,以利戰事進行。舉要如6月11日,電何應欽、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徐永昌趕築後方事。[31]7月14求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約同蘇俄顧問,限期改正沿江各工事。[32] 8月2日,又電陳誠應特別注重大冶前方之黃石港、石灰窯、道士袱, 與緯源口一帶之預備陣地。[33]
[31]〈蔣委員長指示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經速構築後方各處之工事及派部 隊駐防之地點條論〉(1938年6月1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 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12。
[32](手諭约同俄顧問限期改正沿江各地工事(民國27年7月14日),收入何智霖編輯,《陳 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頁322。
[33]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2日記事,頁134。
(四)積存糧彈:
戰事進行時,彈藥消耗甚巨:為進行持久戰,糧食亦十分重要,委員長乃積極要求糧彈之積儲。舉要如8月2日,手令何應欽速籌第五戰區之糧彈補給。[34] 8月4日,手諭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副司令萬耀煌曰:「武漢附近各部隊,須在其陣地附近,儲積兩個月以上之糧彈,以為固守之計。」[35]
[34](蔣委員長指示軍事委員會軍政部長何應欽速籌第五戰區之糧彈補給手令(1938年8月2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 ——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25。
[3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4日記事,頁146-147。
(五)民生與組織:
為有效支援戰爭,民眾有必要予以組織,而戰爭爆發後之民生問題(防疫、 衛生等),亦不可偏廢。舉要如6月22日手論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36]設立戰地動員委員會,並規定具體工作方案及主持人員。[37]8月14日,手諭軍政部軍需署署長周駿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轉萬耀煌,要求發給武漢三鎮守備部隊各師特別費各一萬元,令其多用於現款雇用民伕、預防瘟疫,及衛生設備方面,另一部分則用於組織其所部附近之民眾,以期在戰爭中能與官兵合作,盡力協助與救護。[38]
[36]陳誠當時身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武漢衛戍總司令、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等職。
[37]〈手諭設立戰地動員委員會並規定具體工作方案及主持人員〉(民國27年6月22日),收入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頁318。
[38]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14日記事,頁182-183。 當時之難民收容諸項課題,可參閱Mackinnon Stephen R., Wuhai, 1938. War, Refugees, vie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至8月中旬,蔣委員長觀測敵軍動向時日:
敵軍部署已漸明,其第二、第三師各一旅,第六、第九、第十一、第十三各師,將全用於北岸。而其在南岸者,為第一零六、第十六、第一零一各師與波田旅,或加第十八師與近衛師之一部,目的在於本月內攻略武漢也。[39]
[39]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12日記事,頁173。
雖對日軍參戰兵力觀察有所誤差(詳下),但對攻擊日期之判斷甚為準確,日軍的
確於8月底,發動漢口攻略作戰。
二、張鼓峰事件之波折
日本自日俄戰爭(1904-1905)以來,以俄國為假想敵之一,極為重視日俄(蘇)關係。蔣委員長深知日蘇矛盾,在全面抗戰前,便有日蘇先戰之想。[40]其後雖無法如願,但仍對日蘇互動極為關切。6月12日,蔣委員長出席武漢黨政軍各界擴大紀念週,在講演中便提到:
[40]蔣中正,〈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收入黃自進主編,《蔣中正先生對日言論選集》 (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4),頁286-306。黃自進,〈「安內攘外」的另一章:將介石對 「日蘇先戰」的期盼〉,收入氏編,《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上冊(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
頁 123-17)。
此次敵閣改組,在加緊對大陸的侵略,準備積極進攻蘇俄,企圖同時解決中蘇問題:(1)日本大陸政策的目標在侵略中國,亦在侵略遠東的蘇俄。(2) 宇垣、荒木、板垣等「對俄論」者入閣,是為積極進攻蘇俄之証。(3)日本欲解決中國問題,必先解決蘇俄問題。[41]
[41]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12 日記事頁633。
22日,委員長復針對日本情勢謂:「是其少壯派對俄緩華之主張,或能至實現之時乎。」[42]可見委員長對日蘇是否發生戰事之關注。在此思維脈絡之下,日蘇張鼓峰事件之爆發,格外獲委員長重視。
[42]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22日記事,頁665。
張鼓峰事件為日本、滿洲與蘇俄的邊境衝突。7月9日,位在滿洲國國境東南。端的張鼓峰,有十數名蘇軍士兵進入,並陸續增加兵力構築陣地。此地由日本朝鮮軍第十九師團負責守備,朝鮮軍接獲情報後,向中央提出「首先進行外交談判,若對方不理會,則以實力驅逐」的建議。日本大本營為使外交交涉有相當後盾,並預防緊急情況,於16日命令朝鮮軍「因應需要得將部隊集結在國境附近,但行使武力必須等待命令」。於是第十九師團尾高龜藏中將率部在 20 日前後集結在國 境附近。29日,蘇軍再度「越境」構築工事,尾高師團長接獲報告,採取斷然處置,逕行命令所部驅逐蘇軍。31 日,日軍占領張鼓峰。蘇軍隨即於次日在空軍、砲兵支援下猛烈反擊,但為日軍擊退。日本大本營雖堅持不擴大方針,但朝鮮軍司令官仍認可下級增強兵力之建議。8月6日至10日,蘇軍再度發動攻勢,仍為 日軍擊退。日本關東軍見情況益趨嚴重,自動將下轄師團向國境推進,以為增援;大本營亦將部署於南滿的直轄第一零四師團推進到琿春,以牵制蘇俄遠東軍。[43]
[43]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 213-215。[日]日本防衛廳驶史室編,《關東軍(1)——对〉戰備·毛Y八y事件》(東京: 朝雲新聞社,1969),本文譯本採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關東軍作戰(一) 一九一八 事變與關東軍》(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8),第三章:張鼓峰事件,頁480-583。
蔣委員長甚為注意張鼓峰事件之發展,逐日記下事變過程:
七月十二日,蘇軍進佔張鼓峰。十四日,偽滿「滿洲國向蘇抗議。十五日,蘇軍對倭[日本]偽憲兵射擊,死傷各一名。十六日,倭駐蘇代辦在蘇外交部交涉至四小時之久,至翌晨三時半始畢。依中俄一八九六年揮春條約,証明張鼓峰(即長濟湖西)為俄領。十七日,美聯社莫斯科電,蘇俄任 加倫「曾於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任國軍軍事顧問】為遠東戰線總司令,最近西 北利亞「即西伯利亞】各地均有作戰準備云。十八日,偽滿派二人往西北利亞交涉,蘇外交部聲明紅軍並無越界舉動。十九日,近衛(日本首相近衛文磨刀見倭王(即日本天皇],蘇機飛偽滿邊境視察。二十日,板垣訪宇垣,見倭王,談二小時十分之久。重光【日本駐蘇聯大使重光葵]訪李維諾夫【蘇聯外交部長),蘇俄認張鼓峰為俄領,拒絕撤兵要求。二十一日,宇垣訪板垣,見倭王;板垣訪近衛;近衛見倭王。蘇機三十餘架向偽鮮(即朝鮮]邊 境東一帶示威。[44]
[44]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7月21日記事,頁79-80。
7月22日,委員長對此事件發生以後日本之動向,進行預測:
俄佔張鼓峰至今已足十日,俄既對倭拒絕撤兵,其政府又間接向我明言,對倭決不退讓,是俄已決定備戰,此後祇視倭之動向如何。余觀察不出如下之數點:(甲)先對俄恫嚇,逼其撤兵。(乙)如俄不為所動,堅不撤兵,則設法緩和,先以現有兵力猛攻武漢,待佔領武漢,對華軍事告一段落,再向俄進攻。(丙)倭為根本解決東亞問題,對華以湖口現地為止,暫取守勢,而以全力進攻蘇俄,待擊敗蘇俄後,則對華問題,彼當以為不解自決也。今甲計已然失敗,姑不具論。若其出於乙計,則現有兵力進攻武漢,決無把握,戰事將無了期,俄決不能坐視久待,且冬季作戰為俄之利,最遲至本年十一月,俄決不肯失機待攻也。若其出於內計,則係以現有疲憊之兵兩面作戰,雖竭全力,亦無把握,反不如先求解決武漢後,再對蘇俄,較為得策。然從此國威墮落千丈,此又非倭寇氣短者之所能忍也。總之,以其戰略言,則應先攻武漢,以其政略言,則應先攻蘇俄。攻俄而敗,猶可對其國內交代,若為戰華而敗,則倭閥更不能為其國內所恕宥。故此種少壯無謀,以國事為兒 戲之倭閥,或將以全力侵俄,以為孤注一擲之計,亦未可知耳。[45]
[4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7月22 日記事,頁84-86。
委員長歸納日本對蘇方策有三,而以後兩者較為可能,即先攻武漢或先攻蘇俄。委員長認為兩者利弊皆具,難定優劣,但日本少壯派軍閥或許氣短不能忍, 將孤注一擲,全力侵蘇。
站在中國的立場,若日蘇全面開戰,將大大解中國戰場之壓力,委員長必定對此有深切期望,故極為關注日蘇張鼓峰邊界衝突之後續發展,且不斷試圖預測目軍動向。然而,委員長也不僅僅懷抱幻想,自謂「倭寇如能藉對俄憤激之民氣,以收束對華戰局,是其政略上之上策,然倭未必果行,故吾人仍須做抗戰到底之打算也」。[46]
[4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7月25日記事,頁101-102。
隨著時間推進,日蘇戰事愈發激烈,蔣委員長益為期待日蘇大戰。7月31日,委員長獲報日軍於晨5時奪回張鼓峰,日蘇正劇戰中,謂:「俄倭戰事其將從此開始矣!願上帝佑我中華,使我能轉危為安,避凶趨吉也。」8月1日,委員長得消息日蘇仍在張鼓峰附近相持中,日方宣稱擊落俄機5架,蘇稱日軍已侵佔其領土達2英里半,委員長乃謂:「近日倭軍在華未有積極行動,似為張鼓峰案所牽制。」2日,委員長曰:「張鼓峰又被俄軍克復,如果屬實,則敵之關東軍有不待其東京命令,對俄軍自由行動,擅自作戰之可能。如此,則俄雖欲避戰,亦不可得矣。」3日,委員長繼續觀察戰為:「據莫斯科消息,倭寇自二日晨起,以大兵奪取張鼓峰,至今激戰未止。而倭寇則稱,自三日十時起,俄軍已退。此必倭欺騙其民眾,使恐慌耳。 14日,委員長謂「法國總理聲稱,如張鼓峰擴大、德、意進攻捷克,則法國必遵約盡其同盟義務。此於蘇俄得以專心對倭之助力不少,俄倭戰爭必不可免乎」,預測日蘇已不免一戰。6日,委員長獲報英、法有勸蘇俄退讓之意,乃連電駐英大使郭泰祺、駐法大使顧維鈞探詢英法政府之態度,希望法國政府能「積極協助蘇俄,向東發展。[47]7日,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呈意見,認為日蘇「戰事應不能免,最小限亦須取對峙態勢」。[48] 10日,委員長以為日本內部形勢動盪已極,中國「苦戰經年,至今始得攻破其吞滅中國之野心也。”11日,委員長認為日本「不僅進攻武漢計畫,已呈動搖,即其對我中國整個政策,亦在動盪,而將有所變更也。」[49]同時,委員長約集相關人士,商討日蘇問是否即將發生大戰,並研究相關方策。
[47]蕭李岳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7月31日、8月14、石日記事, 頁122、130-131、137、141、147、150。
[48]趙正楷、陳存恭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頁75。
[49]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10、11日記事,頁165、12。
然而,張鼓峰事件最終結果,並不如蔣委員長之期望。在日、蘇皆不欲擴大戰事的情況下,雙方於8月10日夜12時在莫斯科簽訂停戰協定。11日中午,日蘇停戰,事件結束。[50]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蔣廷黻,對蔣委員長面對張鼓峰事件 的這一段歷史,描述得頗為傳神:
[5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215。
在我赴渝前一天,蔣委員長的秘書電告我,要我當晚與委員長共進晚餐。 我們「與行政院副院長張群]共同推測當天晚上的情形,當時日本軍隊已經 與蘇俄遠征軍布魯嫩〔即加倫將軍的部隊在朝鮮邊境發生武裝衝突。....... 有人認為這就是我們大家所盼望已久的日俄戰爭。....(張群猜測)由於我新從蘇聯回來,委員長可能要我發表意見。....晚餐後,他「蔣委員長)說他要在當晚討論張鼓峰事件。(大公報》主筆張季鸞首先發言。他認為張鼓峰事件一定就是新日俄戰爭的開始。許多人都發言贊同他的看法。有一位先生為了強調樂觀的遠景,甚至宣稱日本財政將於九月崩潰。.....許多人發過言後,委員長轉身對我說:「廷敲,你對蘇聯很了解。你分析一下張鼓峰事件。」我回答說:「我認為那只是一次邊界衝突,起於雙方的帶兵官,並非雙方政府事先命令他們開戰的。就布魯賴本人說,我認為他的行動不僅受到上級命令,而且可能是違反上級規定的。」當我發言時,所有以前發言的人都反對我,認為我不智。但委員長卻在討論結束時說:「廷黻說的對,散會吧。我們要自己努力,就當作張鼓峰事件沒有發生。」如果說他(蔣委員長)對蘇聯直接軍事援助曾經存在任何幻想的話,他一定是放棄這種幻想而面對殘酷事實的第一人。[51]
[51]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長沙:岳麓書社,2003),頁219-220。
蔣委員長在期望落空之後,並未萎靡不振,反而很早就「放棄這種幻想」,並自謂「審察俄倭張鼓峰衝突之結果,以軍事言,似倭勝於俄,今後倭更不畏俄矣。 能與倭軍抗衡者,惟我華軍,倭亦自認不敢輕侮華軍矣」,[52]頗有自我慰勉之概。8 月22日,委員長對張鼓峰事件進行回顧,記入雜錄之中:
[52]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18日記事,頁194。
俄倭張鼓峰事件突趨緊急,雙方衝突,無異大戰爆發。此時吾人固望俄勝倭敗,使倭遭受打擊而不肯甘休,則中倭之戰可急轉直下。十二日俄倭停戰 協定成立,証明倭戰勝於俄,張鼓峰始終在陸軍手中而未被俄奪回。是俄力弱,竟至退讓,竊恐以後倭不懼俄,亦不受其牵制矣。但俄倭衝突結果,可得如下之結論:(一)對俄決不示弱退讓。(二)倭恨俄從此益甚。(三)德倭以俄為弱,更協以謀俄。此則於我未始無益也。[53]
[53]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22日記事,頁208-209。
委員長對事件後之估計,較為樂觀,以後見之明觀之,不見得正確,但可視為其自我激勵之作。
蔣委員長在張鼓峰事件中從期待到落空,卻又能樂觀看待局勢,積極、務實地面對即將發生的武漢會戰。
參、戰事中蔣委員長的決策
一、序戰與委員長之樂觀態度
日本大本營於民國27年8月22日,下達漢口攻略作戰命令〈大本營陸軍命
令第一八八號〉:
(一)華中派遣軍協同海軍,攻略占領漢口附近之要地。在此期間應力圖擊破多
數之敵軍,漢口附近攻略後之佔據地,應力求緊縮。
(二)華北方面軍策應華中派遣軍的作戰,牽制敵軍。
(三)有關細部事項由參謀總長指示之。 [54]
[54] 華北方面軍日文作「北支那方面軍」。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215。
同日,發布〈大本營海軍命令第一三五號》,下令「中國方面艦隊司令長官應協同陸軍攻擊漢口」。 [55]是時日本全國兵力共34 個師團,6個獨立混成旅團,約90 萬人,除去日本本土、朝鮮各留1個師團,臺灣留半個獨立混成旅團:派至 中國戰區者(包含東北) 達32 個師團,5個半混成 旅團,約82 萬 5000人, 占總兵力之91.7%。此次參與漢口攻略作戰之主力,為華派遣軍40餘萬人,約為日本派遣至中國戰區作 戰兵力之一半。總司令酒後六大將,編有2個軍。東久邇宮稳彥王中將指揮第二軍,下轄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等4個師團,約12萬人。岡村寧次中將指揮第十一軍,下轄第六、第九、第三十七、第一、第一零六等5個師團,約15萬人。直轄部隊(含騎兵旅團、陸海軍航空隊、海軍第三艦隊等)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二、第一一六等師團及波田支隊,約14萬人。[56]
[55]「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215。
[56]上述為民國27年7月底之配置。參見國防部史政編譯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 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169-170、178-180 劉翰,〈武漢保衛戰研究〉,《抗日戰史論集》,頁323-324、325、334-342。海軍部署可參見劉文頁 326-33167月中旬李宗仁因 宿疾復發;戰區司令由白崇禧暫代。郭廷以校閱,贾廷詩等訪問、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185-186
國軍方面,淞滬會戰後之民國27年初,戰鬥序列重新調整與部署,全國劃為第一、二、三、四、五、八等戰區,並於武漢新設衛戍總司令部。是時中國全國兵力共210 個步兵師,35 個步兵旅,11個騎兵師,6個騎兵旅,10個炮兵團,8個炮兵營和其他特種部隊。參與武漢會戰者為第五、第九戰區。長武江以北、淮河以南之皖豫鄂三省由第五戰區負責,司令長官李宗仁,下轄2個兵團,24個軍,50個師,1個步兵旅,1個騎兵旅,兵力約28萬人。長江南岸之皖贛鄂湘四省,由6月14日成立之第九戰區負責,司令長官陳誠(兼武漢衛戍總司令),下轄2個兵團,26個軍,70 個師又1個稅 警旅,及江防要塞、保安隊、游擊隊等,總數約38 萬人。總計武漢會戰動員軍隊,超過全國總兵力之一半。[57]
[57]9月20日武漢衛戍總部直屬大本營,陳誠免兼總司令,由副司令萬耀煌兼,其後又由郭懺代理。以上係依據劉鳳翰,〈武漢保衛戰研究〉,抗日戰史論集》,頁342-347。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76。張發奎,〈武漢會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 38冊,總 112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頁28。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下冊 (臺北:湖北文獻社,1978),頁88。軍隊總數主要參考劉鳳翰的研究,另有數據指出民國27 年6月上旬中日總參戰人數各為1,199.356 及 403, 200,此數據直接以編制數乘上師(團)數, 一來無法掌握確切之單位狀態(如部分單位被分割,師級以下之直屬單位無法計入),一來 國軍大多單位並非滿編,故暂不採用此一數據。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第五冊(臺 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頁19。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 部——抗日》第二冊(下);初期戰役(臺北:國防部:1995),頁128。
早在日本大本營下達攻略漢口之命令以前,日軍便不斷向武漢周邊進逼。6月
3日至14日,發生舒城、懷寧戰鬥,蔣委員長不斷致電前線指揮,國軍仍戰敗後 撤。[58]16日,委員長觀測敵軍動向後日:
[58]此時委員長廣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導戰局,舉要如〈蔣介石致李宗仁密電稿〉(1938 年6月5-6日):〈蔣介石致李宗仁等密電稿〉(1938年6月9日)、〈蔣介石致李宗仁轉徐源泉密電〉(1938年6月11日)、〈蔣介石致李宗仁等密電稿〉(1938年6月14日),收入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頁731-732、 734-735。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武漢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再版),頁57-74。
倭軍進攻武漢,必先出黃梅、廣濟一路,而以麻城、信陽為助攻,最後則以
其主力由九江、陽新襲成寧,另一部循南潯路襲南昌、長沙,掩護其左側背,
故決用主力於南潯路以應敵。 [59]
[59]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 冊,民國27年6月16日記事,頁648-649。
此預測與日軍之後的動態相近,然即便委員長能預知敵軍動向,國軍仍無法阻擋日軍之攻勢。6月14日至7月6日,發生潛山、湖口戰鬥;6月12日至7月25日,發生潛山西北地區戰鬥;6月21日至7月20日,發生馬當、彭澤、湖口戰鬥。國軍勝少敗多,不斷失地。[60]7月2日,委員長分析馬當、彭澤戰鬥時調:
[6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武漢會戰》,頁75-143。
敵軍在馬當、彭澤者,最多不過三千人,今日我軍雖獲小勝,但馬當既失,
門戶洞開,敵軍雖不欲不進,不可得矣。用將不當,配備無方,是余之過。
李抱冰之腐朽,不革何待。[61]
[61]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2日記事,頁13-14。
委員長認為這次戰鬥之失敗,在於自己「用將不當,配備無方。 主要指第五
十三師師長李慕轩(字抱冰)作戰不利,乃將之革職拿辦。[62]
[62]李韬被革職後轉任軍事委員會中將高參。「蔣中正電羅卓英電顧祝同速將李懿薛群英來或就地槍決」(1938年7月3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卷》(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親批文件,典藏號:002070100045060。張憲文、方慶秋、黃美真主編,《中華民國史大 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921。
7月初,國軍戰事依舊不利,連失馬當、彭澤、湖口三處,武漢人心震動,[63]尤其馬當要塞失守,被指為「武漢會戰期間我軍最大的敗績。」[64]但蔣委員長並未灰心喪志,9日與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茶會,講演「抗戰的回顧與前瞻」時謂:「從整個戰局觀察,軍事上我有絕對勝利的把握,敵人雖傲佳佔領馬當、湖口,但決不影響武漢的防務。政府决心固守武漢,敵如進犯,必予以絕大打擊。」 [65]18日,日軍已至鄱陽湖、廬山附近,委員長日:
[63]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一冊,民國27年7月8日日記,頁305-306。
[64]此為戰後蔣委員長在湖南南撤軍事會議上所言(1938年11月28日)。參見張發奎口述,夏蓮 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260。
[6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9日記事,頁37-38。
鄱陽湖與廬山,自朱明以來,皆為我民族復興最後勝利之地,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與孫傳芳逆軍決戰於此,遂以奠定全國統一之基。今次與倭寇在鄱陽湖決戰,若果得勝利,則基督在冥冥中保佑中華復興之效也。[66]
[6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18日記事,頁7071。
足見委員長對戰事勝利期望甚殷,乃至欲與日軍在鄱陽湖「決戰。然則戰況未見好轉。7月21日至31日,發生姑塘、九江、小池口戰鬥,國軍敗退。[67]26日,委員長觀察敵勢後日:
[67]劉鳳翰,〈武漢保衛戰研究,《抗日戰史論集》,頁353-354。
(日軍動態)在直接溯江而上,僅佔要塞據點,而不作野戰,以期先佔武漢,為其唯一目的。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應保持相當兵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68]
[68]蒲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26日記事,頁105。
可看出委員長已放棄「決戰」都陽湖一線之想法。[69] 29日,委員長再論保衛武漢之戰略日:
[69]蔣委員長對日軍直取武漢之判斷並不準確,日本(大本營陸軍命令第一八八號〉言及「在此期間應力圖擊破多數之敵軍」,是日軍亦欲野戰擊潰國軍。
(一)倭想我放棄武漢使彼唾手可得,我以不放棄對之。
(二)倭想我以雜色軍對防守武漢,使彼易攻,而我以中等部隊守之,勢急則可固守,有機則可反攻擊。
(三)倭想溯江直上,直取武漢,我則沿江配備相當兵力,與之節節抵抗,使之無法直入。總之,此次保衛武漢戰略,當取韧性,無論攻守進退,皆可立於自動地位,而决不至陷於被動形勢也。[70]
[70]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29日記事,頁116。
於是委員長確定揚棄「決戰」想法,決定「取軔性」,「立於自動地位」。
7月間戰況未見理想,而委員長對戰局仍抱持一定信心。7月30日,委員長 回顧本月戰況時曰:
本月敵雖陷我湖口、九江二地,但其晉南第二次侵犯企圖完全被我打破,而我在冀熱察一帶游擊戰之發展,與我第三戰區砲兵空軍之擊毀敵艦多艘,以其豫東、豫北之撤退,膠濟、京滬各路之被我切斷,其疾病死傷之人數,及皆皆一如余所預料。是敵軍進少退多,得少而失多也。彼若冒險以進攻武漢,以敵情與敵力而論,不難被我擊破,轉危為安。最後勝利之機,其在是乎。[71]
[71]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30日記事,頁117-118。
31 日,蔣委員長召集保衛武漢各部隊長官訓話,談到日軍的危機與進犯武漢
的弱點:
(1)吾人抗戰一年,敵之侵略勢力已趨衰弱,國際上的壓迫已日益加緊。
(2)敵人兵力財力已作大量消耗,目前生產停滯、經濟恐慌、國民生活痛苦日深。
(3)目前戰爭的天時地利人和,皆於敵不利,而於我為最有利之階段。[72]
[72]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7月31日記事,頁119-120。
並在當日自記日:
少年時代閱讀中倭甲午戰史與俄倭戰史,其時間少則數月,多亦不滿一年,甚以其戰期之短促與戰局之狹小為惜,此倭寇所以倖勝也。此次戰局已逾一年,而倭寇弱點破綻竟暴露其大部,小寇氣短量窄,決不能持久也。[73]
[73]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31日記事,頁124。
足見委員長對戰況之樂觀,認為可延長戰局,使敵無法持久。8月6日,委員長觀察戰事後日:「南北兩岸戰況皆有進步,且趨穩定。」7日亦自謂:「南潯路陣 地已穩固,皖西我軍出擊頗有進展,戰局可望轉優。」[74]更有甚者,委員長發現日軍之「制命要點」:
[74]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8月6、7日記事,頁150、155。
我貴池腰擊砲狙擊敵艦妨碍其交通之力甚大,倭寇制命要點當在於此,恨不早為準備,而必待余自研究督促,始得實施,然猶未晚也。[75]
[7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6日記事,頁150。
認為日軍之「制命要點」在「腰擊砲」,欲詳加研究以破日軍。9日,委員長
自己研究出具體方案後曰:
敵軍進佔九江、湖口以後,我軍在南潯路正面與鄂皖邊區之陣地能穩定固守,並在長江南岸自銅陵至湖口間所佔沿岸各陣地,多增游動腰擊砲,使其長江運輸交通處處受我截擊,而再施放游動水雷,必使其十五萬以上之大軍交通與給養,時虞斷絕不濟,困頓於兩岸山地之間,進退維谷。雖不能完全殲滅,亦必致餓死與病死矣。[76]
[7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9日記事,頁162。
此方案其後的確為委員長付諸實施,事詳後文。
8月初迄至日軍總攻,蔣委員長對戰局益趨樂觀。8月15日,委員長觀測敵軍動向時日:「敵軍內部海陸軍顯不一致,進略長江似海軍積極而陸軍消極也。應於此研究對策。」又曰:「以今後之武器與敵軍實力及國際形勢論,在武漢持久為有利,而且可能。保存實力,後退待時,是乃不得已之舉,今可不必矣。」[77]認為 目前戰況足以與日軍持久相抗,甚至不用戰略退卻。在此態度之下,委員長訂定之相應方略為:「第一、遲滯敵之前進。第二、擊破其重要據點或主力。第三、打擊波田旅團。」[78]22日,委員長晨起禱告、爬山後回寓研究情與局勢,於雜錄誌下所思,頗能呈現其在日軍向武漢總攻前之想法:
[77]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15日記事,頁184。
[78]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16日記事,頁186。
自六月底馬當要塞失守以來,至今行將兩月.... 至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 日之間,連陷我九江、宿松與黃梅。彼方以為武漢唾手可得,不料我軍在南北兩岸皆能固守堅抗,且屢挫兇鋒..... 若我軍現在陣地,果能固守勿失,或更能出擊有效,如此推過九月難關,則國際形勢或有變化,及至十月初旬, 我生力軍到齊,乃可轉敗為勝矣。[79]
[79]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22 日記事,頁208-209 。
二、日軍總攻與委員長的應對
日本於民國27年8月22日之〈大本營陸軍命令第一八八號〉,正式下達攻略 武漢之命令。華中派遣軍亦於同日發布〈華中作戰命令甲第六零號〉,指示派遣軍 的「企圖為協同海軍攻略武漢地方要地,擊滅所在之敵,以挫折敵軍之續戰意志」第二軍「一面擊破所在之敵軍,一面前進到光州,商城之線,準備爾後向信陽方面及漢口北側地區前進,第十一軍「在瑞昌、德安之線續行集結,相機占領永修附近,準備從九月中旬開始向武漢三鎮及南方粵漢鐵路之線前進」。[80]其後第二軍為避免國軍破壞道路,決定迅速行動,一舉進向光州、商城一線,並立刻執行信陽方面及漢口北方地區之作戰。[81]8月28、29日,第二軍指揮之第十、第十三師團分別占據六安、霍山。[82]
[8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 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217。
[81]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 220-221。
[8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 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226。
蔣委員長未能在第一時間獲悉日軍之動向,24日尚以為日本陸海軍不協調,相互推誘作戰不利,而電陳誠乘機予以重大打擊。[83]28日,委員長自謂:「敵用兵節約非常,每路兵力未有超過二師以上者,此次在長江兩岸亦復如此。吾人料敵失之過大,或存恐懼之心,均非所宜也。」 [84]29日,委員長從媒體得知日軍總攻的消息:「據德國通信社報道,敵國公報二十七日晨已向武漢開始總攻,長江以合肥為根據地,向六安進逼。」[85]而委員長對日軍總攻之規模不甚理解,接著說道 :
[83]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9。
[84]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8月28日記事,頁233。
[8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8月29日記事,頁234。
同時滬報稱,敵宣傳我第五戰區有四十餘師,第九戰區有五十餘師,總計兵力共為九十餘師,有五十五萬人數云。詳察敵軍既知我有雄厚之兵力備戰,而彼之兵力並不增加,總計其已到安慶、九江以西地區者,最多不過七個師,約十八萬而已。其果有以少勝多之把握乎?事實上敵於二十七日總攻開始,而所佔潛山、太湖與宿松相繼失守,瑞昌附近進攻無效,各處皆被擊退,惟六安我軍自動放棄,為其所得而已。 [86]
[8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29日記事,頁234-235。
委員長認為日軍這次總攻兵力不多,無法與國軍比擬。國軍兵力的確較日軍為多,但委員長卻將日軍總數大大低估。如前所述,日軍參與會戰之總兵力達40餘萬,委員長之估計卻一半不到,情報之不準確十分明顯。而此情報或源自軍事委員會國際研究所所長王竟生,其7月22日呈委員長之日軍兵力配備情報,估日本進攻武漢之兩個軍所屬共約十五萬人。[87]委員長對日軍確切兵力無法掌握,仍依此策定作戰計畫。30日,電白崇禧指示大別山殲敵計畫日:
[87]〈軍事委員會國際研究所所長王花生呈敵軍進攻武漢兵力配備情報(1938年7月22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38。
六安、霍山之敵,必可與以一最大打擊。 中意英山部隊須移駐立煌,待敵向葉家集進攻時,立煌部隊即以六安為目標,向其左側背出擊,但須另以廣濟附近部隊之一部接填英山之防。在潛山之主力,應以舒城為目標,即日出擊。如此則宋希濂部應用於固始,向敵之右側背出擊。惟立煌方面部隊必奏效最大,其兵力須兩師以上,能用足三師則更有勝算。不可以敵之兵力不多,只以相當兵力應戰為已足也。我軍若欲打擊敵人,於此最為有利,務望不失時機,竭力運用,俾獲全勝也。[88]
[88]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30日 記事,頁236-237。
委員長以日軍兵力少,採取攻勢防禦,此戰術或亦受蘇俄顧問之影響。據當時蘇俄總顧問亞·伊·趙列潘諾夫(又譯契列帕諾夫,A. H. yepenaHoB)的回憶:「當時我們軍事總顧問德納特芬(亞·伊·趙列潘諾夫之前任,又譯德拉特文,M. H. ApaTBNH)就向軍事委員會統帥(即蔣委員長)建議要調集機動部隊,分別從江南、江北不斷地襲擊進攻武漢的日軍,來牽制日軍,......以攻為守來保衛武漢。」委員長同意德納特芬的意見,召開軍事會議討論。蘇俄顧問接著建議「積極的防禦,可以延緩敵軍向前的攻勢」,委員長乃將此戰術付諸實施,[89]並經常指示前線將領趁敵軍孤軍深入之際,捕捉戰機,斷其歸路,聚而殲之。然而,日軍機動性高,裝備、訓練占極大優勢,且具絕對海、空優勢,國軍難以掌握戰機,故無法完全依據委員長的指示實行,[90]但此戰術確予日軍相當之殺傷,甚至之後的「萬家嶺大捷,亦在此指導下獲致。[91]
[89]亞·伊·趙列潘諾夫等著,國防部情報局譯,蘇俄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七部,《蘇俄來 華自願軍的回憶(1925-1945)(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8),第八篇,武漢戰役總結,頁 175-195。
[90]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85-86。何應欽,《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上(臺北:國防部,1955),頁181。
[91]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6。蔣委員長在會戰後研究對日戰術日:「我之兵員數量大過於敵,我軍各期作戰之初,第一線軍隊幾大於敵軍二三倍,約以三師人數 抵敵一師;若就全局而言,我軍往往以八師或十餘師人數與敵軍一師對戰。然尚不能戰勝敵軍 者,以我守一線,且取守势,故敵軍用錐形戰術,突破我正面之一點,即可動搖我陣地。此我 軍不取攻勢之誤也。以後應以我之大單位六師或九師兵力,取廣正面攻擊戰術,尤應注重側背 包圍,與襲擊其弱點與空隙,並在緒戰時,即用優勢兵力取攻勢,則不難致勝也。」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27年11月10日記事,頁554-555。陳誠日後在回 憶錄中,對此頗有呼應:「敵人每一攻擊箭頭所指,可能是某一處,也可能是某幾處,我們已 定的守勢戰略自然要守其所攻,還得要守其所可能攻。五個戰場,當守之處不知有多少。九江 失陷前後,我們控制在前方的部隊有二十幾個師,同時間敵人使用的部隊頂多不過一個師團, 我們以十敵一,好像我們中國軍隊不太濟事。可是我們備多力分,在任何一個接觸的當面,我們的兵力都不占優勢。則在裝備、訓練顯居劣勢,尤其制空權完全操之於敵的情況之下,我們 的屈居下風,寶在也是無可如何的事。委員長常指示我們,當敵軍孤軍深入之際,要捕捉戰 機,斷其歸路,聚而殲之。我也常常這樣轉令作戰部隊遵照。但敵軍行動飄忽,狼奔豕突,守 軍抽調困難,此外又無法控制機動部隊使用,所以雖遇良好戰機,往往當面放過。」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85-86。
此際長江沿岸之瑞昌附近戰戰鬥爆發,國軍一退再退。[92]8月30日,蔣委員長謂:「前昨二日,瑞昌沙河附近戰事最為激烈,幸皆能堅定強固,被我擊退。敵屢放毒氣,亦無效用。此非上帝之力其誰能之?」[93]實則瑞昌已經陷落,國軍雖猛烈反攻,戰況仍未可樂觀。[94]31日,委員長調:
[9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武漢會戰》,頁302-350。
[93]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30日記事,頁238。
[94]劉鳳翰,〈抗戰史事日誌〉,《抗日戰史論集》,民國27年8月28日,頁615。
讀孫子地形篇,知今日長江之敵已入於掛形與險形之地矣。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此倭寇去年之情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此倭寇今日之勢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此倭寇之所以必敗也。[95]
[9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31 日記事,頁239。
同日,於雜錄誌日:
敵軍攻漢計畫與兵力仍舊,始則攻鄂東之黄梅,繼則攻贛北之瑞昌,縣城據點被其奪取,然其最後十日之總攻擊,長江南岸則大受頓挫,北岸則大部撤退。...以最近長江兩岸之戰況而論,本月底敵軍不克攻破我田家鎮之防變,則其攻漢之方針必將變更。如九月中仍能在現陣線對峙,則可使形成持久停頓之狀態,但亦必須至明年春季,敵軍方得屈服。[96]
[96]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31日記事,頁240、243。
從委員長對戰事的判斷,可知其情報不甚準確,未悉國軍之敗退而以為日軍「頓挫,「撤退」,以此錯誤情報推演出明年春季敵軍方得屈服之想法,乃無根據。[97]
[97] 9月1日,委員長尚謂:「孫子作戰篇云:『勝久則頓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强力弹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此倭寇之謂乎。」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9月1日記事,頁250。
綜合上列引文,從日軍總攻迄此之時,受情報及樂觀態度影響,委員長仍認為武漢會戰有一定勝算,戰事將在武漢附近演為持久戰;「甚醉心於固守武漢三 鎮,以為可以久守。」[98]於是委員長督促施展日軍之「制命要點」攻擊,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
[98]此為徐永昌當時對蔣委員長的觀察。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1991),1938年9月5日,頁373。
第三戰區現時中心工作專在沿江岸要擊敵艦運輸,而以十五榴重砲為惟一有效之武器,兄前稱運砲公路上月底可完成,中以為正適其時,以敵軍大批運輸均在月初也。.....務希星夜趕工,限於微日以前必須將十五榴砲運至江岸射擊為要。... 武漢守衛大戰之成敗,端在第三戰區能否阻制敵軍長江運輸 為惟一之關鍵,請兄負責盡職為要。[99]
[99]「蔣中正電顧祝同希五日前將十五榴重砲運至第三戰區江岸射擊」(1938年9月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002020300011071。另見李雲漢主編,《蔣委 員長中正抗戰方策手稿彙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2),頁82。
委員長下令將重砲配置江岸,以期給予日軍運輸艦隊重大打擊。此策略確對日軍造成阻礙,8月底日軍攻擊馬頭鎮,海軍水路作業便受到該地附近之國軍砲擊中止。[100]江防無海軍,專靠要塞砲火抵禦敵艦,猶如抵禦空襲專靠高射機槍, 效力不大。[101]運公路因先前國軍徹底破壞,現今人手不足,重新修築頗為費時。[102]因之日軍並不以受到國軍江岸砲擊而停止攻勢,雖受一定阻礙,仍不斷向前,此「制命要點」對日軍實不致命。[103]
[10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252。
[101]此依據陳誠的分析,參見柯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86。
[102]「顧祝同電蔣中正運砲公路因經先前徹底破壞且人手不足需至十日方可完工除筋星夜趕築外並 將十五榴砲運至江岸外請鑒察(1938年9月2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抗戰時期,領袖事功領袖指示,典藏號: 002090106013223 。
[103]至於施放水雷,日軍「由『永老鼠——漢奸的協助,掃盡了我們在長江與鄱陽湖布下的水雷。」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60。
時序進入9月,蔣委員長對戰況之態度漸有轉變。9月2日,委員長雖仍謂「敵
終必為我擒矣,但決定「度勢量力,不強硬拼。[104]復謂:「南北兩岸各陣地之敵,昨日攻擊最激,皆被我軍擊退,殺傷敵兵最多。經此一役,戰況或能漸穩矣。」[105]從「戰況『或能』漸穩矣」一句,知戰況的確不佳,委員長雖仍有一定信心,卻己無先前之樂觀。戰況不利,似也影響委員長之情緒,自謂:「近日以工作人員不力,憤慨時起,侮慢不敬,應切戒之。戰局雖緊,而此心不覺憂惶,敵方多端威脅,毫不能動於心也。」 [106]雖仍謂不憂慮戰局,但「憤慨時起」,情緒應仍受一定影響而有所波動。
[104]是目蔣委員長調:「今敵既不能以全勝我(不戰而屈人之兵),此其謀攻之失敗。我為長期應戰,度勢量力;不與硬拼,敵終必為我擒矣。」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9月2日記事,頁254。
[10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9月2日記事,頁256。
[10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8日記事,頁276。
國軍戰況不佳,連失要地,但委員長在自己的記錄之中,仍正面待之。9月11日,委員長記曰:「各區戰事尚能穩定,惟葉家集方面出擊無效,富金山被敵轟陷而已。」 13 日記曰:「星子西孤嶺陣地昨夜已放棄,尚無大碍。預計十日內敵或不敢輕進深入也。 16 日記曰:「昨今兩日,因電線炸斷,瑞昌西南戰況不明。預料敵必被我猛擊,故增援不絕而轟炸更烈也。」17日,委員長分析敵方言論,指出日軍攻擊並不順利,「其實已遭遇不及料之障碍。[107]吾人由此可看到委員長之樂觀心態,即便戰敗、失地,仍可從正面角度看待,認為戰局並未如此糟心。張發奎觀察蔣委員長指出:「他的優點是意志堅定,忍辱負重超於常人。」[108]蔣委員長對事物之正面看待,或為其能夠忍辱負重、撐過八年抗戰之關鍵因由。
[107]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 11、13、16-17 日記事,頁288、29、301、305。
[108]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30。
三、田家鎮戰事爆發後委員長的決策
9月中旬,武漢東部最大的長江要塞田家鎮附近爆發戰事,戰況激烈,豫南戰局亦極為不利。蔣委員長連電前方將領指揮,甚至連越數級,直接指揮軍長。[109] 21 日,委員長謂「連日督促蕭之楚軍協同田家鎮部隊夾攻敵軍,始終未見實行,第五戰區長官部亦坐視不動,殊為痛心,遂決定親赴鄂東督戰。[110] 同日,武漢北部 之羅山失陷,自羅山至漢口,國軍無一部隊防守,委員長即以電話下令武漢衛成副司令萬耀煌率領方靖第十三師前往布防。[111] 22日,委員長到宋埠。[112] 見橫港之小坳失陷,武痛、筹溪皆受威脅,抱怨陳誠用兵不知輕重緩急,任由薛岳部於南潯路多留兵力卻無用武之地;且武窟緊急,陳竟離該地而不顧,「可痛將才之不易得也。遂令薛岳親赴武甯督戰,使南潯路兵力向武調動。[113]同日手諭林蔚,嚴令孫連仲等整飭紀律、共滅敵寇。[114]蔣委員長之嚴厲督戰,產生一定作用,日軍統帥烟俊六在日記便提到國軍死守田家鎮要塞,造成日軍苦戰。[115] 23 日,委員長在宋埠與李宗仁討論軍務。 [116] 25 日,蔣委員長自記曰:「戰局重心仍在箬溪之北部,辭修不知輕重,祇令所部後撤,放棄優良之陣地,而被自回通山,置武甯、箬溪於不顧。其怯懦無識,出於意外,可嘆可惜。」[117] 同日,又綜論戰局曰:
[109] 9月16日,蔣委員長手諭林蔚曰:「電告蕭之楚「第二十六軍軍長]部,應與田家鎮李軍長延 年切實聯繫,並須負掩護家鎮之責任。」並電告陳誠部隊應集結使用,切勿備多力分。「蔣 中正電陳誠指示部隊應集結使用以利策應各方」(1938年9月16日),《蔣中正總統文物, 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1302020300011084。另見李雲漢主編,《蔣委員長中正抗戰方策手稿彙輯》一,頁82。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 月16日記事,頁301。9月19日,復電蒲之楚曰:「兄部此次參戰,行動遲延,奉令不力, 而且任務每多推護,殊失眾望。希即親率所部,務於今日到達鐵石墩以南地區,協同要塞部 隊,夾擊潘家山附近之敵,勿失時機為要。」「蔣中正電蕭之楚速率部到鐵石墩以南協同要塞部隊夾擊潘家山敵」(1938年9月19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 藏號:002020300011087。蕭之楚即於21日復委員長電,略調其「遵照鈞意,抱有死無生之決心,報效黨國」云云,參見〈蕭之楚致蔣介石密電子(1938年9月21日),收入中國第二歷 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798。
[110]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21日記事,頁323。
[111]沈雲龍訪問,賣廷詩等紀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382。
[112]蔣委員長9月22日自武漢至宋埠,23日午後返歸武漢。參見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 1938年9月22-23 日,頁384-385。
[113]蔣委員長自記曰:「橫港之小坳失陷,武甯,箬溪皆受威脅。辭修用兵不知輕重緩急,任薛岳 多留兵力南潯路無用之地,而不及早調。今武如此緊急,彼自離武常而不顧,可痛將才之不易得也。今只有令辞親赴武常督戰,使其南潯路兵力可向武馆方面調動,是為最大之 作用。至其指揮武瘤方面之部隊,猶在其次也。」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9月22 日記事,頁324。
[114]論曰:「嚴令孫連仲、于學忠、馮治安嚴整紀律、振作精神,并須彼此切實建繫,協同動作, 團結互助,共滅敵寇。今國聯已通過制裁日本案,最後勝利己在目前。若我各軍不自努力, 無異自暴自棄,將為亡國之罪人。此後如有作戰不力,擅自撤退,不與陣地共存亡。即高級 主管、長官亦必照連坐法懲處。并將張自忠在潢川努力奮鬥之功績,特加獎勉,以示信赏必 罰。請以此意修正文句電令之。」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 27年9月22日記事,頁327-328。
[115](日)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烟俊六日誌》(東京:分寸于書房,1988),頁160、 162。
[116]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23日記事,頁329。蔣委員長至宋埠之情形,日後李宗仁有所回憶:「宋埠為黃坡縣屬一小鎮,長官部即設於鎮外一小廟中。我回到宋埠不及一旬,委員長曾親來視察,為表示與前線將士共甘苦,並在小廟中住宿一宵。我只好將床鋪讓出,自己在廟中正廳辦公桌上放一門板而卧。入夜蚊子太多,不能入睡,蔣先生睡在我的床上,雖有蚊帳,但也為蚊蟲所擾,不能入睡,時時呼喚待從人員入室將帳裏的蚊子趕掉。可是越趕越多,整整一夜我們二人都未能好好睡覺。」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頁741。
[117]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25 日記事,頁334。
前星期戰局最危急之期,商城、清川、羅山相繼失陷,田家鎮垂危,各部應援不力,畏縮不前。瑞昌、馮家铺以南,黃土橋以西各部,死傷慘重,無力支持。幸能不潰,仍得與敵對峙。惟富池口失陷,而半壁山尚屹立不動。敵軍只到木石港附近,不敢前進,箬溪方面由薛岳帶隊增援,武甯亦可無慮。實轉危為安之機,湯恩伯誠戰將,且智德勇兼備之長才也。 [118]
[118]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25日記事,頁334-335。湯恩伯此時取得的勝利,一說為採取蘇俄攻勢防禦之積極戰法所得。參見亞·伊,趙列潘諾 夫等著,國防部情報局譯,《蘇俄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七部,《蘇俄來華自願軍的回憶(1925-1945)》,第八篇,武漢戰役總結,頁180-181、188。
戰局危急,要地相繼失陷,各部作戰不利且死傷慘重,蔣委員長並不因此灰心喪志,反而認為這是「轉危為安」之機會。26日,委員長重新擬定作戰計畫。[119] 28 日,田家鎮失守。[120] 30日,委員長綜論9月抗戰形勢日:
[119]蔣委員長日:「長江兩岸戰局,南岸則注重通山、金牛,北岸則注重麻城、黄安,而沿江則敵 以地形水勢,與其海軍不敢冒險,故無甚顧慮。若今日胡軍向羅山,薛軍馮家舖出擊,各 能奏效,則全局皆活矣。武漢決守核心,而將所餘兵力抽調於通山與金牛一帶。徐源泉與劉 汝明部移駐於麻黄,麻黄區與通金區各有三師兵力控制,則全局穩定矣。」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26日記事,頁336。
[120]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 26。
本月戰爭最烈,亦為成敗最大之時期。北岸廣濟、商城、淺川、羅山各縣及田家鎮,雖皆前後失陷,然我軍仍照原定計畫,阻制敵軍於國防工事綫之外。南岸之敵,雖向南突竄,然多受我軍重大打擊,廬山南麓,終不能越隘口一 步。約計敵軍九月間之死傷,必在十萬人上下,若不經此打擊,決不能粉粹 其侵華野心也,我軍傷亡反較敵軍為輕。大體言之,消耗戰之目的已達。國聯通過實施盟約第十六、第十七條,外交形勢實大有進步,然而將士之犧牲 與苦痛,誠不忍言矣。上帝有靈,其使我中國能日趨光明乎。[121]
[121]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30日記事,頁362-363。
10 月初,日軍漸漸近逼武漢。3日上午,委員長檢閱漢口核心工事,由堤角經戴家山禁口至新營房,巡視後回寓,謂「工事堅強,更覺保衛有把握也」。[122] 4日,委員長觀察戰局,認為戰況危急,但敵亦疲弱。[123]同日,薛岳及南潯路各將領要求變換隘口陣地,退至青石橋。委員長以「陣地已守月餘,死傷將士數萬人,何忍放棄」嚴詞斥責,不准再有此提議,否則軍法從事。[124] 5日,日軍向信陽附近進攻,委員長再度越級指揮,手論程潛曰:「速轉飭劉和鼎軍長,率石部及四十六師,由駐馬店下車,速向信陽方面攻敵右側背。」[125]同日,委員長日:
[122]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10月3日記事,頁380。
[123]蔣委員長日:「第九戰區筹溪與武寧似甚危急,以兵力使用殆盡,且作戰不力。但敵亦疲弱, 故尚可維持也。陽新方面如果能收復港,則於戰局之進展與前途之影響甚大也。」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 10月4日記事,頁385。
[124]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喀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4日記事,頁388。
[12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5日記事,頁398。
三月來武寧與信陽同時危急,而武寧兵力殘破尤甚,隘口陣地被敵終日轟擊,兵力消耗已漸不支,半壁山亦告失陷,戰況漸陷窘境。然敵軍之目的,則在陽新、辛潭舖、咸寧一路,該路近日增加新銳部隊,尚佔優勢,祇要該路穩定,雙十節後即可集中六師以上兵力,向敵主攻方面出擊,必可轉危為安。否則亦必能支持至本月杪,決不使敵侵入武漢,則大局乃可奠定矣。[126]
[12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10月5日記事,頁398-399 。
對戰局毫不悲觀,仍望戰局穩定之後,集中兵力反擊,並再次提到「轉危為安。
6日,委員長自記日:
昨日以來,平漢路被敵機炸斷,各部隊不能運輸,信陽危急,故憂慮不堪。自寅刻起床,親自電令各方處置及督促修路,幸於今年通車,如釋重負。交通恢復,信陽雖急,亦得處置裕如,且明港附近下雨,敵機又難活動,此誠轉危為安之關鍵,非天父之力,焉得致此?自信確保武漢之基已植於此矣。[127]
[127]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6日記事,頁401 。
自信之心躍於紙上。7日,委員長電陳誠、薛岳、湯恩伯趁武以北之敵山下兵團向龍崗突進而後方交通線發生困難之時,嚴令各部分段猛襲,破壞交通,並認為此為「殲滅敵軍惟一之良機「實足以制敵之死命。[128] 10日,委員長得報,南潯路左翼國軍大捷(即「萬家嶺大捷),殲敵一零一、一零六兩師團各一部約4個聯隊。 [129]委員長以此一股敵軍被殲滅後,其後續部隊必再向南潯路正面或西側反攻,應予注意。[130]同時委員長擬定〈總預備軍挺進攻擊計畫,速電陳誠、薛岳照辦,以猛擊敵軍背後,協同正面部隊包圍殲滅敵人。[131]
[128]〈蔣委員長令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等分段猛襲山下兵團要領電(1938年10月8日),收 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 ——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34。
[129]此勝利所以獲致,在於前述蔣委員長要求的攻勢防禦、捕捉戰機指示,參見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86。戰鬥過程,參見邵拓榮等編著,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頁318-326。
[130]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0日記事,頁417-418。
[131]〈總預備軍挺進攻擊計劃(1938年 10 月11日):〈蔣介石致陳誠薛岳密電子(1938年 10 月12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822-825。
從10月初以迄中旬,武漢會戰戰況益趨激烈,國軍連失要地,日軍步步進逼武漢,但日方也遭遇不少阻礙。烟俊六指出,漢口攻略作戰受到地形、天候、兵力等限制,原定10月中旬達成之任務,將延遲至11月中旬。[132]國軍方面,此間蔣委員長不斷提及「轉危為安」之期望,並獲「萬家嶺大捷,然日軍之另一步動向——進攻廣州,卻為委員長始料未及,戰況也因此急轉直下。
[132]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烟俊六日誌》,頁163-164。早在9月5日,烟俊六在日記中便提到第十一軍在廬山與國軍對戰,損害頗大,因此頗為不擇。又云此戰因為地形艱難、 氣候炎熱、敵軍陣地構築巧妙等原因,遭遇許多困難。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俊 六日誌》,頁156時任第十一軍軍長的村寧次,日後分析武漢戰的特點,指出日軍有三 點不利,一為敵軍擁有極為優勢的兵力,二為魏恶劣地形作戰,三為與酷暑作戰。[日]稻葉 正夫編,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阿村寧次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357-36。
日本大本營於民國27年8月22日,下達漢口攻略作戰命令〈大本營陸軍命
令第一八八號〉:
(一)華中派遣軍協同海軍,攻略占領漢口附近之要地。在此期間應力圖擊破多
數之敵軍,漢口附近攻略後之佔據地,應力求緊縮。
(二)華北方面軍策應華中派遣軍的作戰,牽制敵軍。
(三)有關細部事項由參謀總長指示之。 [54]
[54] 華北方面軍日文作「北支那方面軍」。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215。
同日,發布〈大本營海軍命令第一三五號》,下令「中國方面艦隊司令長官應協同陸軍攻擊漢口」。 [55]是時日本全國兵力共34 個師團,6個獨立混成旅團,約90 萬人,除去日本本土、朝鮮各留1個師團,臺灣留半個獨立混成旅團:派至 中國戰區者(包含東北) 達32 個師團,5個半混成 旅團,約82 萬 5000人, 占總兵力之91.7%。此次參與漢口攻略作戰之主力,為華派遣軍40餘萬人,約為日本派遣至中國戰區作 戰兵力之一半。總司令酒後六大將,編有2個軍。東久邇宮稳彥王中將指揮第二軍,下轄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等4個師團,約12萬人。岡村寧次中將指揮第十一軍,下轄第六、第九、第三十七、第一、第一零六等5個師團,約15萬人。直轄部隊(含騎兵旅團、陸海軍航空隊、海軍第三艦隊等)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二、第一一六等師團及波田支隊,約14萬人。[56]
[55]「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215。
[56]上述為民國27年7月底之配置。參見國防部史政編譯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 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169-170、178-180 劉翰,〈武漢保衛戰研究〉,《抗日戰史論集》,頁323-324、325、334-342。海軍部署可參見劉文頁 326-33167月中旬李宗仁因 宿疾復發;戰區司令由白崇禧暫代。郭廷以校閱,贾廷詩等訪問、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185-186
國軍方面,淞滬會戰後之民國27年初,戰鬥序列重新調整與部署,全國劃為第一、二、三、四、五、八等戰區,並於武漢新設衛戍總司令部。是時中國全國兵力共210 個步兵師,35 個步兵旅,11個騎兵師,6個騎兵旅,10個炮兵團,8個炮兵營和其他特種部隊。參與武漢會戰者為第五、第九戰區。長武江以北、淮河以南之皖豫鄂三省由第五戰區負責,司令長官李宗仁,下轄2個兵團,24個軍,50個師,1個步兵旅,1個騎兵旅,兵力約28萬人。長江南岸之皖贛鄂湘四省,由6月14日成立之第九戰區負責,司令長官陳誠(兼武漢衛戍總司令),下轄2個兵團,26個軍,70 個師又1個稅 警旅,及江防要塞、保安隊、游擊隊等,總數約38 萬人。總計武漢會戰動員軍隊,超過全國總兵力之一半。[57]
[57]9月20日武漢衛戍總部直屬大本營,陳誠免兼總司令,由副司令萬耀煌兼,其後又由郭懺代理。以上係依據劉鳳翰,〈武漢保衛戰研究〉,抗日戰史論集》,頁342-347。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76。張發奎,〈武漢會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 38冊,總 112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頁28。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下冊 (臺北:湖北文獻社,1978),頁88。軍隊總數主要參考劉鳳翰的研究,另有數據指出民國27 年6月上旬中日總參戰人數各為1,199.356 及 403, 200,此數據直接以編制數乘上師(團)數, 一來無法掌握確切之單位狀態(如部分單位被分割,師級以下之直屬單位無法計入),一來 國軍大多單位並非滿編,故暂不採用此一數據。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第五冊(臺 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頁19。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 部——抗日》第二冊(下);初期戰役(臺北:國防部:1995),頁128。
早在日本大本營下達攻略漢口之命令以前,日軍便不斷向武漢周邊進逼。6月
3日至14日,發生舒城、懷寧戰鬥,蔣委員長不斷致電前線指揮,國軍仍戰敗後 撤。[58]16日,委員長觀測敵軍動向後日:
[58]此時委員長廣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導戰局,舉要如〈蔣介石致李宗仁密電稿〉(1938 年6月5-6日):〈蔣介石致李宗仁等密電稿〉(1938年6月9日)、〈蔣介石致李宗仁轉徐源泉密電〉(1938年6月11日)、〈蔣介石致李宗仁等密電稿〉(1938年6月14日),收入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頁731-732、 734-735。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武漢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再版),頁57-74。
倭軍進攻武漢,必先出黃梅、廣濟一路,而以麻城、信陽為助攻,最後則以
其主力由九江、陽新襲成寧,另一部循南潯路襲南昌、長沙,掩護其左側背,
故決用主力於南潯路以應敵。 [59]
[59]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 冊,民國27年6月16日記事,頁648-649。
此預測與日軍之後的動態相近,然即便委員長能預知敵軍動向,國軍仍無法阻擋日軍之攻勢。6月14日至7月6日,發生潛山、湖口戰鬥;6月12日至7月25日,發生潛山西北地區戰鬥;6月21日至7月20日,發生馬當、彭澤、湖口戰鬥。國軍勝少敗多,不斷失地。[60]7月2日,委員長分析馬當、彭澤戰鬥時調:
[6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武漢會戰》,頁75-143。
敵軍在馬當、彭澤者,最多不過三千人,今日我軍雖獲小勝,但馬當既失,
門戶洞開,敵軍雖不欲不進,不可得矣。用將不當,配備無方,是余之過。
李抱冰之腐朽,不革何待。[61]
[61]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2日記事,頁13-14。
委員長認為這次戰鬥之失敗,在於自己「用將不當,配備無方。 主要指第五
十三師師長李慕轩(字抱冰)作戰不利,乃將之革職拿辦。[62]
[62]李韬被革職後轉任軍事委員會中將高參。「蔣中正電羅卓英電顧祝同速將李懿薛群英來或就地槍決」(1938年7月3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卷》(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親批文件,典藏號:002070100045060。張憲文、方慶秋、黃美真主編,《中華民國史大 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921。
7月初,國軍戰事依舊不利,連失馬當、彭澤、湖口三處,武漢人心震動,[63]尤其馬當要塞失守,被指為「武漢會戰期間我軍最大的敗績。」[64]但蔣委員長並未灰心喪志,9日與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茶會,講演「抗戰的回顧與前瞻」時謂:「從整個戰局觀察,軍事上我有絕對勝利的把握,敵人雖傲佳佔領馬當、湖口,但決不影響武漢的防務。政府决心固守武漢,敵如進犯,必予以絕大打擊。」 [65]18日,日軍已至鄱陽湖、廬山附近,委員長日:
[63]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一冊,民國27年7月8日日記,頁305-306。
[64]此為戰後蔣委員長在湖南南撤軍事會議上所言(1938年11月28日)。參見張發奎口述,夏蓮 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260。
[6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9日記事,頁37-38。
鄱陽湖與廬山,自朱明以來,皆為我民族復興最後勝利之地,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與孫傳芳逆軍決戰於此,遂以奠定全國統一之基。今次與倭寇在鄱陽湖決戰,若果得勝利,則基督在冥冥中保佑中華復興之效也。[66]
[6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18日記事,頁7071。
足見委員長對戰事勝利期望甚殷,乃至欲與日軍在鄱陽湖「決戰。然則戰況未見好轉。7月21日至31日,發生姑塘、九江、小池口戰鬥,國軍敗退。[67]26日,委員長觀察敵勢後日:
[67]劉鳳翰,〈武漢保衛戰研究,《抗日戰史論集》,頁353-354。
(日軍動態)在直接溯江而上,僅佔要塞據點,而不作野戰,以期先佔武漢,為其唯一目的。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應保持相當兵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68]
[68]蒲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26日記事,頁105。
可看出委員長已放棄「決戰」都陽湖一線之想法。[69] 29日,委員長再論保衛武漢之戰略日:
[69]蔣委員長對日軍直取武漢之判斷並不準確,日本(大本營陸軍命令第一八八號〉言及「在此期間應力圖擊破多數之敵軍」,是日軍亦欲野戰擊潰國軍。
(一)倭想我放棄武漢使彼唾手可得,我以不放棄對之。
(二)倭想我以雜色軍對防守武漢,使彼易攻,而我以中等部隊守之,勢急則可固守,有機則可反攻擊。
(三)倭想溯江直上,直取武漢,我則沿江配備相當兵力,與之節節抵抗,使之無法直入。總之,此次保衛武漢戰略,當取韧性,無論攻守進退,皆可立於自動地位,而决不至陷於被動形勢也。[70]
[70]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29日記事,頁116。
於是委員長確定揚棄「決戰」想法,決定「取軔性」,「立於自動地位」。
7月間戰況未見理想,而委員長對戰局仍抱持一定信心。7月30日,委員長 回顧本月戰況時曰:
本月敵雖陷我湖口、九江二地,但其晉南第二次侵犯企圖完全被我打破,而我在冀熱察一帶游擊戰之發展,與我第三戰區砲兵空軍之擊毀敵艦多艘,以其豫東、豫北之撤退,膠濟、京滬各路之被我切斷,其疾病死傷之人數,及皆皆一如余所預料。是敵軍進少退多,得少而失多也。彼若冒險以進攻武漢,以敵情與敵力而論,不難被我擊破,轉危為安。最後勝利之機,其在是乎。[71]
[71]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30日記事,頁117-118。
31 日,蔣委員長召集保衛武漢各部隊長官訓話,談到日軍的危機與進犯武漢
的弱點:
(1)吾人抗戰一年,敵之侵略勢力已趨衰弱,國際上的壓迫已日益加緊。
(2)敵人兵力財力已作大量消耗,目前生產停滯、經濟恐慌、國民生活痛苦日深。
(3)目前戰爭的天時地利人和,皆於敵不利,而於我為最有利之階段。[72]
[72]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7月31日記事,頁119-120。
並在當日自記日:
少年時代閱讀中倭甲午戰史與俄倭戰史,其時間少則數月,多亦不滿一年,甚以其戰期之短促與戰局之狹小為惜,此倭寇所以倖勝也。此次戰局已逾一年,而倭寇弱點破綻竟暴露其大部,小寇氣短量窄,決不能持久也。[73]
[73]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7月31日記事,頁124。
足見委員長對戰況之樂觀,認為可延長戰局,使敵無法持久。8月6日,委員長觀察戰事後日:「南北兩岸戰況皆有進步,且趨穩定。」7日亦自謂:「南潯路陣 地已穩固,皖西我軍出擊頗有進展,戰局可望轉優。」[74]更有甚者,委員長發現日軍之「制命要點」:
[74]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8月6、7日記事,頁150、155。
我貴池腰擊砲狙擊敵艦妨碍其交通之力甚大,倭寇制命要點當在於此,恨不早為準備,而必待余自研究督促,始得實施,然猶未晚也。[75]
[7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6日記事,頁150。
認為日軍之「制命要點」在「腰擊砲」,欲詳加研究以破日軍。9日,委員長
自己研究出具體方案後曰:
敵軍進佔九江、湖口以後,我軍在南潯路正面與鄂皖邊區之陣地能穩定固守,並在長江南岸自銅陵至湖口間所佔沿岸各陣地,多增游動腰擊砲,使其長江運輸交通處處受我截擊,而再施放游動水雷,必使其十五萬以上之大軍交通與給養,時虞斷絕不濟,困頓於兩岸山地之間,進退維谷。雖不能完全殲滅,亦必致餓死與病死矣。[76]
[7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9日記事,頁162。
此方案其後的確為委員長付諸實施,事詳後文。
8月初迄至日軍總攻,蔣委員長對戰局益趨樂觀。8月15日,委員長觀測敵軍動向時日:「敵軍內部海陸軍顯不一致,進略長江似海軍積極而陸軍消極也。應於此研究對策。」又曰:「以今後之武器與敵軍實力及國際形勢論,在武漢持久為有利,而且可能。保存實力,後退待時,是乃不得已之舉,今可不必矣。」[77]認為 目前戰況足以與日軍持久相抗,甚至不用戰略退卻。在此態度之下,委員長訂定之相應方略為:「第一、遲滯敵之前進。第二、擊破其重要據點或主力。第三、打擊波田旅團。」[78]22日,委員長晨起禱告、爬山後回寓研究情與局勢,於雜錄誌下所思,頗能呈現其在日軍向武漢總攻前之想法:
[77]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15日記事,頁184。
[78]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16日記事,頁186。
自六月底馬當要塞失守以來,至今行將兩月.... 至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 日之間,連陷我九江、宿松與黃梅。彼方以為武漢唾手可得,不料我軍在南北兩岸皆能固守堅抗,且屢挫兇鋒..... 若我軍現在陣地,果能固守勿失,或更能出擊有效,如此推過九月難關,則國際形勢或有變化,及至十月初旬, 我生力軍到齊,乃可轉敗為勝矣。[79]
[79]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22 日記事,頁208-209 。
二、日軍總攻與委員長的應對
日本於民國27年8月22日之〈大本營陸軍命令第一八八號〉,正式下達攻略 武漢之命令。華中派遣軍亦於同日發布〈華中作戰命令甲第六零號〉,指示派遣軍 的「企圖為協同海軍攻略武漢地方要地,擊滅所在之敵,以挫折敵軍之續戰意志」第二軍「一面擊破所在之敵軍,一面前進到光州,商城之線,準備爾後向信陽方面及漢口北側地區前進,第十一軍「在瑞昌、德安之線續行集結,相機占領永修附近,準備從九月中旬開始向武漢三鎮及南方粵漢鐵路之線前進」。[80]其後第二軍為避免國軍破壞道路,決定迅速行動,一舉進向光州、商城一線,並立刻執行信陽方面及漢口北方地區之作戰。[81]8月28、29日,第二軍指揮之第十、第十三師團分別占據六安、霍山。[82]
[8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 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217。
[81]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 220-221。
[8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 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226。
蔣委員長未能在第一時間獲悉日軍之動向,24日尚以為日本陸海軍不協調,相互推誘作戰不利,而電陳誠乘機予以重大打擊。[83]28日,委員長自謂:「敵用兵節約非常,每路兵力未有超過二師以上者,此次在長江兩岸亦復如此。吾人料敵失之過大,或存恐懼之心,均非所宜也。」 [84]29日,委員長從媒體得知日軍總攻的消息:「據德國通信社報道,敵國公報二十七日晨已向武漢開始總攻,長江以合肥為根據地,向六安進逼。」[85]而委員長對日軍總攻之規模不甚理解,接著說道 :
[83]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9。
[84]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8月28日記事,頁233。
[8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8月29日記事,頁234。
同時滬報稱,敵宣傳我第五戰區有四十餘師,第九戰區有五十餘師,總計兵力共為九十餘師,有五十五萬人數云。詳察敵軍既知我有雄厚之兵力備戰,而彼之兵力並不增加,總計其已到安慶、九江以西地區者,最多不過七個師,約十八萬而已。其果有以少勝多之把握乎?事實上敵於二十七日總攻開始,而所佔潛山、太湖與宿松相繼失守,瑞昌附近進攻無效,各處皆被擊退,惟六安我軍自動放棄,為其所得而已。 [86]
[8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29日記事,頁234-235。
委員長認為日軍這次總攻兵力不多,無法與國軍比擬。國軍兵力的確較日軍為多,但委員長卻將日軍總數大大低估。如前所述,日軍參與會戰之總兵力達40餘萬,委員長之估計卻一半不到,情報之不準確十分明顯。而此情報或源自軍事委員會國際研究所所長王竟生,其7月22日呈委員長之日軍兵力配備情報,估日本進攻武漢之兩個軍所屬共約十五萬人。[87]委員長對日軍確切兵力無法掌握,仍依此策定作戰計畫。30日,電白崇禧指示大別山殲敵計畫日:
[87]〈軍事委員會國際研究所所長王花生呈敵軍進攻武漢兵力配備情報(1938年7月22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38。
六安、霍山之敵,必可與以一最大打擊。 中意英山部隊須移駐立煌,待敵向葉家集進攻時,立煌部隊即以六安為目標,向其左側背出擊,但須另以廣濟附近部隊之一部接填英山之防。在潛山之主力,應以舒城為目標,即日出擊。如此則宋希濂部應用於固始,向敵之右側背出擊。惟立煌方面部隊必奏效最大,其兵力須兩師以上,能用足三師則更有勝算。不可以敵之兵力不多,只以相當兵力應戰為已足也。我軍若欲打擊敵人,於此最為有利,務望不失時機,竭力運用,俾獲全勝也。[88]
[88]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30日 記事,頁236-237。
委員長以日軍兵力少,採取攻勢防禦,此戰術或亦受蘇俄顧問之影響。據當時蘇俄總顧問亞·伊·趙列潘諾夫(又譯契列帕諾夫,A. H. yepenaHoB)的回憶:「當時我們軍事總顧問德納特芬(亞·伊·趙列潘諾夫之前任,又譯德拉特文,M. H. ApaTBNH)就向軍事委員會統帥(即蔣委員長)建議要調集機動部隊,分別從江南、江北不斷地襲擊進攻武漢的日軍,來牽制日軍,......以攻為守來保衛武漢。」委員長同意德納特芬的意見,召開軍事會議討論。蘇俄顧問接著建議「積極的防禦,可以延緩敵軍向前的攻勢」,委員長乃將此戰術付諸實施,[89]並經常指示前線將領趁敵軍孤軍深入之際,捕捉戰機,斷其歸路,聚而殲之。然而,日軍機動性高,裝備、訓練占極大優勢,且具絕對海、空優勢,國軍難以掌握戰機,故無法完全依據委員長的指示實行,[90]但此戰術確予日軍相當之殺傷,甚至之後的「萬家嶺大捷,亦在此指導下獲致。[91]
[89]亞·伊·趙列潘諾夫等著,國防部情報局譯,蘇俄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七部,《蘇俄來 華自願軍的回憶(1925-1945)(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8),第八篇,武漢戰役總結,頁 175-195。
[90]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85-86。何應欽,《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上(臺北:國防部,1955),頁181。
[91]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6。蔣委員長在會戰後研究對日戰術日:「我之兵員數量大過於敵,我軍各期作戰之初,第一線軍隊幾大於敵軍二三倍,約以三師人數 抵敵一師;若就全局而言,我軍往往以八師或十餘師人數與敵軍一師對戰。然尚不能戰勝敵軍 者,以我守一線,且取守势,故敵軍用錐形戰術,突破我正面之一點,即可動搖我陣地。此我 軍不取攻勢之誤也。以後應以我之大單位六師或九師兵力,取廣正面攻擊戰術,尤應注重側背 包圍,與襲擊其弱點與空隙,並在緒戰時,即用優勢兵力取攻勢,則不難致勝也。」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27年11月10日記事,頁554-555。陳誠日後在回 憶錄中,對此頗有呼應:「敵人每一攻擊箭頭所指,可能是某一處,也可能是某幾處,我們已 定的守勢戰略自然要守其所攻,還得要守其所可能攻。五個戰場,當守之處不知有多少。九江 失陷前後,我們控制在前方的部隊有二十幾個師,同時間敵人使用的部隊頂多不過一個師團, 我們以十敵一,好像我們中國軍隊不太濟事。可是我們備多力分,在任何一個接觸的當面,我們的兵力都不占優勢。則在裝備、訓練顯居劣勢,尤其制空權完全操之於敵的情況之下,我們 的屈居下風,寶在也是無可如何的事。委員長常指示我們,當敵軍孤軍深入之際,要捕捉戰 機,斷其歸路,聚而殲之。我也常常這樣轉令作戰部隊遵照。但敵軍行動飄忽,狼奔豕突,守 軍抽調困難,此外又無法控制機動部隊使用,所以雖遇良好戰機,往往當面放過。」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85-86。
此際長江沿岸之瑞昌附近戰戰鬥爆發,國軍一退再退。[92]8月30日,蔣委員長謂:「前昨二日,瑞昌沙河附近戰事最為激烈,幸皆能堅定強固,被我擊退。敵屢放毒氣,亦無效用。此非上帝之力其誰能之?」[93]實則瑞昌已經陷落,國軍雖猛烈反攻,戰況仍未可樂觀。[94]31日,委員長調:
[9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武漢會戰》,頁302-350。
[93]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30日記事,頁238。
[94]劉鳳翰,〈抗戰史事日誌〉,《抗日戰史論集》,民國27年8月28日,頁615。
讀孫子地形篇,知今日長江之敵已入於掛形與險形之地矣。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此倭寇去年之情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此倭寇今日之勢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此倭寇之所以必敗也。[95]
[9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31 日記事,頁239。
同日,於雜錄誌日:
敵軍攻漢計畫與兵力仍舊,始則攻鄂東之黄梅,繼則攻贛北之瑞昌,縣城據點被其奪取,然其最後十日之總攻擊,長江南岸則大受頓挫,北岸則大部撤退。...以最近長江兩岸之戰況而論,本月底敵軍不克攻破我田家鎮之防變,則其攻漢之方針必將變更。如九月中仍能在現陣線對峙,則可使形成持久停頓之狀態,但亦必須至明年春季,敵軍方得屈服。[96]
[96]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8月31日記事,頁240、243。
從委員長對戰事的判斷,可知其情報不甚準確,未悉國軍之敗退而以為日軍「頓挫,「撤退」,以此錯誤情報推演出明年春季敵軍方得屈服之想法,乃無根據。[97]
[97] 9月1日,委員長尚謂:「孫子作戰篇云:『勝久則頓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强力弹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此倭寇之謂乎。」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9月1日記事,頁250。
綜合上列引文,從日軍總攻迄此之時,受情報及樂觀態度影響,委員長仍認為武漢會戰有一定勝算,戰事將在武漢附近演為持久戰;「甚醉心於固守武漢三 鎮,以為可以久守。」[98]於是委員長督促施展日軍之「制命要點」攻擊,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
[98]此為徐永昌當時對蔣委員長的觀察。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1991),1938年9月5日,頁373。
第三戰區現時中心工作專在沿江岸要擊敵艦運輸,而以十五榴重砲為惟一有效之武器,兄前稱運砲公路上月底可完成,中以為正適其時,以敵軍大批運輸均在月初也。.....務希星夜趕工,限於微日以前必須將十五榴砲運至江岸射擊為要。... 武漢守衛大戰之成敗,端在第三戰區能否阻制敵軍長江運輸 為惟一之關鍵,請兄負責盡職為要。[99]
[99]「蔣中正電顧祝同希五日前將十五榴重砲運至第三戰區江岸射擊」(1938年9月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002020300011071。另見李雲漢主編,《蔣委 員長中正抗戰方策手稿彙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2),頁82。
委員長下令將重砲配置江岸,以期給予日軍運輸艦隊重大打擊。此策略確對日軍造成阻礙,8月底日軍攻擊馬頭鎮,海軍水路作業便受到該地附近之國軍砲擊中止。[100]江防無海軍,專靠要塞砲火抵禦敵艦,猶如抵禦空襲專靠高射機槍, 效力不大。[101]運公路因先前國軍徹底破壞,現今人手不足,重新修築頗為費時。[102]因之日軍並不以受到國軍江岸砲擊而停止攻勢,雖受一定阻礙,仍不斷向前,此「制命要點」對日軍實不致命。[103]
[10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252。
[101]此依據陳誠的分析,參見柯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86。
[102]「顧祝同電蔣中正運砲公路因經先前徹底破壞且人手不足需至十日方可完工除筋星夜趕築外並 將十五榴砲運至江岸外請鑒察(1938年9月2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抗戰時期,領袖事功領袖指示,典藏號: 002090106013223 。
[103]至於施放水雷,日軍「由『永老鼠——漢奸的協助,掃盡了我們在長江與鄱陽湖布下的水雷。」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60。
時序進入9月,蔣委員長對戰況之態度漸有轉變。9月2日,委員長雖仍謂「敵
終必為我擒矣,但決定「度勢量力,不強硬拼。[104]復謂:「南北兩岸各陣地之敵,昨日攻擊最激,皆被我軍擊退,殺傷敵兵最多。經此一役,戰況或能漸穩矣。」[105]從「戰況『或能』漸穩矣」一句,知戰況的確不佳,委員長雖仍有一定信心,卻己無先前之樂觀。戰況不利,似也影響委員長之情緒,自謂:「近日以工作人員不力,憤慨時起,侮慢不敬,應切戒之。戰局雖緊,而此心不覺憂惶,敵方多端威脅,毫不能動於心也。」 [106]雖仍謂不憂慮戰局,但「憤慨時起」,情緒應仍受一定影響而有所波動。
[104]是目蔣委員長調:「今敵既不能以全勝我(不戰而屈人之兵),此其謀攻之失敗。我為長期應戰,度勢量力;不與硬拼,敵終必為我擒矣。」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9月2日記事,頁254。
[10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9月2日記事,頁256。
[10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8日記事,頁276。
國軍戰況不佳,連失要地,但委員長在自己的記錄之中,仍正面待之。9月11日,委員長記曰:「各區戰事尚能穩定,惟葉家集方面出擊無效,富金山被敵轟陷而已。」 13 日記曰:「星子西孤嶺陣地昨夜已放棄,尚無大碍。預計十日內敵或不敢輕進深入也。 16 日記曰:「昨今兩日,因電線炸斷,瑞昌西南戰況不明。預料敵必被我猛擊,故增援不絕而轟炸更烈也。」17日,委員長分析敵方言論,指出日軍攻擊並不順利,「其實已遭遇不及料之障碍。[107]吾人由此可看到委員長之樂觀心態,即便戰敗、失地,仍可從正面角度看待,認為戰局並未如此糟心。張發奎觀察蔣委員長指出:「他的優點是意志堅定,忍辱負重超於常人。」[108]蔣委員長對事物之正面看待,或為其能夠忍辱負重、撐過八年抗戰之關鍵因由。
[107]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 11、13、16-17 日記事,頁288、29、301、305。
[108]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30。
三、田家鎮戰事爆發後委員長的決策
9月中旬,武漢東部最大的長江要塞田家鎮附近爆發戰事,戰況激烈,豫南戰局亦極為不利。蔣委員長連電前方將領指揮,甚至連越數級,直接指揮軍長。[109] 21 日,委員長謂「連日督促蕭之楚軍協同田家鎮部隊夾攻敵軍,始終未見實行,第五戰區長官部亦坐視不動,殊為痛心,遂決定親赴鄂東督戰。[110] 同日,武漢北部 之羅山失陷,自羅山至漢口,國軍無一部隊防守,委員長即以電話下令武漢衛成副司令萬耀煌率領方靖第十三師前往布防。[111] 22日,委員長到宋埠。[112] 見橫港之小坳失陷,武痛、筹溪皆受威脅,抱怨陳誠用兵不知輕重緩急,任由薛岳部於南潯路多留兵力卻無用武之地;且武窟緊急,陳竟離該地而不顧,「可痛將才之不易得也。遂令薛岳親赴武甯督戰,使南潯路兵力向武調動。[113]同日手諭林蔚,嚴令孫連仲等整飭紀律、共滅敵寇。[114]蔣委員長之嚴厲督戰,產生一定作用,日軍統帥烟俊六在日記便提到國軍死守田家鎮要塞,造成日軍苦戰。[115] 23 日,委員長在宋埠與李宗仁討論軍務。 [116] 25 日,蔣委員長自記曰:「戰局重心仍在箬溪之北部,辭修不知輕重,祇令所部後撤,放棄優良之陣地,而被自回通山,置武甯、箬溪於不顧。其怯懦無識,出於意外,可嘆可惜。」[117] 同日,又綜論戰局曰:
[109] 9月16日,蔣委員長手諭林蔚曰:「電告蕭之楚「第二十六軍軍長]部,應與田家鎮李軍長延 年切實聯繫,並須負掩護家鎮之責任。」並電告陳誠部隊應集結使用,切勿備多力分。「蔣 中正電陳誠指示部隊應集結使用以利策應各方」(1938年9月16日),《蔣中正總統文物, 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1302020300011084。另見李雲漢主編,《蔣委員長中正抗戰方策手稿彙輯》一,頁82。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 月16日記事,頁301。9月19日,復電蒲之楚曰:「兄部此次參戰,行動遲延,奉令不力, 而且任務每多推護,殊失眾望。希即親率所部,務於今日到達鐵石墩以南地區,協同要塞部 隊,夾擊潘家山附近之敵,勿失時機為要。」「蔣中正電蕭之楚速率部到鐵石墩以南協同要塞部隊夾擊潘家山敵」(1938年9月19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 藏號:002020300011087。蕭之楚即於21日復委員長電,略調其「遵照鈞意,抱有死無生之決心,報效黨國」云云,參見〈蕭之楚致蔣介石密電子(1938年9月21日),收入中國第二歷 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798。
[110]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21日記事,頁323。
[111]沈雲龍訪問,賣廷詩等紀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382。
[112]蔣委員長9月22日自武漢至宋埠,23日午後返歸武漢。參見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 1938年9月22-23 日,頁384-385。
[113]蔣委員長自記曰:「橫港之小坳失陷,武甯,箬溪皆受威脅。辭修用兵不知輕重緩急,任薛岳 多留兵力南潯路無用之地,而不及早調。今武如此緊急,彼自離武常而不顧,可痛將才之不易得也。今只有令辞親赴武常督戰,使其南潯路兵力可向武馆方面調動,是為最大之 作用。至其指揮武瘤方面之部隊,猶在其次也。」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9月22 日記事,頁324。
[114]論曰:「嚴令孫連仲、于學忠、馮治安嚴整紀律、振作精神,并須彼此切實建繫,協同動作, 團結互助,共滅敵寇。今國聯已通過制裁日本案,最後勝利己在目前。若我各軍不自努力, 無異自暴自棄,將為亡國之罪人。此後如有作戰不力,擅自撤退,不與陣地共存亡。即高級 主管、長官亦必照連坐法懲處。并將張自忠在潢川努力奮鬥之功績,特加獎勉,以示信赏必 罰。請以此意修正文句電令之。」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 27年9月22日記事,頁327-328。
[115](日)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烟俊六日誌》(東京:分寸于書房,1988),頁160、 162。
[116]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23日記事,頁329。蔣委員長至宋埠之情形,日後李宗仁有所回憶:「宋埠為黃坡縣屬一小鎮,長官部即設於鎮外一小廟中。我回到宋埠不及一旬,委員長曾親來視察,為表示與前線將士共甘苦,並在小廟中住宿一宵。我只好將床鋪讓出,自己在廟中正廳辦公桌上放一門板而卧。入夜蚊子太多,不能入睡,蔣先生睡在我的床上,雖有蚊帳,但也為蚊蟲所擾,不能入睡,時時呼喚待從人員入室將帳裏的蚊子趕掉。可是越趕越多,整整一夜我們二人都未能好好睡覺。」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頁741。
[117]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25 日記事,頁334。
前星期戰局最危急之期,商城、清川、羅山相繼失陷,田家鎮垂危,各部應援不力,畏縮不前。瑞昌、馮家铺以南,黃土橋以西各部,死傷慘重,無力支持。幸能不潰,仍得與敵對峙。惟富池口失陷,而半壁山尚屹立不動。敵軍只到木石港附近,不敢前進,箬溪方面由薛岳帶隊增援,武甯亦可無慮。實轉危為安之機,湯恩伯誠戰將,且智德勇兼備之長才也。 [118]
[118]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25日記事,頁334-335。湯恩伯此時取得的勝利,一說為採取蘇俄攻勢防禦之積極戰法所得。參見亞·伊,趙列潘諾 夫等著,國防部情報局譯,《蘇俄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七部,《蘇俄來華自願軍的回憶(1925-1945)》,第八篇,武漢戰役總結,頁180-181、188。
戰局危急,要地相繼失陷,各部作戰不利且死傷慘重,蔣委員長並不因此灰心喪志,反而認為這是「轉危為安」之機會。26日,委員長重新擬定作戰計畫。[119] 28 日,田家鎮失守。[120] 30日,委員長綜論9月抗戰形勢日:
[119]蔣委員長日:「長江兩岸戰局,南岸則注重通山、金牛,北岸則注重麻城、黄安,而沿江則敵 以地形水勢,與其海軍不敢冒險,故無甚顧慮。若今日胡軍向羅山,薛軍馮家舖出擊,各 能奏效,則全局皆活矣。武漢決守核心,而將所餘兵力抽調於通山與金牛一帶。徐源泉與劉 汝明部移駐於麻黄,麻黄區與通金區各有三師兵力控制,則全局穩定矣。」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26日記事,頁336。
[120]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 26。
本月戰爭最烈,亦為成敗最大之時期。北岸廣濟、商城、淺川、羅山各縣及田家鎮,雖皆前後失陷,然我軍仍照原定計畫,阻制敵軍於國防工事綫之外。南岸之敵,雖向南突竄,然多受我軍重大打擊,廬山南麓,終不能越隘口一 步。約計敵軍九月間之死傷,必在十萬人上下,若不經此打擊,決不能粉粹 其侵華野心也,我軍傷亡反較敵軍為輕。大體言之,消耗戰之目的已達。國聯通過實施盟約第十六、第十七條,外交形勢實大有進步,然而將士之犧牲 與苦痛,誠不忍言矣。上帝有靈,其使我中國能日趨光明乎。[121]
[121]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30日記事,頁362-363。
10 月初,日軍漸漸近逼武漢。3日上午,委員長檢閱漢口核心工事,由堤角經戴家山禁口至新營房,巡視後回寓,謂「工事堅強,更覺保衛有把握也」。[122] 4日,委員長觀察戰局,認為戰況危急,但敵亦疲弱。[123]同日,薛岳及南潯路各將領要求變換隘口陣地,退至青石橋。委員長以「陣地已守月餘,死傷將士數萬人,何忍放棄」嚴詞斥責,不准再有此提議,否則軍法從事。[124] 5日,日軍向信陽附近進攻,委員長再度越級指揮,手論程潛曰:「速轉飭劉和鼎軍長,率石部及四十六師,由駐馬店下車,速向信陽方面攻敵右側背。」[125]同日,委員長日:
[122]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10月3日記事,頁380。
[123]蔣委員長日:「第九戰區筹溪與武寧似甚危急,以兵力使用殆盡,且作戰不力。但敵亦疲弱, 故尚可維持也。陽新方面如果能收復港,則於戰局之進展與前途之影響甚大也。」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 10月4日記事,頁385。
[124]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喀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4日記事,頁388。
[125]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5日記事,頁398。
三月來武寧與信陽同時危急,而武寧兵力殘破尤甚,隘口陣地被敵終日轟擊,兵力消耗已漸不支,半壁山亦告失陷,戰況漸陷窘境。然敵軍之目的,則在陽新、辛潭舖、咸寧一路,該路近日增加新銳部隊,尚佔優勢,祇要該路穩定,雙十節後即可集中六師以上兵力,向敵主攻方面出擊,必可轉危為安。否則亦必能支持至本月杪,決不使敵侵入武漢,則大局乃可奠定矣。[126]
[12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10月5日記事,頁398-399 。
對戰局毫不悲觀,仍望戰局穩定之後,集中兵力反擊,並再次提到「轉危為安。
6日,委員長自記日:
昨日以來,平漢路被敵機炸斷,各部隊不能運輸,信陽危急,故憂慮不堪。自寅刻起床,親自電令各方處置及督促修路,幸於今年通車,如釋重負。交通恢復,信陽雖急,亦得處置裕如,且明港附近下雨,敵機又難活動,此誠轉危為安之關鍵,非天父之力,焉得致此?自信確保武漢之基已植於此矣。[127]
[127]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6日記事,頁401 。
自信之心躍於紙上。7日,委員長電陳誠、薛岳、湯恩伯趁武以北之敵山下兵團向龍崗突進而後方交通線發生困難之時,嚴令各部分段猛襲,破壞交通,並認為此為「殲滅敵軍惟一之良機「實足以制敵之死命。[128] 10日,委員長得報,南潯路左翼國軍大捷(即「萬家嶺大捷),殲敵一零一、一零六兩師團各一部約4個聯隊。 [129]委員長以此一股敵軍被殲滅後,其後續部隊必再向南潯路正面或西側反攻,應予注意。[130]同時委員長擬定〈總預備軍挺進攻擊計畫,速電陳誠、薛岳照辦,以猛擊敵軍背後,協同正面部隊包圍殲滅敵人。[131]
[128]〈蔣委員長令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等分段猛襲山下兵團要領電(1938年10月8日),收 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 ——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34。
[129]此勝利所以獲致,在於前述蔣委員長要求的攻勢防禦、捕捉戰機指示,參見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86。戰鬥過程,參見邵拓榮等編著,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頁318-326。
[130]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0日記事,頁417-418。
[131]〈總預備軍挺進攻擊計劃(1938年 10 月11日):〈蔣介石致陳誠薛岳密電子(1938年 10 月12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822-825。
從10月初以迄中旬,武漢會戰戰況益趨激烈,國軍連失要地,日軍步步進逼武漢,但日方也遭遇不少阻礙。烟俊六指出,漢口攻略作戰受到地形、天候、兵力等限制,原定10月中旬達成之任務,將延遲至11月中旬。[132]國軍方面,此間蔣委員長不斷提及「轉危為安」之期望,並獲「萬家嶺大捷,然日軍之另一步動向——進攻廣州,卻為委員長始料未及,戰況也因此急轉直下。
[132]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烟俊六日誌》,頁163-164。早在9月5日,烟俊六在日記中便提到第十一軍在廬山與國軍對戰,損害頗大,因此頗為不擇。又云此戰因為地形艱難、 氣候炎熱、敵軍陣地構築巧妙等原因,遭遇許多困難。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俊 六日誌》,頁156時任第十一軍軍長的村寧次,日後分析武漢戰的特點,指出日軍有三 點不利,一為敵軍擁有極為優勢的兵力,二為魏恶劣地形作戰,三為與酷暑作戰。[日]稻葉 正夫編,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阿村寧次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357-36。
肆、廣州戰事與武漢撤守
日軍在謀劃進行漢口攻略作戰之時,便曾計畫同時進行廣州攻略作戰,但因海運不足等原因,乃決定在武漢攻略作戰後再行實施。7月,漢口攻略準備期間,已可調配廣州作戰之海軍資材,日本大本營遂決定實施廣州攻略作戰。8月中旬,大本營陸軍部正式著手準備,由藤室良輔大佐負責研究。預定參加作戰者為第五、第十八、第一零四師團。第五師團原駐徐州,8月下旬起陸續集結青島,訓練登陸、要塞攻略等戰鬥技術。第十八師團從杭州移駐上海,同時為廣州作戰訓練登陸戰鬥。第一零四師團原駐中國東北,張鼓峰事件時曾往國境移動,9月下旬集結大連,利用上船前的時間從事登陸戰鬥訓練。9月中旬,執行作戰的第二十一軍編成,由 臺灣軍司令官古莊幹郎中將擔任司令官。[133] 19日,大本營發布廣州攻略作戰攻擊命令(大本營陸軍命令第二零一號》:
[133]國防部史政編譯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345-347。
一、大本營企圖與漢口攻略之前後,為奪取敵軍在華南之重要根源,截斷其主要對外連絡補給路線,擬占領廣州附近要地。
二、第二十一軍司令官應與海軍協同攻略廣東附近之要地。
三、關於第二十一軍之後勤補給,臺灣軍司令官應予援助。
四、有關細則由參謀總長指示之。[134]
[13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348-356。
同日,對海軍下達大本營海軍命令,又發布大本營陸軍指示。內容除規定第二十一軍之運輸、登陸地點、作戰要旨、要領等,尚稱「尊重第三國的領域及權益,避免因疏失而惹起糾紛」。[135] 26日,第二十一軍根據大本營命令及指示,策定作戰計畫。9月底,第五師團由青島出發,第十八師團由上海出發,第一零四師團由大連出發,在10月7日前陸續集結於澎湖群島的馬公。9日,主力船團啟程,於11日傍晚抵達白耶士灣(中方稱大亞灣)。12日凌晨,作戰開始。[136]
[13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348。
[136]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 356-368。
為發動廣州攻略作戰,日軍動員3個師團及直屬部隊,加計海軍,共約7萬5000 人。[137]國軍在廣州附近的兵力,以廣東綏靖公署主任、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萬余漢謀部為主力,下轄3軍7師2 獨立旅。[138]對於日軍欲進犯廣東,蔣委員長早已收到相關情資,而有所注意、防備。6月7日,電余漢謀「據報倭決增兵華南, 由海豐、惠來等處登陸,請注意,並請余詳告守備廣東之整個計畫,及所需增加兵力之數量。[139]然則9月以來武漢方面戰況激烈,前方士兵急待補充,委員長乃於9月9日電余漢謀曰:「前方官兵死傷重大,葉肇部之補充更急。請兄再撥老兵四團,專為葉部補充之用。務希於十日內運到南昌,千祈勿誤。」[140]此時尚以「老兵」應付,並未對廣東防務造成過大損害。9月底,戰局更顯緊張,蔣委員長重視武漢當前之敵,漸漸忽視廣東防務。9月24日,電余漢謀曰:「務請吾兄速抽調精良部隊兩師,至少亦須一師一旅,於本月底起運來漢,千祈勿誤。[141] 10月2日,委員長又接到日軍向南運輸軍隊之情資,這次重視程度卻與先前不同,委員長謂:「敵軍昨自上海、青島二地向南運輸,有大艦五十艘之多,約可裝五萬人,聲張攻粵。無論其虛實如何,此時僅運五萬兵力攻粤,毫不足動搖余之大計也」。[142]從蔣委員長用「聲張、「虛實」等詞,推論其不太相信日軍將進犯廣東,而其判斷 日軍兵力為5萬,與實際的7萬 5000 員也有所落差。於是委員長對廣東防務,更不予看重。10月4日,委員長又電余漢謀曰:「務希加派一個師運漢增援,以為最後決勝之基礎。無論如何,必須照派,并望於本週內全部出發。盼復。」[143] 余漢謀隨即復電,略謂廣東部隊先後奉調,數量已逾一半,廣東兵力薄弱,若再增派一師支援漢口,將更感空虛,且日軍已增兵廈門,廣東若有疏失,將為全局之憂,請委員長准予免調。[144] 10日,蔣委員長否決余漢謀的要求,手令余曰:
[137]劉鳳翰,〈武漢保衛戰研究〉,《抗日戰史論集》,頁374。
[138] 此為日軍登陸廣東前夕的狀況,不含括支援武漢戰場的兩個軍。參見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冊(下):初期戰役,頁197。國防部史政編 譯局編,《抗日戰史·閩粵邊區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再版),頁37-46。
[139]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7日記事,頁609。「蔣中正條余漢謀詳告守備廣東整個計畫須增兵數量」(1938年6月),蔣中正總統文物·革 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002020300011136。同時,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也報告蔣委 員長各方紛傳日本將進犯華南,戰事遷延,廣東終無倖免之理,並申言廣東之重要,「應如何 充實力量,步步設防,以確保南疆之決心,作廣泛持久之周旋。(1938年6月),《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002020300011137。
[140]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9日記事,頁277。
[141]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24日記事,頁331。
[142]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2日記事,頁375。
[143] 「蔣中正電余漢謀限於本週內加派一師增援漢口」(1938年10月4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影,抗戰時期,領袖事功/領袖指示,典藏號:002090106013232。
[144]「余漢謀電蔣中正現廣東兵力薄弱若再增派一師增援漢口更感空虛現日軍已在廈門增兵尚廣東 有所疏失亦為全局之憂請准予免調以期顧全廣東防務」(1938年10月5日),《蔣中正總統 文物·特交文電》,抗戰時期,領袖事功/領袖指示,典藏號:002090106013233。
最急。廣州余主任煌奇兄:覆電悉。無論如何,須加抽一師兵力,向武漢增援。如能增此一師,即可確保武漢,否則,武漢將失,則粤亦不能幸保。只要武漢能守,則粤必無慮。切盼吾兄不顧一切,勉抽精兵一師,以保全大局。[145]
[145]「蔣中正電余漢謀無論如何需加抽兵力向武漢增援方能確保武漢以全大局」(1938年10月10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抗戰時期,領袖事功領袖指示,典藏號: 002090106013234 又見《蔣介石致余漢謀手令》(1938年10月10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821。
蔣委員長已非常忽視日軍將進犯廣東之警示,不但調出粵軍精銳部隊支援武漢,尚云「增此一師,即可確保武漢」、「武漢將失,則粤亦不能幸保」等等。統計迄此之時,委員長已從廣東調離較為精良的第64軍李漢魂部、第 66 軍葉擎部。[146]事實上,以武漢方面之戰況,廣東再增援師,對大局並無裨益;而以之後戰局走向來看,廣東失去,竟反而令武漢「不能幸保」。
[146] 劉鳳翰,《抗戰期間國軍擴展與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頁296。三軍大學戰英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冊(下):初期戰役,頁197-199。
10月11日,蔣委員長注意日軍動態,發現敵運輸艦多艘出現於大鵬灣,認為「是其積極侵略之表示。[147] 12 日,日軍登陸廣東大亞灣,委員長亦接獲是項情報(但電報誤傳為大鵬灣,位大亞灣之西,乃推測日軍登陸之用意:
[147]蕭季落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第2冊; 民國27年 月 11 記事,頁420。
一、表示其非達到中國屈服之目的不可。
二、對英國示威,欲中國不惜重英國而向其屈服。
三、希望分化廣東,不加抵抗,故聲言不危害不抵抗之人。
四、至其截斷廣久路之目的猶在其次,若謂佔領廣州有利於其戰略,則更非主因。
故敵冒險攻粤可說為恫嚇我政府之意居多,而不知自陷絕境,更予我以打擊之良機也。 [148]
[148]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10月12日記事,頁426。
委員長推測之用意,皆有其道理,如關於第三點,日軍統帥烟俊六在日記中,便估計廣東將軍余漢謀以保境安民名義獨立之可能性。[149]但對照上述〈大本營陸軍命令第二零一號,委員長最不看重的第四點,實即日軍發動廣州攻略的主要目的,第二點之欲向英國示威,也非所重;委員長在此對政治、外交上的思量,似乎重於軍事上的考慮。委員長以外交為重之判斷,或許源自情報錯誤,其獲知日軍登陸之大鵬灣近香港(實則日軍登陸較東之大亞灣),或以此地緣關係判斷日軍登陸乃針對英國而來(香港為其殖民地),而其後對日軍動向之判斷,也因之不確。於是迄此之時,委員長仍不相信日軍登陸廣東是為拿下廣州,認為日軍兵力薄弱, 廣東方面足以應付,遂電余漢謀曰:
[149]伊藤隆, 沼康等解說,《陸軍,烟俊六日誌》,頁156。
敵既在大鵬灣登陸,我軍應先積極集中兵力,對於深圳方面,尤應嚴密佈防,料敵在深圳與大鵬二灣之間,截斷我廣九鐵路之交通,此為其惟一目的, 亦為其目前最高之企圖。故我軍不必到處設防,為其牽制,先求鞏固該處既設防線,一面多構預備陣地,以備節節抵抗,侯兵力集中,再圖出擊。以敵軍全部兵力之統計,無大舉窺粤之可能,知兄必能沉著應戰,予寇痛創也。 [150]
[150] 「蔣中正電余漢謀敵登陸太鵬灣我軍應積極集中兵力嚴密布防深圳」(1938年 10 月12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002020300011138。
委員長對日軍動向之預測並不準確,日軍並未以截斷廣九鐵路之交通為「惟一目的」、「最高企圖」,而是要直取廣州,截斷國軍對外連絡的補給線,且此作戰實已算是「大舉窺粵」。同日,蔣委員長電國民參政會主席汪兆銘、行政院長孔祥熙、外交部長王寵惠日:
敵軍今晨在大鵬灣登陸,已與我前方部隊發生激戰,此時請對英美盡量運用。弟以為此乃敵軍之絕境已到,實為我軍勝利之轉機,政略、戰略皆於我有利。至於交通,最近運輸將畢,無大關碍。英大使本約十八日由滬起程來漢,現未知其能如期來漢否?[151]
[151]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2日記事,頁427-428。
委員長認為日軍攻粤為「絕境已到」,並認為這是「我軍勝利之轉機」,對外交極為注意,要求「設法運用」,並於13日電駐美大使胡適促英美合作對日。[152] 14 日,委員長尚調:「敵在粤登陸,實與我以最後勝利之基點,增加我勝心,協助我抗力非緲。常謂『可勝在敵』與『勝可為』二語,其形相反,而其意實同也。」 [153] 由此觀之,委員長對於廣東戰事爆發及對全局之影響相當樂觀,其何以如此?15日,委員長透露其心態:「敵攻粤,在求速和,其狂妄愚拙,無以復加。擴大戰區, 不獨予我以滅寇良機,且余所望以太平洋各國和平會議解決中倭一切問題之期,當不遠矣。」 [154] 18 日又謂:「觀倭求和之意,可斷其甚為迫切,否則不致急急侵寧。今侵地愈廣,愈陷於被動,寇已入我掌中矣。」[155]是委員長認為日軍發動廣東戰事,為其迫切求和所致,所失一為擴大戰區,使國軍易於殲敵,一為對外交有不利影響,國際會議將可澈底解決中日問題,乃對戰事樂觀以對。
[152]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册:255-256。
[153]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4日記事,頁436。
[154]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10月15日記事,頁439。
[155]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8日記事,頁444。
蔣委員長認為日軍登陸廣東牽動外交,因此產生相當信心,寄望國際干涉。但其過去經驗,此方面嘗有慘痛教訓,民國27年2月2日,蔣委員長回顧淞滬會戰記日:
去年最大之失着,為美總統發表芝加哥演說,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而於精疲力盡之際,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以後一敗塗地,無可收拾。若於此時自動撤退,則敵必至原有駐兵區域嘉崑為止,而我實力得以保存,隨時可予敵反擊也。 [156]
[156] 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2月2日記事,頁127-128。
淞滬會戰時蔣委員長以外交緣故堅持戰線,戰局無法支撐卻依舊增兵,最後全軍潰退,日軍直追至南京,國軍一敗塗地。[157]是以委員長這次雖然對外交抱持一定希望,但不完全倚賴之,進一步反求諸己。武漢熱戰時,委員長便謂:「目前應打破一般不正確之觀念者:一、外交:以為武漢失守,恐英美改變態度,吾以為革命戰爭不必重視外交。若軍事以外交為轉移,則不能革命矣。」 [158] 10 月13 日,委員長針對廣州戰事,自謂:
[157] 張發奎晚年回憶此事道「這件事我忍不住要講出來,因為我不知自己還能活多久。不要介意蔣先生知道了會發怒」,是時淞滬會戰已葬送巨大數量的人命,蔣委員長在松江召集軍事會議, 張發奎、白崇禧、陳誠、顧祝同、薛岳、孫元良、宋子文等重要人士皆出席,商討國軍將淞 滬前線轉移十個師到蘇嘉、吳福國防要塞工事,以頂住敵軍之推進。大多數人同意此議,「此時蔣夫人突然從上海來到,我還記得她穿著毛皮大衣。她宣稱我們若能守住上海——我記得她說十多天——中國將贏得國際同情,國聯將幫助我們抑阻日本侵略。....與會者只有少數人同意她的觀點。蔣先生說,上海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堅守。....蔣先生犯了一個重大的戰略錯誤,蔣夫人的願望被證實是一種錯覺,她太天真了,並非我想侮辱一個婦女,但是畢竟, 她只是蔣先生的妻子呀!他怎能聽從婦人之言去指揮一場百萬人的大戰役呀!....倘若不是蔣夫人我們要再堅持十幾天,我們原本可以實行有秩序地後撤。」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48-250。 另見李君山,改為 | 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地區作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2)。
[158]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8月22日記事,頁210-211。
英國畏戰態度,更使倭寇猖獗,國際形勢惡劣極矣。倭既在粤登陸,則無論英國對倭是否妥協,我應決心持久抗戰,使其威脅作用失效,卒致欲罷不能,「更以國際外交關係而影響我作戰方針。余三年前早有以四川為抗戰根據地之準備,況平漢、粵漢兩路以東地區抗戰至十五月之久,而敵猶不能佔領武漢,以後抗戰必更易為力。敵軍侵粵,實已促成余第三步之計畫矣。[159]
[159]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3日記事,頁429 引號為筆者所加。
於是委員長已有不倚賴外交,主動進行戰略退卻以持久抗戰之意,可視為汲取淞滬會戰之經驗而做出的調整。[160]同日委員長手諭代武漢衛戍司令郭谶曰:「橫正店與魏家店一帶外圍工事,有否派隊繼續修築,其各種材料,應即限五日內搬回漢核心工事區內為要。」 [161] 已有縮小防守圈,為總退卻準備之意。[162]
[160] 張發奎便謂:「比較我們在武漢與淞滬兩大戰役,很明顯,我們在武漢赢得了更長的時間,因為(我)們吸取了滬戰的教訓。」張發奎口述,夏蓮琪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 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69。學者敖文蔚持相同看法,參見氏著,(武漢抗戰時 期蔣介石的戰略戰術思想》,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頁131-133。楊天石則論述淞滬會戰對蔣委員長抗戰戰略之影響,參見楊天石,〈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學術探索 2005 年第3期(昆明),頁94-14。
[161]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3日記事,頁430。
[162] 或謂蔣委員長在田家鎮失守後,便於10月1日初步決定放棄武漢。依上文論述,委員長在廣東 戰事爆發前,對戰事尚抱持一定信心,之後態度才有所轉移,故此說或可商榷。參見敖文 蔚,{武漢撤退真相論述〉,收入陳富安、劉光明主編,《武漢會戰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頁139。
日軍登陸廣東後,蔣委員長認為對整體局勢來說,日軍此舉反而對中國有益。看似日軍此一軍事行動,對委員長心理毫無作用;但事實上,委員長應受到不小衝擊。從日軍登陸前委員長不斷調精兵離粵來看,日軍此動向的確為其始料未及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便謂:「我軍事當局,歷來頗多假定敵於攻佔武漢以前,無力南犯廣東省。」[163]於是在10月14日,蔣委員長開始與政府軍事高層商議「轉變態勢之部署與步趨」、「限十六日起一星期完成」,[164]可說廣東戰事,為委員長決定放棄武漢之關鍵。[165]不過,軍事高層曾對過早轉進不以為然,軍令部長徐永昌、次長熊斌,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祖,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等認為「以今日情況論,尚不需如此急轉」,而由徐向委員長建議轉移態勢不可太早。委員長最終雖同意推遲後撤,仍令照辦撤守事宜。[166] 16日,李宗仁亦電委員長敵軍於華南上陸,並不影響第五、九戰區之作戰,武漢中心並未動搖,此時放棄實屬過早。[167] 委員長 17日復電謂:「此期抗戰方針,重點在南,現南岸戰況緊張,敵在粤登陸,兵力連日續有增加,倘轉用之稍一延緩,爾後將感困難。」 [168]
[163]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一冊,民國27年10月14日日記,頁402。
[164]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10月14日,頁400。委員長決定轉移兵力之部署,因其正面思考,故「甚覺從容裕如。」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 民國27年10月14日記事,頁436。
[165]或謂國軍放棄武漢之原因有「1,中國軍隊已逐漸失去繼續會戰的地形、陣地和兵力條件,因守武漢對中國軍隊不利。2. 會戰已消耗大量日軍且超過了戰前所設定的時間,持久消耗戰略目的初步達到。3. 在武漢週邊作戰之際,中國軍政當局已基本完成撤出武漢城區的各種準備工 作。 黄華文,(武漢撤守原因辨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第 2期(武漢),頁129-134。依照前文論述,蔣委員長在日軍登陸廣東前對武漢戰事尚抱持一定希望,考察其態度轉折,可知委員長放棄武漢之關鍵原因,應為廣東戰事之爆發。論者所列諸項因素,皆有其影響,然或非直接原因。
[166]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10月14、15、17、19日,頁400-404。
[167]〈李宗仁致蔣介石密電〉(1938年10月16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831-832。
[168] 〈蔣介石致李宗仁密電稿》(1938年10月17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833。
華南戰事驟起,軍事形勢益形危急,蔣委員長並當即進行補救工作,14日,電重慶孔祥熙撥給廣東臨時軍費三百萬元。[169]又電國家各要員徵詢今後對內對外出意見。 [170] 18 日,委員長:「二十四年入川剿共,即為建立今日抗倭之根據,而今日抗倭,即為樹立將來建國之基礎。此政府平亂以求統一,統一而後抗戰,抗戰而後建國之一貫政策也。」19日,委員長自覺精神健旺,雖戰局日緊,而處置尚覺游刃有餘,「惟黃石港、陽新失陷,敵軍沿江前進頗速,深自系慮」。20日,委員長日:「勿忘既定方針,勿為艱難所阻,忽今日工作,勿憂明日困苦。盡我人力,聽我天命。」21日,委員長以「本日金牛前方之情勢緊急,始報金牛、高橋之既設陣地並未有軍隊布防,將領事前疏忽,臨急慌亂,殊為可歎」,遂急調第十二師與守備漢口核心的第一八五師之一旅前往布防。同日,修正武漢撤退宣言稿。[171]是日,廣州失陷。[172] 22日,委員長日:
[169]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4日記事,頁433。
[170]舉要如電程潛曰:「敵軍在學登陸,我軍戰略、政略,皆有重新檢討之必要,請詳示一切為盼。」(1938年10月14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抗戰時期,領袖事功領袖 指示,典藏號:002090106013239。電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日:「倭在粤登陸,戰局又進一 步。對於以後軍事、外交之戰略與政略之運用,吾兄蓋籌碩畫,必有所見,請詳告是荷。」蕭 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4日記事,頁433。或見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一冊,民國27年10月18日日記,頁404-405。 17 萧李[171]蕭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8-21日記事,頁443、445-446、448。
[172]日軍登陸後未遭抵抗,長驅直入,粵軍迅速清退。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與第十二集團軍總司 令余漢謀乃遭人資難,謂為「鐵城無城,漢謀無謀」。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及紀錄,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70。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一冊,民國27年10月21、22日日記,頁497-408。
此時武漢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強保持,則最後必失,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存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抗戰與最後勝利之根基。對於敵軍心理,若其果求和平,則我軍自動放棄,反能促其覺悟,並可表示我抗戰之決心與毫無所求,亦無所措,使其不敢有所要挟。否則如我希冀其停止進攻,則彼更將奇貨可居矣。故決心放棄武漢,並發表宣言,通告中外。[173]
[173]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22 日記事,頁449。
正式決定放棄武漢。24日,電告重慶國民政府委員鄒魯、立法院院長孫科,並轉粤籍立法委員,自承失誤,負廣州失陷責任,願與學籍要員共同補救:
廣州失陷,以粵省精良部隊全調長江前方應戰,故粤中空虚,敵軍乘我不備,直寬廣州,此為弟指導無方,顧慮不週之所致。顧此責任全在第一人,而不在他人。此時惟有竭忠盡職,以報黨國。惟望全粤諸同志同心協力,共同補 救。凡於粵局有益,抗戰有利之事,弟图無不樂從也。 [174]
[174]「蔣中正電孫科等廣州失陷以廣東精良部隊全調長江前方應戰故粤中空虚日軍趁我不備直觀廣州此實弟指導不週之責請全粤同志仍同心協力共盡抗戰之責」(1938年10月24日),《蔣中 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影,抗戰時期,領袖事功領袖指示,典藏號:0020901060 13141。
同日,委員長決定離武漢。[175] 26日,委員長探討敵軍心理:「(一)敵兵騎貪,
非佔武漢不可。(二)敵無紀律,不能聽從其政府意圖,故決無在武漢附近停攻之
理。(三)我愈重視武漢,則敵之要賣愈甚,故不如輕柔之。」[176]同日,日軍進入武漢:漢口攻略作戰達成,並接續攻擊周圍要地。[177]
[175]離漢前委員長調:「有舍乃能有取,能忍乃能有濟。此次放棄武漢與我離去武漢之緩急先後, 實關乎國家之存亡,能不審慎?深思三日,乃允各將領之所請。決於本晚離漢赴衡,成敗利 純,聽之於天父命令而已。」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册,民國27年 10 月24日記事,頁465-466。
[17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們,民國27年10月26日記事,頁473。
[177]此際,委員長因昨日在半山庵見一聯云「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須努力;會心不遠,要登絕頂莫 辭勞」而深有所感。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10月26日記事,頁473 。
蔣委員長於放棄武漢之時,做了相關準備、布置。舉要如 10 月22日,電程潛、胡宗南夾擊敵軍,使其不敢南進。[178] 24日,電令李宗仁固守黃坡,以掩護其他部隊轉進。[179] 26日,電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告以政府決定放棄武漢,請兩位主席共同奮鬥,完成使命。[180]除了上述措置,委員長亦重「焦土抗戰」,而委員長之焦土策略,持續進行。除了前述之破壞黄河大堤之外,武漢會戰前後皆不斷電令前方將領貫徹,戰況激烈時猶然。如8月7日,電 白崇禧澈底破壞合肥經六安至商城之公路。[181] 10月4日,電陳誠、薛岳激底破壞武寧通修水與永修之公路。[182] 7日,再度手諭陳誠務必破壞龍港附近道路橋樑。[183]8日,令前方各部向敵側背之空隙襲擊,搗毁其交通,斷絕其後方道路與截奪其糧秣。25日,電令武漢實施爆破。同日,委員長調:「武漢之爆烈破壞,不僅使敵一無所得,失其攻漢之目的,且其同歸於盡之決心。非此不能使敵有所感悟也。」對於廣州,委員長亦下令予以破壞。然國民參政會主席汪兆銘對於委員長之破壞廣州,不敢苟同,以驗電(29日)致委員長云:「此次廣州放棄時,縱火焚燒,除軍事設備外,民居商店亦一律被燬。雖云不以資敵,然民怨已深。將來淪陷區內之工作,必受影響,利害相權,利少害多。」對於汪之建議,委員長不以為然,月底檢討本月軍事時尚日:「惟武漢撤退時,郭職不奉命令,擅自先退,以致一切計劃不能全部完成;飛機場破壞亦不澈底。乃被敵軍即時利用,此實余思慮不周, 用人不當之所致也。」 [184]
[178] 電文曰:「韋軍固守平靖關,戰況甚佳。惟敵軍主力已向平靖關進攻,胡軍團主力應即向敵軍側背迅速出擊,使敵不敢南進,並得前後夾擊敵軍,期收殲滅之效。」蕭李居編,《蔣中正總 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10月22日記事,頁450。
[179] 電文日:「黃坡必須盡力固守,使左右前後部隊得以如計轉進。務請切實指派第五路軍最精良部隊負責布防,千萬勿誤。如何盼立復。」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10月24日記事,頁463。
[180] 電文曰:「武漢已由我自動放棄,但我軍仍照預定計劃在外圍與敵周旋。此後我軍可處處立於 主動地位,更易克敵制勝。請兩兄切實聯繫,共同奮鬥,完成使命。中於敬晚離漢,以後有電,請直達重慶可也。」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 10 月26日記事,頁473-474。
[181] 電文日:「合肥經六安至商城公路,應派員負責將其路基根本破壞。」蕭李居編,蔣中正總 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8月7日記事,頁153。
[182] 電文曰:「武寧通修水與永修之公路,應即將其全路路面限本星期內澈底破壞。」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10月4日記事,頁385。
[183] 手論曰:「敵下山兵團向我龍港突進,其後方交通線延長,我軍務須施行側擊,破壞道路橋梁,四面剿而殲滅之。」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 10 月7日記事,頁404。
[184]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 10月8、25、31 日記事,頁407、467-469、497-498、500-501。對於破壞武漢,徐永昌亦曾向蔣委員長提出破壞武漢計 畫、焦土作戰之失策,認為「是真不與人民留應留之生活耶。余確認此等舉動與敵無甚报,與 我有大害也。」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10月22日、11月14日,頁406、 421。
10月31日,蔣委員長發表〈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略謂武漢外圍五閲月之苦戰惡鬥,已予敵人重大打擊,延滯敵軍西進,掌握時間準備、遷移,故守衛武漢之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並申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最大決心,期望全國軍民更能盡其最艱辛之努力與大無畏之奮鬥,以求全民族之澈底解放。[185] 武漢會戰,至此告一段落。
[185]〈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全文參見何應欽,《八年抗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88-93。
[133]國防部史政編譯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345-347。
一、大本營企圖與漢口攻略之前後,為奪取敵軍在華南之重要根源,截斷其主要對外連絡補給路線,擬占領廣州附近要地。
二、第二十一軍司令官應與海軍協同攻略廣東附近之要地。
三、關於第二十一軍之後勤補給,臺灣軍司令官應予援助。
四、有關細則由參謀總長指示之。[134]
[13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348-356。
同日,對海軍下達大本營海軍命令,又發布大本營陸軍指示。內容除規定第二十一軍之運輸、登陸地點、作戰要旨、要領等,尚稱「尊重第三國的領域及權益,避免因疏失而惹起糾紛」。[135] 26日,第二十一軍根據大本營命令及指示,策定作戰計畫。9月底,第五師團由青島出發,第十八師團由上海出發,第一零四師團由大連出發,在10月7日前陸續集結於澎湖群島的馬公。9日,主力船團啟程,於11日傍晚抵達白耶士灣(中方稱大亞灣)。12日凌晨,作戰開始。[136]
[13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348。
[136]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 356-368。
為發動廣州攻略作戰,日軍動員3個師團及直屬部隊,加計海軍,共約7萬5000 人。[137]國軍在廣州附近的兵力,以廣東綏靖公署主任、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萬余漢謀部為主力,下轄3軍7師2 獨立旅。[138]對於日軍欲進犯廣東,蔣委員長早已收到相關情資,而有所注意、防備。6月7日,電余漢謀「據報倭決增兵華南, 由海豐、惠來等處登陸,請注意,並請余詳告守備廣東之整個計畫,及所需增加兵力之數量。[139]然則9月以來武漢方面戰況激烈,前方士兵急待補充,委員長乃於9月9日電余漢謀曰:「前方官兵死傷重大,葉肇部之補充更急。請兄再撥老兵四團,專為葉部補充之用。務希於十日內運到南昌,千祈勿誤。」[140]此時尚以「老兵」應付,並未對廣東防務造成過大損害。9月底,戰局更顯緊張,蔣委員長重視武漢當前之敵,漸漸忽視廣東防務。9月24日,電余漢謀曰:「務請吾兄速抽調精良部隊兩師,至少亦須一師一旅,於本月底起運來漢,千祈勿誤。[141] 10月2日,委員長又接到日軍向南運輸軍隊之情資,這次重視程度卻與先前不同,委員長謂:「敵軍昨自上海、青島二地向南運輸,有大艦五十艘之多,約可裝五萬人,聲張攻粵。無論其虛實如何,此時僅運五萬兵力攻粤,毫不足動搖余之大計也」。[142]從蔣委員長用「聲張、「虛實」等詞,推論其不太相信日軍將進犯廣東,而其判斷 日軍兵力為5萬,與實際的7萬 5000 員也有所落差。於是委員長對廣東防務,更不予看重。10月4日,委員長又電余漢謀曰:「務希加派一個師運漢增援,以為最後決勝之基礎。無論如何,必須照派,并望於本週內全部出發。盼復。」[143] 余漢謀隨即復電,略謂廣東部隊先後奉調,數量已逾一半,廣東兵力薄弱,若再增派一師支援漢口,將更感空虛,且日軍已增兵廈門,廣東若有疏失,將為全局之憂,請委員長准予免調。[144] 10日,蔣委員長否決余漢謀的要求,手令余曰:
[137]劉鳳翰,〈武漢保衛戰研究〉,《抗日戰史論集》,頁374。
[138] 此為日軍登陸廣東前夕的狀況,不含括支援武漢戰場的兩個軍。參見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冊(下):初期戰役,頁197。國防部史政編 譯局編,《抗日戰史·閩粵邊區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再版),頁37-46。
[139]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6月7日記事,頁609。「蔣中正條余漢謀詳告守備廣東整個計畫須增兵數量」(1938年6月),蔣中正總統文物·革 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002020300011136。同時,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也報告蔣委 員長各方紛傳日本將進犯華南,戰事遷延,廣東終無倖免之理,並申言廣東之重要,「應如何 充實力量,步步設防,以確保南疆之決心,作廣泛持久之周旋。(1938年6月),《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002020300011137。
[140]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9日記事,頁277。
[141]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9月24日記事,頁331。
[142]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2日記事,頁375。
[143] 「蔣中正電余漢謀限於本週內加派一師增援漢口」(1938年10月4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影,抗戰時期,領袖事功/領袖指示,典藏號:002090106013232。
[144]「余漢謀電蔣中正現廣東兵力薄弱若再增派一師增援漢口更感空虛現日軍已在廈門增兵尚廣東 有所疏失亦為全局之憂請准予免調以期顧全廣東防務」(1938年10月5日),《蔣中正總統 文物·特交文電》,抗戰時期,領袖事功/領袖指示,典藏號:002090106013233。
最急。廣州余主任煌奇兄:覆電悉。無論如何,須加抽一師兵力,向武漢增援。如能增此一師,即可確保武漢,否則,武漢將失,則粤亦不能幸保。只要武漢能守,則粤必無慮。切盼吾兄不顧一切,勉抽精兵一師,以保全大局。[145]
[145]「蔣中正電余漢謀無論如何需加抽兵力向武漢增援方能確保武漢以全大局」(1938年10月10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抗戰時期,領袖事功領袖指示,典藏號: 002090106013234 又見《蔣介石致余漢謀手令》(1938年10月10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821。
蔣委員長已非常忽視日軍將進犯廣東之警示,不但調出粵軍精銳部隊支援武漢,尚云「增此一師,即可確保武漢」、「武漢將失,則粤亦不能幸保」等等。統計迄此之時,委員長已從廣東調離較為精良的第64軍李漢魂部、第 66 軍葉擎部。[146]事實上,以武漢方面之戰況,廣東再增援師,對大局並無裨益;而以之後戰局走向來看,廣東失去,竟反而令武漢「不能幸保」。
[146] 劉鳳翰,《抗戰期間國軍擴展與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頁296。三軍大學戰英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冊(下):初期戰役,頁197-199。
10月11日,蔣委員長注意日軍動態,發現敵運輸艦多艘出現於大鵬灣,認為「是其積極侵略之表示。[147] 12 日,日軍登陸廣東大亞灣,委員長亦接獲是項情報(但電報誤傳為大鵬灣,位大亞灣之西,乃推測日軍登陸之用意:
[147]蕭季落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第2冊; 民國27年 月 11 記事,頁420。
一、表示其非達到中國屈服之目的不可。
二、對英國示威,欲中國不惜重英國而向其屈服。
三、希望分化廣東,不加抵抗,故聲言不危害不抵抗之人。
四、至其截斷廣久路之目的猶在其次,若謂佔領廣州有利於其戰略,則更非主因。
故敵冒險攻粤可說為恫嚇我政府之意居多,而不知自陷絕境,更予我以打擊之良機也。 [148]
[148]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10月12日記事,頁426。
委員長推測之用意,皆有其道理,如關於第三點,日軍統帥烟俊六在日記中,便估計廣東將軍余漢謀以保境安民名義獨立之可能性。[149]但對照上述〈大本營陸軍命令第二零一號,委員長最不看重的第四點,實即日軍發動廣州攻略的主要目的,第二點之欲向英國示威,也非所重;委員長在此對政治、外交上的思量,似乎重於軍事上的考慮。委員長以外交為重之判斷,或許源自情報錯誤,其獲知日軍登陸之大鵬灣近香港(實則日軍登陸較東之大亞灣),或以此地緣關係判斷日軍登陸乃針對英國而來(香港為其殖民地),而其後對日軍動向之判斷,也因之不確。於是迄此之時,委員長仍不相信日軍登陸廣東是為拿下廣州,認為日軍兵力薄弱, 廣東方面足以應付,遂電余漢謀曰:
[149]伊藤隆, 沼康等解說,《陸軍,烟俊六日誌》,頁156。
敵既在大鵬灣登陸,我軍應先積極集中兵力,對於深圳方面,尤應嚴密佈防,料敵在深圳與大鵬二灣之間,截斷我廣九鐵路之交通,此為其惟一目的, 亦為其目前最高之企圖。故我軍不必到處設防,為其牽制,先求鞏固該處既設防線,一面多構預備陣地,以備節節抵抗,侯兵力集中,再圖出擊。以敵軍全部兵力之統計,無大舉窺粤之可能,知兄必能沉著應戰,予寇痛創也。 [150]
[150] 「蔣中正電余漢謀敵登陸太鵬灣我軍應積極集中兵力嚴密布防深圳」(1938年 10 月12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002020300011138。
委員長對日軍動向之預測並不準確,日軍並未以截斷廣九鐵路之交通為「惟一目的」、「最高企圖」,而是要直取廣州,截斷國軍對外連絡的補給線,且此作戰實已算是「大舉窺粵」。同日,蔣委員長電國民參政會主席汪兆銘、行政院長孔祥熙、外交部長王寵惠日:
敵軍今晨在大鵬灣登陸,已與我前方部隊發生激戰,此時請對英美盡量運用。弟以為此乃敵軍之絕境已到,實為我軍勝利之轉機,政略、戰略皆於我有利。至於交通,最近運輸將畢,無大關碍。英大使本約十八日由滬起程來漢,現未知其能如期來漢否?[151]
[151]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2日記事,頁427-428。
委員長認為日軍攻粤為「絕境已到」,並認為這是「我軍勝利之轉機」,對外交極為注意,要求「設法運用」,並於13日電駐美大使胡適促英美合作對日。[152] 14 日,委員長尚調:「敵在粤登陸,實與我以最後勝利之基點,增加我勝心,協助我抗力非緲。常謂『可勝在敵』與『勝可為』二語,其形相反,而其意實同也。」 [153] 由此觀之,委員長對於廣東戰事爆發及對全局之影響相當樂觀,其何以如此?15日,委員長透露其心態:「敵攻粤,在求速和,其狂妄愚拙,無以復加。擴大戰區, 不獨予我以滅寇良機,且余所望以太平洋各國和平會議解決中倭一切問題之期,當不遠矣。」 [154] 18 日又謂:「觀倭求和之意,可斷其甚為迫切,否則不致急急侵寧。今侵地愈廣,愈陷於被動,寇已入我掌中矣。」[155]是委員長認為日軍發動廣東戰事,為其迫切求和所致,所失一為擴大戰區,使國軍易於殲敵,一為對外交有不利影響,國際會議將可澈底解決中日問題,乃對戰事樂觀以對。
[152]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册:255-256。
[153]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4日記事,頁436。
[154]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10月15日記事,頁439。
[155]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8日記事,頁444。
蔣委員長認為日軍登陸廣東牽動外交,因此產生相當信心,寄望國際干涉。但其過去經驗,此方面嘗有慘痛教訓,民國27年2月2日,蔣委員長回顧淞滬會戰記日:
去年最大之失着,為美總統發表芝加哥演說,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而於精疲力盡之際,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以後一敗塗地,無可收拾。若於此時自動撤退,則敵必至原有駐兵區域嘉崑為止,而我實力得以保存,隨時可予敵反擊也。 [156]
[156] 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民國27年2月2日記事,頁127-128。
淞滬會戰時蔣委員長以外交緣故堅持戰線,戰局無法支撐卻依舊增兵,最後全軍潰退,日軍直追至南京,國軍一敗塗地。[157]是以委員長這次雖然對外交抱持一定希望,但不完全倚賴之,進一步反求諸己。武漢熱戰時,委員長便謂:「目前應打破一般不正確之觀念者:一、外交:以為武漢失守,恐英美改變態度,吾以為革命戰爭不必重視外交。若軍事以外交為轉移,則不能革命矣。」 [158] 10 月13 日,委員長針對廣州戰事,自謂:
[157] 張發奎晚年回憶此事道「這件事我忍不住要講出來,因為我不知自己還能活多久。不要介意蔣先生知道了會發怒」,是時淞滬會戰已葬送巨大數量的人命,蔣委員長在松江召集軍事會議, 張發奎、白崇禧、陳誠、顧祝同、薛岳、孫元良、宋子文等重要人士皆出席,商討國軍將淞 滬前線轉移十個師到蘇嘉、吳福國防要塞工事,以頂住敵軍之推進。大多數人同意此議,「此時蔣夫人突然從上海來到,我還記得她穿著毛皮大衣。她宣稱我們若能守住上海——我記得她說十多天——中國將贏得國際同情,國聯將幫助我們抑阻日本侵略。....與會者只有少數人同意她的觀點。蔣先生說,上海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堅守。....蔣先生犯了一個重大的戰略錯誤,蔣夫人的願望被證實是一種錯覺,她太天真了,並非我想侮辱一個婦女,但是畢竟, 她只是蔣先生的妻子呀!他怎能聽從婦人之言去指揮一場百萬人的大戰役呀!....倘若不是蔣夫人我們要再堅持十幾天,我們原本可以實行有秩序地後撤。」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48-250。 另見李君山,改為 | 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地區作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2)。
[158]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8月22日記事,頁210-211。
英國畏戰態度,更使倭寇猖獗,國際形勢惡劣極矣。倭既在粤登陸,則無論英國對倭是否妥協,我應決心持久抗戰,使其威脅作用失效,卒致欲罷不能,「更以國際外交關係而影響我作戰方針。余三年前早有以四川為抗戰根據地之準備,況平漢、粵漢兩路以東地區抗戰至十五月之久,而敵猶不能佔領武漢,以後抗戰必更易為力。敵軍侵粵,實已促成余第三步之計畫矣。[159]
[159]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3日記事,頁429 引號為筆者所加。
於是委員長已有不倚賴外交,主動進行戰略退卻以持久抗戰之意,可視為汲取淞滬會戰之經驗而做出的調整。[160]同日委員長手諭代武漢衛戍司令郭谶曰:「橫正店與魏家店一帶外圍工事,有否派隊繼續修築,其各種材料,應即限五日內搬回漢核心工事區內為要。」 [161] 已有縮小防守圈,為總退卻準備之意。[162]
[160] 張發奎便謂:「比較我們在武漢與淞滬兩大戰役,很明顯,我們在武漢赢得了更長的時間,因為(我)們吸取了滬戰的教訓。」張發奎口述,夏蓮琪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 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69。學者敖文蔚持相同看法,參見氏著,(武漢抗戰時 期蔣介石的戰略戰術思想》,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頁131-133。楊天石則論述淞滬會戰對蔣委員長抗戰戰略之影響,參見楊天石,〈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學術探索 2005 年第3期(昆明),頁94-14。
[161]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3日記事,頁430。
[162] 或謂蔣委員長在田家鎮失守後,便於10月1日初步決定放棄武漢。依上文論述,委員長在廣東 戰事爆發前,對戰事尚抱持一定信心,之後態度才有所轉移,故此說或可商榷。參見敖文 蔚,{武漢撤退真相論述〉,收入陳富安、劉光明主編,《武漢會戰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頁139。
日軍登陸廣東後,蔣委員長認為對整體局勢來說,日軍此舉反而對中國有益。看似日軍此一軍事行動,對委員長心理毫無作用;但事實上,委員長應受到不小衝擊。從日軍登陸前委員長不斷調精兵離粵來看,日軍此動向的確為其始料未及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便謂:「我軍事當局,歷來頗多假定敵於攻佔武漢以前,無力南犯廣東省。」[163]於是在10月14日,蔣委員長開始與政府軍事高層商議「轉變態勢之部署與步趨」、「限十六日起一星期完成」,[164]可說廣東戰事,為委員長決定放棄武漢之關鍵。[165]不過,軍事高層曾對過早轉進不以為然,軍令部長徐永昌、次長熊斌,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祖,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等認為「以今日情況論,尚不需如此急轉」,而由徐向委員長建議轉移態勢不可太早。委員長最終雖同意推遲後撤,仍令照辦撤守事宜。[166] 16日,李宗仁亦電委員長敵軍於華南上陸,並不影響第五、九戰區之作戰,武漢中心並未動搖,此時放棄實屬過早。[167] 委員長 17日復電謂:「此期抗戰方針,重點在南,現南岸戰況緊張,敵在粤登陸,兵力連日續有增加,倘轉用之稍一延緩,爾後將感困難。」 [168]
[163]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一冊,民國27年10月14日日記,頁402。
[164]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10月14日,頁400。委員長決定轉移兵力之部署,因其正面思考,故「甚覺從容裕如。」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 民國27年10月14日記事,頁436。
[165]或謂國軍放棄武漢之原因有「1,中國軍隊已逐漸失去繼續會戰的地形、陣地和兵力條件,因守武漢對中國軍隊不利。2. 會戰已消耗大量日軍且超過了戰前所設定的時間,持久消耗戰略目的初步達到。3. 在武漢週邊作戰之際,中國軍政當局已基本完成撤出武漢城區的各種準備工 作。 黄華文,(武漢撤守原因辨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第 2期(武漢),頁129-134。依照前文論述,蔣委員長在日軍登陸廣東前對武漢戰事尚抱持一定希望,考察其態度轉折,可知委員長放棄武漢之關鍵原因,應為廣東戰事之爆發。論者所列諸項因素,皆有其影響,然或非直接原因。
[166]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10月14、15、17、19日,頁400-404。
[167]〈李宗仁致蔣介石密電〉(1938年10月16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831-832。
[168] 〈蔣介石致李宗仁密電稿》(1938年10月17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833。
華南戰事驟起,軍事形勢益形危急,蔣委員長並當即進行補救工作,14日,電重慶孔祥熙撥給廣東臨時軍費三百萬元。[169]又電國家各要員徵詢今後對內對外出意見。 [170] 18 日,委員長:「二十四年入川剿共,即為建立今日抗倭之根據,而今日抗倭,即為樹立將來建國之基礎。此政府平亂以求統一,統一而後抗戰,抗戰而後建國之一貫政策也。」19日,委員長自覺精神健旺,雖戰局日緊,而處置尚覺游刃有餘,「惟黃石港、陽新失陷,敵軍沿江前進頗速,深自系慮」。20日,委員長日:「勿忘既定方針,勿為艱難所阻,忽今日工作,勿憂明日困苦。盡我人力,聽我天命。」21日,委員長以「本日金牛前方之情勢緊急,始報金牛、高橋之既設陣地並未有軍隊布防,將領事前疏忽,臨急慌亂,殊為可歎」,遂急調第十二師與守備漢口核心的第一八五師之一旅前往布防。同日,修正武漢撤退宣言稿。[171]是日,廣州失陷。[172] 22日,委員長日:
[169]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4日記事,頁433。
[170]舉要如電程潛曰:「敵軍在學登陸,我軍戰略、政略,皆有重新檢討之必要,請詳示一切為盼。」(1938年10月14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抗戰時期,領袖事功領袖 指示,典藏號:002090106013239。電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日:「倭在粤登陸,戰局又進一 步。對於以後軍事、外交之戰略與政略之運用,吾兄蓋籌碩畫,必有所見,請詳告是荷。」蕭 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4日記事,頁433。或見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一冊,民國27年10月18日日記,頁404-405。 17 萧李[171]蕭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18-21日記事,頁443、445-446、448。
[172]日軍登陸後未遭抵抗,長驅直入,粵軍迅速清退。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與第十二集團軍總司 令余漢謀乃遭人資難,謂為「鐵城無城,漢謀無謀」。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及紀錄,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70。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一冊,民國27年10月21、22日日記,頁497-408。
此時武漢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強保持,則最後必失,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存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抗戰與最後勝利之根基。對於敵軍心理,若其果求和平,則我軍自動放棄,反能促其覺悟,並可表示我抗戰之決心與毫無所求,亦無所措,使其不敢有所要挟。否則如我希冀其停止進攻,則彼更將奇貨可居矣。故決心放棄武漢,並發表宣言,通告中外。[173]
[173]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10月22 日記事,頁449。
正式決定放棄武漢。24日,電告重慶國民政府委員鄒魯、立法院院長孫科,並轉粤籍立法委員,自承失誤,負廣州失陷責任,願與學籍要員共同補救:
廣州失陷,以粵省精良部隊全調長江前方應戰,故粤中空虚,敵軍乘我不備,直寬廣州,此為弟指導無方,顧慮不週之所致。顧此責任全在第一人,而不在他人。此時惟有竭忠盡職,以報黨國。惟望全粤諸同志同心協力,共同補 救。凡於粵局有益,抗戰有利之事,弟图無不樂從也。 [174]
[174]「蔣中正電孫科等廣州失陷以廣東精良部隊全調長江前方應戰故粤中空虚日軍趁我不備直觀廣州此實弟指導不週之責請全粤同志仍同心協力共盡抗戰之責」(1938年10月24日),《蔣中 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影,抗戰時期,領袖事功領袖指示,典藏號:0020901060 13141。
同日,委員長決定離武漢。[175] 26日,委員長探討敵軍心理:「(一)敵兵騎貪,
非佔武漢不可。(二)敵無紀律,不能聽從其政府意圖,故決無在武漢附近停攻之
理。(三)我愈重視武漢,則敵之要賣愈甚,故不如輕柔之。」[176]同日,日軍進入武漢:漢口攻略作戰達成,並接續攻擊周圍要地。[177]
[175]離漢前委員長調:「有舍乃能有取,能忍乃能有濟。此次放棄武漢與我離去武漢之緩急先後, 實關乎國家之存亡,能不審慎?深思三日,乃允各將領之所請。決於本晚離漢赴衡,成敗利 純,聽之於天父命令而已。」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册,民國27年 10 月24日記事,頁465-466。
[176]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們,民國27年10月26日記事,頁473。
[177]此際,委員長因昨日在半山庵見一聯云「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須努力;會心不遠,要登絕頂莫 辭勞」而深有所感。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10月26日記事,頁473 。
蔣委員長於放棄武漢之時,做了相關準備、布置。舉要如 10 月22日,電程潛、胡宗南夾擊敵軍,使其不敢南進。[178] 24日,電令李宗仁固守黃坡,以掩護其他部隊轉進。[179] 26日,電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告以政府決定放棄武漢,請兩位主席共同奮鬥,完成使命。[180]除了上述措置,委員長亦重「焦土抗戰」,而委員長之焦土策略,持續進行。除了前述之破壞黄河大堤之外,武漢會戰前後皆不斷電令前方將領貫徹,戰況激烈時猶然。如8月7日,電 白崇禧澈底破壞合肥經六安至商城之公路。[181] 10月4日,電陳誠、薛岳激底破壞武寧通修水與永修之公路。[182] 7日,再度手諭陳誠務必破壞龍港附近道路橋樑。[183]8日,令前方各部向敵側背之空隙襲擊,搗毁其交通,斷絕其後方道路與截奪其糧秣。25日,電令武漢實施爆破。同日,委員長調:「武漢之爆烈破壞,不僅使敵一無所得,失其攻漢之目的,且其同歸於盡之決心。非此不能使敵有所感悟也。」對於廣州,委員長亦下令予以破壞。然國民參政會主席汪兆銘對於委員長之破壞廣州,不敢苟同,以驗電(29日)致委員長云:「此次廣州放棄時,縱火焚燒,除軍事設備外,民居商店亦一律被燬。雖云不以資敵,然民怨已深。將來淪陷區內之工作,必受影響,利害相權,利少害多。」對於汪之建議,委員長不以為然,月底檢討本月軍事時尚日:「惟武漢撤退時,郭職不奉命令,擅自先退,以致一切計劃不能全部完成;飛機場破壞亦不澈底。乃被敵軍即時利用,此實余思慮不周, 用人不當之所致也。」 [184]
[178] 電文曰:「韋軍固守平靖關,戰況甚佳。惟敵軍主力已向平靖關進攻,胡軍團主力應即向敵軍側背迅速出擊,使敵不敢南進,並得前後夾擊敵軍,期收殲滅之效。」蕭李居編,《蔣中正總 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10月22日記事,頁450。
[179] 電文日:「黃坡必須盡力固守,使左右前後部隊得以如計轉進。務請切實指派第五路軍最精良部隊負責布防,千萬勿誤。如何盼立復。」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10月24日記事,頁463。
[180] 電文曰:「武漢已由我自動放棄,但我軍仍照預定計劃在外圍與敵周旋。此後我軍可處處立於 主動地位,更易克敵制勝。請兩兄切實聯繫,共同奮鬥,完成使命。中於敬晚離漢,以後有電,請直達重慶可也。」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 冊,民國27年 10 月26日記事,頁473-474。
[181] 電文日:「合肥經六安至商城公路,應派員負責將其路基根本破壞。」蕭李居編,蔣中正總 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8月7日記事,頁153。
[182] 電文曰:「武寧通修水與永修之公路,應即將其全路路面限本星期內澈底破壞。」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册,民國27年10月4日記事,頁385。
[183] 手論曰:「敵下山兵團向我龍港突進,其後方交通線延長,我軍務須施行側擊,破壞道路橋梁,四面剿而殲滅之。」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民國27年 10 月7日記事,頁404。
[184]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2 冊,民國27年 10月8、25、31 日記事,頁407、467-469、497-498、500-501。對於破壞武漢,徐永昌亦曾向蔣委員長提出破壞武漢計 畫、焦土作戰之失策,認為「是真不與人民留應留之生活耶。余確認此等舉動與敵無甚报,與 我有大害也。」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10月22日、11月14日,頁406、 421。
10月31日,蔣委員長發表〈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略謂武漢外圍五閲月之苦戰惡鬥,已予敵人重大打擊,延滯敵軍西進,掌握時間準備、遷移,故守衛武漢之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並申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最大決心,期望全國軍民更能盡其最艱辛之努力與大無畏之奮鬥,以求全民族之澈底解放。[185] 武漢會戰,至此告一段落。
[185]〈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全文參見何應欽,《八年抗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88-93。
伍、結論
武漢會戰為抗戰中極其重要的戰役,日軍欲於此戰拿下漢口,殲滅國軍有生力量,逼迫我國停止抵抗。會戰以日軍攻下武漢告終,日本舉國狂歡。然而日軍無法徹底擊潰國軍,也無法逼使我國上談判桌。中日戰爭無法速戰速決,日本也漸漸迷失方向,近衛內閣因之於次年1月解散。[186] 對我國來說,雖丢失武漢、廣州等重要城市,但保全了實力,且使日軍傷亡甚眾。[187] 民國26年底,上海失守至南京淪陷僅1個月時間,此次會戰中空間距離更短之九江至武漢,日軍卻攻了3個月,國軍守勢進步,與敵更大傷害,顯明無疑。[188]整體說來,日軍可說獲得戰術的成功,國軍則取得戰略的進展。
[186] 張昀其主編,《抗日戰史(臺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合作出版,1966),第九章:武漢會戰,頁86-89國防部史政編譯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 華戰略之轉變》,頁303、314、399-401。
[187]依據中方資料,日軍此役傷亡有 10 数萬、20 萬以上等數據。日方資料,則第二軍傷約 7,300,亡約2,300;第十一軍傷17,380,亡4,506(統計至11月11日)。參見何應欽,《八年 抗戰》,頁88。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第五冊,頁118。岡村寧次指出:「攻占武漢傷亡甚重。」稻葉正夫編,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369。
[188]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85。歐陽植梁、陳芳國主編,《武漢抗戰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頁。168-169。
武漢會戰之中,扮演我國核心角色的蔣委員長,於徐州會戰之後,便已料到日軍下一步將進犯武漢,乃進行相應布置。7月間日蘇張鼓峰事件發生,一度令委員長懷抱希望,以為期待中的日蘇戰爭終於爆發。然其後之進展,並不樂觀,委員長也及早轉換想法,積極為迎接武漢會戰之到來而籌謀。會戰爆發前,委員長觀測敵軍動向,仍有相當信心,以為敵軍數量不足,國軍守成有望,並可在武漢牽制日軍,達成持久戰之目標。但8月底日軍總攻以後,戰局急轉直下,委員長雖態度正面,直認為可「轉敗為勝」,但局勢仍不樂觀,迫使委員長不斷越級指揮,並從各地調遣兵力支援前線,甚至置日軍將進犯華南之情報於不顧,选次要求廣東方面派遣精兵。10月中旬,日軍由廣東太亞灣登陸,委員長雖仍抱持樂觀態度,認為日軍將拉長戰線並牽動外交,但戰局發生極大變化為顯著事實,委員長也從速致電相關軍政人士,商討新的戰略。其後委員長決定不倚賴外交、保全力量,乃放棄武漢,實施焦土作戰打擊日軍,復發表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凝聚我國抗戰意識。
析論蔣委員長於武漢會戰的決策,可獲得下列幾點結論:第一,蔣委員長所獲情報有時不甚準確。這在預測日軍兵力時最為顯著,如日軍發動總攻時,計總兵力達41萬人,委員長卻以為僅18萬人;日軍攻擊廣州時,兵力計7萬 5000人,委員長只估5萬人。[189] 對於敵我死傷人數,亦出現這種狀況,9月30日委員長觀察戰局,曾言「約計敵軍九月間之死傷,必在十萬人上下,若不經此打擊,決不能粉粹其侵華野心也。我軍傷亡反較敵軍為輕」。戰績以少報多,似為戰爭普遍現象,[190]然委員長竟指出國軍傷亡較日軍為輕。考量中日軍隊水平差距及相關記載,知委員長所獲情報極不可靠。對於日軍總攻之日期亦然,日軍在8月22日發動總攻之時,委員長尚未得知,及至29日方才從傳媒獲悉。行政院長孔祥熙甚至在9月2日的電文,報告委員長日軍「九月十五日後,準可集中。總攻武漢之期,已決定九月二十日。」[191]情報不確,除情蒐不利之故,或為「上下欺瞭捏造事實」 所致。[192] 第二,委員長對敵軍的動向,有時估計甚為精準,有時卻將相關情報置之不理。如委員長很早就猜想到日軍將進擊武漢,而進行相應布置;對廣州方面,卻對敵軍運輸軍隊之情報不甚措意,以致敵軍登陸,廣州精兵多已調離,甚至牽動整個武漢戰局。而這一點恐怕是淞滬會戰失誤之重複。民國26年11月21日,委員長在日記中檢討滬戰之失敗,其中一項為:「由大場撤至蘇州河南岸以後,易朱紹良以張發奎為指揮官,使金山衛、乍浦一帶負責無人,而且不注重側背之重要,祉注意浦東之兵力不足,調金山大部移防浦東,乃使敵軍乘虛直入,此余戰略最大之失敗也。」武漢會戰時委員長似也只注意武漢正面兵力之不足,調廣東精銳移防,乃使敵軍乘虚攻占廣州。第三,蔣委員長當時非常重視「焦土抗戰」,破壞了許多道路、建築,此舉的確阻滯日軍前進,甚至使得日軍武漢作戰的構想有所變更,或謂「此為抗戰中一件非常重大之手段,為了戰爭,實萬不得已也」。[194] 日軍統帥畑俊六在日記中,也不斷言及日軍行動因國軍破壞澈底而受阻。[195]但焦土亦造成中國人民生命財產極大的損失,最為人知者,當為黃河花園口決堤,此舉造成數以萬計的人民死亡,顛沛流離者不可勝計。[196] 武漢會戰期間,國民參政會主席汪兆銘雖對此提出諍言,但不被委員長接受;委員長甚至認為武漢撤守時,破壞工作進行不夠澈底,而於之後的軍事會議提出檢討。[197]委員長對焦土抗戰之重視,可說間接造成 11 月12日夜晚長沙文夕大火之發生。[198]第四,越級指揮為蔣委員長指揮作戰常為人詬病之處,武漢會戰時擔任第二兵團總司令的張發奎,便曾說委員長「逕自越級干涉」,這是他常犯的毛病。[199]武漢會戰時國軍的指揮體系,最高為軍事委員會,再下來依序為戰區、兵團、集團軍、軍(集團軍、 軍中間有時設「軍團」),始及戰略單位之師,依本文「戰事中蔣委員長的決策」一章之敘述,[200]委員長的指揮可以直達「軍」之層級,的確明顯越級。又如,7月 27日,委員長指示第五十二軍關麟徵部之布署,律定師、團、營之布防;[201] 10月6日,電第三十九軍軍長劉和鼎限時率部夾擊敵軍。[202] 10月10日,令第三十一軍韋雲淞部派有力之一師即赴李家岩布防。[203] 由最高統帥越過戰區司令長官、兵團總司令、集團軍總司令而達軍長,直接律定一個軍的行動,此舉或使所屬無法適應當前狀況,難以活用。時任第四師長之石覺討論武漢會戰之失,便謂:「統帥部命令太過詳盡,代替各級指揮官職權,因此狀況一有變化,常難適應戰機。」[204]甚至可能造成下級:「作戰被動。令打則打,令追方追,無令則一味觀望,不知逸去多少有利機會。完全倚賴耳目太遠之高級官命令。」[205]不過,越級指揮並非委員長才有的舉動,第一兵團總司令薛岳便曾指揮及團級,並律定師部位置。第二十九軍更指定各步兵營之詳細位置。[206]事實上,越級指揮有時目的為擺脫指揮系統之疊床架屋,使其更有效率。國軍在會戰前便有縮編之議,以大敵當前而暫緩。[207]戰後之11 月15日,國軍在湖南南嶽召開大型軍事會議,便議決減少指揮級數,以避免報告轉達遲滯,使戰術、戰略之指揮,更為靈活。[208]第五、蔣委員長早己策定持久戰略,戰事不利即行轉進,保全有生力量。然而在會戰過程之中,委員長曾對戰事甚為樂觀,對保衛武漢深具信心,甚而欲與日軍決戰,並因意氣而要求戰況危急之前線死守。如第九戰區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於7月底為實現持久抗戰而後撤,委員長認為張有意保全自己的部隊,乃將之撤職;又如[209] 10月4日委員長以「陣地已守月餘,死傷將士數萬人,何忍放棄」,要求南潯路諸將領不可撤退(詳前)。但總體說來,委員長仍把握持久策略,並汲取了過去的經驗,不再以外交指導戰略,使得國軍在廣州戰事爆發之後,憑藉委員長明快之處置,得以及早全面轉進,有效保全國軍之有生力量。第六,蔣委員長對整個戰局時常抱持正面、樂觀想法,一旦國軍敗退或失去要地,委員長總會以其他想法認為可「轉危為安」,徐永昌便認為委員長為「一希望性最大之人。[210]這一點對於必須持久抗戰的中國來說,十分重要。張發奎對蔣委員長領導抗戰評論云:
早在廬山談話會上,我就發現他對抗戰前途堅定、樂觀態度,他堅持抗戰是,到底誓不投降。為了這一點,我欽佩他,事實上這是很難堅持的,這八年是相當艱難險阻的歲月,但他從未動搖其決心....連我們失去大半國土時他也上,大義凜然威武不屈。[211]
永不放棄希望,為領導國家逆境求生之最高統帥的必要特質。雖對此,吾人也可謂委員長過度樂觀;我國可撐過八年之抗戰,尚受其他重要因素影響。然領導者正面的思維,當為我國所以抗戰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蔣委員長可以領導我國撐過八年艱苦歲月,絕非偶然。
[189]何應欽在會戰後向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之報告(1939年1月),頗可 呈現國軍對敵軍兵力預測之誤。何指出日軍在合肥集結的兵力,約3萬,計第十、第十三、第 十六師團。何應欽,《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上,頁170。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編輯 委員會,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頁 599。事實上,大别山北麓日軍第二軍下轄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等4個師團及其他單
位,共約12萬人。
[190] 張發奎對此謂:「傷亡報告準確嗎?同內戰的年代一樣,軍一級單位喜歡誇太傷亡數字顯示 戰事有多麼慘烈,他們通常多報敵軍的損失,而失蹤人數往往申報為負傷。」張發奎口述,夏 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46。
[191] (行政院長孔祥熙呈報日軍決調軍增援華中及與英美在外交上趨勢電(1938年9月2日), ,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41。
[192] 徐永昌謂:「報告不確。上下欺瞭捏造事實,影響上級官判斷。」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6月7日,頁320。10月10日戰事危急之時,徐永昌在日記記下:「廣濟附近 敵人數日來僅剩二千餘。如此敵人情形,戰區長官部一時決不明瞭,而前線亦決不上報。因 報了,上級必又調其往敵多處作戰,如此豈非自尋苦惱?」此亦為上下欺瞞之一例。徐永昌, 《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10月10日,頁397。5月大本營作戰情報指出日本近衛內閣 將於8月間辭職、自軍攻略武漢將以北支那派遣軍為主等,皆顯示情報之不確。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728。
[193]轉引自呂芳上,「最後關頭」已到:1937年「蔣中正日記」的考察〉,收入李君山等編,《崇耀的詩篇:紀念抗戰勝利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2006), 頁 167-168。
[194]此為萬耀煌對焦土作戰之看法。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下冊,頁85。
[195] 如6月5日日記便謂憑列周邊破壞澈底,導致第六師團補給不安。6月15日日記謂鄭州、開封 問堤防潰決,導致漢口作戰的構想不得不變更。參見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细瘦六 日誌》,頁136,137-138。有學者批判決堤造成日軍進攻路線變更的說法,指出日軍本來就平漢路南進所受阻力太大,而不採取此路線。參見田照林,〈正面戰場作戰史料的選用——兼 論花園口決堤對抗日戰爭的影響,,軍事歷史研究》1998 年第1期(上海),頁97-100。烟俊六的日記作為一關鍵史料,顯示日軍仍未放棄從平溪路南下之戰法。
[196] 相關統計資料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鄭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鄭州文史資料》第二輯:黄河花園口堀賭專輯,頁92-95。
[197] 蔣委員長於11月7日抵長沙,9日下午,召開軍事會議,與會的長沙警備司令鄭謂:「校長 指責陳誠沒照計畫燒掉武漢」。參見席楚霖,{長沙文系大火前後〉,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第13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1984),頁42。許權;〈長沙大火紀實》;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 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第39輯(長沙:湖南文史出版社,1990),頁9。席楚霖 時任長沙市長,許權為長沙警備司令部參謀處長。
[198]民國27年11月12日,湖南省省會長沙於深夜起火,火勢猛烈,延燒數日。以當日電報韻目代碼為「文」,發生時間在夜間(「夕」),故名「文夕大火」,又稱「長沙大火」。長沙原有 房屋 31,884 棟,全毁 20,838棟,半毀 299 棟,剩存10,747棟,全毀棟數約佔原有65%,財產損失難以統計。死亡人數依發掘掩埋屍首計算,至少639人。《國民政府檔案·中部各省災害 救濟》(1939年1月 12 日至 1946年8月26日)(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檔號 0543.10/5007.01-01. 文夕大火在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時發生,對民心士氣打擊甚大,尤其長 市民生命財產的損失,難以估計。此事某種程度上也加劇國民黨內的政治鬥爭,加之中共要 人周恩來、郭沫若大火時恰居長沙,對日後中共之宣傳有其影響。大火發生後,蔣委員長 令查辦,親臨長沙坐鎮善後。隨即召集軍法官會審,長沙警備司令鄭煒、警備第二團團長徐 崑、湖南省省會警察局長文重享判處死刑,長沙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革職留任,責成善後。張 治中事後發表告全同胞書,說明大火原因一在地方軍警誤信日軍將至之流言,處事慌張不 周;二為人民基於民族義憤,以為敵寇將至,自焚其屋,於是一處起火,到處發動。張治 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268。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 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14。以上懲處、說詞無法平息民憤,要求追究真相之聲不斷。 12月8日,湖南省旅渝同鄉會上書國府,要求彈劾張治中。1939年1月20日,行政院明令張 治中無庸留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實施改組,薛岳繼任省主席。〈彈劾湖南省府主席張治 中誤國殃民〉(1938年12月9日至1938年12月12日),《國民政府檔案·湖南省政府官員 彈劾案》(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典藏號:001018320010。〈院會決議改組湖南省政府函 請轉陳發表由(1939年1月20日),《國民政府檔案·湖南省政府官員彈劾案》,典藏號: 001018320010。據張治中自己的說法,大火發生前,蔣委員長傳諭「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 毀了亦有相同說法),張治中乃積極布置焚城,未料日軍未攻到,城已先焚毀。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頁263-267。楊宙康,〈記張耀辰談審判警惕經過〉,收入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第18 輯(長沙:湖南人民 出版社,1984),頁49。
[199]張發奎,〈武漢會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8冊,總 112輯,頁31-32、38。
[200] 亦可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第二章第六節:武漢會戰之中,所收諸電文,頁27-838。
[201]「關麟徵部:以一師駐陽新、任霍軍(第 54 軍霍揆彰部]之總預備隊,其餘部隊。駐大治,於潭源口、石灰、黄石港各處,各分一營布防;而留三團兵力於金牛與贺勝橋駐防,鄂城與 黄州、黃、蘭溪、蘄春,皆應有一團步兵布防。應速派定詳報。」(蔣委員長指示關麟徵軍 兵力部署條論〉(1938年7月27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编一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22-323 。
[202] 前文已有敘述蔣委員長請程潛轉發此電,電文全文可見:「蔣中正電劉和鼎等速率部及第四十 |六師向信陽急進襲擊五里店敵軍右侧(1938年10月6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002020300011096。
[203] 「蔣委員長致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武漢衛戍總司令羅卓英指示即派韋雲淞有力之一師赴李家整布防電」(1938年10月10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36。
[204] 陳存恭、張力訪問,張力紀錄,《石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頁125。
[205]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6月7日,頁321。
[20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第五冊,頁305
[207]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7月3、15、17日,頁336、342-343。
[208] 張昀其主編,《抗日戰史》,第九章:武漢會戰,頁84-85。
[209] 張發奎,〈武漢會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8冊,總 112輯,頁38。
[210] 徐永昌,徐永昌記》第四,1938年10月14日,頁320。
[211] 張發奎口速,夏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56、398。
[186] 張昀其主編,《抗日戰史(臺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合作出版,1966),第九章:武漢會戰,頁86-89國防部史政編譯編譯,《初期陸軍作戰(二)——華中華南作戰及對 華戰略之轉變》,頁303、314、399-401。
[187]依據中方資料,日軍此役傷亡有 10 数萬、20 萬以上等數據。日方資料,則第二軍傷約 7,300,亡約2,300;第十一軍傷17,380,亡4,506(統計至11月11日)。參見何應欽,《八年 抗戰》,頁88。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第五冊,頁118。岡村寧次指出:「攻占武漢傷亡甚重。」稻葉正夫編,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369。
[188]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85。歐陽植梁、陳芳國主編,《武漢抗戰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頁。168-169。
武漢會戰之中,扮演我國核心角色的蔣委員長,於徐州會戰之後,便已料到日軍下一步將進犯武漢,乃進行相應布置。7月間日蘇張鼓峰事件發生,一度令委員長懷抱希望,以為期待中的日蘇戰爭終於爆發。然其後之進展,並不樂觀,委員長也及早轉換想法,積極為迎接武漢會戰之到來而籌謀。會戰爆發前,委員長觀測敵軍動向,仍有相當信心,以為敵軍數量不足,國軍守成有望,並可在武漢牽制日軍,達成持久戰之目標。但8月底日軍總攻以後,戰局急轉直下,委員長雖態度正面,直認為可「轉敗為勝」,但局勢仍不樂觀,迫使委員長不斷越級指揮,並從各地調遣兵力支援前線,甚至置日軍將進犯華南之情報於不顧,选次要求廣東方面派遣精兵。10月中旬,日軍由廣東太亞灣登陸,委員長雖仍抱持樂觀態度,認為日軍將拉長戰線並牽動外交,但戰局發生極大變化為顯著事實,委員長也從速致電相關軍政人士,商討新的戰略。其後委員長決定不倚賴外交、保全力量,乃放棄武漢,實施焦土作戰打擊日軍,復發表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凝聚我國抗戰意識。
析論蔣委員長於武漢會戰的決策,可獲得下列幾點結論:第一,蔣委員長所獲情報有時不甚準確。這在預測日軍兵力時最為顯著,如日軍發動總攻時,計總兵力達41萬人,委員長卻以為僅18萬人;日軍攻擊廣州時,兵力計7萬 5000人,委員長只估5萬人。[189] 對於敵我死傷人數,亦出現這種狀況,9月30日委員長觀察戰局,曾言「約計敵軍九月間之死傷,必在十萬人上下,若不經此打擊,決不能粉粹其侵華野心也。我軍傷亡反較敵軍為輕」。戰績以少報多,似為戰爭普遍現象,[190]然委員長竟指出國軍傷亡較日軍為輕。考量中日軍隊水平差距及相關記載,知委員長所獲情報極不可靠。對於日軍總攻之日期亦然,日軍在8月22日發動總攻之時,委員長尚未得知,及至29日方才從傳媒獲悉。行政院長孔祥熙甚至在9月2日的電文,報告委員長日軍「九月十五日後,準可集中。總攻武漢之期,已決定九月二十日。」[191]情報不確,除情蒐不利之故,或為「上下欺瞭捏造事實」 所致。[192] 第二,委員長對敵軍的動向,有時估計甚為精準,有時卻將相關情報置之不理。如委員長很早就猜想到日軍將進擊武漢,而進行相應布置;對廣州方面,卻對敵軍運輸軍隊之情報不甚措意,以致敵軍登陸,廣州精兵多已調離,甚至牽動整個武漢戰局。而這一點恐怕是淞滬會戰失誤之重複。民國26年11月21日,委員長在日記中檢討滬戰之失敗,其中一項為:「由大場撤至蘇州河南岸以後,易朱紹良以張發奎為指揮官,使金山衛、乍浦一帶負責無人,而且不注重側背之重要,祉注意浦東之兵力不足,調金山大部移防浦東,乃使敵軍乘虛直入,此余戰略最大之失敗也。」武漢會戰時委員長似也只注意武漢正面兵力之不足,調廣東精銳移防,乃使敵軍乘虚攻占廣州。第三,蔣委員長當時非常重視「焦土抗戰」,破壞了許多道路、建築,此舉的確阻滯日軍前進,甚至使得日軍武漢作戰的構想有所變更,或謂「此為抗戰中一件非常重大之手段,為了戰爭,實萬不得已也」。[194] 日軍統帥畑俊六在日記中,也不斷言及日軍行動因國軍破壞澈底而受阻。[195]但焦土亦造成中國人民生命財產極大的損失,最為人知者,當為黃河花園口決堤,此舉造成數以萬計的人民死亡,顛沛流離者不可勝計。[196] 武漢會戰期間,國民參政會主席汪兆銘雖對此提出諍言,但不被委員長接受;委員長甚至認為武漢撤守時,破壞工作進行不夠澈底,而於之後的軍事會議提出檢討。[197]委員長對焦土抗戰之重視,可說間接造成 11 月12日夜晚長沙文夕大火之發生。[198]第四,越級指揮為蔣委員長指揮作戰常為人詬病之處,武漢會戰時擔任第二兵團總司令的張發奎,便曾說委員長「逕自越級干涉」,這是他常犯的毛病。[199]武漢會戰時國軍的指揮體系,最高為軍事委員會,再下來依序為戰區、兵團、集團軍、軍(集團軍、 軍中間有時設「軍團」),始及戰略單位之師,依本文「戰事中蔣委員長的決策」一章之敘述,[200]委員長的指揮可以直達「軍」之層級,的確明顯越級。又如,7月 27日,委員長指示第五十二軍關麟徵部之布署,律定師、團、營之布防;[201] 10月6日,電第三十九軍軍長劉和鼎限時率部夾擊敵軍。[202] 10月10日,令第三十一軍韋雲淞部派有力之一師即赴李家岩布防。[203] 由最高統帥越過戰區司令長官、兵團總司令、集團軍總司令而達軍長,直接律定一個軍的行動,此舉或使所屬無法適應當前狀況,難以活用。時任第四師長之石覺討論武漢會戰之失,便謂:「統帥部命令太過詳盡,代替各級指揮官職權,因此狀況一有變化,常難適應戰機。」[204]甚至可能造成下級:「作戰被動。令打則打,令追方追,無令則一味觀望,不知逸去多少有利機會。完全倚賴耳目太遠之高級官命令。」[205]不過,越級指揮並非委員長才有的舉動,第一兵團總司令薛岳便曾指揮及團級,並律定師部位置。第二十九軍更指定各步兵營之詳細位置。[206]事實上,越級指揮有時目的為擺脫指揮系統之疊床架屋,使其更有效率。國軍在會戰前便有縮編之議,以大敵當前而暫緩。[207]戰後之11 月15日,國軍在湖南南嶽召開大型軍事會議,便議決減少指揮級數,以避免報告轉達遲滯,使戰術、戰略之指揮,更為靈活。[208]第五、蔣委員長早己策定持久戰略,戰事不利即行轉進,保全有生力量。然而在會戰過程之中,委員長曾對戰事甚為樂觀,對保衛武漢深具信心,甚而欲與日軍決戰,並因意氣而要求戰況危急之前線死守。如第九戰區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於7月底為實現持久抗戰而後撤,委員長認為張有意保全自己的部隊,乃將之撤職;又如[209] 10月4日委員長以「陣地已守月餘,死傷將士數萬人,何忍放棄」,要求南潯路諸將領不可撤退(詳前)。但總體說來,委員長仍把握持久策略,並汲取了過去的經驗,不再以外交指導戰略,使得國軍在廣州戰事爆發之後,憑藉委員長明快之處置,得以及早全面轉進,有效保全國軍之有生力量。第六,蔣委員長對整個戰局時常抱持正面、樂觀想法,一旦國軍敗退或失去要地,委員長總會以其他想法認為可「轉危為安」,徐永昌便認為委員長為「一希望性最大之人。[210]這一點對於必須持久抗戰的中國來說,十分重要。張發奎對蔣委員長領導抗戰評論云:
早在廬山談話會上,我就發現他對抗戰前途堅定、樂觀態度,他堅持抗戰是,到底誓不投降。為了這一點,我欽佩他,事實上這是很難堅持的,這八年是相當艱難險阻的歲月,但他從未動搖其決心....連我們失去大半國土時他也上,大義凜然威武不屈。[211]
永不放棄希望,為領導國家逆境求生之最高統帥的必要特質。雖對此,吾人也可謂委員長過度樂觀;我國可撐過八年之抗戰,尚受其他重要因素影響。然領導者正面的思維,當為我國所以抗戰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蔣委員長可以領導我國撐過八年艱苦歲月,絕非偶然。
[189]何應欽在會戰後向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之報告(1939年1月),頗可 呈現國軍對敵軍兵力預測之誤。何指出日軍在合肥集結的兵力,約3萬,計第十、第十三、第 十六師團。何應欽,《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上,頁170。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編輯 委員會,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頁 599。事實上,大别山北麓日軍第二軍下轄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等4個師團及其他單
位,共約12萬人。
[190] 張發奎對此謂:「傷亡報告準確嗎?同內戰的年代一樣,軍一級單位喜歡誇太傷亡數字顯示 戰事有多麼慘烈,他們通常多報敵軍的損失,而失蹤人數往往申報為負傷。」張發奎口述,夏 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46。
[191] (行政院長孔祥熙呈報日軍決調軍增援華中及與英美在外交上趨勢電(1938年9月2日), ,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41。
[192] 徐永昌謂:「報告不確。上下欺瞭捏造事實,影響上級官判斷。」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6月7日,頁320。10月10日戰事危急之時,徐永昌在日記記下:「廣濟附近 敵人數日來僅剩二千餘。如此敵人情形,戰區長官部一時決不明瞭,而前線亦決不上報。因 報了,上級必又調其往敵多處作戰,如此豈非自尋苦惱?」此亦為上下欺瞞之一例。徐永昌, 《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10月10日,頁397。5月大本營作戰情報指出日本近衛內閣 將於8月間辭職、自軍攻略武漢將以北支那派遣軍為主等,皆顯示情報之不確。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728。
[193]轉引自呂芳上,「最後關頭」已到:1937年「蔣中正日記」的考察〉,收入李君山等編,《崇耀的詩篇:紀念抗戰勝利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2006), 頁 167-168。
[194]此為萬耀煌對焦土作戰之看法。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下冊,頁85。
[195] 如6月5日日記便謂憑列周邊破壞澈底,導致第六師團補給不安。6月15日日記謂鄭州、開封 問堤防潰決,導致漢口作戰的構想不得不變更。參見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细瘦六 日誌》,頁136,137-138。有學者批判決堤造成日軍進攻路線變更的說法,指出日軍本來就平漢路南進所受阻力太大,而不採取此路線。參見田照林,〈正面戰場作戰史料的選用——兼 論花園口決堤對抗日戰爭的影響,,軍事歷史研究》1998 年第1期(上海),頁97-100。烟俊六的日記作為一關鍵史料,顯示日軍仍未放棄從平溪路南下之戰法。
[196] 相關統計資料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鄭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鄭州文史資料》第二輯:黄河花園口堀賭專輯,頁92-95。
[197] 蔣委員長於11月7日抵長沙,9日下午,召開軍事會議,與會的長沙警備司令鄭謂:「校長 指責陳誠沒照計畫燒掉武漢」。參見席楚霖,{長沙文系大火前後〉,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第13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1984),頁42。許權;〈長沙大火紀實》;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 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第39輯(長沙:湖南文史出版社,1990),頁9。席楚霖 時任長沙市長,許權為長沙警備司令部參謀處長。
[198]民國27年11月12日,湖南省省會長沙於深夜起火,火勢猛烈,延燒數日。以當日電報韻目代碼為「文」,發生時間在夜間(「夕」),故名「文夕大火」,又稱「長沙大火」。長沙原有 房屋 31,884 棟,全毁 20,838棟,半毀 299 棟,剩存10,747棟,全毀棟數約佔原有65%,財產損失難以統計。死亡人數依發掘掩埋屍首計算,至少639人。《國民政府檔案·中部各省災害 救濟》(1939年1月 12 日至 1946年8月26日)(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檔號 0543.10/5007.01-01. 文夕大火在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時發生,對民心士氣打擊甚大,尤其長 市民生命財產的損失,難以估計。此事某種程度上也加劇國民黨內的政治鬥爭,加之中共要 人周恩來、郭沫若大火時恰居長沙,對日後中共之宣傳有其影響。大火發生後,蔣委員長 令查辦,親臨長沙坐鎮善後。隨即召集軍法官會審,長沙警備司令鄭煒、警備第二團團長徐 崑、湖南省省會警察局長文重享判處死刑,長沙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革職留任,責成善後。張 治中事後發表告全同胞書,說明大火原因一在地方軍警誤信日軍將至之流言,處事慌張不 周;二為人民基於民族義憤,以為敵寇將至,自焚其屋,於是一處起火,到處發動。張治 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268。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 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14。以上懲處、說詞無法平息民憤,要求追究真相之聲不斷。 12月8日,湖南省旅渝同鄉會上書國府,要求彈劾張治中。1939年1月20日,行政院明令張 治中無庸留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實施改組,薛岳繼任省主席。〈彈劾湖南省府主席張治 中誤國殃民〉(1938年12月9日至1938年12月12日),《國民政府檔案·湖南省政府官員 彈劾案》(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典藏號:001018320010。〈院會決議改組湖南省政府函 請轉陳發表由(1939年1月20日),《國民政府檔案·湖南省政府官員彈劾案》,典藏號: 001018320010。據張治中自己的說法,大火發生前,蔣委員長傳諭「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 毀了亦有相同說法),張治中乃積極布置焚城,未料日軍未攻到,城已先焚毀。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頁263-267。楊宙康,〈記張耀辰談審判警惕經過〉,收入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第18 輯(長沙:湖南人民 出版社,1984),頁49。
[199]張發奎,〈武漢會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8冊,總 112輯,頁31-32、38。
[200] 亦可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第二章第六節:武漢會戰之中,所收諸電文,頁27-838。
[201]「關麟徵部:以一師駐陽新、任霍軍(第 54 軍霍揆彰部]之總預備隊,其餘部隊。駐大治,於潭源口、石灰、黄石港各處,各分一營布防;而留三團兵力於金牛與贺勝橋駐防,鄂城與 黄州、黃、蘭溪、蘄春,皆應有一團步兵布防。應速派定詳報。」(蔣委員長指示關麟徵軍 兵力部署條論〉(1938年7月27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编一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22-323 。
[202] 前文已有敘述蔣委員長請程潛轉發此電,電文全文可見:「蔣中正電劉和鼎等速率部及第四十 |六師向信陽急進襲擊五里店敵軍右侧(1938年10月6日),《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抗戰時期,典藏號:002020300011096。
[203] 「蔣委員長致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武漢衛戍總司令羅卓英指示即派韋雲淞有力之一師赴李家整布防電」(1938年10月10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頁336。
[204] 陳存恭、張力訪問,張力紀錄,《石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頁125。
[205]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6月7日,頁321。
[20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第五冊,頁305
[207]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8年7月3、15、17日,頁336、342-343。
[208] 張昀其主編,《抗日戰史》,第九章:武漢會戰,頁84-85。
[209] 張發奎,〈武漢會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8冊,總 112輯,頁38。
[210] 徐永昌,徐永昌記》第四,1938年10月14日,頁320。
[211] 張發奎口速,夏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56、398。